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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军:吕柟——学行第一 · 风追颜回

原作者: 孙亚军 来自: 四川文化网 收藏 邀请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吕柟——学行第一 · 风追颜回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泾野先生吕柟(1479—1542),

明代学者、教育家。

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

陕西高陵人。

明正德三年(1508年)状元

吕柟行书《赠张子言诗卷》

此书行笔方圆互见,

笔画粗细兼施,用墨浓淡随意。

笔法流畅迅疾,上下字时相联属,

书法遒健爽利。

吕柟(1479-1542)

马理(1479-1556) 

行书册

绢本 册页四开

24×16 cm.  每幅约0.4平尺


同修《陕西通志》


“关中四家”

——吕柟、马理、杨爵、韩邦奇


以吕柟及三原学派为代表,

他们著书讲学,兴办书院,

倡导”实学”。吕柟集大成,

马理、杨爵、韩邦奇等推波助澜,

四人史称“关中四家”。

马理认为”圣贤”之学要赞而学之。

嘉靖二十年,

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通志》,

嘱托吕柟、马理编纂,

二人”卜竹林祠为馆,

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

肇纂述之事”。



  【题记】

  孟夫子有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盖指那些生而有使命意识的君子,其人生必在苦中励志方能弘道致远。有明一季之“关学”至吕柟方为集大成者,先生一生少年求学出仕得罪宦官刘瑾,辞官归里谓之一难;刘瑾伏诛再度启用,因“大礼”之争被贬解州谓之一难;转官南都再调京师,继而再入南都谓之遭际之变,细数平生数起数落,然每经一变其志弥坚,其学愈发至淳,每经一地其风俗学风骤变,先生砥砺风化于危难之际,提斯人心于躬行实学之中,平生所学惟念“以立志为先,慎独为要,忠信为本,格致为功,而一准之以礼。重躬行,不事口耳。”(《吕柟集·泾野子内编》第271页)。


  一

  多年前,我在读费振中先生写的《堕落时代》时,“讲会”这个词几乎在明代知识分子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生在书中写到:“我们还记得当年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故事,过了近两千年,十六世纪的明代讲会,形式上似乎与它接近。如同孔子那样,学者怀着非常热切的救世目的,游走南北,主要为了聚集各方同志,以民间为舞台,倡扬新的思想和人生观。‘讲会’的意思,即以‘讲’为‘会’,因‘会’而‘讲’。有时候‘讲会’在特设的讲舍里进行,有时候没有合适的地方,假借寺庙也行,有时候甚至在平旷的野外场地,一样能举行盛大的宣讲活动。总之讲也好,会也好,那种围绕着一个生命之道所倾注的热情,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责任心,无不反映了这一时期学者们自觉为思想而献身的精神”[ (费振中《堕落时代》东方出版中心 第7、8页)]费先生所言极是,大抵从北宋张载肇始的关中学派,几乎每一位大师的人生阅历中都有讲学的历史,他们依此来弘道,依此来重申先儒的主张,依此来教化世道人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觉的使命意识”,并且矢志不渝。他们在讲会中申明自己的学术主张,在实践中恪守古道,从而升华着自我整个生命的气场与格调。

  宋儒的伟大在于将孔孟以降的儒家文化重新收拾,进而以发展者的姿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起跳”,从而开创了影响中国近一千多年的“程朱理学”,中国儒学从宋儒那里开始了新的气象——它有着深刻的宇宙观,有着接地气的人生观,他们把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以“理”“气”贯通了起来。明儒的伟大则在于行实,他们把宋儒的理论变得具象化,他们在切实用功上做着老老实实的践行者,他们在用笃实来告诫自己也在告诫他们的时代,圣贤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用心去做,道不远人。自宋之后,元、明两代的儒学大师的思想更趋于平实,所以他们心中怀有弘道之念,道场在心,何处不弘道?整个有明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几乎每个时代都有民间布道者,黄宗羲说:“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二氏之学,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轩豁呈露。”[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言》]。梨洲先生总结的及其到位,尽管“过之”,但仍乐此不疲,故而经久之后,便能为之一变,这或许正是明儒的可爱之处。

