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华：长篇纪实文学《南京上空的孤鹰》中篇飞鹰在江南大地奋飞（2）

四川文化网 2019-12-6 09:56 1598人围观文学作品

　　航校以笕桥旧大营为基地，圈地200余亩，大兴土木，拓辟机场，建筑工厂和飞机棚，扩展校舍。还在沪杭铁路铺设专用支线，通过工厂机棚，直达半山军火仓库。兴建航空新村“醒村”，开设航空子弟小学和幼儿园。1933 ...

　　航校以笕桥旧大营为基地，圈地200余亩，大兴土木，拓辟机场，建筑工厂和飞机棚，扩展校舍。还在沪杭铁路铺设专用支线，通过工厂机棚，直达半山军火仓库。兴建航空新村“醒村”，开设航空子弟小学和幼儿园。1933年，又在河南开设洛阳分校。

　　蒋坚忍在航校虽然位高权重，但他明白，要领导空军，自己非得先成为空军人物不可。于是他不管太太哭哭啼啼的劝阻，随同飞行科学生学习飞行。上午飞行，下午办公，天上地下，陆空两栖。过了一年，第五期飞行生毕业名单呈到蒋介石跟前，蒋坚忍的名字就在其中。有人趁机打小报告，说是蒋坚忍凭借副校长的地位，表面上随班飞行，实际上没有学会飞行技术，只是想骗取资格，冒充空军。在举行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临杭州，检阅毕业生的成绩。翁家埠轰炸机场的角落上搭起一座草棚，作为实弹轰炸的假想目标。毕业生先是成队飞行，然后转为单机表演，一个个单机俯冲，实弹轰炸。蒋坚忍驾驶的轰炸机掠过机场上空，向草棚俯冲，炸弹落处，火光熊熊，草棚被击中了。蒋坚忍下了飞机，满面春风地走回检阅台。蒋介石连声称赞道：“好！好！你成功了！”于是，中央航校第五期轰炸科的毕业文凭落到蒋坚忍手中。

　　中央航校的学制是由美国顾问帮助订定的。学生经录取后入伍教育六个月，飞行科初级飞行教练和中级飞行教练各三个月，然后分组进入高级飞行，驱逐、轰炸、侦察各为六个月，共计一年半时间。飞行科每天上午飞行教练，下午上学术科和政治讲堂。高级班的飞行员则在下午飞行。机械科学行上午上讲堂，下午到附属工厂实习。课堂除一般的理论讲堂之外，还有装置特殊设备的轰炸教室、侦察教室、无线电教室等。

　　以退伍上校裘伟德为总顾问的美国顾问团一共十余人。这些人在职务身份上是飞行教官、机械教官和机械士，但从其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十足的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起初，他们住在杭州西湖的西冷饭店，每天由学校派汽车接送。后来，学校便为他们在飞机场附近盖造华丽的洋楼，设办西餐厨房和供他们打牌、跳舞的俱乐部。

　　1936年春，军事委员会和航空委员会都迁到南京，蒋介石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蒋介石为空军中将，宋美龄为少将秘书，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在航空委员会的邀请下，“意大利顾问团”到了中国，带来墨索里尼赠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一架“卡帕罗尼”号巨型座机。意大利顾问团同样是一伙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卡帕罗尼”号飞机一经试飞，方知是一架陈旧落后、性能很差的木制“航模”。飞行人员谁也不愿意驾驶它，怕出危险，蒋介石更没是有乘坐过一次。更有甚者，他们与日本鬼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试图窃取中国的军事情报。

　　飞鹰在这里成长

　　但这一切，对于乐以琴这样的热血青年，他们是看不到、也听不到。激荡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永远是一腔一点燃就要燃烧和爆炸的热血。

　　当乐以琴和他的第三期学员战友走到中央航校的大门口时，只见两枚大炸弹作为路标，旗座下面是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几排字，教官厉声喝道：这是中央航校的校训，请你们大声朗读出来！

　　“我们的身体和飞机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走进航校的当晚，是一个月圆的日子。

　　乐以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窗外的月亮，他向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再次表达了他已作好为国牺牲的准备：

　　“河山变色了，民族快沦亡了，敌人的凶焰像潮水般涌来，我眼看着日寇这样横行，心中的愤恨如烈火燃烧。我不忍看着同胞们被惨杀，我不愿再坐在课堂读书了，我决意从军，为国牺牲，为争取民族生存，宁可让我的身和心永远战斗，战斗，直到最后一息！”

　　1933年9月1日，乐以琴等第3期学员正式进入笕桥校本部。学员的具体要求是，具有强健的体魄，且具备“正确的认识、清晰的头脑、丰富的学识、敏锐的反应、优越的技能、追求新知的热忱与勇敢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苛刻的标准使国民党空军入选的淘汰率达到了54%。设置如此之高的门槛不仅因为空军的特殊地位，还与当时亲任中央航校校长蒋介石的重视密不可分。少数学员被幸运录取后待遇极为优厚，见习期间的薪水为每人每月银洋75元，半年后见习期满，即加到银洋150元，在当时等值于黄金9两。那时候，即便每天大鱼大肉，一个月所花银洋不过十多元而已。花不完的薪水可以去杭州、上海订制面料最好的西服、买进口相机、自行车。这些飞行员被称为“飞将军”，他们享受的物质待遇，远远高于同级别的陆海军军官。学员们都订制最好的衣服，享用最佳的伙食，选购照相机、马靴等奢侈品，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拥有汽车的也不乏其人。飞行员刘粹刚为博得美人芳心，就曾经花大洋500元从美国订制了一辆福特牌小汽车。

