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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军:马理——高志不官 · 倡明道学

原作者: 孙亚军 来自: 四川文化网 收藏 邀请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马理——高志不官 · 倡明道学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马理亲笔撰书的明代石碑

马理 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

马理行书册

敢与皇帝争意气:有明一代,

官员们勇于谏言,善于廷争,

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

上图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托普卡匹图书馆所藏的绢本画,

描画了明代永乐时期官员形象,

威风凛凛。

跪谏

廷杖(法外之刑)


马理在朝廷不畏权贵,

总是坚守正道,据理力争,

几致身死“廷杖”之下

明 陆师道《乔柯翠林图》

绢本设色

纵174.8厘米 横98.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嘉靖二十年,

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通志》,

嘱托吕柟、马理总编纂,

二人”卜竹林祠为馆,

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

肇纂述之事”。

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一幅名为《丝路山水地图》

的长卷惊艳亮相。

留存三个绘本,两个刻本

其一刻本,即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马理总纂《陕西通志》中的

《西域土地人物图》

明 吕纪 寒雪山鸡图 纸本墨画 

135.3×47.2公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统中,稚鸡被认为是

拥有「五德」的禽鸟,

被当作是文士的象徵,

画中孤独的稚鸡,

传达出文人在困顿环境,

仍能坚毅不拔的寓意。

马理著《谿田文集》



【题记】


  古往今来,荣华富贵,人皆爱之,尤其是功名利禄,人莫不钻营之。当我阅读关学学人马理先生时,我发现他居然不爱当官,准确得说不爱当昏官,用他的话来说是“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所以他为官一生,前后三次罢官,游弋于乡野讲学传道。在他有限的为官之日,作为明朝组织部考察官员政绩、向皇帝推荐人才的干吏,他任人唯贤不存私心,不畏权贵,据理力争,几致身死“廷杖”之下,保持了中国文人应有的气节。他师事三原王承裕,是“三原学派”的重要传人,他与吕柟、康海为挚友,互相砥砺崇尚实学,毕生在为倡明道学而孜孜以求。

  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转向轻佻和紊乱,“深宫里的帝王一心沉醉在设醮祷告之中,而朝廷大臣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幡旗飘荡的西苑里,反复书写毫无内容的青词,或者到处采集灵药发现祥瑞,讨皇帝欢心,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亦已失去了儒学道德的精神规范,而处在纷纷籍籍之中,就如同王阳明早先形容的那样,当下的时代,已成为一个‘病狂丧心’的没落时代”[1] [费振中:《堕落时代》第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等一大批关中士子,他们恪守传统以礼为教,践履圣人之言,挽狂澜于既倒之际,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恢弘与正义。


  一

  有一次我和四川的一位朋友聊天,谈到了“关学”,朋友说他知道“关学”,于是便向我谈他对“关学”的看法,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搞不懂你们关学人物,怎么都那么犟,各个都是犟人,不懂得变通”,我说:“你不了解他们,我们因为没有那股子犟劲,所以我们处处姑息自己,也姑息别人,于是我们逢事便姑息,做人还是要有股犟劲的”,朋友听后欣然大笑,向我说道:“太犟了不好,人还是要学会变通的”。我觉得朋友有一点说的对,关学学人都有犟劲。张载、张戬兄弟因为不苟同于王安石,便上疏休病假;还有吕柟也是据理力争,宁可下诏狱,也不愿意变通自己,这样的事情几乎存在于每位关学学人的生平之中。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不叫“犟”,也不叫“认死理”,他们那应该叫捍卫“道”的尊严,因为世间太多的事情趋于人情,趋于权势,从而“背道而行”,他们就要“为道而生”。关学人物的心中的“道”,是从孔孟已降之后的天地大道,是从张载之后的人间正道,更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信仰。所以,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着,并能付之于行动,这个人就值得我们去尊敬,况且关学人物的信仰旨趣,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间,这样的信仰崇高而伟大,所以铸就了他们独立的人格魅力。

