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四川盆地的文明化进程新探

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古文明中心的西亚肥沃新月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尼罗河谷、南亚印度河谷等地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同处于北纬30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有利于抵抗天灾人祸。所不同的只是规模不大，而别有特点。且看本来北纬30度线上应属于亚热带回归高压带，干热少雨，所以西亚几乎都是荒漠或半荒漠所围绕的绿洲；而四川盆地则是一个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的红色盆地中的明珠，它有多样化的回旋空间。四川盆地因地处青藏高原的东侧，改变了行星风系，使之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且盆地内地形复杂，气候也复杂多变。从热量带来看，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甚至亚寒带。从水分条件看，以湿润地区为主，西部有半干旱或干旱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盆周山地因高程差异，“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气候垂直带谱结构的多样性很是罕见。因此，带来了本地区生物圈内容的兼容性和多样性。由于地理位置正处在我国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板块与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板块的交接线上，所以古文化的面貌在内部呈显多样性，在外部则呈显出独特的个性。例如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除了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外，可以分为川东峡江地区的哨棚嘴遗址和魏家梁子遗址；川北山地地区的张家坡遗址和擂鼓台遗址；大渡河青衣江地区的狮子山遗址；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遗址和下关子遗址；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横栏山遗址等各有特点。目前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可分成东、西两大区：西区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古城群遗存农耕文化为代表；东区以峡江地区的哨棚嘴文逻遗存则是以渔猎盐业生产遗存为代表。这是长江上游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之一。

第二，四川盆地西区的文明化进程当始于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川西北山地已发现距今约七千年前的广元中子铺遗址含有细石器的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但正式报告尚未发表。就目前比较清楚的考古发现而言，西区在距今4500年前后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宝墩文化时期（约等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已经不是文明化进程的初始出发点了，因为当时的居民已经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聚落已出现了分化，既有几千平方米的小型村落，也有面积广大的建有夯土城墙的中心聚落，最大的宝墩古城达60万平方米，最小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也有10多万平方米。

宝墩文化时期的古城，在城墙高耸的中心聚落拥有一个象征神权的祭祀中心，如郫县古城中心地区面积达55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正是聚落中心的宗教建筑。8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在郫县古城遗址周围所作的区域考古调查证实，在大型城址的周围分布着密集的小型村落，这些小型村落与中心聚落相比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宝墩文化时期这些设防的聚落，如宝墩古城这样巨大的城邑，营造所需的劳务量是十分惊人的，城墙周长达3200米、宽处约25米、高处约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过30万立方米，需要成千劳力、成年累月的劳作，并需要集中的指挥与调度，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已有相当的剩余，社会结构已超出原始氏族组织而变成复杂的酋邦制社会了。郫县古城中的大型庙殿建筑已经耸立在文明时代的门道上，城邑已成为政治权力与宗教文化的中心了。

这些具有两面呈斜坡高大坦荡的城墙的城邑，与其说是用于攻守争战，不如说是在平原低地是防备洪灾的必要设施；在荆莽草莱之中是防御猛兽袭击的屏障；高大的城墉还是部落联盟酋长势大力强的鲜明标帜；也是举行盛大祭祀仪式的祭坛。无论如何，宝墩古城群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重要一步，是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滥觞与前奏是无可怀疑的。

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即三星堆遗址的第二、三期，距今4000年前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出现的三星堆古城是多个城濠相套，有宫殿与民居基址，出土大量的酒食器皿、漆、玉、铜、象牙、陶制作的礼乐器和雕塑艺术品的中心聚落。那里有神巫们在祭祀后埋下的象牙、青铜神人像、神树和玉石礼仪器，罕见的黄金权杖、金面罩等稀世珍宝。说明三星堆古城已具备了文明社会的标志，应是古蜀文明的中心聚落，古蜀国的都城。由此可见，长江上游的城市文明从宝墩文化进入三星堆文化显示了较清晰的进程。

