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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旭东:中华文明青春期的“细节呈现”—《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读后

原作者: 易旭东 来自: 四川文化网 收藏 邀请

章夫画像


  25年前,喜欢看章夫的“新闻纪实”,大开大合。
  25年后,青睐读章夫的“历史随笔”,以小见大。
  黄帝统一中华,大禹建立夏朝再造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
  西周,靠血缘纽带、亲戚关系,实现“大一统”;秦靠法律制度、统一标准。两股力,一热一冷,共同锻造出“中国”的概念。 大,国土大、疆域大;一统,制度、政令、文化统一。不管是周边征服内地,还是内地征服周边,“内外循环”,边缘趋向中心。
  “大一统”的模式,中国古代的世界化的“外循环”。
  到了西周,近两千年的文明积累,跃迁至文化的高级阶段,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感化人心的宗教,更没有西方历史上血腥尖锐的宗教对立,确立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知史著文,均知先秦时期是“坐冷板凳”,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史料生涩,文献稀缺,甚而各家各说,研究不好作,文章更不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抑或偶然。
  章夫是中国最老记者、编辑——孔子的“铁粉”。
  敬畏历史。孔子是个优秀的记者。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周朝新闻记者采编、发布新闻。

章夫出席三城论坛合影(左起七)

  春秋时期,夏代礼仪、历法等几近失传。当孔子到杞国采访“拾麦穗者”时,发现“夏时”的存在,往事在《礼记》中有记载:“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做过随军记者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追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礼崩乐坏的时代,即使在夏朝故地杞国,也无多少夏礼的影子。孔子能采访到“夏时”,对孜孜不倦的奖励。再往后,杞国内乱频发。前445年,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杞国,被楚国所灭。
  数十年后,在《列子》中,记录了《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国有个人,整天担心天地崩坠,自己身无所寄,因此寝食难安。为让他打消疑虑,别人讲了很多当时的自然观、宇宙观。
  “行夏之时”。夏历“小场面”,成为孔子的“深度报道”。
  农历雏形。孔子发现的《夏小正》,是“夏历随笔”集,记录一年各月的天象、气象、大量的物候、农事活动等。也称夏时,或夏历。更是夏朝科技、文化的“史记”,为我们展现4000年前的星空下,夏朝人勤劳、充实,对自然的用心观察、热爱生活的画面……
  以小见大。孔子也是个优秀的编辑。
  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经典,在3000多篇中,选订出102篇,益于推行教化的圣主贤臣的“小场面”,对少数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编辑。《尚书》的由来,追述中国传统文化第一经典。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信史”。
  西汉同有记者经历的司马迁,为老记者孔子写序。
  《诗》原存也是3000多篇,择“可施于礼仪者”305篇,编辑成如今我们看到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者采访、编发的“时政民生新闻”,其余多为“小人物”的“副刊作品”。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若隐若现孔子“铁粉”的影子。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


  章夫孜孜不倦,以“小人物”“小场面”,“窥探器物之下的先秦文化符号;至诸子层面,寻找支撑五千年不曾断裂文明的精神内核;终于秦汉之际的烽火,发现中华民族风骨之所在”。
  新闻是章夫的“庙堂”,历史是章夫的“江湖”。
  在“庙堂与江湖”间,章夫不仅是一个“小场面”的整理者,还沉下心来,凝心静气当“拾麦穗者”,以先秦时期的大开大合历史风云为“背书”,用“小场面”细节,考量每一个事实,去感受历史的血肉、肌理,如水墨画般的细节记述,深沉抑郁散文诗的舒缓行文,与苍茫旷远的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对话,特有的浓郁哲学义理、人文关怀,刹那间浩荡而苍凉的充盈感慨,实为“比较好看的历史随笔,不是那种书斋里出来的专业爬梳”。
  “自序”中“周王朝给了后世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样本”节里,尽管没有详叙,但在相关章节,周朝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走向文明高峰,开始新一轮早期国家的演化跃然纸上。
  周朝“艺术治国”。周人的生活,从战争、外交,到治国、治家,“不学诗、无以言”。没有音乐,不是诗人,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诗是唱的。可以只唱曲,可以只说词。
  两军对战,“武王伐商、前歌后舞”,居然首先展示生活方式的优越;战场宣誓,强调“六步七步乃止齐”,军容整齐、彬彬有礼,不杀受伤者、不追逃跑者,给战败者以出路机会。
  “德治天下”。文明的军队,给人震慑。
  “协和万邦”。《三个女人与八百年天下》,博大的母爱与母性,奠定周朝坚实的三匹“砖”,发明了最高明的建国方式。“同则不继”。诸侯国不是统一模板。各国的定位不同、治国策略不同,周天子分封给他们的人口不同、资源不同。鲁国、侧重于手工业;卫国、侧重于农业。
  保护差异,就是保护华夏文化。
  有差异,且经济必须是外向型。
  《三个女人与八百年天下》等篇,曲折地表现周朝农耕立国,坚持“华夷之辩”,即不看血统、区域,只看文化认同,让那些接受周人文化的民族,彻底成为华夏一族。
  一个命运的不确定性、命运的可操作性,开始广受关注的时代。
  《“轴心时代”的特殊培训班》《“四大公子”如何搅动战国时局?》等篇,反映动荡的战国时代,为有理想期待、有政治目标、有利益追求的人,提供活跃的空间、机会。
  《春秋战国之“士”,谁为“知己者”死?》等篇,让人看到“先秦诸子”,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高调宣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洋溢着一种积极、刚健、昂扬、向上的气氛。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哲学与思想文化的高度。
  “得民心者得天下”。周与夏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遇到天灾,周王的职责是“敬天保民”,天不可惩罚民,如果天怒、就惩罚本王。“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王的口头禅。
  “古成都人”何以只飘荡在故纸扉页之间?
  《一个荒诞的故事与古蜀国的消亡》等篇,回答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富饶王国,终因固步自封、无法顺应时代,不能与时俱进,被历史洪流淘汰、湮没,空留“五丁力士”“杜鹃啼血”的传说,在成都平原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古蜀的历史归于平静,只有传说被纳入历史。
  夏朝,“公天下”变成“家天下”。
  商朝,“家天下”变成了武力附属。
  商灭周兴。武力附属变分封统一。
  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地方势力过强。产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第六章的“江湖海”,说明政治权力转移并不轻松?“三皇五帝”“圣贤禅让”,孔家、司马迁因政治需要,“虚构”美化古代帝王的神话。“禅让制”的真相,中国人的社会集体性。
  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编造。司马迁只是想表达,“先秦诸子”时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就已成熟,群体中已找到权力交接的和平方式。资源会枯竭,朝代会更替,只有文化传承不息。
  温情脉脉,一厢情愿。4000年前,就有尧舜禹的“禅让制”。即使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时期,无数次的武力夺权,王朝更迭;在虚伪的程序上,绝大多数都会完成一次“禅让”仪式。
  自然规律。从动物到人类,新老大要取代旧老大,必会爆发冲突。
  中国历史上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过程,一个不断斗争、锤炼的过程,在与周边聚落或文化对峙中,不独在于汇聚,更在于重新整合后,“外循环”辐射四方,多元格局渐渐归为一体化。
  “小细节成就大历史”。

本文作者易旭东


  溯回历史洪流,觅踪惊鸿一影。
  读《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给人的启示。
  值得如今的媒体从业者、地方志史者借鉴,也给当下的作家、诗人提供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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