  整个十六世纪的中国儒学界,大师云集,他们各领风骚,以决绝之姿,讲学民间传道人心,谓为一代之风华。那时候北方以“关中学派”为代表,从薛瑄河东发轫至薛敬之传道关中以后,吕柟、马理、韩邦奇诸儒挺然风尘,衔续程朱之学,独以行实而立于江左,南方则以阳明诸子为代表的“心学”,发“知行合一”之问,以“致良知”为心法,风靡江右。故而,《明史·儒林传序》中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13页]。关中学派至吕柟先生为集大成者,代表着自张载之后,历经元、明早期、中期关中学派的终结,他与万历年间的关中学者冯从吾先生分别代表着关中学派的两个阶段,著名“王学”学者邹元标说:“横渠之后,明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称鼎足”[ 邹元标:《少墟冯先生集序》,见冯从吾:《冯恭定全书》,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吕柟先生一生活了六十四岁,其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讲学活动,其中九年就在南方亦官亦学,黄宗羲说:“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 黄宗羲《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他的一生充满坎坷,四起四落,然而每经一难,其学问事功皆为之弥坚,可以说,先生的一生是为学术的一生,他把圣贤之学的煌煌大道,以切实躬行之力,发挥的淋淋尽致,从而“开创出一条‘真知实践、甘贫改过’的学问之路”[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二

  吕柟,关中大儒,明礼部尚书。公元1479年,明成化十五年,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祖上是太公望之后,南宋理宗时期,先祖吕世昌迁徙至高陵,遂世代相延,他的父亲吕溥,母亲宋氏,朝廷赠“安人”,据薛应旂《泾野先生传》记载他的母亲:“为瀋府教授玉之孙女。教授幼好书,人号‘宋五经’,以贤名于时,安人少习其教”[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7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先生少时聪颖过人,深受父亲器重,七岁跟随高陵宿儒周尚礼学习《小学》之教,当时郎中高选见到儿时的吕柟甚为称奇,他告诉周尚礼:“这个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不仅仅是在科举为人第一”。据吕柟先生后来编修的《高陵县志》记载,那时候跟随周先生学习时,周先生为教,取法古人的孝悌、忠信、勤学、修身,以及才能、政治,日讲一条,责令弟子躬行其中,至于洒扫应对,出入起居,皆按照古人之法来实施,弟子不敢违背,所以“居家授徒,殆百余人,皆邑之俊秀”。正是因为有严师督教,吕柟先生幼时便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中叶,明代关中学派的大师基本是扎堆出现,他们的出现为关中理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吕柟先生出生前五年,三原马理先生出生,他出生的那一年陕西朝邑的韩邦奇先生出生,稍后十年渭南的王学传人南大吉先生出生,他们出生的时代,段坚、周蕙、李锦、薛敬之、王承裕等正处在学术旺盛期,所以关中学脉代不乏人,当段坚那一代人老去的时候,吕柟、马理、韩邦奇他们就能接上薪火传承的接力棒,继续推进先贤的事业,文化不曾出现断层的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极其少有,也注定了关中学派在明代的昌隆之象。

  吕柟先生少有圣贤之志,他的到来,在我看来就是为弘道而来,所以历经艰辛遂成其志。少年时代的吕柟便知道只有苦其心志,才能练其心性。他读书非常刻苦,曾独居一矮屋,每日读书衣冠危坐,朗朗其声,春来秋往,寒暑之间,不曾堕其志,冬天寒冷,便以麦草裹脚以御寒,夏天炎热,也足不出屋,如此数年学力笃坚。公元1490年,吕柟刻苦学习的精神受到了陕西提学副使马中锡先生的赏识,推荐他到高陵县学跟随时任高陵县教谕四川泸州人高俦学习,吕柟终身难忘。他后来回忆先生高俦时写到,十三岁那年高俦先生到高陵任教谕。当时,我身上还有孩童时的顽皮之性,常常和一帮同学嬉戏打闹,高先生知道我有志于学,便对我说:“吕柟,你怎么也可以这样呢?”为了让我知学,高先生把我划分到优等生中去。那时候,优等生都很刻苦学习,我自然昼夜发奋不敢落后。在吕柟先生的眼里,高先生深知教育因材施教之法,他在《龙湾高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先生教人,作三册:六德六行为上册;冠、婚、丧、祭、乡饮、乡射、乡相见礼、为中册;不能为下册。生有一从焉,籍上册、中册,曰:‘慎毋以此自止!’生有一不从焉,籍下册,曰:‘均人也,若何不能上册籍?’既久,而诸学生数多免其下册籍”[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6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在高先生的教导之下,十四岁那年,吕柟应试临潼获“廪生”,即生员资格,由官府出资让其继续学习。“廪生”在明代名额及其有限,要求也甚为严格,一旦考中,意味着贫困的家庭的学子不用为学习经费而发愁,同时具有考取功名的资格。据杨九式先生《吕泾野先生续传》中记载:“年十四,应试临潼,贫不能僦馆,投宿新丰空舍内。夜梦老人自骊山下,谓曰:‘尔其励学,后当大魁天下’。明日试,补廪生。”