  因为要写马理先生,所以我在一段时间内,阅读了先生的《谿田文集》,先生的文章义理在那个时代堪为典范,属国朝鲜国王曾乞求明皇帝赐给他马理的文章,他带回国作为经典范文,敦化朝鲜士子。冯从吾先生记载:“朝鲜国王奏乞颁赐主事马某文,使本国传诵为式,其名重外夷如此”[2] ,尽管马理他们那一代士大夫不以文章修辞而鸣世。我更关注马理先生的事功与学行,这是古代士大夫的立身之本。作为十六世纪明朝嘉靖时期的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他恪尽职守心怀公心,举荐人才无一偏差,被誉为“真考功”,他规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可谓殚精竭虑,他为皇帝做不到而深感自责,比如他在《上弥天变疏》中说:“今海内官无善政,邑无善俗,人无善心,民穷而盗起,兵耗而备驰,譬若严墙而无基,是之谓危。而执事者不自为,政柄斯下移,是非不明,赏罚失当,使人善恶莫之所从,譬若理丝而无绪,是之谓乱。夫使天下之危且乱者,官之不得人,罪将焉归?实臣等不职之咎耳”[3] 。他因明世宗嘉靖皇帝要封生父、生母为皇考而“死谏”,不惜被杖死在朝堂,也要捍卫礼法规制,如此坚守做人做事的立场,真是让人敬仰。

  历来官场就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人们常把善于经营官场的人,称之为懂规则的官员。很奇怪的是,马理从一开始就不善于经营此道,他当官就是为了一种正道,他说过“身可绌,道不可绌”[4] ,他为了不绌道,所以前后三次自请罢官,其风节让人敬佩。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不合作”精神,堪称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罢官这种“不合作”,守住了做人做事的根本,也对皇权形成了一种制约,古今不同由此可窥见一斑。

  阅读马理先生时,我突然觉得在明代当官实在太累,不如宋代官员那样潇洒,宋代的官员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他们在闲暇之余和他们的皇帝一样,热心地追求文艺风尚,而明代的官员和皇帝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他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皇权”在阻隔。一方面皇帝想专政独权,一方面又有那么多深受理学思想熏染的官员在制约,到最后干脆不管了,皇帝只管自己的娱乐,臣子们辛苦的整天上疏谏言。关中学人为官更累,他们有信仰所以更执着,皇帝偏偏有时候不喜欢执着的官员,所以大都仕途不顺。坚守于道统,执着于信仰,言行于一致,躬行于实践,大概是关学人物的特点,马理先生的一生就是鲜明的写照。


  二

  马理(1474年——1555年),字伯循,号谿田,陕西三原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三原学派”的重要传人。黄宗羲先生说:“先生师事王康僖,又得泾野、后渠以为之友,墨守主敬穷理之传。……后渠称其‘爱道甚於爱官”,真不虚也’”[5]。马理作为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创的三原学派的传人,毕生恪守师道,传承自张载之后的关学传统,以学问正大其身,以躬行提斯风俗。他出生于三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马江,字文渊,号云岩居士,隐居不仕,以读书教人为业,终生“教学不倦,兴志以《诗》,肄之以《礼》,博之以群史,约之于《小学》、《大学》、《论语》、《孝经》,先后弟子数以千计,邦伯州牧亦出其门,可谓得师道矣”[6] 马理少年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四岁便能读书作字,十岁即能诗文。十四岁入县城读书,同学雷鸣精研《易》学,马理遂拜雷鸣为师学《易》,后来雷鸣屡试不中,马理并不以“仕”取人,他坚持每天到雷鸣家,执弟子礼唯谨,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中记载:“三原士人知尊师重道实自公始”[7]