　　也许有人会觉得高官厚禄是年轻人积极进入航空队的主要原因，但其实并非如此。在招生要求中对报名人员的高中学历，学历要求决定了他们大都家境优越——有钱送他们读书，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富商和高官子女，堪称一群报效祖国的“富二代”。

　　此时，第3期航校学员又加收了南京陆军官校转来的部分学员，飞行学员总人数达到130多人，然后经过初、中、高级飞行训练，超过一半的学员遭到淘汰。

　　从报考航校的那一天，乐以琴就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中国空军起步最早的是东北奉系。1920年，张作霖开始组建空军，但让人唏嘘的是，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空军的各种飞机200多架，全部落入到日本关东军手中，在东北飞鹰队中，有“战神”之称的高志航只得从东北一路逃亡，投奔到了南京中央航空署，成了中央航校的教官。

　　乐以琴的飞行教官正是高志航。

　　高志航，1907年5月14日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今属吉林省)三棵榆树村一贫农家庭，父亲高景文，母李氏。在家里8个孩子中为长子。童年时期在家务农，9岁入学。1920年考入奉天(沈阳)中法中学。同年，13岁的他为减轻家庭负担，毅然投笔从戎，转入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1924年东北军扩建空军后，他改名高志航，报名赴法国学习飞行。1926年开始主修驱逐机专科，毕业后又授军士军衔前往南锡的法国陆军航空队第23驱逐团见习。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陆军衔)驾驶员，旋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此间，由于他对技术精益求精，故每次演习均获得奖励。然而在不久的一次演习中，由于机械故障，不幸于降落时右腿折断。后经南满医院治疗，腿虽复位但稍有弯曲。因对驾机存在障碍，不得不在哈尔滨医院打断另接。愈后，腿比原来短一分，要靠穿后跟鞋调剂。通过自身努力，很快就恢复了驾驶，而且技术上比以前更有进步。因此得“高瘸子飞行员”绰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受张学良命令撤入关内，以待国联裁决，实行不抵抗主义。此时，高志航目睹日寇横行，惨杀同胞，觉得耻于留在敌占区，便将家属遣返原籍，只身一人化装入山海关，准备投靠山东韩复榘军队。后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因其东北军身份受到排挤，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

　　在1932年春航委会第一次检阅时，高志航的飞机虽在起飞时出现过小小意外，但其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娴熟技巧却给在场的所有观摩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非但未受到处分，反被提升为第时中国空军装备的8队的中尉分队长。此后，他通过刻苦自修，很快就掌握了在国际上堪称一流的夜间不打灯起飞、倒飞和弧形飞等飞行绝技，并在第2次检阅时名列第一。随后成为航校驱逐机班的上尉教官。半年后又晋升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附。

　　“你们有为国牺牲的决心吗？”

　　飞行的第一课，高志航把他满腹的家仇国恨也传递给了学员们。

　　高志航点燃了学员们的怒火，强烈的爱国热忱激励着他们渴望早日飞上蓝天，与日本空中强盗决死搏击。

　　在训练时，由于中国空军有两套飞行教育体系同时或分别在运作，一套是由美籍教官主导的，一套是由意大利教官主导的，双轨并行的训练，造成了训练的混乱。在《中国空军抗战记忆》（朱力扬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中，就有乐以琴写给同学的信，里面透露出无奈的话语：

　　意大利总顾问，一开口就说：“诸位刚从杭州来，诸位是中国健全制度的新青年，中国需要诸位的是于将来战争时发生很大的效力，意大利政府与中国政府交善，所以他以法西斯蒂（指法西斯主义的组织或成员——笔者注）的精神来帮助中国发展空军……

　　诸位！更要知道目前中国空军，是有意大利顾问和美国顾问在帮助发展，到底谁好谁坏，谁能将中国发展起来等问题，在诸位脑中不要去管……”

　　教条的理论，乐以琴等人不得不学，毕竟还要考试。好在还有高志航等教官的飞行教学，让他们学到了真本领。

　　为解决“活”和“准”的问题，高志航经常在飞行训练完毕后把队员集中到跑道上，检讨飞行中的问题。

　　有一次，高志航就飞机被敌机咬住尾巴射击时，怎样予以摆脱的问题和大家一起研讨，他说：“如果发现敌机在你的座机背后追上来咬住你的尾巴，越逼越近，你就应该立即采取应变措施——马上翻一个筋斗，然后将机身拉高，绕到敌机背后，出其不意，反咬住它的尾巴，变被动为主动，这时就可以按钮射击。”

　　有的队员认为这个动作难度太大，为难地说：“向外那样翻筋斗再立即拉高，离心力太大，飞机和人都受不了抗力，很难做到，恐怕不行。”

　　“谁说不行？那种抗力也只是片刻。我们要锻炼这种抗力和耐力！”

　　高志航大声说：“当你被敌机咬住尾巴时，你除了翻身逃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动作做不到，你只有挨打的份！”高志航知道，虽然他这样说，有些队员还是不能信服。

　　为了现身说法，高志航一面转身奔向座机，一面跟队员说：“你们注意，看我的！”他发动引擎，飞到天上，在机场上空绕了一圈，飞到队员的头顶上，猛然做一个向外大筋斗，像鹞子（雄鹰）翻身，把飞机飞向右下侧，然后又猛地一个急滚，机头一抬，只听一声刺耳的吼声，飞机已从后侧方重新爬升，又往机场上空穿云而过，这时如果真的有敌机，肯定已经换了宾主之位，被高志航的飞机咬住了尾巴。

　　高志航着陆后，神色从容地走向大家，大声地说：“在我们队里，没有‘不行’两个字，大家听到没有？”大家也大声回应道：“听到了！”

