发声 | 雷平阳给郑正西两个建议：不要凭空杜撰和饮鸩止渴

细语 | 给郑正西两个建议

○雷平阳

从事写作三十年来，从没与人打过笔墨官司。不想把自己的个体观念强加给他人，也不想在与别人刀光剑影的辩驳中去得到“文学真理”，更不想词穷理绝的去贬损与泼污同道。文学创作之路寂静而又坎坷，个人有限的思想和力量，我只想放在朝前的行动上，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接近自己所渴求的真理与美学奇观。今天写此文，自然也不想找事，只是想就郑正西发布的那批有关我的文章谈点看法，向他提两个建议。

一，不要凭空杜撰

郑正西的网文里，多次出现一个细节。说我去拜访舞蹈家杨丽萍，见到“美女”之后，激动得站在杨丽萍面前哇哇的就哭了起来……我知道细节的力量，自然也知道凭空杜撰这个细节的目的就是为了丑化我，羞辱我。就此我必须申明，这事肯定是郑正西杜撰的或者从什么地方移植而来的。我与杨丽萍不存在“女神”与“粉丝”朝拜式的关系，我们虽然算不上好友，但见面的次数还真不少，有时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有时是朋友雅聚，彼此都很敬重，我见她用不着哇哇的大哭，不会像郑正西说的那样“丢男人的脸”。而且，她的作品《云南映象》公演多年，之后又推出了《云南的响声》等多个舞蹈，其剧场离我家步行只需二十分钟左右，但我一个也没有去观看过。如果想看，她就在舞台上。

郑正西的文章还杜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刘年到《诗刊》打工谋生，王单单因获得华文青年诗人奖入选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按合作协议而去《诗刊》做短期见习编辑，事情非常单纯，但到了他的笔下，他马上将其杜撰为刘年和王单单是我安插进《诗刊》的接班人，意欲在商震退休之后接管《诗刊》。郑正西也是公职人员退休，应该知道国家的人事制度，以刘年和王单单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成为《诗刊》的在编职员，遑论“接管”。再说，我“接管”《诗刊》干什么？郑正西认为《诗刊》是国刊，是腐败的温床，是必须炮击的敌方阵地，可对我而言，那无非就是一本诗歌杂志。20岁时我向它投稿，发表了；36岁时我再以诗歌写作者的身份向它寄稿，得奖了，随后参加了“青春诗会”……，我相信任何杂志都有其标准，作为诗人，如果想发表作品，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抵达，甚至去超越那标准，说白了，就是要用你自己的作品去彻底地征服它。如果你不想发表作品，它就什么都不是；假如你是风骨脱尘的世外高人，你还可以看不起它，视它为一堆废纸。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我不是一个热衷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人，更倾心于结集出版，我想我肯定没有郑正西那么在乎什么国刊。

至于这些“国刊”授我以奖励，郑正西一惯的反应，都是我去谋取的。那我就告诉你，也许你善谋，本人还真不用。用作品说话，我只知道诗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断地写作，不断的出新，不断地提升自己。是的，我获奖的确多，深感受之有愧，也感恩于各个奖项的评委会，但绝非你想象的那么不堪。弯下腰劳动，直起腰做人，这道理我比你明白。你还杜撰我以前主要是写散文的，并出版了五本散文集（当时我写诗也的确写散文，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今天依然写散文不辍），是因为与“国刊”的编辑关系好，这才于2000年抛下散文而转向诗歌创作，目的就是拿奖，也果然拿奖了，想象之病态，心理之恶俗，看待文学的目光之猥琐，真让人觉得在此回应你乃是自损。

