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诗第一人叶伯和（下）

叶伯和长女叶胜男（前排拉大提琴者）与同仁的音乐活动合影。龚静染供图

叶伯和著作《诗歌集》。
　　叶中亮供图

位于成都金牛乡雍家渡的叶伯和故居。龚静染供图

　　中国音乐学院收藏叶伯和所著的《中国音乐史》。 叶中亮供图

龚静染/文　
民国闻人在四川12

　　叶伯和的第一版《诗歌集》虽然有了一定影响，但可惜比胡适的《尝试集》晚一个多月，所以从时间上看，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部新诗集，当然它毫无争议是四川第一本新诗集，比郭沫若的《女神》要早一年多面世。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对中国早期新诗的研究中，叶伯和很少被提到，他的重要性被严重遮蔽。现在来看，这固然跟他深处四川内地，信息闭塞，偏离新文化中心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与他后期把创作放到音乐上而疏离了文学有关。

壹
开风气之先 京剧科班让男女同场看戏

　　实际上，叶伯和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是放在音乐上的，而且他在音乐著述上的贡献更大。从1912年开始，叶伯和就任成都乐歌体育专修学校音乐科教授，并撰写了我国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这本书在音乐界有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发轫之作，相当于胡适的《尝试集》在文学界的地位。
　　叶伯和一生做了大量跟音乐有关的工作，且大多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如1913年11月，叶伯和在祠堂街关帝祠开办京剧科班—和字班，他亲自任经理，开售女宾票，男女同场看戏。
　　1914年，叶伯和又应聘到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四川大学前身），着手筹建手工图画兼乐歌体操专修科，教授乐歌、音乐史、和声学、乐器使用法等专业课程。闵震东在《叶伯和传略》中回忆写道：“每当全校纪念活动，或国家庆典，先生常出席参加，指挥全校学生唱校歌及国歌，有时他亲自演奏小提琴或风琴以相伴奏。先生上台指挥演出，神采风度，给人印象甚深。”
　　十年之后，叶伯和辞去教职，到成都通俗教育馆任音乐部主任，筹建了成都音乐协会，1927年他还组织过一次贝多芬逝世百年音乐会。所以，叶伯和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都放到了音乐的创作、教育、普及推广上去了，以至于后来很多人把叶伯和当成音乐家、教育家，而不知道他的诗人身份。

贰
留学唤醒创作 创“歌类”新诗被传唱

　　但《诗歌集》对新诗的贡献是不能被遗忘的。首先，叶伯和是中国最早一批白话诗人，他的创作时间可以推到1907年以前，他比胡适早留学3年，也就是说他开始写诗可能要早于胡适，比郭沫若更早，郭是1914年才留学日本的，晚他7年。叶伯和在留学归来的时候，曾说“我自浮海换，诗词始长进”（《归国时途中作》），这证明留学对他诗歌写作的影响，被唤醒的新诗意识源于留学的契机，他们是幸运的，也是最早在黑夜中摸路的人，叶伯和的新诗探索精神和成就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发掘。
　　其次，叶伯和在诗歌与音乐的融合上有独到之处。在《诗歌集》中，叶伯和把作品分为了“诗类”和“歌类”两种，“歌类”更注重音韵和文字排列，便于歌唱。但形式并没有影响表达，如《萤》这首虽然是可以唱的“歌类”，但诗意非常浓郁，不亚于任何一首“诗类”的诗，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还呈现了一个时代的隐喻：
　　萤！你造的光，这样细微，还被秋风吹！
　　呀！黑暗暗的，光头虽小，做书灯也好。
　　被谱了曲的“歌类”朗朗上口，容易在大众中传播。过去在雍家渡一带有个榴荫小学，现在已经不在了，但还有一些老人会唱《榴荫小学校歌》，这首歌就是叶伯和写的，可见他的诗通过歌的形式曾在民间生根发芽。
　　叶伯和创作了大量如“歌类”这样的新诗，足见他非常重视诗歌中的音乐性，所以《诗歌集》与《尝试集》在创作个性上的差异也在于此。应该说他在白话诗的韵律上是有过深入研究的，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后来何其芳等诗人提倡新韵律诗，其实叶伯和是比他们更早的先行者。
　　叶伯和的诗歌创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说《心乐篇》是他早期比较纯美的诗歌，具有浓烈的青春气质，那么回到成都后，特别是人到中年后的叶伯和，诗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他的诗开始转向关注现实，风格渐入沉郁之境，这一时期他写了《乡村的妇人》、《疲乏了的工人》、《孩子孩子你莫哭》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如《战后之少城公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满地的残荷败叶，
树枝上时有寒蝉哀鸣。
酒肆寂然无声，
茶社两三人，
道旁游玩的，
只几个缠着绷带的伤兵！
　　叶伯和曾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工作，诗中反映的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成都一景，而目睹的一切都让他心灰意冷，他在《三十自叙》中写的“母死弟亡城市变，都为军人大激战”，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情状。
　　叶伯和后期的诗喜用白描，语言平实，常有悲怜情怀，诗歌成为了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也跟他前期新锐、浪漫、唯美的诗风大相径庭，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现代性方面的探索有所停滞，诗的翅膀变沉重了。
　　除了世道的炎凉，叶伯和后面的人生之路也越来越坎坷。还未满30岁，叶伯和就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不仅是母死弟亡，他父亲叶大封因为得罪了某军阀而遭绑架，索要10万大洋，倾家荡产获救后逃往重庆，但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世了。接踵而至的灾难让叶伯和常常处于悲愤、绝望的状态，如果说叶伯和之前是一个唯美浪漫主义诗人，之后就变成一个悲观现实主义诗人了，而这个分水岭横亘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人物样本。