本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可以划分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典型遗存如金沙遗址的商周堆积）和“青羊宫文化”或“上汪家拐遗存”等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基本上与历史上的古蜀国文化相对应，后一个阶段则是因巴文化的西进与蜀文化融合而形成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青羊宫文化”或“上汪家拐遗存”或即相当于东周时期四川盆地内与巴国同时的蜀国文化。

第三，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现有距今7000年前的丰都玉溪遗址。但资料比较丰富的，脉络清晰的要数与“宝墩文化”大致同时的以忠县哨棚嘴、中坝、丰都玉溪坪、万州苏和坪等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代表的“哨棚嘴文化”，其年代也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此后的青铜时代文化与成都平原基本一致，同步发展，如在峡江地区广泛分布的石地坝文化、万州中坝子遗址，忠县哨棚嘴与中坝遗址的夏商遗存等，基本上是具有区域特点（如特有的尖底杯、角杯、圜底罐等）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遗存。乃至于在三峡东部的宜昌中堡岛为代表的遗址群也被称为“三星堆文化鄂西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存都不是高等级的中心聚落，由于三峡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制约，农耕文化显然不如西部的成都平原，渔猎经济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与《华阳国志》所记载的“（蜀）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的历史信息是相吻合的。

忠县中坝遗址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连续发展的大型聚落，它最引人注目的出土物是大量圜底罐和尖底杯、角杯的存在。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虽然从西周中、晚期也出现一定数量的平口圜底罐（釜），但数量远不如渝东地区，而不见花边口圜底罐和角杯。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大量出土的圜底罐和尖底杯、角杯应是专业性的生产用器，即盐业生产用器。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材料显示，盐业生产乃是后来为巴人传承的最重要产业。

尖底杯、角杯在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中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出土量最大的器物，这种现象在哨棚嘴、瓦渣地、李园、邓家沱等遗址中均是如此。这种角杯口径4.5、高6~14厘米，原以为是酒杯，美国的巴盐（Dr.IanBrown）根据国外资料，认为是制作盐块的模子和运输的容器。郑州大学的李峰还以实验加以证明。花边束颈圜底罐在商代即有出土，至西周大增，到东周时大盛，已占出土陶片总量的95.98%，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孙智彬先生等实验证明也是煮卤制盐的容器。

可见，三峡地区的盐业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程是同步的，这是与成都平原古蜀以农业立国是大不相同的。任乃强先生甚至认为东周时峡江地区盐业的盛衰与川东巴国的建立、强大及其衰微有密切关系。

第四个特点是本地区的聚落形态可称为“坝子文化”，本地区的古代遗存大都分布在被丘陵切割的江河沿岸阶地的平坝上。据《广韵·䘞韵》：“蜀人谓平川为坝”，故以“某某坝”为地名在西南云贵川地区比比皆是，何止千数。成都平原就被称为“川西坝子”，它是一块镶嵌在四川盆地西边山前的东北——西南向伸展的新月形冲积平原，长约140公里，最宽处约50公里，也是四川盆地一块最大、最富庶、古文化最发达的坝子。此外的大小坝子一般地势不开阔，例如嘉陵江支流涪江自射洪金华镇以下，就有猫儿坝、牯牛石坝、于家坝、太平坝、大宫坝、张家坝、小榆坝、水洲坝、大中坝、柳树坝等以坝命名的河阶平坝，最大的长宽尺度在9.5×1.8公里，小的不过2.5×0.8公里。所以在这些小坝子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规模都不会很大，不可能形成如黄河流域、江汉平原上那样的大规模聚落。但它们三五成堆大小配搭形成聚落群，若即若离地沿着河谷呈线状分布，形成一连串交通孔道上的节点。成都平原地势较开阔，环境条件优厚，自然形成中心聚落。可是成都平原又不算太大，几个大聚落挤在一起，又不可能具备古代黄河流域大平原上聚落间所有的间隔隙地“瓯脱”，因此为了各部落自身的安全和观瞻，为了本部落疆域的封树，人们不惜人力物力，建造起高耸的城堡，逐步形成设防的城邑群落。它们正是通过周围四面串珠状分布的大小聚落，逢水搭（笮）桥，逢山开（栈）道与祖国大地上的其他同时代聚落，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巴蜀地区虽然四面环山，但因此就认为“蜀道难自古以来封闭”的观点是不确切的，亲来考察过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这样写道：“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夏商西周时期的长江三峡地区未能形成大规模聚落，还是受这种“坝子文化”制约的社会展模式所造成的结果。峡江地区崇山峻岭，平坝更小而少，可以云阳佘家嘴遗址先秦聚落为例，“因为这一地区长江水道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均为陡峭悬崖，自古以来就有‘巴阳峡’之称，行船艰难，捕鱼不便……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这里聚落规模较小，文化遗存零星，只能与山内丘陵地带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土著人文聚落”。只有到了汉唐以后随着长江航运的发展才有了在此小地盘上重复建起稍具规模的聚落，一直沿袭至今。