  关中学脉的传承既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关中士子所形成的学风,更得益于他们对于传道授业的热衷。马理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儒辈出的时代,讲学之风兴盛于关中地区,士人学子慕名师而求道,比如薛敬之师事周小泉,吕柟长安师事薛敬之,青年时期的马理很早就仰慕同乡王恕、王承裕父子之学,公元1493年,适逢王恕致仕回家,王承裕中进士待归,父子二人在三原创办“弘道书院”,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从游于王氏父子的多不胜数。时年二十岁的马理和好友秦伟,一起拜师于王承裕先生门下,以曾子“三省”[8] 颜回“四勿”[9] 相互砥砺,深得王承裕先生器重。冯从吾说:“先生年二十矣,会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进士待归,讲学弘道书院,先生即受康僖公所,于是得习闻国朝典故与诸儒之学。先生一切体验于身心,与同门友秦西涧伟作告文告先师,共为友身循理之学,以曾子‘三省’、颜子‘四勿’为约,进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异之,一时学者即以为今之横渠也”[10] 。黄宗羲先生认为由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创的“三原学派”,其门下多以气节著,而王恕之学则“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11]。马理继承了王氏父子的学问之道,无论为官亦或是为人,气节凛然惟道是焉,从学王氏父子对马理而言是一生学行的重大转折,奠定了其以后为学为人的基本风范。公元1504年,明武宗弘治十四年,这一年马理与吕柟、秦伟、寇子惇、张仲修等青年才俊在北京太学学习,他们朝夕相伴切磋学问,互相规劝过失,一起讲学于北京宝邛寺,文章德行名震京城,马理在《泾野先生文集序》中深情回忆当年:“弘治辛酉,子在辟雍,与理及秦西涧世观、寇涂水子惇均携妻子同邸居者数年,内外旦夕,以修齐之道相切磨相观法也”[12]

  明代秦陇一带的学人,大抵都有深深地责任感,他们这种责任感比南方学者感受更深,自两宋之际,北方常常为战乱之地,尤其是金、辽、元、宋并峙之时,儒学的传播或因战火而暂停,或因统治者不重视而久废,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固有的使命感就非常强烈,他们往往苦心孤诣行走于民间,如同当年禅宗布道一样,寻找衣钵传人。所以,关中学人他们“志于道”的决心会更加坚定,也更加纯粹,这不仅源于他们有着深厚的学统,更来源他们对现实深深的忧虑之感。当大部分人还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马理、吕柟、秦伟等人在京城的出现,如清风明月,如山泉清水,给极尽轻佻的世风带来些许厚重之感。


  三

  有明一代帝系的混乱使得封建社会的“宗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混乱的帝系更使得明代文人感到头疼,先是燕王朱棣一口气打到南京城,夺了侄子的帝位,导致方孝孺十族非命。“靖难”之后的数十年,英宗朱祁镇和代宗朱祁钰兄弟俩再一次上演了“复辟”之剧,这一次死的是于谦,在接下来是明世宗持续三年的“大礼之争”,文人们要么死于庭杖之下,要么被下诏狱,要么革职流放。通读《明史》,让我深切的感到明代文人以生死之计来维护“帝系”的纯洁性,其意志之决绝是历代未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呢?细思之下,明代的文人们在“帝系”宗法的混乱背后看到的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大崩溃,朱家子孙把大明朝当成自己的后花园,什么营生都干,唯独不喜欢干的就是上朝理政,皇帝带头当“嫖客”,比如那位明武宗最后死在“豹房”里,还有那位酷爱玩蛐蛐的明宣宗朱瞻基,再有四十年不上朝的明世宗朱厚熜,靠“斋醮”和“青词”打发时光的皇帝,这些无疑为明代的文人们心里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社会道德从上至下的堕落,让文人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的人生跌宕起伏,马理先生一生先后数次辞职罢官的人生经历,无疑是明代文人命运的缩影。

  公元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时年四十一岁的马理以诗中会试第九,授稽勲主事,供职吏部,开始了他时隐时现的从政之路。他的第一次辞职是因为与上司意见不合,断然写辞职书。当年吏部尚书万镗做事喜欢附炎趋势,初任吏部职员的马理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们经常发生争论,有一次争论不下,马理说:“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城府极深的万镗听后便说:“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言外之意告诉马理,要尽道可休官,吏部不曾缺你马理一人。马理第二天便上疏辞官,万镗为此深感惭愧。马理有古君子之风,辞官之后,讲学不辍,深入民间教化子弟,清代关学人物贺瑞麟先生在《三原县新志》中记载:“观其仕宦生涯,做官不一二年而归,归家即开馆讲学,传道不辍;归必十数年而后起,绰绰然于进退之间”。