叁
出资创办《草堂》组建四川首个新文学社团

　　叶家一直有耕读传家的传承，在成都创办过多个学校，如奉思小学、崇实学堂、榴荫小学等，对成都早期的教育有不小的贡献。所以，在从事诗歌写作的同时，叶伯和也意识到了文学的启蒙意义，“我十年以来，已经把我在海外贩回来的西洋音乐，贡献给国人了；最近又想把我数年研究的新文艺，贡献出来。”（《新诗集》第二期再序）所以，他不仅自己搞新文学创作，同时还发起同仁刊物，这就有了1922年由叶伯和发起组织的四川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成都草堂文学研究会成立，并于当年11月30日创办了会刊《草堂》，这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本文学杂志。
　　1923年1月，周作人在北京读到《草堂》后，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读草堂》：认为这本新鲜的杂志“实在是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为造成伟大的国民文学的元素，所以极为重要。”同时，《草堂》也给了他良好的阅读感受，“能觉到有那三峡以上的奇伟的景物的地方，当然有奇伟的文学会发生出来。”
　　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读到《草堂》后也非常兴奋：“……吾蜀既有绝好的山河可为背景，近十年吾蜀人所受苦难恐亦可以冠冕中夏。请先生常与乡士亲近，且目击乡人痛苦，望更为宏深的制作以号召于邦人。”
　　1935年，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像是草堂文学研究会，有《草堂》出至四期便行停顿了……”那么，《草堂》的变故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在地方出版发行新文学杂志困难重重，周作人就说“向来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虽然各地方的人都有，但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种文艺的定期刊物也在两处发行。”这主要指的是现代文学在当时落后地方还缺乏应有的土壤，所以，叶伯和在成都办《草堂》杂志非常不容易。另外，办杂志需要一定条件，经济的支撑、同仁的合力很重要。《草堂》只办了四期后就更名为《浣花》，说明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故，但不管怎么样，《草堂》的出现把四川的现代文学时间往前拉了一大步。
　　《草堂》创刊于1922年11月，停刊于1923年11月，只办了4期，正好一年时间。这本刊物的办刊地址就在叶氏私宅—成都指挥街104号，这其实只是个通信地址，没有专职的编辑，全凭几个文学界同仁的一片热情。办刊主要靠叶伯和出资，杂志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有代销处，但总的发行量很小，影响受限。这也看出了当时四川的文化边缘地位，其实当年类似的杂志在上海、北京相当活跃，很多诗人作家都是从这些杂志中走出来的，如四川的一批青年文人创办的《浅草》就比《草堂》在文学史的地位更高，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在上海创办的，但《草堂》的时代先声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草堂》的办刊时间虽然比较短暂，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也有积极的贡献。当年19岁的巴金就以“佩竿”的笔名在《草堂》第二期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同期还翻译了俄驾尔洵的小说《旗手》，这是巴金最早期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草堂》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
　　叶伯和有辉煌的前半生，但后半生却非常落寞凄凉，他经历了“五载三丧”，母亲、祖母、女儿分别在5年中相继去世。但丧亲之痛没有结束，1940年他的妻子又在乡下病死，他搬到城内锣锅巷居住，不料住宅不久失盗，而茶店子的两间私房又遭火灾，损失惨重。叶伯和本来就体弱多病，在接连的打击之下，遂谋短见，于1945年11月6日深夜投井自尽，年仅57岁。
　　叶伯和葬于雍家渡南，叶氏祠“受枯堂”西。
　　“离城20里许，是我们的田庄，有一院中国式金漆细工加上雕刻的宅子，背后是一大森林，前面绕着一条小河，堤上栽着许多杨树、柳树，两岸都是稻田……”叶伯和1920年在《诗歌集》自序中的一段描述，也正是当年叶伯和的安葬之处。
　　2017年是中国新诗百年之时，人们又想起了他，想起了他诗中的那只萤，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
　　五月的一天，我同他的曾孙叶中亮先生一起来到了雍家渡，不仅是寻找历史的痕迹，也是为了那不应忘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