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仁者李健吾

编者按：2022年11月24日是李健吾先生逝世40周年，为忆先生依稀风范，特节选《李健吾译文集》（上海译文，2019年）柳鸣九先生所作序言，与读者共念缅怀之。

       李健吾，笔名刘西渭。现代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评论家、文学研究者。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31年赴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学习，1933年回国。历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心病》等。译有莫里哀、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并有研究专著问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李健吾先生在京去世，那时，我正在外地开会，回到北京时，他的葬礼已经举行。我当时悼念他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是他认可通过了我的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作品——莫泊桑的《论小说》；是他在我的《法国文学史》上册问世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是他对我所译的《〈克伦威尔〉序》，表示了赞赏；是他在我与朱虹挨整时，给了我们亲切的同情与关照；是他仅仅因为我没有在运动中批判过他、对他表示了同情，后来就把我称为“孩子”……

       他没有在大学里教过我的课，但对我有师恩；他长我二十八岁，与我非亲非故，但对我有长辈般的关怀。人非草木，我能不怀有感恩之情？

       我这一辈子最不善于做的事情，就是讲应景的话、做应景的事。健吾先生去世时，我没有写悼念文章，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感念他、谈论他，一直要写点什么、做点什么，以怀念他、纪念他，一直把这当作我今生今世必须完成的职责，必须偿还的“债务”……

       时至二〇〇四年伊始，我总算有可能为健吾先生、为其他前辈师长做一件像样的事了，那就是开始筹办《盗火者文丛》。此书系以中国二十世纪从事西学研究有业绩、有影响的学者名家为展示对象，每人一集，内容为散文随笔、休闲文字，并附有学术代表文论一种、学术小传一篇，以期构成该学者学术成就、精神风采、艺术品位、生活情趣、文化魅力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就是一套西学学者散文书系。首先入选的就有李健吾，当然还有其他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共同工作多年的师长冯至与卞之琳。与其说我是将他们收入书系，不妨说，这个书系最初的创意就是因他们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为他们做的一件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套书。

       这套书系中每一集的编选，尽最大的可能尊重已故作者的亲属的意愿，并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健吾先生众多子女中，只有李维永一位是从事文艺方面工作的，而这一位偏偏又有非常沉重的工作负担，且身体不好，实在无能为力承担基本的编选任务。我责无旁贷，便把编选工作承担了下来，主要从健吾先生的《福楼拜传》《咀华集》《杂忆录》《切梦》《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戏剧新天》等十来部作品中选出了二十多万字精彩篇章，组成了一本《李健吾散文随笔选集》，取名为《咀华与杂忆》。为了让李先生的子女有一个纪念，又特请李维永同志写了一篇后记。我自己则没有写任何纪念性、评论性的文字。此书已于二〇〇五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总算做了一件事，但我做得还不全，我还没有写出我对健吾先生的认知与感念，我还得把事情做完。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具体的工作岗位是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健吾先生早在一九五四年就从上海戏剧学院调到北京，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担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大学一毕业，就认识了健吾先生，并有了相当直接的工作关系。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系统地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各时代文艺理论的经典名著名篇为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里唯一一扇向西学敞开的橱窗，是唯一一家公然以“大”“洋”“古”为标榜的刊物，在五十年代中期后对“大”“洋”“古”倾向越来越否定的风气中，显得颇为另类别格。刊物的编委会由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田德望、金克木、蔡仪等一批名家、权威组成，刊物上的译者也都是译界的高层次人士，所有这些，使得这个刊物颇有点“贵族气派”。物以稀为贵，该刊物在那个历史时期很得学术文化界的重视与青睐，每一期的问世，均格外令人瞩目。刊物从一九五七年创刊，到一九六六年停刊，共出版了十七期，共五百多万字，为后来几十年我国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委会中，李健吾是一位主要的编委，而我则是执行主编蔡仪手下负责联系西语这一片的小编辑，与李先生接触较多，在那几年中，亲眼见证了他对于这个刊物的诸多贡献。就他的重要性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言，他仅次于刊物的实际主编蔡仪，在十七期刊物中，他做出了明显贡献的就有九期之多，如文艺复兴时期文论一期，十七、十八世纪文论一期，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两期，悲剧问题一期，喜剧问题一期，莎士比亚专论一期等。有的是他全面提供该集的选题，有的是他承担了重要文论的翻译，有的则是他承担了校稿的“劳务”。