  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位天生叛逆的皇帝,在位期间以声色娱乐著称,他在西苑另建别宫,夜不归宿;重用太监刘瑾等“八虎”,致使朝政荒废怨声载道;自建“豹房”四处搜罗男宠,以至身死其中;他一生数次巡游,致使民怨沸腾,朱宸濠借此反叛,如果以“玩物丧志”而论,明武宗绝对无愧此称呼。正因如此,朝中正义直臣不断上疏规劝皇帝,以社稷生民为重,武宗不但不听,而且谁谏言就打谁板子,致使沿路堵塞。公元1519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江南之地发生饥荒,数万灾民流离失所,而就在此时,明武宗宣布要南巡,江南百姓听闻之后,纷纷携妻带子背井离乡,远避皇帝南巡。马理作为考功司主事携郎中张衍瑞等人,上疏武宗,陈述百姓因武宗南巡之苦,阻止武宗南巡。武宗盛怒之下,以马理等人冒犯龙颜处以“廷杖”。关于“廷杖”,著名文化学者费振中先生说:“明代是一个打屁股的时代。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明代的皇帝那样喜欢打不听话的臣子的屁股,史家们说,这是沿袭了元代的野蛮做法。但照我看,这或许是朱家皇帝出身农民的缘故,以为打屁股不仅最深得家长政治的真传,而且也最适合他们那种虐待狂的口味。不论怎么说,明代的打屁股已经成为士大夫文人屈辱政治的一个醒目标志。……成化以前被杖的人尚带衣裹毡,还保留有一点体面,杖后虽然内伤很重,但并不见皮开肉绽的惨样,到了正德后,就全不管体面,扒光了衣裤血肉横飞地往死里打。而且,成化前只是个别单独受杖刑,正德时却打出了瘾打出了规模来了,最多的一次是群臣谏南巡,集体受笞,上百人伏在午门外的地上打屁股,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13] 据此可知,马理当年第一次被“廷杖”时,其惨状其屈辱性,让人心生颤栗,或许因为众臣的“死谏”,这位“玩物丧志”的明武宗才断了南巡的想法。这次廷杖完之后,马理上疏辞职,获准之后,携母亲回到陕西老家,继续他的民间讲学活动。薛应旂在《谿田马公墓志铭》中说:“受廷杖,驾亦遂止。未几,送母刘太淑人还乡,乃设教于武安王祠”[14]

  大约从1520年至1522年前后,马理设讲于三原武安王祠,由于从游者甚多,1522年在陕西提学副使唐龙的倡议下,以马理居住地扩建讲所,取名“嵯峨精舍”,为马理讲学所用。唐龙在《嵯峨精舍记》中说:“三原马子理伯循,诵先王之法,希圣贤之轨,典型所昭,风声斯被。其诸弟子员振衣承响,其聚如云。马子敝庐不茸,环睹萧然,而弟子多至无所栖止。佥事周子镐行县而知之,怃然用恻,乃议构精舍以尊其教。”[15] 马理在“嵯峨精舍”讲学至母亲刘淑人病逝,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记载:“既刘卒,公哀恸,以谢诸生,诸生皆依依不忍散去”[16]

  公元1524年,明世宗嘉靖三年,马理再次被起用。“大礼之争”是明世宗朱厚熜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沸沸扬扬闹了快三年,因为大臣杨廷和等人的反对,不得而行。时任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和桂萼等人结为同党,想借“大礼之争”除掉杨廷和等人,遂向嘉靖帝上疏改称嘉靖帝的生父、生母为皇考,“大礼之争”复起,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祖制礼法,杨廷和、杨慎等人率领二百多名官员伏跪左顺门上疏抗争,规劝嘉靖帝遵从礼法。史书记载这次规模庞大的群臣死谏之跪,从辰时跪至午时,跪伏不起,嘉靖帝派宦官劝群臣退出,无效之后,嘉靖帝下令逮捕了其中为首的八个人下诏狱,即便如此群臣也未能退去,大臣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杨慎、王元正等人抚门大哭,百官也伏哭不止,马理当时也在百官之中,嘉靖帝盛怒之下再逮捕了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官员,马理被罚“廷杖”下诏狱,这是他第二次挨板子,《明史·世宗本纪》中载:“癸未,杖马理等于庭,死者十有六”。