　　于是，队员们都按照高志航的要求严格训练，特别是在两架飞机模拟追咬上下功夫，经常做鹞子翻身的动作，变换宾主之位，争取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

　　在山区长大，从小就看到鹞子翻身、在空中飞舞的乐以琴很快就学会了在空中急滚、上下翻飞的动作要领，受到了高志航的称赞。很多学员不敢请教严厉的高志航，就在私下向乐以琴请教心得。乐以琴也不藏私，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讲述给大家听，学员的飞行成绩很快就上去了。让高志航很欣慰。

　　“学好本领才是硬道理。”

　　什么主义之争，教义分歧……这一切，乐以琴全然不顾，他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和考核。草长莺飞，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中央航校迎来了第三期学员毕业的日子。乐以琴以骄人的成绩，最终站在了毕业典礼大礼堂，接受校长蒋介石颁发毕业证书和空军军官“中正剑”。

　　1934年12月30日，笕桥中央航校举行毕业典礼和毕业恳亲会，参加毕业典礼的全体学员在空中进行大编队表演。首先升空的是两个四批各九机编队，再后是一批九机编队，然后是两批各三十机编队，共同组成一个100余架飞机的大编队，从机场起飞后，飞到钱塘江上空集合，再向北按顺序飞向杭州城，沿着沪杭铁路，飞回机场，在阅兵台前通过。分列式浩浩荡荡地在空中飞过，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空中分列式表演。

　　分列式结束后，乐以琴、吕基淳两人代表学员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他们驾驶着飞机在低空中打滚、翻筋斗、尾旋、俯冲、倒飞、垂直上升等，精彩非凡，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在很多人眼里，空中特技是表演项目，其实不然，它是空战中制胜的技能，往往胜负就决定在那分秒间的操作，特技动作越是熟练的飞行员越能克敌致胜，在危急关头往往能转危为安。乐以琴、吕基淳就是同期学员中特技飞行的佼佼者。

　　在场观看的美国顾问家属，个个显出十分惊诧的神情：“真想不到中国人也能学会这样的本领!”

　　毕业典礼的重头戏恳亲会。从四川到杭州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乐以琴的父亲乐和洲不可能到杭州参加毕业典礼和毕业恳亲会。乐以琴的大哥乐以壎只得从济南赶到杭州，代表父亲乐和洲作为“家长”参加了恳亲会。郑少愚的父亲已85岁高龄，他特意从千里之外的四川巴县起来，高高兴兴地参观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当天下午，全体人员进入大礼堂参加晚宴。蒋介石说：“他们是你们的子弟，也是我的子弟，各位家长就是我的家长。大家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侮！

　　学员张锡祜的父亲张伯苓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他也参加了恳亲会，被家长们推举为家长代表。他代表家长发言：家长们放心把子弟交给国家，并勉励全体学员应服从命令，效法岳飞精忠报国。

　　12月31日，中央航校邀请家长乘坐运输机，在空中浏览西湖。由于运输机上没有座位，便在飞机上绑上藤椅，供家长乘坐。大多数家长都是第一次看到飞机，非常高兴。在他们的心中或许为儿子感到高兴，但他们并不了解飞行员的危险性。果然，在两年后的中日空战中，这期学生的死亡率超过了50%。

　　在临别茶会话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亲手向家长赠送杭州丝绸两匹，“艰苦卓绝“横匾复制品一幅，杭州特产一盒。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乐以琴与大哥乐以壎分手告别，他回四川看望亲人。

　　“尽粹为空军,报国把志伸,遨游昆仑山，俯览太平洋滨，看五岳山川，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辉映着无敌机群；

　　得遂凌云志，空际任回旋。报国怀壮志，正好乘风飞去，复我旧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闲荀安，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

　　一个月后，乐以琴返回学校，等待分配。在雄壮的军歌声中，乐以琴等第三期学员走出了中央航校的大门。

　　1935年2月，乐以琴等人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转车至南京，由南京下关搭乘江轮，溯江而上至九江，再乘坐铁道路南（昌）浔（九江）豫和轮船到南昌，待命分配。

　　驻守南昌烧瓷明志以身许国

　　不久，乐以琴分配到空军第8队。

　　1936年秋，中国空军在南昌开始整编，成立了9个大队及数个独立中队，第4大队（驱逐）下辖21、22、23中队，高志航任大队长。10月2日，第4大队正式成立，随后驻防河南洛阳。洛阳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最大的机场，但风沙较大，只要有飞机起降，机场就笼罩在弥漫的黄沙中，影响飞行安全。1937年2月下旬，回防南昌青云浦机场。

　　1935年，乐以琴在武汉游览时，看到了武汉长江中的日本轻巡洋舰“天龙号”。

　　乐以琴看着“天龙号”，他气得挥了挥拳头。

　　他知道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腹仇恨，在武汉一件购物小事上也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乐以琴和同学刘宗武在武汉购买相机，付钱后准备离去时，突然发现手中的相机是日本货，日籍老板正从店后走出来，乐以琴二话不说，咬牙切齿地说了4个字：“退货！退钱！”

　　店员一脸歉意，并小声地说：“对不起，有家小要养，不得已在此工作。”

　　在中央航校，高志航、刘粹刚等很多教官和学员都是东北人，每年“九一八”这天，他们都要绝食一天，以此牢记国仇国恨。在他们的影响下，乐以琴也陪战友一起绝食。大家都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为此，乐以琴更加努力地加紧训练，只要一声令下，他就冲上蓝天与敌人决一死战。

