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关学史文献视域中的“关学”观念

       魏  冬，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当前学术兼职主要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副理事长等。曾长期在藏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西藏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专家库专家。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熟悉汉、藏两种文字。现主要从事关学研究与社会普及传播。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场有哲学、习近平治藏方略、西藏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我今天的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关学史文献视域中的“关学”观念》。在阐述这个主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之所以选定这个题目的学历背景。

       我是在2002—200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开始了解张载、接触关学的。二十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关注点的转型，我研究的重点先后有易学、道家道教、藏传佛教，但最后确定的价值信仰和学术重点是张载关学。十年来，我在关学研究领域研究的重点，先后有张载的本体论、韩邦奇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进而比较深入的考察了以《关学编》为代表的关学谱系文献的形成过程和内在关学观念。近来，比较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到建国前50年的关学研究文献，以及关学从传统的理学形态向近现代的学术形态转型的问题。

       在以上的研究历程中，我觉得自己投入精力比较多、思考也比较深入的是：关学史文献中对“关学”这一观念的建构问题。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学习和考察的一些心得，向各位老师和专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我的汇报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第二，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第三，在关学史文献中，“关学”一词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这三个问题中，第一个是对我考察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我考察这一问题的方法论的回答；第三个则是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前二者为因，第三个为果。它们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但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重点。最后，有一个展望性的总结，试图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对“未来的关学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作概要性的回答。

       一、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

       “关学”，是关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关学研究的基础观念。研究关学，首先需要对“关学”这个词，或者说“关学”这个基本的学科范畴有所了知。然而什么是关学？回顾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回答。（比如侯外庐、陈俊民、刘学智、林乐昌等先生的回应。）不同的回答给人们带来一个疑惑：到底哪一种说法更贴近关学历史发展的实际？同时我们发现，不同学者的回答，都与一个人物——张载紧密相关，这是他们的共同点；而他们观点之间存在的差异，也都与他们各自的研究视域（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他们对古典文献的占有和倚重相关（《关学编》《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因此，我觉得在了解了现代学者对关学的不同界说之后，还需要回到古典文献中去，考察“关学”这一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它在不同的思想境域下具有怎样的内涵。这就是从“关学史文献”角度探求“关学”这一观念内涵的缘起。

       二、怎样考察这个问题？

       探求“关学”这一观念在关学史文献中的内涵，要把文献层面的历史考察和观念层面的观念考察结合起来。我在探求“关学”这一观念在关学史文献中的内涵时，（1）首先需要考察“关学”一词在古典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顺序，（2）然后结合其语境，辨析其具体所指的对象，以及其所蕴含的观念、指向等。这是我考察“关学”观念在关学史文献中具体内涵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典文献中，中国古代的学者与现代学者的思维方式稍有不同。在他们的思想中，固然对某一观念有其界定，但这一界定往往并不像现代学术研究那样，先对观念作一个明确的界定，而是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潜在”观念，在其思维实践中自觉的运用。这就有一点“以用彰体”“体在用中”的意思。因此，我们在考察“关学”一词的内涵时，往往需要从学者具体的“用”（创作成果）中去提炼其“体”（思想观念）。我觉得这一点，对“关学”观念在关学史文献中具体内涵的考察非常重要。

       三、“关学”一词出现的历史考察

       “关学”这个词，它在历史上是怎样流变、被人接受、诠释和发展的？根据我目前的研究，我觉得“关学”这个词的内涵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

       （一）作为“张载之学”概括的关学

       从历史上看，“关学”一词的提出与演变，都与张载密切相关。但是我们知道，张载虽然在北宋中期就在关中创立了一个学派，但他们并没有自我标榜自己是关学学派。关洛之学，其间虽有微异，然其大本则一也。那么，“关学”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前期一些学者已经做过考察，提出是南宋时期的吕本中最早提出的。随后有一些学者提出：吕本中的文集中并没有出现“关学”这个词，这个说法的来源，基于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对吕本中说法的转引，因此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可靠。

       后来经过文献的进一步考察，一些学者提出，“关学”这个词的最早出现，是南宋时期，但比吕本中稍晚的刘荀。刘荀在其《明本释》一书的卷上中“横渠张先生”下有一段注解中提到：

       名载，字子厚，居凤翔郿县之横渠镇，学者称横渠先生。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此书所记吕大临、苏炳、范育，皆其门人也。[1]