  阅读《谿田文集》时,有很多文章是马理先生当时写给朝廷官员的考绩序,今读来仍觉先生一片赤子之情,其心公允,其情至真。作为吏部官员,马理清风两袖不然一尘,尤其是在为国举荐人才上,他持评公正,据理力争,甚至不惜生命之忧,时人称他“爱道胜于爱官”。1522年,马理受庭杖之苦之后,不久便升至考功司郎中。当时,朝廷要考察外省官员的功绩,要马理详细审察,以定去留。朝中宰内阁大臣临颍、东光二人各怀己私,让人弹劾广东、河南、陕西三省提学副使,马理知道后,向皇帝上疏说:“魏校、箫鸣凤、唐龙即今有数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请先去理”[17] 。他对保全人才不惜辞官以理据争,但对于趋炎附势之徒,绝不姑息。莊襗,明正德年间的官吏,刘瑾当道时莊襗极尽附会之能,曾主张让刘瑾带队盘查国家户部,刘瑾伏诛之后,莊襗被免职。后来上疏托关系,要官复原职,皇帝下旨让吏部五天之内办理,马理看到圣旨之后说要奏请堂部定夺,于是压着不报。在这期间,廖阁老对马理说:“此余故人。在南京兵部日,尝许之试,为全其信,如何[18] ”,杨阁老也为莊襗开情面,马理听罢,便写了辞职书,要请病求归。上面阁老一看也没有办法,只得对马理说:“所托事不行亦得,不必求归也”[19] 。嘉靖丁亥年,马理上疏清除张璁、桂萼等巨奸,他说:“今臣承乏前职,坐视萼等一言之人,使宗庙几于变迁,内阁元老宗伯大臣皆相继罢言,官又相继贬竄,侍臣又相继下狱,在内在外,百司执事,人人自危而咸怀去志,而彼三人者,方且扬眉攘臂,将以入朝就列”[20] 。在马理等人的弹劾之下,张璁、桂萼、席书等人相继被革职,马理为官铁臂担道义,不为一己之私,成全善类,嫉恶如仇,这样光明磊落的坦荡君子,其人格操守真真让人敬佩不已。他曾谦虚地说到:“臣自揣,臣应事精辟,廉正公平,不如浙江周文兴;明敏有为,文武俱优,不如朝邑韩邦奇;静正无私,屹若砥柱,不如怀庆何瑭;遇事安和,中行无咎,不如榆次周金夫。外此济时之才,足以却胡安夏者,尚济济在野,未易悉数。”[21] 


  四

  马理先生治学一如做人,方寸之间就能见其学问之大,人格之高迈。先生生于秦地,衔续张载之学,笃实力行风节不损,尝教人:“荣不足以骄,辱不足以剉,利不足以歆,害不足以怵,常不足以肆,变不足以惊”[22] 。当年,先生给恩师王承裕先生的墓志铭中曾说到:“言动有古人之风,操持无一节可议”,此话用于马理先生也未尝不可。先生平生除在朝为官之日外,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著书立说、讲学传道中,他恪守师道有情有义,在世风日下的时代,毅然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挺然于风尘之中。

  当我静心阅读冯从吾先生编写的《关中四先生语要》时,深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如马理、吕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如阳明先生那样敢于突破传统,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但在守望传统的路上,他们以切身的实践体会到圣贤之学之于人生之纯粹、之价值。比如先生教人在交朋友当中,不能“失己”,而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关中四先生语要》中记载,时有门人问先生,怎么在平时有些人不好相处?先生回答说:“人皆有长,苟取其长,略其余,则但见其可爱,不见其可憎,人无有不可与处者矣。固如此,然亦有不可处者,处之要在不失己”[23] 。这对我们当下而言,极有现实意义,人生交友若不慎则苦恼一生,旦交友则如先生所言,不能只看他人之短而扬己之长,人人都有可爱之处,要心平气和的接受别人的长处。但是,一旦朋友让自己委曲求全,或者一味地奉承阿谀朋友,在彼此交往中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这也不可取。先生说:“毋轻人,祸之门;毋轻己,实自弃。”[24] 再如人们常常说“好人”“坏人”之说,弟子世禄问先生怎么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呢?先生说:“学曾子之三省,体颜子之四勿,行有不得,当如孟子之三反[25] ,虽不及人,不为忧矣”,曾子“三省”与颜回“四勿”是马理先生当年在王承裕先生门下学习的旨趣所在,行其一生而不悔,受益一生而又能达于人,当代社会,我们时常要求别人的太多,而对自己常常姑息己见,如能如先生所言,日有“三省”,行之“四勿”,想必自己不言,朋友自有感触。

