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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诗第一人叶伯和(上)

2019-12-5 15:42| 发布者: 四川文化网| 查看: 3987| 评论: 0|原作者: 四川文化网|来自: 四川文化网

摘要: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之时,人们又想起了他,想起了他诗中的那只萤,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之时,人们又想起了他,想起了他诗中的那只萤,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

在日本留学时的叶伯和

  叶伯和(前排左3)与张伯龙(左1)、闵震东(左2)等参加抗战募捐飞机活动后合影于成都少城公园楠木林。 叶中亮供图

叶伯和与夫人廖赞和。 叶中亮供图

府河边的雍家渡。龚静染供图

  

龚静染/文
民国闻人在四川11

  “离城20里许,是我们的田庄,有一院中国式金漆细工加上雕刻的宅子,背后是一大森林,前面绕着一条小河,堤上栽着许多杨树、柳树,两岸都是稻田……”这是四川新诗开山鼻祖叶伯和先生1920年在《诗歌集》的自序中对故居的一段描述。
  今年5月初的一天,我同叶伯和的曾孙叶中亮一起来到了成都金牛乡雍家渡,这里就是叶伯和写到的地方。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田庄—叶伯和故居,那里被当地人称为叶家大院,抗战时期为躲避轰炸,成县女中(今成都七中前身之一)曾迁到这里办学,是个不小的院子,如今却只剩下一间残破的堂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背后的大森林也不见了,远远看到的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四周已经被各种建筑占据,而一条高铁线正在面前不足五十米的地方开建,当年宁静乡村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但不远处那条清澈的府河没有太大变化,过去叶氏族人常常坐船进城,平畴远风,良苗怀新,这条小河也给两岸带来了诗情画意。

壹 家学渊源
父子三人同赴东京留学

  雍家渡,是成都府河上游一个古老的渡口。据传自唐宋以来,这里就是成都城郊的大渡口,过去顺岷江而下,转入府河,一般都是在这里装船或卸货,盐布铁锅、洋广杂货都要从这里西出成都运往广大的川藏地区。当年的雍家渡非常热闹繁盛,叶氏家族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在此繁衍生息,叶姓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在这方圆几里的地方,地图上至今还能看到“叶家院子”、“叶家祠堂”、“叶家河心”、“叶家染坊”这样的地名,而叶伯和就出生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的《叶氏宗族全谱》,里面是这样记载叶伯和的:“叶式倡,字伯和,学名式和,成都府学附生,日本法政大学东京音乐学院毕业,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教授,成都市政府参议院。生清光绪己丑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时,娶廖氏华邑恩溥公次女,名赞和,生光绪戌子年八月初九日亥时,卒民国三十年十月二日,阴历辛已八月十二日亥时。”
  叶伯和的祖父叶祖诚是清光绪年间五品衔光禄寺署正,浩封朝议大夫,所以叶家是雍家渡一带的名门望族。叶伯和的父亲叶大封做过清附贡生,以知州候用,但还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就感到清王朝不保了,便带着一个18岁、一个12岁的儿子东渡日本去求学,父子三人同时出洋留学,成一时美谈。
  叶大封到日本读的是法学,回国后曾一度出任四川省公署秘书长、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后来又在指挥街挂牌替人打官司,与巴金的叔父李华峰一起被称为“南北二峰”,在民国年间是成都有名的大律师。
  叶伯和是他的长子,天资很高,很小就能读《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深奥的经学著作,被乡人誉为神童。13岁那年,翰林院编修、学使郑叔进面试他,当场授以附生(秀才之一种),但叶伯和没有选择去读书致仕,而是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贰 古琴世家
因为音乐而爱上诗歌

  叶家是古琴世家,辈有人才出,“成都叶氏向来是得了琴学中蜀派的正传的”,蜀派古琴大师叶介福、叶婉贞父女就是叶伯和的祖辈。抚琴赏鹤历来是士大夫的风雅,叶家也不例外,所以叶伯和从小耳濡目染,对音乐非常热爱,“我从小熏染,也懂得一些琴谱,学得几操如‘陋室铭’、‘醉渔’、‘流水’。”(叶伯和《诗歌集》自序)所以,他很早就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音乐的种子。
  叶伯和17岁时与表姐廖赞和结婚,18岁(1907年秋天)便与父亲和二弟叶仲甫同赴东京留学。他的这段人生经历,叶伯和曾在《二十自叙》中为自己做了个概括:“十二通经史,十三入党庠;十五学科学,十八走扶桑。”
  “扁舟一叶出夔门,故国山河绕梦魂”,在去日本路上,从未出过川的叶伯和被外面的世界深深震撼了,名山大川一路走过,诗情被激发了出来,叶伯和在《诗歌集》自序中写道:“从此井底的蛙儿,才大开了眼界,饱饮那峨眉的清秀,巫峡的雄厚,扬子江的曲折,太平洋的广阔,从早到晚,在我的眼前的,都是些名山、巨川、大海、汪洋,我的脑子里,实在是把诗兴藏不住了,也就情不自禁的,大着胆子,写了好些出来。”
  叶伯和的白话诗写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他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这里有个插曲,叶氏父子到了日本后,叶大封要叶伯和同他一样去学法政,但叶伯和偷偷去考了东京音乐学院,让叶大封大为不满,认为中国要建成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的是务实型人才,但事已至此也就只有迁就他的爱好了。而让这位父亲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因为音乐而诗歌,成为中国白话新诗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有史可查的四川新诗第一人。
  在日本求学期间,叶伯和开始对西方诗歌感兴趣起来。为了便于直接阅读,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英语。最早给他影响的诗人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诗人爱伦·坡,那时候爱伦·坡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诗人,叶伯和通过爱伦·坡看到了中国古体诗与西方诗歌的差异,认为爱伦·坡的诗比很多中国诗“更真实些,缠绵些”。周作人评价爱伦·坡的诗歌“善写悔恨恐惧等人情之变”,西诗的自由表达对叶伯和的影响很深。
  其实,在未接触西方诗歌之前,叶伯和对中国古诗词也是颇为倾心的,特别是《长干行》、《长相思》这些词牌作品,大多写的是两情相悦,寄托的是男女间的思念之情。叶伯和新婚不久就告别妻子远赴日本,对一个刚刚打开人生旅程的青年来说,这样的情愫很容易被那些缠绵悱恻的诗句点燃。
  叶伯和喜爱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以“妾”的身份来讲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但这是中国式的表达,他也有这样的思念需要倾诉,时空并不能阻隔他的诗情迸发,他对诗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需求。