　　1934—1937年间，中国空军积极建军备战，在各地修建了140个飞行场，飞行员加紧训练，并选派人员出国考察学习，购买飞机。

　　与乐以琴同在4大队的飞行员龚业悌，曾担任乐以琴的僚机，他有记笔记的良好习惯。留下了一本《抗战飞行日记》（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他们是战友，更是兄弟，生活、战斗在一起，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在龚业悌的日记中，我们多次看到了乐以琴的身影。

　　在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中，曾记下了乐以琴训练受伤的记录：

　　飞机在不小心中又失事，22分队乐以琴等成队起飞，油箱告罄，升至近一百尺将出机场关停车，转弯停下，机右腿及翼微伤，人无恙。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如果乐以琴没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也许已机毁人亡了。而类似的悲剧曾多次发生。在中央航校校6期学员马叔青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升空后突然停机，一头栽下，结果机毁人亡。

　　龚业悌与乐以琴同年，1914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龚业悌读了一年高中后，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1934年，中央航空军官学校到长沙招生，龚业悌成功通过选拔，于1935年5月1日进入中央航校第六期甲班学习，1936年10月12日毕业。毕业后他编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当了第一线的飞行员

　　1937年2月5日，龚业悌接到父亲来信，要他回家和一个姑娘订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感觉前程虽然远大，生命却如飘萍。”

　　此时的龚业悌与乐以琴等人那样，已准备好随时上战场甚至牺牲，他不想有牵挂，更不想连累别人，他选择了拒婚。

　　此后，龚业悌的战友想把一位在江西省萍乡女中读书的女孩介绍给他，还有一位17岁的少女执着地追求他，但都被他婉言拒绝。

　　龚业悌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重庆空战等战斗，在重庆空战中，他机毁人残，不得不退出了离开了心爱的战机。而此时，跟他同期同班的33个笕桥中央航校的同学，已战死24人，伤残8人。在重庆空军医院疗伤期间，龚业悌获取了护士长聂夔君的芳心，两人相爱后在成都结婚，最终见证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龚业悌1937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我们还看到了不愿看到了悲痛欲绝的一幕：

　　今天听到一个极令人心伤的消息——

　　在一个晚上，我们驻南京的马丁、老斯洛勃、霍克Ⅲ和道格拉斯大举夜袭敌阵，在第二天起飞出发时，我们遭到惨重的损失。这情况是非常凄惨的：第二次出发时，天气突然变化，机场低云迷漫，斯洛勃机在起飞时极其危险地穿过云层而飞了起来，接着马丁成队起飞，刚离地领队机即在云中失速下坠，所带炸弹坠地后即轰然爆炸，人机俱成齑粉，跟随起飞的飞机也蹈覆辙坠地焚毁。这次死的的人员，我们仅能知道有张琪和马丁队的大队长，其余的人员在4个以上。我们同期的同学至少也有两人。

　　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

　　大略估计，过去在战场上，真确被敌人击下而阵亡的人数和损失的飞机只占我们全部阵亡牺牲的人和损失的飞机的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的人员全是失事造成的，可以说是白白地牺牲了，几乎是全无价值。

　　龚业悌的文字都很简短，但力透纸背，心酸心悸，惊心动魄。龚业悌遵父旨训，每天晚上认真工整地写上一页日记，一天也未间断。原日记本已由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收藏，被称为“中国空军壮烈抗战史的活化石”。

　　乐以琴从坠落在地上的飞机中爬了出来，抖落风尘，又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作好一切准备，一场历史性的风景已酝酿在望了！乐以琴也曾告诫战友们：

　　同学们，我们毕业了，就算完事了吗？‘学无止境’，何况我们连空军的皮毛都没有摸到呢！你能敢说，你有把握去空中作战吗？你拿什么去打人家呀！”

　　乐以琴不仅刻苦训练，而且作好随时升空作战的准备。他的战友张光明曾担任过他的僚机，亲眼看到乐以琴“抢机”升空的一幕。

　　1936年的一天，误传日机来袭，警报声中，轮职警戒任务的教官王荫华（笕桥中央航校第5期学员）立即准备升空应战。就在这时，正在轮休的乐以琴跑了过来，抢先登机，王荫华不让。乐以琴以命令的口吻训斥道：“我以你学长的身份，命令你将飞机交给我！”事后，警报解除，证实为误报，但乐以琴“抢机”一事，让目击者张光明津津乐道。

　　“无空防即无国防。”中央航校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笕桥中央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有的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当17架飞机从天安门广场兴奋的人群头顶飞过去的时候，一支东方的雄鹰张开了他稚嫩的翅膀。在这个空中检阅方阵中，有17名飞行员和指挥员是从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毕业的。他们参与驾驶13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空军。

　　2015年8月13日晚，我们抵达南昌，已是晚上9时许。看着灯火辉煌的南昌城。

　　南昌城，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1927年8月1日的一声枪响，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起义的第一枪。10年后的7月，乐以琴所在的中国空军4大队，从这里起飞，奔赴抗日最前线，也打响了保家卫国的第一枪。

　　4大队最先的目标是北方，转场河南省周口机场，北上可攻北平、天津等地，南下可攻南京、沪杭等地。

　　我在出门采访前，通过互联网检索，有媒体称“南昌曾是中国空军的心脏”，南昌的媒体也对中国空军的抗战有很多报道，但遗憾的是，没有一篇提到过乐以琴。

　　《南昌晚报》总编辑肖江华，副总编辑舒琼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主动派车到机场接我们到市区，并专门安排记者为我们梳理采访线索，联系采访对象等，让我很感动。

　　《南昌晚报》记者贾明到机场迎接我们。寒暄之后，我们说明来意，贾明对乐以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贾明知道乐以琴参加淞沪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英雄壮举，陌生的是，他不知道乐以琴跟南昌有什么关系。虽然如此，但贾明还是替我们作好了采访安排。