  我们常常抱怨时代的不足,抱怨生活的不足,然而马理先生所处的时代,比我们今天好不到哪里去,那个时代是“病狂丧心”的时代,师道不存学问湮灭,从上到下一派轻佻之风,独有如马理、吕柟、韩邦奇、王阳明等这样的时代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救世风于笃行之中,才有清流泉水惠泽人心。所以,我们不必抱怨,坚持做好一个自己,才是立身之本,一人之立,则一家能立,一家之立,世风自立。比如,我们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马理先生用他的言行诠释了什么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马理出仕是朝中黄鞏所取,马理感恩黄先生,以师礼相待,明武宗要南巡,黄鞏和马理一起死谏武宗,曾一起受庭杖,可谓生死之交。后来,黄鞏升任南京大理寺丞,不久便抱病归养北京,生命弥留之际最想见到的人就是马理。马理闻后,即刻前往北京看望恩师,史书记载黄鞏看到马理后,方瞑目。马理为黄鞏操持丧事,为位而哭,其情感人至深。嘉靖丁亥年,马理升任南京任职,赴任的路上见到一个驿丞,观其相貌与黄鞏非常像,经过询问才知道,那个驿丞是黄鞏先生的弟弟黄肇,马理泫然泪下,他说:“六年复见先生面,为过河池遇叔开”。当时有人问马理先生,说:“黄鞏先生取人,自是其本分之事,他有何德以至于您和他有这样深的感情?”马理说:“生我者父,成我者师。父之生子,亦是其本分内事,子当如何。”[26] 


  五

  很久以前,孔子就对乡野之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来自乡野的歌声,让孔子陶醉其中,淳朴的自然之气,使他相信道在民间,而不再高堂之上。当年,孔子游居楚地时,楚狂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走去,他的歌词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孔子在歌声中嗅到了“诗乐礼教”的味道,以至于很多年,他一直在路上,行教化之风,晚年还在删定《诗经》。马理先生一生五仕五去,至七十多岁方上疏致仕,致仕之后的马理,翻越秦岭,足遍商山丹水,他仰慕“商山四皓”的隐士情怀,他在当年商鞅的封地,居“商山书院”,教化风俗,俨然一世外仙人。

  商山书院,原址位于今天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商州中学内。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商洛道知州郗元洪先生将城内大云寺改建为“商山书院”,延聘致仕后的马理担任首任山长,讲学布道教化商州子民。据《商州志》记载马理执教商山书院:“其学以程朱为准,其教以主敬穷理为要,居二年,亲友请归,商人士追而送之”[27] 。马理入商山书院时已年届七十,鹤发童颜,山巾野服,在书院期间四方学子慕名而来,先生循循善诱提携后生,先生教人不谈佛老,只读圣贤之书。先生诗文素有大名,缙绅凡过往商州,必求得先生一书而为之自豪。闲暇之余,先生走访于民间,时而在商山之上倾听林间幽泉之声,时而在田野之中于听孩童朗朗书声,时而拜祭“商山四皓”以鸣心志,飘然望之若仙人。冯从吾先生说晚年的马理先生:“至晚年则益恭而和,直谅而有容,其执礼如横渠,其论学归准于程朱,然亦时与诸儒异同,盖自有独得之见云”[28]

  先生自商山书院归三原之后,潜心著述,整理地方志书,为一方文教事业的发展,苦心孤诣矢志不渝。公元1539年,明嘉靖十八年,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有感于《陕西通志》已有七十年未重编,于是亲自前往三原请马理先生主持重修《陕西通志》,马理欣然答应,并邀请他的好友吕柟先生一并参与修志工作。在赵廷瑞的安排下,马理、吕柟二人“卜竹林祠为馆,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肇纂述之事”,《陕西通志》的编纂工作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前后四十卷,载述之详是明嘉靖之前陕西最好的一部志书,巡抚赵廷瑞称赞说:“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艺文无繁富之嫌,政教贻官师之则”,对其资政价值给予高度的评价。