  公元1496年,明武宗弘治九年。陕西教育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王恕、王承裕父子在陕西三原建成“宏道书院”;二是陕西提学副使杨一清倡议重修西安“正学书院”。青年学者米文科先生在《吕柟年谱》中说:“正学书院的重建,对明代关中地区的讲学与理学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7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另据,明代李东阳先生《重建正学书院记》记载,正学书院兴建于元代,最早是张载讲学的地方,元代许衡在陕西执政时多在此处讲学,后来元代省臣建正学书院,供奉张载、许衡二人。因年代久远,原正学书院为驻兵所占,杨一清等人另辟其地,重新修建。李东阳写到:“是虽复鲁斋之旧,而实崇祀先贤,表章正道,以风励学者,非徒为许设也。故易其名曰‘正学书院’”[ 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17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公元1497年,十九岁的吕柟受到陕西提学杨一清的赏识,推荐进入“正学书院”深造。这是吕柟学习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公元1498年吕柟在长安开元寺偶遇离休居家的薛敬之先生,两人一见如故,吕柟被薛敬之先生的学问之道深深着迷,尤其是被薛敬之先生那种笃实为学,不著虚名的学术修养所折服,遂拜薛先生为师,至此吕柟所学方有渊源所自,《明史·吕柟传》记载:“柟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 《吕柟·泾野子内篇》第26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大约自吕柟先生问学薛敬之之后,其学业大进,深以弘道为志业。公元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吕柟开始了此生第一次讲学活动。正直他在正学书院求学期间,他接到家中来信说父亲病疾,吕柟遂暂停学业回高陵老家侍奉父亲。此时的吕柟学行已堪为人师,很多人开始慕名向他问学。于是,他在照顾父亲的同时开始思考构建他的讲习之地的计划。父亲病情痊愈之后,吕柟在高陵县城东门外的后土宫,以云槐为名打造讲学传道之地“云槐精舍”。后土宫,面朝渭河,放眼望去烟波浩渺,又有闲屋三间,老树于庭院中央,端然肃穆,及其适合做讲学之地。他在《云槐精舍记》中记载:“邑郊东后土宫,槐树匝陈溢塘,殿西有屋荫,当其下聚徒结庐,曰云槐精舍。屋凡三楹,萧然面渭,讨论古经,言萃于斯,曰讲经堂。堂含二室,东室曰仰华轩,西室曰望河庵”[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历来讲学传道并非易事,古人不像今人,办班收费,明代的知识分子讲学只有一个心念,那就是授业传道,以此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升华。吕柟在云槐精舍讲学前后四年时间,风雨无阻艰辛备至,据马汝骥先生《通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公柟行状》记载:“父疾寻愈,乃居云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来就学,公食谷面饼,有上客至,与共之”[ 《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6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其生活之艰苦,绝非我们可以想象,即便如此,先生在云槐精舍迈开了毕生的第一步,学问之道在于精研,更在于思辨,今天当我们读《云槐精舍语第》时,如孔子课徒般虔诚,充满智慧的要语绽放出哲理的光芒,而这时的吕柟先生不到二十岁,思及近日之我辈,实在汗颜!