       业内人士或对学术工作内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定一期学术刊物选题，其实就是规定其基本内容，勾画出其基本轮廓，没有学问是做不出来的，尤其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这样高层次的期刊。举例来说，编委会或主编确定某一期的主旨是巴尔扎克与现实主义问题后，就必须选译巴尔扎克关于现实主义的主要文论与欧洲批评史上论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的经典文论，而要选得全、选得准、选得精当，就必须有广博的批评史知识，就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与厚实的学养。其他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美学问题的选题，均莫不如此。说实话，在国内，能全面有此选题能力的，仅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少数几个人而已。我在进入文学研究所工作之前，只知道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与莫里哀喜剧译得生动传神，他的《福楼拜传》写得灵动精彩，只是通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才大大增加了对学者李健吾的认识，看到了李健吾对西方批评史与法国文学史中名家名著名篇渊博的、精微的学识，那是学界里端着大架子、自命天下第一的学霸式的人物望尘莫及的。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定李健吾先生要算是高手如云的法国文学界中真正执牛耳的学者，后来，当罗大冈先生筹建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之时，我就力主李健吾应与罗大冈并列为研究会的会长。

       也是从《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开始，我对李健吾先生的学术人格开始有所认知、开始景仰崇敬。仅以上述选题工作而言，从事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每条学术材料，对于学者而言，都是辛劳阅读生活中的所获，有的甚至来之颇为不易，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每一则选目，其实就是一条条学术材料。我曾经见过不少学人均视学术资料为个人珍贵的“私有财产”，不仅自己“学术行囊”中的一条条学术材料、卡片箱里一张张学术卡片，从不见示于他人，而且连自己看了什么书、找到了什么书，也向人保密。在学术工作尚采取小手工业方式而不像当今有网站可查询的时代，这种闭关自守的精明与私心是很自然的，要知道，自己的每一条材料都可以变成一篇翻译，形成一篇文章，甚至扩张成一部论著。慷慨解囊，岂非傻帽儿？愈是学术行囊里货色不多，而又偏要在学界称王称霸的人物，这种小家子气愈是厉害。健吾先生与此截然不同，他围绕已确定的中心题旨，总是热情洋溢地提供选目选题，让编辑部组织人去翻译、去介绍，甚至把只有他才藏有的原文孤本主动出借供别人去翻译，这种情况在现实主义一期、悲剧一期与喜剧一期中特别突出，我自己所译出的费纳龙《致法兰西学院书》与菲力克斯·达文的《〈哲学研究〉导言》，不论是选题选目，还是原文书籍，都是健吾先生主动提供的。他在学术上这种慷慨解囊，无私奉献，成全他人的大度气派，只有钱锺书、朱光潜才拥有，而我自己所以能在参加工作之初就能顺顺当当走上文学理论翻译的道路并多少有些成绩，首先就应该感谢健吾先生。

       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还有一项工作更见李健吾先生无私的学术热情与乐于助人的豪爽，那便是校改译稿。这个期刊所发表的译文基本上都是出自一些权威学者、教授之手，组稿的对象不仅是在外语翻译方面属第一流水平，而且还要在文艺理论方面具有相当的修养，道理很明显，能译外国小说的人不见得译得好外国理论家、批评家的论著。对这样一个刊物，自然就形成译者不够用的问题，于是，主编就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也约请一部分科班出身、中外文均佳，并有一定人文学科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承担一些非主打文论的翻译，但同时又立下了一个死规定，即这些青年学人的译文必须经过编委的审校与认可才可刊用。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好办，因为这些编委都是权威学者、顶尖教授，或者正身负教学授业的重担，或者正致力于构建皇皇巨著，以校对这种劳役相烦，实在难以启齿。幸亏有健吾先生，他总是格外豪爽，特别热情，痛痛快快地承担了不少校稿的事务，不仅校法文译稿，而且也校英文译稿，有不止一个青年学人的译稿经过他的审阅与校对而得到了发表，其中就有我译的莫泊桑的《论小说》与费纳龙的《致法兰西学院书》。

