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根据地的故事（上篇）

　　2020年1月22日，一向阴冷的大巴山区出现了少有的太阳。
　　公元2020年第22天的时光就这样定格在四川旺苍县木门镇青龙山下的一个红军遗迹纪念地--红四方面军“木门会议”旧址纪念馆的院落。
　　这天下午，一直在四川巴中市平昌白衣古镇大本营拍戏的电影《红军钱币》剧组一行，驱车100余公里，特意来到这里，谒拜革命先烈，接受红军精神洗礼，选景拍摄电影所需的最后一组镜头。
　　时间间隔87年，历史与现实，以这样的方式在这里交汇。
　　木门镇依山傍水，四周层峦叠嶂，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春天入川攻占通江、南江、巴中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取得了反蒋介石、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的重大胜利。为巩固“反三路围攻”成果，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决定6月28日-7月1日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

　　参加木门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一百余人，徐向前、陈昌浩主持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总结了红军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检查和讨论了内部肃反问题、开展地方工作问题，作出了停止内部“肃反”、加强全党团结、扩编部队、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等重大决定。
　　木门会议历时6天，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召开的第一个重要军事会议。
　　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于七月扩编，以原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十一个师。部队迅速壮大、完成扩编任务后，立即开展了三次进攻性战役，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发展成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 营山、达县（今达川），北至陕南的镇巴、宁强，总面积4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600余万的根据地。

　　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将旧址修葺一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门上有徐向前亲笔题写的“木门会议会址”六个大字，正殿五间，陈列有当年红军留下的革命文物，正殿大门上挂有徐向前、李先念同志的题词。李先念1985年5月的题词是：“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把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好。”徐向前的题词是：“继承革命先烈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英勇牺牲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大无畏气概。” 红四方面军木门会议会址革命文物陈列室陈列有全国仅有的“赤化全球” 红军石刻标语等苏区各种革命文物数百余件。
　　如今，会址纪念地静静矗立在青龙山下，庄严、肃穆，金色的阳光柔和地洒满院落，与红色的建筑，以及成列在院子里的块块红军时刻标语和石雕交相辉映。
　　在冬日的暖阳里，电影《红军钱币》剧组一行仪式一般地拜访馆长、参观旧址陈列馆，并依馆而势，拍摄完成了电影所需的最后一组镜头。

　　在晚霞的余晖里，剧组圆满收工。他们收起设备，齐整衣冠，列队在纪念馆门前与精心复制的当年红军留下的“钱币”衣服道具，合影留念。随着合影照的“咔嚓”定格，标志着历时4年筹拍的电影《红军钱币》拍摄工作全部完成，顺利封镜。
　　《红军钱币》这部电影，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根据地“红色金融”题材的电影，于2019年12月6日在四川巴中市平昌县白衣古镇开机，整个拍摄历时共计46天，动用演员上万人次，制作场景30多处。该电影拍摄结束后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中，预计2021年在全国电影院线上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有人问，电影《红军钱币》为啥选择在巴中拍摄呢？
　　其实，巴中早就注定要以红色的历史告诉未来。
　　四川巴中，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所在地。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离开创立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经陕南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和巴中，建立了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极盛时期发展到纵横500余里，拥有23个县市、600万人口、幅员面积4.2万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
　　1935年1月，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进入川。4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撤出川陕苏区，不久与中央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后，1936年其主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浴血西征。红四方面军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毛泽东高度评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从川陕苏区共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廖承志、许世友等446名高级将领。

　　川陕苏区建设成果丰硕，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众建设等方面中的突出贡献，不仅开创了当时全国苏区建设的新局面，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有效地支持了苏区经济发展和红军长征，有力实现了武装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的统和，更为我党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为之后陕甘宁边区乃至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即便在今天，川陕苏区的革命事迹、革命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传承弘扬。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高台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时强调，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红四方面军创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前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高度评价革命前辈和先烈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他又一次强调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说，“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而前后不到一个月抽出专门的时间两次到苦难辉煌的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地方视察，这并非偶然。他说得好：“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绝不能忘记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地处川陕革命老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志之士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做着不懈的努力。红色影视作品作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最新鲜、最活泼、最直接的形式，近年来，他们围绕“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根据地的故事”，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方式，推出了诸如《强渡嘉陵江》《巴山游击队》《红叶铺满的小路》《血战万源》《巴山女红军》《红军小学》等多部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尤其2016年由吴邦国、李铁映分别题写片名和作序的红色电影《红军小学》，在社会和青少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川陕革命根据地前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时说。巴中作为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首府所在地，本身就是一座“红色基因库”，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群、最大的红军将帅碑林；全市现有馆藏红色文物30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18件，二级文物156件，三级文物2971件，资料文物2.6万余件；不可移动红色文物354处、438点，其中红军石刻标语167处、354幅，建筑类、战场遗址237处。各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203处（点），其中全国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2处66点，省级20处。