  吕柟先生少年求学的时代,正处在十五世纪末,那时候旧在理学精神还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恪守,新的理学精神——南方的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正在萌芽,一场思想的革命正在孕育当中,关中学人充分认清了旧理学精神的虚弱之处,即人人喜谈“程朱”,人人又作世俗的降臣,理学被一部分人的行为衍化成为一种“伪道学”。诚如此,才有了薛瑄、段坚、周蕙、李锦、王恕、王承裕这些以“躬行实学”的精神来砥砺时风,重视实践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理学精神迫切的需求,吕柟从薛敬之那里继承而来的就是这种“务实”的学风,圣人言不在是庙堂之上的冠冕堂皇,而是时时于日常相关的学问之道。关中学人坚信在至圣的道路上,唯有将书上的语言化作实际的行动,如此才能体察圣人之言发心之真诚。

  吕柟先生在至圣之路上,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三

  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他们把“修身”看做是人生第一要务。应该说,吕柟在云槐精舍讲学之时,他的第一要务已经得到世人的认可,接下来应该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考取功名报效国家。然而,吕柟的仕途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顺利,而且这种不顺利伴随了他的一生,也在不断地锤炼着这位伟大的哲人,使其更加精粹。

  公元1499年的陕西,“河东之学”风气盛行,整个关中地区的学风呈现出一派古风之象,这一年的十一月,虎谷王云凤先生提学陕西,他倡导尊师重道,修建正学书院藏书楼,延聘关中大儒李锦先生门人刘玑先生主讲正学书院倡明道学,三秦学风蔚然为之一新。吕柟先生在《刻博趣斋稿序》中记载此时关中学风时说:“先生提学陕西,深受其开喻奖拔之益。凡先生之言语动静,恒以为师模,而一时西土士风亦骎骎乎复古矣”[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正是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之下,陕西士子人才辈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公元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陕西朝邑“韩氏三兄弟”韩邦奇、韩邦靖、韩邦彦,高陵吕柟参加陕西乡试,吕柟和年仅十四岁的韩邦靖中举。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当年围绕在青年才俊吕柟身边的韩氏兄弟、三原马理先生皆为益友,他们“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可谓生死之交。公元1502年,意气风发的吕柟参加会试落第,与三原马理进学于国子监,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理在《泾野先生文集序》中深情回忆当年:“弘治辛酉,子在辟雍,与理及秦西涧世观、寇涂水子惇均携妻子同邸居者数年,内外旦夕,以修齐之道相切磨相观法也”[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那是一种纯洁而高尚的友谊,他们都是载道之人,在京四年当中他们或同窗读书,或一寺习礼,或面规其过,或阴让其善,或求法于祖宗,或问学于舜、颜。冬天,不辞严寒,夏天,不避炎热,坐则联席,行则接影,论世或至千古,访友或于深夜,往来无间,如此友谊真让人向往之。今人谈起友谊时,无利则不往,无名便不至,友谊之中掺杂着“功利”,这种友谊经不起生死考验便一散了之。据冯从吾先生记载当年他们这批青年才俊,大有“任重而道远”的志向,他们一起讲学于京城宝邛寺,一起盟约:“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禄,毋徒任重弗克有终”[ 冯从吾:《关学编·泾野吕先生》,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的誓言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觉得肃穆庄严,遂行君子之道,相比之下远比世人所称赞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要好上一千倍,前者是“道”的化身,后者则是江湖之气。


  四

  关中学派历来注重气节,以为气节败坏,其学问必不能称道。黄宗羲先生在《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中说:“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加之学问者也”[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8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认为吕柟的思想当中尤其注重“气节”,主要体现在“甘贫”之说上,他说:“在吕柟看来,贫与富是当时学者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许多人终生都是为了追求富贵利禄。而正是因为学者不能安于贫贱,不仅常会犯错误,而且还会丢失操守,丧失气节,所以吕柟认为,能安贫即能安于义”[ 引文同上;]古来学者,能“安贫乐道”便是守本分,志于道者便不能为富贵所驱使,为淫威所震慑,为贫贱所移心,这些在吕柟先生出仕之后的人生经历当中莫不如是。