       对于李先生来说，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义务劳动，只不过，实际的主编蔡仪先生为了尊重老一辈专家的劳动，也为了保持刊物译文的权威性，规定这类青年学人的译文一概都必须署出校对者的名字，因此，至今我们仍可从这个期刊上见到桂裕芳、文美惠等人的译文后署有“李健吾校”的字样，而当年这些青年学人如今早已是名声卓著的大译家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这条规矩、这个做法无疑是理所应当、公平合理的，有敬老尊贤的意味，但时至今天的“翰林院”，在后人使劲猛推前人的潮流与时尚中，却成为了一个古老的童话，早已被人抛到了脑后，甚至被人不屑一顾。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李健吾调来北京后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展示了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西学学者积累下的深厚学养，为这一个学术文化项目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而且，也是从这里，他在学术上又开拓出自己一个专深的领域，即西方戏剧理论批评史的领域。他系统地研究收集了西方戏剧史上的所有重要的文论，并着手组织翻译，进行整理，要出版一部大型的西方戏剧理论资料的书籍，足有好几百万字的篇幅。这显然是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他正式投入这个工程的时候，已是六十年代初《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后期了，那时，我已经调离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听说他在研究所里找了一个从德国留学回来，专攻莱辛《汉堡剧评》的青年学者当他的助手与合作者，据说整个大型资料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但是，十年之后，当李先生到研究所的仓库里去找他那些被抄家的重要稿件、想重起炉灶时，却再也找不到他那份凝聚了自己心血的戏剧思想史资料了。杨绛比他还幸运一点，总算在本单位仓库的杂物堆里，把她译出的《堂吉诃德》的译稿抱了回去。

       李健吾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住在北大中关村二公寓。那是北大教职工的宿舍，环境当然不及燕南园那么清雅幽静。一九五八年后，文学研究所从北大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搬到了城里的建国门内，李健吾后来也就住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东单干面胡同新建的高级宿舍大楼，这幢大楼的住户还有钱锺书、杨季康、卞之琳、罗念生、戈宝权等。

       不论是住在中关村，还是住在干面胡同，李健吾家里的陈设都非常简单朴素，客厅里没有高级的家具，书房里没有古色古香的书案与柜架，墙壁上没有任何字画条幅，虽然巴金、郑振铎、曹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他如果有心的话，那是不愁没有名人墨迹来装点的。和燕东园、燕南园好些名教授、名学者的寓所比较起来，他毫无气派、雅致与情趣可言，陈设氛围颇像一个小康的市民之家，完完全全是一派过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景况，唯有宽大书架与旁边书几上堆得满满的书籍，透露出主人的学养与渊博。

       李健吾的书桌与书几，是他寓所里唯一能吸引人注意，也值得你观察的景观，在我也许不尽准确的印象中，他的书桌首先是一张古典的书桌，也就是说基本都是洋书，而且是古旧的洋书，一看就是多年来自己所购置的，不是从任何一个图书馆里借用的。与他家的生活陈设、生活景况充满了日常现实气息形成强烈对照，他的书桌倒是绝无“人间烟火气”，没有大报大刊，没有文件通知，甚至也没有文艺界的权威性、指导性刊物。我想，这种情形大概正反映了他在文学研究所期间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研究与翻译莫里哀的业务状况……其次，他的书桌书几是拥挤不堪的，堆放的书足有几十本之多，而且杂乱纷呈，零散倒置，一本本都夹着书签、夹着纸条纸片，或者临时夹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有的仰面摊开，有的朝桌面扑俯，一看就是主人在迅速阅读时急于留记号，作眉批，或者是在查阅出处、引经据典、寻章摘句时，总那么手忙脚乱，实在是顾不上桌面的整齐……也许你对李健吾关于莫里哀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论著论文中旁征博引、注脚引文之多大有钱锺书之风记忆犹新，他那种学力学风的原始状态与奥秘就正是在他的书桌上……

       我曾经对李健吾学术文章中思绪的灵动、视角的多变、论点的飞跃感到惊奇，自从见了他的书桌书几之后，我便愈益明白了，其原因就在于他读得多，见得多，食粮的来源广，品种杂，他没法不兼收并蓄，没法不丰富，他的文章没法不像倒在杯子里的啤酒一样，丰饶得直冒泡……也许，正是在如此成堆的卷帙，如此纷繁的资料中他常常会应接不暇，他在思绪与思绪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经常就跳蹦得太频繁，距离太远了一点，而且，他手写的速度肯定大大跟不上思想的灵动与飞跃，以至于他的手迹往往像天书一样难以辨认，愈到他晚年，就愈是如此，叫人捧读起来实在头疼。

       许多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我每次去拜访，都见书桌上全是书与资料，他都在伏案工作，有时是忙自己的事，有时则是替素不相识的译者与青年作者“做嫁衣裳”：校稿、改稿，推荐与张罗出版人家的东西。

       除了伏案工作以外，李健吾兴致十足地跋涉南北，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要趁脚力尚健的时候，多跑些地方，多见些古人。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他从外地回北京后，仍在不断写作，仍像正常人一样参加研究所的活动。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撰写游四川观感的文章时，在书桌前离世而去。他去得太令人痛惜，还不到八十岁，而且并未“江郎才尽”，但他未受病痛的折磨，又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

       仁者天寿，无病而终，堪称圆寂。他该是在对巴山蜀水之乐的奇妙感受中乘鹤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