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孙亚军 | 风骨 ——关于黄宗羲的思考

文/孙亚军

　　我常常觉得晚明之季，是中国文化最为恢弘和最为惨烈的时代，中国历史上宋亡元兴之际，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人身上的风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宋代晚期的文化人为后世学者树立了一个丰碑。晚明之际，内外忧患宦官专政，有明以降的两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文人就没有真正的抬起过头来，直至到国难当头之时，文人们才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在西风烈马残阳如血之时，书写着晚明文人的恢弘与惨烈。
　　晚明儒宗顾炎武先生在他的《日知录》中认为，晚明之际实属于“天下兴亡”的生死攸关之际。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顾氏心中，李自成北京称王霸天下，只是亡国之痛，而满清铁骑横扫中原，易服削发实为亡天下，无异于率兽食人！说到底，明清易代，表面上乃改朝换代，实则乃是两种文化的较量。之所以恢弘和惨烈，皆在于一种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践踏，是野蛮对文明的挑战！
　　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尤其是自“两宋之后”理学思想的兴起，让仁义礼智信的文化血统深入骨髓，使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能够为担当民族道义而有所牺牲。明代自万历之后，朝纲日渐中落，宦官和党争成为晚明朝政中的顽疾和毒瘤，最终重新上演了南宋灭亡的悲剧！宦官为一己之私而与天下争，而文人在生死攸关之刻，则体现出他们作为读书人的气节，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为垂死的王朝做殊死一搏。
　　黄宗羲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亲历者，他目睹了宦官专政的朝局混乱，亲历了家国破碎之后的辗转流离，也参与了救亡图存的抗清斗争，从早期的替父入京伸冤，再到组织忠义军抵抗清庭，再到心智已死讲学浙东，终成为旷世大儒。 其心路之艰辛，人生之遭逢，成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典型的代表。

　　钱穆先生曾论述明代学者的学术个性时说，明代的学者喜欢单纯，喜欢依照宋儒的观点而进行切实的体悟。自立门户和门户相争是明代学者的特征，这一特征到了王阳明时才有所改观。阳明先生自龙场悟道之后，其学术思想发生了质的改变，他在死气沉沉的明代学术界扔出了一颗炸弹，这一颗炸弹就是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使得持有门户之争的学者放弃门户之争，以“致良知”之心于实事磨炼处体现学术生命的尊严。
　　余姚黄宗羲先生基本上是从王阳明一派走下来的，《清史稿》记载：“宗羲之学，出于戢山之学，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后来，我在阅读《刘宗周传》时，发现黄宗羲先生的人生轨迹和乃师刘宗周极为相似，两位大师皆能以生死之志体现学问之大。清代史学大家邵廷采先生在《明儒刘子戢山先生传》中记载，时年北兵南下，先生“以身余一死为憾”，清庭闻先生之名欲延聘，先生说：“遗民刘某顿首，国破君王，为人臣子唯有一死，七十余生已绝粒经旬，正在弥留，敢尚事迁延，遗玷名教，口授荒迷”。先生弥留之际，曾口沾绝命书于女婿秦祖轼：“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并嘱托儿子刘汋：“死后，葬我下蒋，碑曰：有明念台先生藏衣冠处，子某妇某合葬之墓”。说完之后，先生泫然泪下，并语及平生伤心事：“胸中有万斛泪，半泪之二亲，半泪之君上”。史书记载先生前后绝粒二十余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日，年六十八，学者称戢山先生。刘宗周先生一死，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唯刘宗周先生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
　　阅读黄梨洲，其实就是在阅读晚明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悲壮中夹杂着难以名状的复杂，有为国赴难的，也有屈膝苟安的……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关中大儒李二曲对晚明一代“王学”末流的文人发生极大的厌烦？那就是平素里吟诵着“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事实上当民族和国家面临危难之时，第一批倒戈的就是这样一些高谈阔论之士。
　　相反，如刘宗周、黄梨洲、顾炎武、李二曲这些人，将学术的生命力融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担当，其实他们的学术精神恰恰构成了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民族精神。冯从吾说：“平生所学，惟勿自欺，挥戈于末路，庶不愧此须眉”。
　　言行一致，体悟不二，反躬自省，凛然以大丈夫之姿态，在民族危难之际，不失风骨，这是黄梨洲这一代文人给予我们巨大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