  公元1508年,明正德三年,吕柟三十岁。这一年二月,吕柟参加了期待已久的会试,以《尚书》中第六名。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本该吕柟得第一名,却因为主考官王鏊的取舍而屈于第六名。当时,作为同考官的湛若水先生为此事和王鏊颇有一番争执,湛若水苦争不得,进而在吕柟的试卷上写下批语:“卷虽佳,惜力微,不能首荐子,然子固已魁天下矣”。后来的事实证明湛若水先生的识才之眼,不久之后,明武宗进行殿试,见到吕柟的试卷后字体俊秀,所发之论正和题旨,明武宗钦点吕柟为状元及第,至此吕柟正式开始了自己亦官亦学的波澜起伏的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一直是导致诸多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宦官干政从两汉至魏晋,再至唐宋屡禁不绝,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为了杜绝朱家子弟日后重蹈覆辙,曾在宫外立一铁牌,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务”,足见其对宦官之恨。然而,自朱元璋之后,朱家子孙对此视而不见,将宦官摄政给予了合法化,看过《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的人都知道,那里面权利最大的宦官莫过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内阁报呈的文件,必须要得到掌印太监的朱批,才能有效。正因如此,明代几乎每一个皇帝执政时期,都有一个让人恨之入骨的太监。吕柟所处的正德年间,就是宦官刘瑾当权的时代。刘瑾,陕西兴平人,他自幼入宫被宦官刘顺抚养,改姓“刘”,及长净身入宫,刘瑾在明武宗做太子时,一直跟随左右,极擅于邀功讨好主子,成为明武宗最信任的太监。武宗即位之后,刘瑾被委以重任,成为当朝红人,朝廷多数官员皆称自己是刘瑾的门人。刘瑾因为是陕西人,自然少不了诸多陕西籍的官员与其套近乎。1508年,吕柟作为陕西士子,夺得皇帝钦点状元,刘瑾自然要拉拢吕柟成为“自己人”,史书记载吕柟状元及第的第二天,刘瑾就派人送来贺礼,然而吕柟坚决不受其礼,不仅不受而且有意与刘瑾保持距离,这让刘瑾这位“司礼监掌印太监”极为愤怒,也为他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泾野吕先生》中记载:“时阉瑾窃政,以枌榆故致贺,先生却之,瑾衔甚,自是逊避不与往来”。[ 冯从吾:《关学编》,中华书局出版;]杨九式在《吕泾野先生续传》中也记载:“逆瑾擅权窃政,附丽之者,骤迁显秩,先生虽同乡,独不出其门,且却其贺礼,瑾已不甚”。[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7、17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足见吕柟先生之学行傲骨,不附逆权贵,孑然一身保持人格之独立。

  公元1510年,明正德五年。对于明王朝来说这一年极为不平凡,因为刘瑾的专横篡权篡权,引起朝中直臣的强烈不满,于是一场针对刘瑾的斗争在这一年展开,朝中多数直臣因此事牵连。当年,明孝宗临终托命于太子朱厚照,即明武宗。武宗即位之后,及其重用和他相伴多年的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名太监,史称“八虎”,刘瑾因为深得武宗器重,列为“八虎”之首,他们千方百计的使武宗玩物丧志日不临朝,朝政逐步落在了“八虎”手中,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刘瑾其权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引起言官不满。这一年,吕柟三十二岁,他上疏明武宗建议其临政、御经筵、亲政事,节省佚游,以德服远。他的这一奏折引起刘瑾阉党的仇视,遂扣压不报,不但如此刘瑾心恨这位陕西老乡,决定杀掉吕柟,以此警示朝中其他敢于反抗的大臣。吕柟知其用意之后,以抱病为由辞官归乡,刘瑾得知消息后,派人尾随其后,准备在路上将吕柟杀害,吕楠几经转折才摆脱刘瑾的眼线。其实,当年因得罪刘瑾而险遭杀身之祸的还有王阳明先生,史书上说王阳明被贬贵州时,刘瑾派人也准备在半路将其杀害,王阳明过河之时,佯装掉入河中,将其衣服脱下来飘在水面上,方才躲过一劫。

  天要灭其人,必先让其狂。刘瑾的猖狂与独断,已经严重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朝中大臣纷纷弹劾刘瑾。1510年7月,太监张永奉旨巡查宁夏,杨一清素知张、刘不合,遂鼓动张永回京后揭发刘瑾的罪行。8月11日,张永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十七宗罪,武宗令张永彻查刘瑾,刘瑾因私藏武器及巨额黄金,认罪伏诛。因刘瑾入狱,很多当年附会刘瑾的官员被彻查,尤其是被刘瑾器重的陕西籍官员更是不在少数,独先生不畏权贵能守其身,实为难得之事。杨九式在《吕泾野先生续传》中记载:“先生抵家数月,瑾诛,刑及大冢宰,遗累陕西缙绅几尽”。[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7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因受刘瑾一案牵连,吕柟在家先后两年时间,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才被起用。