  六

  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农历12月12日子时,人们在熟睡当中,陕西,地动山摇。这一年陕西渭南华山一代爆发了里氏8.5级地震,据资料显示,这是陕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据不完全统计83万人。《中国地震名录》中描述此次地震:“秦晋之交,地忽大震,声如万雷,川原坼裂,郊墟迁移,道路改观,树木倒置,阡陌更反。五岳动摇,寰宇震殆遍。陵谷变迁,起者成阜,下者成壑,或岗阜陷入平地,或平地突起山阜,涌者成泉,裂者成涧,地裂纵横如画,裂之大者水火并出。井泉涸废,新泉涌流,喷高丈余。山移河徙四五里,涌沙、陷没亘数千里。华山诸峪水北潴沃野,渭河涨壅数日。华县、渭南、华阴及朝邑、蒲州等处尤甚。郡城邑镇皆陷没,塔崩、桥毁、碑折断,城垣、庙宇、官衙、民庐倾颓摧圮,一望丘墟,人烟几绝两千里。”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载地震发生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同时发生地震。渭南、蒲州等地震时:“(震)声如雷,鸡犬鸣吠。”受地震影响,黄河、渭水因河道壅塞,河水上涨泛滥,华山、终南山“山鸣”。地震后,渭南城门陷入地中,华州城墙全部倒塌,潼关、蒲坂两地城墙全部塌陷。至于民居、官舍更是成为一片废墟。

  这一年,八十岁的马理先生死于地震当日。死于地震的官员还有致仕在家的兵部尚书韩邦奇,史书记载韩邦奇在地震中掉进火坑灶中被烧为灰烬,马理被深深地埋在土窟之中。地震发生后,陕西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时间将震情报给中央机构,然而山遥路远,信息不通,加上层层审批,耽误了救灾的第一时间,致使百姓死伤惨重。

  先生精于易学之道,有《周易赞义》传世。据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记载,先生似于先一年知道,来年地震,自己不能幸免,先生说“值明夷之象,为火地之占,吾其不免矣”。天之异象,人又能奈何?先生既殁,如泰山之倒,哲人之萎,我关中地区一时陨二星,让人悲痛不已。

  记得有一次,我向魏冬先生请教“关学”,魏先生告诉我,公元1555年是“关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在想之所以这一年很重要,马理和韩邦奇的去世,同样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和吕柟一样,延续着前代关学人物的学统,他们尊崇程朱之学,又能不离张载学问之大体,崇实黜虚,以身体力行的决心与意志,开启了明清两代的实学思想。1555年之后的关学交给另外一个人来雄起了,他就是冯从吾,公元1557年,冯从吾出生于陕西西安,数年之后“关学”的大任将由他来担当,“关学”的薪火在晚明天空的夕阳下,依然慰籍一个时代的人心。


  注释:

  [1]   费振中:《堕落时代》第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版;

  [2]明·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中华书局出版;

  [3]明·马理:《马理集》第26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4]明·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绌”通“黜”,罢免、革除的意思;

  [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中华书局出版;

  [6]吕柟:《云巖先生耆德官马公墓志铭》,《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下卷)》第119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7]马理:《马理集》第620页,《谿田马公墓志铭》,西北大学出版社;

  [8]曾子“三省”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9]颜回“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0]明·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中华书局出版;

  [1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

  [12]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3]费振中:《堕落时代》第131页《道德主义者的悲喜剧》;

  [14]马理:《马理集》第620页,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西北大学出版社;

  [15]张征:《三原书院》第241页,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16]马理:《马理集》第620页,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西北大学出版社;

  [17]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马理集》第62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8]引文同上;

  [19]引文同上;

  [20]马理:《清理贴黄疏》,《马理集》第26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1]马理:《谢恩疏》,《马理集》第26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22]冯从吾:《关中四先生语要》,《马理集》第60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23]冯从吾:《关中四先生语要》,《马理集》第60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24]引文同上;

  [25]孟子“三反”: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语出《孟子·离娄下》;

  [26]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马理集》第62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7]《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十二;

  [28]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马理集》第61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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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军,青年作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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