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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之《简琴楼谈艺录》(连载)——关于中国文化的十二封书信(选二)

原作者: 孙亚军 来自: 四川文化网 收藏 邀请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简琴楼谈艺录 · 关于中国文化的十二封书信(选二)

王铎与黄道周二先生
(之二)

[孙亚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予闫照忠(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创研部主任)庚子春节初一信函的回复。]

黄道周以及他的“飞蛾扑火”式的殉节

○孙亚军

石斋先生黄道周像

闫先生:
  好!来信已收悉,得知先生安好,心甚安!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人措手不及,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今天看到很多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其精神让我们为之动容。同时,也让我深感您信中所提及的“留得真气”,中华民族的“真气”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在家国遇到危难之际,总有一些人为了我们舍弃小我,以壮士断腕之决绝踏上赴死之路,这便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先生来信,我反复读了数遍,感慨至深,现将一些思考记录如下,与先生商榷。
  我在叙述之前,引出一个人物,他叫李颙,字二曲,人称“二曲先生”,是晚明清初杰出的理学家、思想家,也是明代晚期关中理学的扛旗人,他的学问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反躬自省·体悟不二”,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的圣人之言,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然后才能明理致知。李颙和您信中所提及的王铎,他们是同时代人,年龄上李颙要小得多,不同的是前者作为民间的思想家而存在,后者是作为国中栋梁之臣而存在。他们共同的经历就是赶上了晚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亡国和亡天下成为知识分子最为挖心之痛。

(闫照忠山水作品)
  清顺治二年(1645年),李二曲19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李二曲彻底走上独立问道之路的事件。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江南诸生周钟投降,并为李自成登基写诏书,他在诏书中将李自成比作“尧、舜而有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此事一出,南明朝野哗然。就是这件事情,让年轻的李二曲深恶周钟之流,素日里清谈义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大谈忠孝节义,岂料李贼兵犯北京,临难之际连“一死报君王”都做不到,何谈气节。这一年之后,李二曲对当时文人的词赋曲艺不太相信,他把毕生的志业放在了寻求“正学”的路子上来,他恪守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毕生不与清廷妥协,康熙曾仰慕二曲之学,数次下诏启用,二曲宁死不应。我说李二曲,是想表明在晚明那一个恢弘而壮烈的时代,倒戈之士皆为以文取胜者,凡以学术立身者绝大部分都能以死见证学术的尊严,如刘宗周、顾炎武、黄宗羲等。我曾在《贞人堂己亥笔记》中写到: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能比得上晚明,贰臣贼子、以死守节的故事,比比皆是!后来,我在仔细读完《明史?列传》之后,才发现其实晚明的那片天早就烂了,一个把宦官当儿子养的朝代,终究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厦倾颓之际,文人士大夫的嘴脸,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平素所学随着失节的那一刻起,变得分文不值!也是从刘宗周绝粒的那一刻起,为晚明的文人敲响了警钟,学问为大,名节尤重!即便无法挽留住历史的洪流,但如刘宗周、查继佐、黄道周、黄梨洲…这样一群用生命在捍卫学术的尊严的士大夫,多少为晚明那个天昏地暗的年月保留住文化的精血之气!
  再说说您信中所提及的那位以书法成就盖世英明的王铎先生,王铎之风骤起,乃是当代之事,首先日本人学习书法捧王铎为上宾,以为王铎是开数百年书法之新风之人物,日本人是不能以中国文化的“道义”之思,来诠释中国艺术,他们对“文以载道”的理解,根本不能和国人相比。我以为,近世中国在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几尽沦丧,加之建国之后种种对文化的非难,导致了当代中国学人、艺术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严重缺失,才导致了“王铎书风”一起,一呼即应,以至于今日夸夸而谈王铎者比比皆是,学王铎者多如牛毛。细思之下,让人惶恐至极,诚如您所言“艺术如果失去了“道”之所载,何其轻浮!”

(闫照忠作品《水墨荷花》)
  我姑且认为,一切艺术的技法演变,必须遵循“志于道”的原则,道之所载,法其变也!当今之世,习书法者千千万万,以书法家而自居者多不可数,急功近利求新立异,几乎弥漫了整个社会。王铎书风晚年的“激变”,以及由于文化人格的缺失而造成的“恣意放纵”的书体,极易迎合当今之世“根基不牢”者的需要。先生,您想想是否是这样,一个人老老实实写着古代的法帖,却被嗤之以鼻;还有“国展”,以求技法的多变立新,使多少人误入歧途,以为只有技法的娴熟多变,才能成为书法艺术家。缪也!
  总之,王铎之风的骤起,实乃急功近利社会之所致,更是价值观紊乱之写照!试想一下,我们怎么能把一个失去民族气节的人,作为我们当世膜拜的对象,难道我们的心灵还不够扭曲吗?我记得您之前所言,文化自信就是恢复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领域的“中正气象”,这种中正之气,来源于传统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书法实乃雕虫小技耳,载道者方为广大直!