二，不要饮鸩止渴

语言是干净的，高贵的，是诗人的故乡。

尊重语言，善待语言，借语言之光照亮自己，应该是诗人的天职和福分。

郑正西也是诗人，其很多网文里却将每个字都注入了毒素，用于谩骂、攻讦、诋毁、污蔑，无所不用其极。他的系列文章《用故事分行的雷平阳成为中国诗歌巨头是诗坛腐败的最好证词》，标题便生造逻辑，或说他便冒充“上帝”推出其强盗逻辑，往我这个他的假想敌头上泼污水、动刀斧。按说，有了如此欲置人于死地的标题，文章理应证据如铁，我理应死无葬身之地。殊不知往下一读，除了历数他所知道的我获得过的诗歌奖和奖金数额（他的文章中，充满了他对奖金数额感兴趣的字眼）而外，他的杀手锏便是一口咬定我的诗歌是“故事分行体”，具体作品“味同嚼焟（蜡，其原文焟）。”展开来评议之后，谈论起“文体”和“现代性”两个诗学问题时，其学术水平却实在难以让人恭维，甚至可以说充斥着的全是自以为是的文字拼装起来的粗陋和浅薄。可以说，他对“文体”并无深入研究，没有文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过程中的语言方式、创造性与想象力乃至思想力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全是盲人摸象，纯粹是在制造笑话。荒唐的是，他却用这样的“理论”作为一厢情愿的依据，认定我的的诗歌“是不是诗都不好说”，进而把我所得过的“官方”与“民间”诗歌奖都判定为“跑奖”所获。就连“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和“天问诗歌奖”这种纯民间的诗学奖，在他看来，都是我“跑”来的。而且因为没有我“跑”的任何“证据”，在他谈“现代文明”这一话题时，虚拟了一个我“骑马进京，没有手机，拍某某人家大门”的场景，设计恶心画面的能力之强，令人不寒而栗。是的，在诗歌界我的确有很多彼此珍视的朋友，包括商震、李少君、朱零等，需要让你明白的是，我与他们的朋友关系建立于他们去所在杂志之前许多年。

我不否认他们对我有诸多提携与帮助，但也绝非你幻觉中的那么蝇营狗苟，整天只会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写诗，做人，不用你来教我，我存在于自己的诗中，但你看不见。这就是之前你那么多谩骂文章我视为粪土而不予回应的原因。你的贬损真的就能让我的诗歌如你所言“一钱不值”？要不你也出版一本诗集试试？你也用自己的诗歌来证明一下自己？照你的宣称，诗歌之神仿佛站在你的一边，优秀的但被遮蔽的诗人也团结在你周围，众多的读者也在为你鼓掌，你就不想也用自己的诗歌去参评一下某些你认为公正的奖项，看看自己是否能折桂、进而匹配你高蹈的言论？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对我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事进行批判时，为了证明我诗作的劣质，他在数篇文章中除了坚持其一惯的诗歌评判标准而外，他所引用的我的那些诗作，比如《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杀狗的过程》《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在安边镇，一愣》等等，没有一首出自获奖诗集《云南记》。说我的作品质量差我没有异议，因为那是他的审美能力所决定的，但他这种偷天换日、恶意移植、挂羊头卖狗肉等诸多暗黑之技相结合的做法，实在令人不耻。

由此，我甚至怀疑郑正西很有可能没有读过我的诗集《云南记》（他在列举我的诗集和作品时，常常连名字都是错的），他的起哄、定罪、谩骂均是别有居心或有疯狂的心魔在作怪。无独有偶，2017年11月，我的新诗集《击壤歌》和《送流水》刚刚出版，在北京小众书坊做首发式，有记者对我进行了一个电话采访，我浅表性的谈到了自己诗风的转变和当前的美学追求，新作中多了明亮和轻逸，少了批判性的现实元素。郑正西读到了这个访谈，马上就上纲上线，以媒体上的只言片语为素材，对我的新作和人格进行了“郑正西式”的曲解与误读。一个普通人的诗歌教养不足，这不足为怪，一个自视甚高的“诗歌判官”，不认真阅读别人的作品，不力争读懂别人的作品，不真诚的去捍卫诗歌的圣洁性，就对别人进行艺术审判、道德审判乃至犯罪指控，实在不可理喻。为了满足自己的黑暗心理，置别人于死地，每一个字都流着毒汁，对自己而言，何尝不是饮鸩止渴？建议郑正西三思。

另外，需要补充一下。郑正西针对我的文章我没有通读，以后也会尽量避开。就我读过的而言，我写“父亲”，他就将诗中的“父亲”视为我死去多年的父亲，语言轻浮，不恭，对其进行嘲笑（恕不引用原文）；我写农村妇女，比如“堂妹”饮农药而死，他就把“堂妹”视为“雷平阳家族”的一员，语言同样不怀好意。至于嘲笑和羞辱我的文字就太多了，均羞于列举。什么是“现实”，什么又是“诗歌的现实”，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样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郑正西均无心领会，一味以缺乏善意的文字对诗歌作品进行曲解，并羞辱作者及家人，读这样的文字，感觉自己误入了地狱里的毒药铺子。同样建议郑正西就诗说诗，不要施毒于与诗无关的无辜者。

两个建议，料想得到郑正西不会采纳，只会另生别义与别解，又写出一些出格的文字。我之所以还是冒着又被泼一身污水的风险向他提建议，真是希望人世间少一点阴损的文字，也愿他心里多几束阳光或月光，同时还想借此澄清一些事实，敬请关注郑氏文章的读者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