　　14日上午九时，我们来到蒋文澜先生家采访。

　　“蒋文澜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也是我们南昌有名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或许，能为你们提供乐以琴的情况，也许会有意外收获的。”看来，贾明也没有多少信心，似乎在隐隐间为我们担心有没有收获。

　　乐以琴随部队在这里驻防，他既不是部队主官，也没有在这里建功立业，4大队22中队分队长，算是小兵一个。贾明没有信心，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其实，贾明的担心，也曾是我的担心。

　　但我执意要把南昌作为我们采访的第一站，是因为当年乐以琴从国民中央航校毕业后，先是在航校任教官，后集中驻防在南昌，他是从这里起飞到抗战最前线的。

　　南昌是乐以琴一个重要的节点，我们不能因为担心没有收获而“屏蔽”了南昌。我坚信，鸟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是不会白来的，如果搜寻不到完整的经过，我们就打捞碎片，在江南大地上打捞碎片，然后再把一张张散落在江南大地的历史碎片拼接起来，也要给读者和家乡人民一个真实、完整的乐以琴。

　　14日，是78年前“八·一四”空战的纪念日。

　　上午，我们如约来到了蒋文澜先生的家。

　　“乐以琴的事，我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中国空军的第一个王牌飞行员。我住的这个地方，叫青云浦区。这里离青云浦机场已经不远了，当年，乐以琴所在的中国空军4大队就驻守在青云浦机场。”

　　与蒋文澜先生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蒋文澜先生已为我们准备了一大摞资料。在他的资料中，就有乐以琴当年驻防南昌和后来参加淞沪空战、南京保卫战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他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摘抄回来的文字资料和他撰写的文稿。除此之外，蒋文澜先生还拿出了《上海文史》、《浙江文史》、《湖北文史》等文史档案资料。

　　蒋文澜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抗战史研究顾问。今年虽然已是90岁高龄，但老人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乐以琴当时就驻扎在位于青云浦区的三家店飞机场，这里最多时有200多辆战机，因此这个机场当时号称是“远东最大的飞机场”，这些飞行员的生活和娱乐则主要是在励志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防止日军突破连云港后直逼中原和武汉，切断民国政府组织的工厂、高校西迁的退路，空军第四大队于7月中旬由原驻地南昌奔赴淞沪战场，秘密进驻河南省周口机场待命，随时起飞作战。

　　一个月后，乐以琴和战友一道，打响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的第一枪。1937年8月13日清晨，日本海军陆战队同中国守军在上海闸北开始交火，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淞沪会战拉开了序幕。

　　当日晚，空军总指挥周至柔将军在南京小营总部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各部队在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位置，完成一切攻击准备。而早已潜伏在河南周口机场的第4大队，在高志航的率领下飞赴淞沪战场。

　　8月14日，中、日首次大空战提前打响。

　　原来刚从周口转场到笕桥的战机有的尚未停稳，有的还未降落，就遭遇到了日机的轰炸，年轻的中国空军毫不畏惧，迎了上去。大队长高志航首开纪录，击落日机一架，其他勇士也纷纷开火，当天取得了3：0的空战大捷。

　　15日，空战继续。

　　乐以琴一度被数架敌机围困，但他凭借娴熟的驾驶技术在空中俯仰翻飞，与敌机玩起了“捉迷藏”。突然，乐以琴驾驶战机从3000多米的高空俯冲而下，连续的炮火将两架敌机双双击落，敌机阵形大乱。乐以琴乘胜追击，再次击落两架敌机，当天乐以琴共击落日机4架。

　　蒋文澜先生拿出了他亲手抄录的一份手稿告诉我们，“这是1938年8月18日的民国《中央日报》，上面有乐以琴击落日机的报道。”

　　手稿是蒋文澜先生前些年为编写《江西八年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实录》所作的笔记以及他的书稿原件，十分珍贵。记载的不仅是78年前的8月15日发生在杭州上空那场生死搏杀，还有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史。

　　“8月15日，在沪于敌机八架包围中奋战，击落敌轻轰炸机之乐以琴君，年方23，四川籍，诸人均争与谈话，兴趣甚浓。”

　　这是当时报纸对空战英雄乐以琴的描述。但没有详细的空战记录。

　　随后，蒋文澜又相继为我们找到好几篇有关乐以琴的手稿，其中有一条消息特别有意思，也是民国的《中央日报》，8月19日有篇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乐以琴持香烟毛巾到医院，赠敌空军俘虏松浦久夫，敌俘虏涕下感激，谓乃受本国军阀驱赶而来，不愿作战。”

　　1937年初，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战争一触即发。乐以琴和已在昆明航校任教官的四哥乐以纯相约回到老家，祭奠已经病故的父亲，看望年迈多病的母亲和亲人。兄弟二人下定决心，以身报国。

　　省亲期间，乡邻前来提亲，乐以琴当时就拒绝了，一是报效国家，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二是九死一生，一去不复返，他不愿拖累别人。

　　自古美女爱英雄，在南京保卫战期间，一南京姑娘喜欢上了乐以琴，执意要嫁给他。被乐以琴婉言谢绝后，仍不甘心，又跑去找乐以琴的姐姐乐以纯，请她帮做工作。

　　“乐以琴和他的战友是有约定的，我帮不了你的忙！”乐以纯只得抱歉地说。

　　“什么约定？”姑娘问道。

　　原来，乐以琴和战友郑少愚、沈崇海、罗英德（均为中央航校三期学员）4人曾立下“共同誓言”，30岁前不恋爱不成家。最后，他们都做到了，乐以琴、郑少愚、沈崇海3人在单身时就已经牺牲了，只有罗英德是唯一活着完成30岁以前不成家誓言的人，也只有他一人活到战后胜利并结婚生子。