到了东周时期，因巴人受楚国的挤压而西进，深入到盆地东部，就出现《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这样的中心聚落。研究表明，目前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战国墓地很可能就是“先王陵墓多在枳”的遗存，而其它“巴子四都”还不清楚，对其探索应该成为今后本区田野考古的工作重点。

由此而形成的第五个特点是本地区的古代部族众多，此兴彼伏，而又各有中心，可从四川盆地巴蜀的历史发展中看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是有“蜀”无“巴”，巴是东周后才迁入四川盆地，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早期的“巴”是活动在汉水流域的，对此童书业、徐中舒、蒙文通、邓少琴、张正明等先生等都有明白的论述，此不赘述。

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土著民族有多少?蒙文通先生曾从文献典籍中剔抉出数十个，如：彭、卢、僰、鱼、资、青衣、丹犁、枳、蔓、郪、果、杨、髳、巫咸……等等。并指出古代蜀王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也都各为一族，互相有时联盟、有时征战、此兴彼亡有变化。那末，古代巴国内的上层也当如此，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巴夷王”“白虎夷王”“夷侯”“邑长”“邑君”等等名目繁多的族长的名号，又有“廪君蛮”“板楯蛮”“巴賨”“枳巴”等名目。直到秦汉时期巴蜀之地的民族还是很多的，《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地的外族奴仆有：“（蜀有）滇、獠、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我们认为本区的民族系属虽然复杂，而其本底一部是氐羌，一部是濮越，夏商周时的古蜀国和东周以来的巴国就是在对这些古蛮族的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笔者曾在《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中指出：这种此消彼长、错综复杂的古代民族关系，在我国先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蜀国只有一个，即文献记载的由蚕丛、柏灌、鱼鳬、杜宇、开明各部族轮流坐庄的“蜀国”，考古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就是蜀国的中心，其核心区的广汉的“三星堆文化”与成都的“十二桥文化”，辐射至四川盆地及邻近地区的蜀国领域内，诸多发展不平衡的民族（统称为“蜀人”）的文化在其涵盖之下，这就是“蜀文化”或“蜀文明”，共同形成了一个“古蜀文化区”。

同理，文献记载的“巴”甚多，而巴国也只有一个，即“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的那个“巴国”，西周时是与濮、楚、邓等国相邻的“周之南土”，巴国的属下也有许多发展不平衡的诸民族如常氏《巴志》所载，但因巴国在江汉被楚所逼而西迁四川盆地，致使领域变化较大，也就是说此后四川盆地东部是巴的领域，虽有消长，而此地区内的诸族可统称为“巴人”，其文化也就是“巴文化”了。

东周以来巴国与蜀国同处一域——四川盆地内，虽然时有不和，史称“巴蜀世战争”，其实“巴”与“蜀”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已拧成了一股绳，互为依存而不可分离，共同构筑起中国先秦史上辉煌一地的“巴蜀文化区”。战国后期秦为统一六国而先灭巴蜀作为基地，就是利用了巴蜀之间的不和，得以分而破之，历史明鉴发人深思。

综上所述，本地域的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直接影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中间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我们同样还会感觉到这种巨大的历史文化影响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