这一论述有几点需要注意：（1）从“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一语承接“横渠先生”而来可见，“关学”这个称呼，是针对张载“倡道学于关中”而发的；（2）从“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中“世谓”一词来看，“关学”并不仅仅是刘荀的独特发明，而是当时社会已经形成的比较普遍的看法；结合这两点，这里所谓的“关学”，即是张载在关中所倡导的道学。可见，在南宋，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用“关学”一词来指张载之学的说法。这是“关学”一词出现的最早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近现代所谓的“关学”一词，普遍具有“学派”或学术群体的意义，但我们要看到，（1）这里的“关学”一词，不具有“学派”的意义。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构成，需要学派领袖、主要代表人物、基本学说等因素。而此处的“关学”，具体指的是张载之学，并不包括其弟子、学侣、同调的学说，因此其并不具有学派的意义。（2）《明本释》中的这个“关学”观念，并不是后世广泛接收认可的“关学”观念。因为以“关学”一词指称“张载之学”的做法，在当时的其他文献中没有出现，而刘荀的《明本释》后来即失传，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将此书的内容节录出来。因此《明本释》中的“关学”一词及其内涵，实际上在历史中并没有得到后世广泛的接受。（3）随着朱子学逐渐成为理学的主流，“濂洛关闽”并称的提法在南宋后期出现并在后世得到广泛的接受，这一并称意义下的“关”，与刘荀的“关学”一词具有相应意义，都指的是张载之学，因此也没有学派的意义。

       （二）作为“关中理学”概称的关学

       真正在历史上发生重要而且持续影响的，是冯从吾《关学编》所提出的“关学”一词。刘荀之后近五百年间，无论关中还是关外，都没有再出现名谓意义的“关学”一词。最早提出“关学”一词的，是明代万历年间陕西关中学者冯从吾（1556-1627）。1606年，冯从吾著成《关学编》一书。这个书具有三个重要的意义：（1）“关学”作为对后世有影响的一个标志性学术名词被提出；（2）“关学”的基本意义，在本书的《自序》中被概括为“关中理学”；（3）以前两者为基础，关学的人物谱系开始得到构建。该书在作为“关中理学”简摄的“关学”这一名义下，以学人传记的形态，共收入48人，其中先秦4人作为首卷前编，从卷一到卷四为主体，收入宋金元明共44人，其中正编33人，附编11人。这是关学学人谱系建构的基本形态。因为冯从吾的《关学编》对此后关学谱系的建构、宋明儒学谱系的建构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考察其中的“关学”观念。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冯从吾《关学编》中“关学”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冯从吾《关学编》的“关学”观念的体现，有“明示”和“实用”两种。（1）冯从吾明确说，他说的“关学”，是“关中理学”，这是“明示”。（2）但“关中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对此，冯从吾没有明说，只是在建构关学学人谱系中具体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实用”。（3）我们重点是要通过其《关学编》中的人物谱系的发掘，了解其“关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通过对《关学编》中人物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1）其所谓的“关中”，不仅包括现代陕西关中，而且还延伸到今甘肃兰州一带。因为段坚、周小泉都不是今关中人，但也被收入；（2）其所谓的“理学”，也不同于今天学界所一般认定的从北宋才出现的“理学”，而是以孔子之学为宗源的理学正统道脉。因为他在《序言》中明确说“我关中自古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矣”。（3）哪些人物才能是真正的“关学人物”？第一，家在关中。他的成长和学问的生成，以关中地域儒家文化传统为基因。这标明了关学产生的文化基因。第二，他的学问的特征，并不在于是否有著作、是否有思想，而是“唯理学是必”，是否具有儒家的价值信仰和道德实践，是判断的根本依据。这表明了关学追求的价值指向。以上三点表明，冯从吾《关学编》中的“关学”，不是某个学者学说的指称；也不是一个地域学群的概称；而是一个具有地域文化传统特征的学派性观念。也就是说，冯从吾《关学编》中的“关学”，是一个以关中儒学传统为生发基因，以孔子之学为宗源，以张载为标志，能不断广泛吸收异地学术思想精华而与时俱进，但特别强调道德践履的学术派别。这个派别，既具有产生的地域性，也具有影响的跨地域性。

       其次，我们要看到，冯从吾《关学编》对后世的影响。冯从吾《关学编》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观念的影响。“关学”一词成为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理学”的概称。这不仅在关中，而且在关外，都是如此。比如此后关外的学者李维桢、余懋衡，此后的关中学者李二曲、王心敬等人，以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及其后学全祖望、王梓材、冯澐豪编成的《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等，都采用和接受了冯从吾的“关学”观念。（2）体例的影响。此后，《关学编》创立了一种地域学派建构的模式。受此影响，清初孙奇逢嘱托弟子汤斌完成《洛学编》，魏一鳌编修《北学编》；此后有安徽徐定文《皖学编》、四川方守道、高赓恩《蜀学编》、湖南黄嗣东《濂学编》、甘肃卢政《陇学编》的出现。（3）谱系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以《关学编》为标志，此后在关中形成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关学谱系建构传承。这主要有王心敬——王承烈——周元鼎一系的补续；刘得炯——元春——贺瑞麟一系的补续，以及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对冯从吾原编和以上两系补续的整合。并在此后出现了川籍学人张骥的《关学宗传》（1921）、王恭的《关学宗传表》（1943）。这些关学谱系文献，都普遍接受了冯从吾《关学编》所奠定的“关学”基本观念。