　　他们只所以立下这个共同的誓言，一方面除了“国难未除何以为家”的传统思想外，最主要的还是战时工作的危险。那时，他们都抱定了必胜的决心，必要时甚至连和日机相撞、共归于尽的念头都有，因而实在不愿有家室之累而让爱妻、家人承担悲壮的后果。

　　乐以琴被少女“围攻”的一幕早就发生过了。

　　国民政府虽然有心建立一支捍卫领空的现代化空军，但苦于经费短缺，无法大量购置飞机。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鼓励全国同胞，踊跃认捐，一元不少，万元不多，斯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将捐款所得用来购买飞机，充实空防力量。

　　1936年初，在美国顾问(美国陆军航空退役上校朱艾德) 的坚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向美国订购100架“霍克-3型＂驱逐机，以更新空军的作战飞机。

　　购买这批飞机需要一笔数目惊人的鉅款，然则，钱出于何处？

　　蒋介石生于1886年(清光绪12年)10月29日(阴历9月15日) ，到1936年正好是他五十寿辰。中国航空协会出倡议，号召全国各界捐献资金为空军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委员长的寿礼。中国航空协会属于民间社会团体，似乎比国民政府出面更为方便，这样可以避免官方强制摊派之嫌。

　　“献机祝寿”也是国民政府加速空军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省各地的报纸、电台开足马力宣传鼓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中，临时搭起“献金台＂随处可见，标语铺天盖地，传单漫天飞舞，声势颇为浩大。

　　1936年3月10日，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市府约见各界领袖，会商献机祝寿事宜，决定购买10架飞机作为寿礼，命名“中正队＂。

　　上海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款。天厨味精厂厂主吴蕴初捐资购买飞机2架，命名为“天厨号＂和“天厨副号”；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飞机1架，命名“香玉号＂；一东北籍乞丐因抗战致残，左臂己断，乞讨3个月凑集1元，捐款购机，扣除汇费，实际捐款为9角8分1厘；上海市总工会发出倡议，全市工人捐献“五一＂劳动节工资一天……

　　“献机祝寿”活动已经从上海逐渐扩展到全国，1936年7月3日，军委会所属航空委员会组成“蒋寿献机纪念委员会”，通过组织章程，即日开始办公，推孔祥熙、何应钦等为常务委员，会址设在南京励志社。至此，献机祝寿完全纳入官方轨道。

　　1936年10月31日上午，30多架美制“霍克-3型”驱逐机出现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上空，飞机在空中组成巨大的“中正”、“五十”字形，并向机场撒下传单，如漫天大雪纷纷飘洒下来。

　　中国空军首次以大编队展示它的阵容。一时间马达轰呜，掌声雷动，机场上20余万人欢呼雀跃，为中国空军的壮大兴奋不已。

　　表演前，高志航率乐以琴等参加表演飞行员在新飞机前结合，由南京、上海各高级中学选派出来的数十位女学生也集合在新飞机前，每人手持一把系有彩带的小榔头，整齐地站在那里，在军乐声中，她们举起小榔头，击碎香槟酒瓶，飞行员则转身登上新飞机，三机并肩，同时起飞，爬升到预定高度，在高空表演各种飞行技术。

　　表演结束后，高志航率队返回机场，当高志航从飞机上跨出来，观看表演的市民一拥而上，将高志航、乐以琴等人团得水泄不通，鲜花如铺天盖地般掷在他们身上，最终在警察的帮助下，他们这才脱身。

　　故事还没有结束，中午，飞行员和掷瓶学生代表在益州餐馆就餐，女生又拥了上来，大胆地向他们表示倾慕之情。高志航告诉她们：“我有太太了！”

　　“骗人！”

　　“真的！”

　　“我才不信！”

　　“我的太太是在上海认识的，她当时跟你们现在一样，也是清纯的女学生。也是一个热爱新生活、热爱航空的新女性。”高志航认真地解释。说罢，他把乐以琴等推了出来：

　　“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女生们看着身高180厘米的乐以琴，睁大着眼睛，简直像疯了似的围了上来，在她们眼中，开着飞机上天入地的飞行员，就是大英雄。美女爱英雄，天经地义。遗憾的是，乐以琴等人不为所动，对着她们笑了笑，一言不发。

　　其实，“献机祝寿”是一场“闹剧”。“献机祝寿”的全国所捐之款，约可购买驱逐机100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预先绘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送到蒋面前。

　　蒋介石一看，勃然变色，把图表往桌上一掷，一语不发。周至柔战战兢兢，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拿起图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声，不发一语。

　　蒋介石厉声问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

　　周这才期期艾艾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蒋介石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与会的人也没插话。最后，蒋用手一拍桌子，说：“没有空军，也要抗战的。”这张图表统计的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为300架左右。当时，在国人印象中，空军没有1000架，也至少有800架飞机。

　　原来，宋美龄当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事事听命于她。宋美龄上任不久，认为飞机我们不能自造，全部购买自外国价格非常之贵，而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性能日新月异，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空军的经费全数存在香港外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等到中日一开战，西方国家怕得罪日本，不但不向中国出售飞机，就连飞机零配件也不出售，只得眼睁睁看着中国飞机越打越少。

　　开战前夕，乐以琴所在第四大队已秘密移防河南周口机场，离济南不远。乐以琴跑到济南大哥乐以壎那里，要求大哥把长子乐以孝过继给他，让他也有个“后人”。

　　生于1910年的乐以壎，虽然只比乐以琴大14岁，但此时家父已经过世，长兄当父，马上就答应了，他把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叫了出来，女儿女乐以正和儿子乐近孝、他们站在六爸前，由他挑选。