叁 喜欢泰戈尔 
《心乐篇》是最早白话诗之一

  一个在传统文化中长大的人,诗歌教育是从古体诗开始的,而澎湃的诗情要冲出格律的栅栏,他还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变成华美的诗行,所以叶伯和经历了“一句都写不出来”的苦闷阶段。
  但叶伯和似乎很快就找到了一把钥匙:通过诗歌和音乐的融合,就能够打开通往新诗歌的大门。而这时,叶伯和就同爱伦·坡遭遇了。爱伦·坡关于诗歌音乐性的主张让叶伯和找到了知音。爱伦·坡认为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音乐通过它的格律、节奏和韵律等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如此重大的契机。”“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从而使灵魂的斗争最逼近那个巨大目标—神圣美的创造。”
  留学期间,叶伯和生活在音乐的世界中,这段生活他在《我的小弟弟》一文中有所反映。叶仲甫(叶伯和二弟)是个精通四弦琴的翩翩少年,在一个月明如画的晚上,他在寄宿的楼上,弹奏起了贝多芬的月光曲。就在这时,有个年轻的女声和着他的琴声轻轻唱了起来,琴停音住,琴起声扬。突然有一天,在叶仲甫每天早晨上学必经的路上,一扇角门突然推开了,里面出现个秀美的少女,她望着他,仿佛在问:“那一夜奏琴的是你么?”而他也看着她,似乎也在问:“那一夜唱歌的是你么?”后来叶仲甫不幸去世,但这段故事成为了叶伯和心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其实,从这里也发射出了他们的生命信息,音乐和诗、青春和激情几乎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才罢琴音又读诗”(《伯和诗草》),在诗与音乐水乳交融下,叶伯和就想“创造一种诗体”,叶伯和《诗歌集》自序里记录到,他甚而大胆地想:“不用文言,白话可不可以拿来做诗呢?”
  在当时,这样的想法是惊世骇俗的,但跟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一脉相承,经历了千年的中国古诗迎来了长夜破晓的时刻。这一时期,他的思考跟整个中国诗歌语言新旧分野是同步的,或者说与中国诗歌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蜕变是同时的,虽然当时叶伯和的诗学思想尚稚嫩,处在萌芽状态,但他的好奇和敏锐都具有先知的意味,而这都让他成为了中国新诗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应该看到,中国早期新诗大多都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而最早期的那批写作者大多具有留洋的经历,如胡适留学美国,徐志摩留学英国,艾青留学法国,他们是最早接触到外国诗歌的一群人,可以说西诗资源是他们创作的新动力。叶伯和也不例外,留学海外,新观念、新思想让他耳目一新。
  随着阅读面的扩大,他又喜欢上了泰戈尔,认为其诗“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他把爱伦·坡和泰戈尔当成自己的偶像,原因是他们与音乐的亲密关系,音乐正是叶伯和心中万千诗情的催化剂。
  宋代史学家郑樵说“诗者,人心之乐也”,叶伯和深许之,并为此写过26首《心乐篇》,心乐二字就源于此。《心乐篇》中的诗歌华丽、唯美,是叶伯和最早创作的一批白话诗,也是他一生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作。
  当那翠影,红霞映着朝阳的时候;
  仿佛她戴着花冠,羽饰;穿着黄裳绿衣;
  —亭亭地站立在我的身旁。
  我想和她接吻,却被无情的白云遮断了!
  听呵!山泉儿流着,好像特为她传电话。
  小鸟儿歌着,又像是想替她做邮人。
  我忍不住了,便大声呼她:—
  但她只从幽深的山谷中照着我的话儿应我。
 

 ——叶伯和《心乐篇·新晴》

  《新晴》是《心乐篇》中的一首,就艺术性而言,在当时白话诗中堪称杰作。把天空下新晴的景象比喻成一个幻美的女郎,语言的转换自然、纯熟,不依托古诗意象,借法西诗技艺,想象极为瑰丽飞扬,可以说这首诗达到了中国早期现代诗歌的某种高度。1923年4月,叶圣陶在看了《心乐篇》后,曾经在给叶伯和的信中写道:“读《心乐篇》与我以无量之欢欣,境入陶醉,莫能称誉矣。”
  在日本这一段,是叶伯和的创作高峰期,他写的不少诗歌收入了他的《诗歌集》当中。
  《诗歌集》1920年5月由上海远东印刷所出版发行,共收入诗歌84首,被称为新诗时代的一只萤。诗集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得到了蔡元培、郭沫若、周作人、叶秉诚等人的赞誉,同时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响应,有上百人写信找他交流切磋,以为知音同道,但反对、讥讽的声音也不少,有人认为白话诗“不成体统”,为保守文化势力痛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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