  这是吕柟先生第一次为官生涯中的劫难,他虽年轻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具有关中士子硬骨头的风范,他曾说过“人但伺候权倖之门,便是丧其所守”,故而,平素教授学生自甘贫做工,立定做人的脚跟。


  五

  《易》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君子不改常度。吕柟蛰居高陵,闭门谢客潜心读书,其心性之定,真如他自己所言:“端居暗室,终年而不外想者,斯其人可以入市朝”[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1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君子修志,必淬炼其心,虽经风霜雨雪,其志不可夺,当年在“云槐精舍”讲学时,他就告诫弟子:“君子习文,不如习行,习行不如习心。习心以忠信,而文行在其中矣”[ 引文同上,第8页;]。两年之中,先生朝夕闻道追慕先贤,其志愈发弥坚,其弘道之心愈发弥贞。

  公元1512年,明正德七年。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世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今兰考)人,祖籍潞州。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明朝文坛“前七子”之一。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谥“肃敏”。]向朝廷上疏举荐吕柟,他在奏疏上写到:“当瑾贼擅政,朝士侧目之时……惟本官不顾时忌,乃敢求归。逆探初心。似难尽知;据今形迹,实则可取,加之涵养之深,历练之久,必能裨补治源,赞翊化机。自告病以来,杜门谢客,读书耕稼,安贫守分,略不苛求。以斯介行,使立清朝,必能振起休风,劝惩颓俗”。从他的奏疏上我们能得知,当时士大夫多以政见不合而抱病为由休假或者提前离休,这是古代知识分子保全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对抗皇权的一种态度。两年前,吕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躲避了刘瑾的淫威,王廷相的奏疏得到了明武宗的批准官复原职即刻进京,因为自刘瑾伏诛之后,朝纲松弛需要这样的仁臣志士来砥砺时俗。吕柟于是年十月接到朝廷谕旨之后,行前未及向友人一一道别,便匆匆上路了,因为当时戴罪候旨的还有陕西武功大儒康海先生,吕柟与其交游甚笃,这一年春天时他们还在一起游春赋诗浒西。吕柟到北京后致书康海,在信中他称康海先生为知己:“往日赴京时,匆匆不能拜别,至今怀恨。仰赖一路平安,十一月二十日抵京,含愧窃禄,足负知己。……承吾兄之教,日就柏斋,与化之效全未,思齐之心长存”[ 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20《与康太史德函书》]。

  公元1514年,明正德九年。天性好玩的明武宗朱厚照于这一年的元宵节,竟然在乾清宫放了一把火,火烧乾清宫!可笑的是,自己纵火之后非但没有救火,反而和太监宫女移驾“豹房”继续花天酒地,隔岸观火,他甚至赞叹“好大的一个烟囱!”乾清宫的大火从晚上九点一直烧到第二天早晨。明武宗在中国历史上是及其有名的荒淫之帝,他和他的父亲明孝宗完全是两路人,父亲明孝宗毕生钟情于一个老婆,儿子却天性荒淫,四处搜刮民间歌女,建“豹房”为自己享乐所用,终日不临朝极尽奢华。更为可笑的是乾清宫大火之后,明武宗假模假样的下罪己诏,让臣工悉数他的不是之处。吕柟应召写下了《陈言以弥灾变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的六点弊政,切中要害,尤其是奏疏上要武宗回到寝宫居住,不能荒淫无度致使帝位后继无人,遣散武宗收来的义子、番僧等,让其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此外,他还建议武宗召回各巡抚上的太监,因为这些人在四处搜刮民财,害人至深。对于他这样的奏疏,司礼监掌印太监自然不能上报给武宗,吕柟一气之下再度罢官归乡!

  吕柟先生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路上,完成了自己对生命的一次又一次升华。在朝为官,生命的缆绳不在自己手里,终日里诚惶诚恐,而一旦这根缆绳交由自己掌握时,生命的精彩才完全属于自己,细读关学人物谱系,他们似乎都有同样的经历,那就是“罢官”,“罢官”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相反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罢官”一方面是他们独立人格之象征,一方面能让他们尽可能的实现自己人生抱负。当年,张横渠不也前后两次罢官,罢官之后的他,从事著书立说弘道民间,这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