　　乐以琴看了看，他把乐近孝抱了起来，“就是他了。”

　　那时，乐以孝只有3岁。作为乐氏的长房长孙，“近”字辈的，大多称他为“大哥佬”。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时吃了一顿饭，并约请了冯玉祥的副官作了见证，算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认养仪式后，乐以琴又返回了机场。

　　从报考航校的那一天，乐以琴就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等待自己的是——为国捐躯，血洒长空！

　　当年，乐以琴在南昌驻防期间，曾抽空跑到江西“瓷都”景德镇，一口气买下了很多杯、碗、盘、勺等瓷胚，总共68件（套），烧制前，他在杯胚一一写上父母（伯父母、叔父母）和16个兄弟姐妹的名字，烧制好后，他寄回了老家，让父母分赠给所有亲友，以为永久的纪念。

　　乐以琴知道，中日全面开战是迟早的事，升空作战，生死就在瞬息之间。为此，他烧瓷明志，提前为亲人准备好了自己的遗物，给他们留个纪念的东西。

　　由于战乱，至新中国成立后，这批瓷器大多散失，保存下来的已寥寥无几。后来，这批瓷器的一部分，他的二姐乐以成、三哥乐以钧、八弟乐以本分别捐赠给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和四川省芦山县博物馆，成为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珍贵文物展品。在芦山县博物馆，我曾看过乐以本捐赠的一个瓷杯，只见上面写着——

　　八弟留念六哥赠于南昌空军第八队二十四·十·一

　　八弟，正是乐氏10兄弟中排行老八的乐以本。落款时间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应为中化民国纪年，即是1935年10月1日。

　　如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就收藏着当年乐以琴赠送给二姐乐以成的瓷器。花卉小碟、粉彩花卉小瓷勺、五彩人物碗共三件。1985年，时任华西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妇产科权威专家乐以成在重庆讲课时，听说重庆市博物馆正面向全市征集文物后，她毫不犹豫地把乐以琴留给自己的3件瓷器，全部捐献了出来。

　　风雨沧桑，几十年过去了，乐以琴当年烧制的瓷器大多已不见踪影。除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外，在芦山县博物馆还收藏着茶杯、瓷盘，是乐以琴的三哥乐以钧、八弟乐以本捐赠给家乡的。

　　蒋文澜告诉我们，抗战期间，到景德镇烧瓷明志的人很多，“抗战瓷”已成为不可多得的“抗战文物”，在收藏界很火爆。而乐以琴的“抗战瓷”不仅有着他的亲笔题字，而且是在全面抗战前烧制的，有的他还曾经使用过，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应该很高。

　　“老了，走不动了。要不然，我还要到乐以琴的老家走走，看看乐以琴生活的地方，看看他的‘抗战瓷’。为什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能走出这样一个大英雄？”

　　虽然年过九旬的蒋文澜先生手脚不便，但他思维清晰，依然雄心勃勃，他准备再创作一部中国空战史。希望我们能向他提供更多的乐以琴和他的家乡的相关资料，他要写到新书中。

　　南昌采访，初战告捷，我们很是高兴。

　　走出蒋文澜的家，贾明也是一脸的兴奋，“想不到乐以琴跟南昌还真的有关系。我马上就向报社报选题，就写‘从南昌起飞的乐以琴，成为中国空军首位王牌飞行员’。”

　　就在我们还在江南大地寻找“江南钢盔”的8月19日，由记者贾明、实习生郭昕敏采写的《乐以琴首战击落日机4架他在抗战中共击落日机8架，被称为“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的钢盔”》的长篇报道在《南昌日报·发现南昌》整版上刊发，在“阅读提要”中，特别注明“1937年8月，他从南昌起航奔赴抗日战场，第一次和日军作战就击落了4架敌机”。经我牵线，乐近雄向该报友情提供了配图照片。

　　南昌电视台“拍案惊奇”栏目制片、主持人郑益邦先生是四川广元人，曾在雅安电视台工作过几年，算是“半个”雅安人，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得知乐以琴的故事后，他也很惊讶，表示要专门做一期节目。

　　在贾明的带领下，我们还来到了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这里以前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一进校门便看见了指挥塔楼。除了指挥塔楼外，校园内还有飞机棚厂、飞机修理厂及飞机跑道遗迹，昔日的飞机跑道已成为今日校园的林荫大道。

　　贾明上的大学正是江西师范大学。他对母校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贾明告诉我们：“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是一个‘中外合资’的，是与意大利合作建造的。后来曾多次被日机轰炸过，它见证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艰难和悲壮。这也是南昌市中心保存最完好的最大规模的民国建筑群，在南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了老南昌城市的记忆，也是江西师范大学引以为豪的一张历史名片。”

　　离川前夕，乐以琴从成都新津机场驾机直飞芦山，以老家的4棵高大桢楠树和天井为目标，向日夜思念他的母亲及亲人们投下了一封临别家书：

　　“保家为国，抗战到底！为家争光，血洒长空！为国献身，血捍长空！”

　　飞机盘旋三圈后，他抖动几下机翼，转身直插云霄。

　　归队后，乐以琴又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再次表达了他已作好为国牺牲的准备：

　　蛰伏的飞鹰一飞冲飞

　　7月27日，中国空军下达了开战命令。

　　8月7日，第四大队秘密离开南昌，飞向预计目的地——河南周口机场待命。

　　当时中国空军的力量并不强，比起日本的空军来，差距非常悬殊，当时日本飞机有3000多架，中国空军才不到300架。中国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飞机要从外国买来，机型多样，有的还很陈旧，被称为“万国机”。机场设施更加简陋，没有一个机场是混凝土地面，全是泥土地面，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全是泥浆。更主要的是飞行员少，而且几乎没有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夜间导航竟然用的是煤油灯。