　　在通江县毛浴古镇召开的全军党政工作会议上，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16字红军训词，是博大精深的红军精神的高度概括，是中共党史上较早使用“创新”一词的史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精神激励着人民军队英勇杀敌，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
　　在和平年代，红军精神更是日久弥新、熠熠生辉的“传家宝”。
　　今天，苦难辉煌的红四方面军历史，博大精深的红军精神早已成为巴中人民苦干实干、创新创造，建设美好幸福家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巴中是一座蕴藏着最原始、最纯真的丰厚史迹的红军精神宝藏地，是我们采集红军题材电影素材、拍摄红军题材电影的天然富矿绝佳场地”电影《红军钱币》总制片人、总出品人廖明感慨地如是说。
　　红色巴中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露天红军文物博物馆”，置身巴中红军遗迹处处可见。在巴中，任意走过一道山路就是一段红军鲜活的故事，任意爬过一道山梁就是红军当年浴血奋战过的地方。
　　“红色电影《红军钱币》就是讲述的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完善金融和经济体系，在苏区各县创办工农银行和营业所发行红军货币，为苏区人民发展经济，在财经战线上与敌人英勇战斗的真实故事。”廖明说。
　　显然，廖明的电影侧重反映的是川陕苏区红军筹建银行、发行钱币、在共产党领导红军历史上第一次统一苏区货币的故事。

　　翻开历史，在红四方面军建立根据地之前，这里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流通十分混乱，四川军阀都有随意铸币印钞的特权。他们为了铸币，大肆搜刮民间金银首饰，搞得民怨鼎沸。再加上他们强行征税，大量发放各种债券、金融库券，造成货币贬值十分严重。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迅速成立自己的银行，印铸和发行货币，控制混乱的金融秩序，摆在了指战员们的面前。1933年10月下旬，红军在“宣达战役”中解放了达县县城，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的造币厂和纺织厂后，获得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当年12月4日，“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总行”便在通江县城外的西寺正式成立。这时的造币厂分为银元厂、铜元厂、石印局。机构、设备和技术力量都很健全，无论造币的质量，还是规模、技术和数量，在全国各苏区中都是第一流的。”对川陕苏区历史很有研究的廖明说。

　　2017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委宣传部巡视员马林、总行精神文明建设处处长陈跃、总行精神文明建设处干部陈京、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含鹏、货币金银处副调研员巴家云等一行在人行巴中市中心支行行长陈学建的陪同下在巴中通江等地开展“红色金融”调研，廖明全程陪同，与调研组就相关史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据资料记载：1934年冬，石印局的纸币套色印制获得成功，这标志着红军印币技术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已有了相当大的进步。随着川陕苏区的进一步扩大，红军的造币能力也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当时，石印局有10余台石印机开动，每台机器日产钞票约1000张，其面值总和达200万元以上。

　　在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记者见到了当年红军用过的钱币。记者看到，川陕苏区各种货币票面的设计和印制，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精湛的艺术价值，两者和谐的统一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些货币使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的产物，与白区货币有着显著的不同。从实物和照片中我们见到，凡是所有纸币、布币、铜币和银币的值面上，都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和由斧头、镰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图案。这是否是中国共产党以银行的名义发行的最早的钱币，这需要史学专家来考证。
　　1935年，红军撤出川陕苏区后，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制作的“布币”缝制成衣服予以收藏，以纪念红军。现在，这件“钱衣服”已经成为了珍贵文物被当地文物部门珍藏，成为中国革命“红色金融”的历史见证。

　　“我们拍的《红军钱币》电影，就是围绕这件“钱衣服”的真实故事为主线展开的！”廖明说。廖明，四川达川人，是个有着充满血性的汉子。他秉承了大巴山人的执着性格，一身正气，憎爱分明，敢于直言，当过教师、企业高管、新闻记者，有着深厚的爱党爱国情结，崇尚和弘扬红军精神，他自担任四川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宣传信息委员后，一直研究川陕苏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他独到的见解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风格，成为为还原川陕苏区的历史作用的一位坚定的开拓者。
　　他说在整理川陕苏区史迹的过程中，时常被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动人故事所感动得泪流满面。电影《红军小学》就是根据他发掘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为拍摄这部电影，他自筹资金数百万，经过几年努力，终于2015年拍摄了电影《红军小学》，高质量地呈现在全国观众和中小生面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廖明说：“我们能生活在今日盛世之中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无数为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如果我们的国人忘记了他们，就如同我们一个姓氏忘记了自己的祖宗一样！”。

　　就在电影《红军小学》还未收回成本之时，廖明又忙乎起他的川陕苏区系列“红军题材”电影的第二部《红军钱币》。他说：“电影的讲述的是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地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创办了川陕苏维埃银行，制造和发行了钱币，统一了货币，使根据地不断壮大。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发动六路进攻，派遣特务渗透到根据地破坏苏维埃金融事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苏维埃人民的支持下，苏维埃银行行长廖福恩和红军“金融战士”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有力地帮助根据地群众发展了生产，支援红军长征。故事情节感人，高潮跌宕。
　　廖明说，川陕省苏维埃银行就是这部电影的生活原型。四年前，廖明在巴中恩阳古镇拍摄电影《红军小学》时，意外发现红军时期留下的验币石遗址，他走访民间，查阅史料，触发了他筹划拍摄《红军钱币》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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