(闫照忠作品)
  说起王铎先生,让我想起了王铎的一位好朋友,他叫黄道周。黄道周,这位爱和皇帝“抬杠”的,不太令皇帝喜欢的人,最后却以“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在北京城沦陷之时,带领数百家丁展开轰轰烈烈的“北伐”之战,最终以身殉国。其实,王铎、黄道周、倪云璐三人他们都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进士,三人是同年,也是挚友,开始的时候他们三人关系甚好,但随着晚明朝廷局势的变化,三个人的人生之路分道扬镳,结局迥然不同。王铎选择了变节投降,在他的心中或许有一千个不得已,但终究他成为“贰臣录”里面的人物;黄道周在满清铁蹄肆意践踏中原之时,他率领军队奋起抵抗,兵败被俘不屈而死,他在临行前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倪元璐,官至户部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时,倪元璐选择了自缢殉节!其实,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视野之中,“文死谏,武死战”的例子多不胜举,作为王铎先生而言,他不会不知道,那么他选择乞降,一定有他难以名状的原因。对比王铎和黄道周二先生一生之行状,我以为二位先生的学养志趣不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会不同,相比之下,黄道周无论在经史之学,还是在书法、绘画等堪为一代宗师。王铎的一生,离不开书法,他是以书法成名的,早期的书法典雅之气甚足,晚年变法之后,奇力奔放,犹如脱缰的野马在狂奔!
  三十八岁入仕的黄道周,以一篇痛批朝政的文稿,让主考官袁可立拍案叫绝!这位闽南士子从一开始就带着一身的倔强,开始了他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的官宦生涯!他和王铎一样,少年清贫吃尽苦头,《明史·黄道周传》载:“家贫业农,事亲以孝闻”。当宦官魏忠贤专政之时,人人谄媚畏惧,黄道周选择不合作,史载“魏忠贤用事,道周拂衣归”,而王铎选择了与魏忠贤合作,编纂《三朝要典》。黄道周的一生不计个人得失,心怀天下正道,在危难之秋,算得上一代仁臣。即便是最后沧桑之时,也能以一死见其学问之尊严。1645年4月25日,南京城破后,王铎和钱谦益选择了投降苟且,黄道周却返回福州积蓄力量。当时清廷颁布剃发令,江南人民求救于南明隆武朝廷,黄道周身为武英殿大学士,招募家丁兵士,兵分三路,向清兵发起进攻。12月24日,黄道周被清朝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到南京狱中。在狱中,他写了“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的绝命诗。清廷深知黄道周乃一代宗师,极尽劝降之能,委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以“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的对联,谢绝了洪承畴。洪承畴羞愧难当,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黄道周效法刘宗周绝食十二日而死,期间其妻蔡氏来信曰:忠臣有国无家,请不要顾及家里。壮怀激烈,唯黄道周哉!1645年这个多难之秋,就是王铎先生和他的好友钱谦益留守南京,清廷兵临城下之时,他和钱谦益主动开门投降!事成之后,王铎被清廷封为太子少保。

(闫照忠书法作品)
  钱谦益说:“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我认为,这正是王铎、钱谦益、洪承畴这些贰臣的心声!苟且偷生,与斯文何益?与气节何益?不容否认的是,王铎在书法方面的确是神笔,但仅此而已!中国书法的中正之道,在于胸中的那一股浩然正气充盈其间,夫子所言“志于道”,这个道就是君子弘毅之道,王铎缺少的就是这个!所以,王铎在今天能享此盛名,我想还是与我们对中国书法的道的认知不够,我们为时代立下的楷模,难道就是这样一个至民族危难于不顾,贪生怕死之辈吗?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复兴什么?我认为复兴的就是从刘宗周、黄道周一脉而来的文化正气!
  依着先生的思考,我就谈这些,或有无妄之词,先生斧正之!
  谨问安好!

贞人堂主人  孙亚军
庚子春节正月初二
(书信选自闫照忠、孙亚军合著《简琴楼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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