       其三，我们还要看到，后世《关学编》谱系文献普遍接受了冯从吾《关学编》的基本观念和建构体例，但也在其观念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比如：冯从吾的《关学编》是“专为理学辑”，而王心敬则补入了气节、李元春补入了事功，张骥更增加了吏行、文学，这更丰富了以“德行”为本的关中理学的表现形式。从地域上，冯从吾的《关学编》原来局限在关陇一带，而王心敬拓展到了陕南、李元春拓展到了陕北，张骥则拓展到甘、陕两省全地；从历史上，冯从吾的《关学编》除了首卷春秋时期的孔门四子之外，主要是宋金元明几个朝代。而王心敬、李元春、刘古愚等人的续编则将关学的下限不仅延伸到晚清民国。王心敬更能进一步突破理学道统限制，不仅溯本追源，将上古圣人、汉代董仲舒、杨震纳入；而且将明末从儒家“天学”出发，最后走向天主教信仰的王征也纳入关学谱系。他们的做法，虽然各有侧重，但无疑都是以冯从吾所奠定的“关学”观念为基础的。这充分说明了冯从吾“关学”观念对关中学人的影响。

       （三）作为“陕西精神文化”概称的关学

       进入民国，随着理学逐渐退出主流意识形态，关中也出现一批学者重新反思传统关学、尝试建构符合新时代的新关学。对传统关学进行系统性总结反思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曹冷泉的《关学概论》。而试图重新建构新关学的，是党晴梵的《关学学案》。曹冷泉《关学概论》的特点，是开始考量关学与关中儒释道文化的关系；运用关学与异地学术互动交流的视角对关学做了分期；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了关学的特点。党晴梵的《关学学案》，则采用典型案例建构的方式，选择了王心敬、杨屾、屈复、孙枝蔚、康乃心五人，彰显了以“宗国情怀”为根基，道德、知识、艺术为一体的新关学精神。党晴梵的建构，体现了关学学人在走出理学后重新建构新关学的一种努力方向，这个意义下的关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中理学”了，而是新时代背景下关中文化精神走向的一种面向。在党晴梵以后，出现了不少的学者，开始从陕西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陕西精神”，这表明关学已经发生了转型，开始突破理学的藩篱，而深入到整个历史文化中去探求和建构其中的内在精神了。当然，不能忽略的一点，传统作为关中理学的关学人物的精神，仍是其重要的精神内核。

       四、展望

       我们为什么要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期“关学”一词的基本内涵？除了对历史上的关学观念进行挖掘，以便于我们更好的辨析当前学界不同的关学界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如何建构新关学？传统的关学如何在现代社会找到自己的生长点？如何更好的与现代社会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关学”一次内涵的探讨，不仅是面向历史的，更是根植于当下，面向未来的。

       通过关学史文献中关学观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关学”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调适，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但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有其稳定的内核。这个内核，从人物上讲，就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理学学人；从文献上讲，就是冯从吾以来关中学人所建构的《关学编》诸文献谱系。关学史文献中“关学”观念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以张载为标志，以理学为基本形态，以爱国情怀为基源的，融道德、知识和艺术融合一体的关中精神的发展路向。我个人认为，今后关学的发展，似应该以此为核心，但不必局限于此，而应该建构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理学精神为内核的广义的关学谱系。这个谱系，（1）不仅应该将当今关中地域的学人纳入进来，而且应该考察与之文化紧密交融的今陇中一代的关学学人；进而应该考察关学对陕南、陕北地域文化的传播影响；（2）不仅应该把传统理学学人作为考量对象，而且应该考量与之相呼应的关中学人，如明代以文学名世的康海、王九思、胡瓒宗等人与他们的互动关系；更应该考量其与宋代之前周秦汉唐关中圣贤学人的关系，以及晚清民国以来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等人与之的相承关系；（3）不仅应该深入关中理学学人的学行思想的发掘，而且要考量关学理学学人与异地理学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以及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学人对异地的广泛影响。总之，面向未来的关学，应该是既有精神根脉，又有广泛宏阔视野的关学，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关中”和“理学”框架之内的关学，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新时代关学的根本精神、传承脉络，有本有源，有体有用，开放而不丧失自我，坚守而不至于拘泥。

       [1] 刘荀：《明本释》，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据武英殿聚珍版重刊本，第2—3页。

       1、《清代关学学人对< 关学编>补、续文本源流述略——兼论清代关学学人对关学传统的自我建构意识》，《唐都学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