　　尽管这样，中国空军官兵们的斗志依然高昂。

　　中国空军第三、四、五大队是驱逐大队，但有时也执行轰炸任务。乐以琴所在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是主力大队，编制有三个中队，配备了29架飞机，其中有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霍克-3式飞机28架，1架福克·沃尔夫教练机，是几个大队配置力量最强的。作为主力大队的大队长，高志航深知肩上的担子非常重，更知道日本鬼子已经磨刀霍霍，中国空军要时刻准备飞上天空作战，为此他把精力都用在严格训练上。

　　在这几年的学习和实践中，高志航、乐以琴等人总结出提高战斗力的诀窍，即是在快的基础上，要具有两个方面的过硬技能。一是具备特技飞行的技能。要把自己的身体和飞机合二为一，操作飞机，就像使用自己的手指头那样灵活，俯冲、爬高、侧滚等必须运用自如，才可能在与敌机的纠缠斗争中取得胜利；二是具备特技射击的技能。他认为，飞行员要保卫自己、致敌机于死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空中争取有利的位置后，射击一定要快、准、狠、猛。

　　乐以琴成长迅速，在日常训练中很快就脱颖而出，在空中要根据战斗的情况改变自己的战术，随机应变，灵活机动。训练打飞靶的时候，射击的准确度首先达到了高志航要求的“百分之百命中率”。

　　乐以琴的座机就是装备较为先进的“霍克Ⅲ”驱逐机，编号为“2204”。霍克-3式是美国寇蒂斯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海军战斗机的改型，原名为F11C-3/BF2C-1式，出口型代号为“鹰” Ⅲ。而 “霍克”就是英文“鹰”（Hawk）的译音。霍克-3式驱逐机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驱逐机，也是“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主力战机。空军英雄高志航、乐以琴、阎海文都用过这种战机，它具有独特的双翼，大发动机罩，起落架可收在机身两侧等显著特征，很容易辨认。该机除可空战外，还可进行俯冲轰炸和执行侦察任务。

　　霍克-3式在中国伟大的抗日空战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这种机型跟中国许多抗日英烈的名字联系到一起，更是历史的见证者。

　　8月6日黎明，阳光洒满了南昌的青云谱机场，飞行员们整装待发。随着一声令下，第四驱逐大队的28架新“霍克”在高志航大队长的带领下，昂首冲向蓝天，向河南周家口机场飞去，它们是第二十一中队9架，中队长李桂丹；第二十二中队9架，中队长黄光汉，副中队长赖名汤；第二十三中队9架，中队长毛瀛初。紧接着，第五驱逐大队的18架新“霍克”在丁纪徐大队长的率领下向东北方向的扬州飞去，他们由刘粹刚中队长率领的第二十四中队和胡庄如中队长、董明德副中队长率领的第二十五战队组成。

　　第四大队飞抵周家口机场时，因风大云厚、队形混乱，有的飞机未按时到达，在其他机场着陆加油后，次日凌晨才到达。但这次高志航却并未发火，他一反常态微笑着对大家说：“这点挫折没有关系，谁只要打下日机，我就嘉奖他。”队员们平时就当成战时训练，总是在严阵以待，这时要有仗打了，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飞上天空和敌人干起来。地勤人员也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收拾好了工具箱，随时准备出发。

　　老天不长眼，周家口接连下了几天雨，队员们天天在机场待命，飞行装穿戴齐全，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怠慢。可是，这一等等了好几天，队员们都焦急起来。直到8月13日，才传来消息：日军在上海攻击中国军队了，战火已经从华北烧到了华东。队员们个个义愤填膺。

　　高志航悲愤地对队员们说：“我们一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今晚大家好好睡觉，睡足了好打仗！”可是，大家哪里睡得着，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听到了上级的密令：第四大队移防杭州，大队长高志航赴南京领命！

　　原来这时的日军在侵占华北的同时，又向淞沪地区增派兵力，将海军第三舰队停泊在黄浦江、舟山海面和杭州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则盘踞在上海杨树浦、虹口一带。8月9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队长大山勇夫及一名士兵驾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挑衅，被中国守卫队击毙，日方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防御工事，被中国政府拒绝。

　　8月11日下午，蒋介石下令向上海进军，早已做好准备的张治中所部3个师迅速行动，于次日晨进驻上海闸北、杨树浦、江湾等地。8月13日傍晚，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向中国八十八师射击，中国军队还击，随即发生战斗，“八一三”抗战爆发。鉴于上海的危急形势，中国空军不得不改变原定的北上作战计划，抽调兵力南下，将主力向华东集结，迎战日本侵略者。

　　淞沪战争爆发当晚，周至柔、毛邦初等立即研究敌情，并报中国航空委员会，当晚，在南京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全文如下：

　　一、上海之敌，约陆军7000人，凭藉多年暗中建筑之工事，及新近集中之大小兵舰约三十艘有侵占上海，危害我首都之企图。连日以来，敌水上侦察机二架或三架，陆续侦察我宁波，丽水、杭州、阜宁，海州诸地，其有无航空母舰在远海游弋，我正侦察中。

　　二、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路空军及根据地主任务。

　　三、各部队庄于十四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

　　四、各部队之出击根据地如下：

　　第九大队曹娥机场

　　第四大队笕桥

　　第二大队广德，长兴

　　暂编大队嘉兴

　　第5大队扬州

　　第6大队第五队苏州第4队淮阴

　　第7大队第十六队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