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君子务本——记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

       《论语》中，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是君子所立之本？“道”又是什么？为什么只有“本立”而后才能“道生”？理解这些问题，或许我们通过研读《论语》便轻而易举地知道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往往是不可靠的，夫子当年言传身教所集而成的《论语》，在我看来乃是用生命所书写而成，当我们在沉浸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或许会发现只有一部《论语》能够成为我们在疾风骤浪中的定心丸，我们在岁月的洗炼之后，或许才发现夫子的《论语》，字字温情。“君子务本”，这个“本”在我看来，既指人之为人之“本心”，又指人之立身之“本业”，再指人之立心之“根本”。本心不移，人生的方向就永远不会迷失，本业能精进，人生便不会为外物所累，精一术而进于道，天下之本虽因人而异，但大道殊途归一，这或许就是夫子《论语》的乐趣，它需要在时间的流逝之中，用生命为时间的刻度做最好的注解。

       诚因上述所言，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是我诸多师友当中，最接近“君子务本”的人物，他依“本”而立身，而立心，而悟道，他是一个《论语》中的人物。

       多年以来，我有夜读的习惯，常常夜来有“坐拥书堆，枕书待旦”之感，自我感觉，每临书房则世间烦事皆置之九霄云外，陶醉于故纸堆中，甚为快意，如此积习难改以至于常常为此而失眠，不过有书相伴，无意睡眠往来其中，也似乎是天下读书人常有之事。诚因如此，我常常夜读所涉猎之书目范围极广，既有古代先贤的元典原著，又有近世贤达的文集著述，既有唐诗宋词，又有散文小说，无所不包。且以近来而论，我便常读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手札诗函，夜里，一杯茶一尺素书，一片诗心一种情怀，其中既可赏心悦目，又可知主人高古情思。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在我诸多师友当中，不仅才学直逼古人，而且人心敦厚尤似夫子。他精通书画艺术，又善于篆刻金石鉴赏，诗词文章也是早年练就的一身本领。他的书画艺术崇尚“两宋”及元一代的风气，冲淡当中有着萧散之气，高古当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养，尤其是他的书法于当代而言实为一种稀缺，不仅气度在魏晋之间，而且真正体现着中国文人的雅气与质朴，他从来不抄袭古人的诗词，以书法无以载道为耻，因而常常读他的手札和尺牍，能见性情，颂其诗，读其书，相见其人温润如玉，至于纂刻金石艺术，先生于二十年前就已经浸淫其中，得其道深领其中法度，之后迫于生活遂数年未见其刀笔，壬寅七月间，先生持刀笔刻石，沧桑幽古尽得秦汉之味，我曾在《贞人堂读书札记》中记先生刀笔之艺：“先生金石取法于秦汉，形意灵动，拙然有古气。”然而，书画艺术亦或金石篆刻，在先生看来小道而已，常称之为“形而下者”，先生秉性尔雅，志在儒释道之间，以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匡正己学，数十年如一日于艰难困顿之中磨砺心性，读书治学变化气质。因而，先生游于艺则志在为人为学的天地大道。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曾在他《五十自述》中说：“余生曹州农耕忠孝之家，性耿介，少顽劣不羁，独偏牛耳，不为世俗所喜。曾志言：生而为人当为天地人，为事当为天地事，大丈夫应与天地同频，不为俗世所囿。人生五十虽历经磨砺而意志坚定。而立之年及来岭南二十年矣，笃于学问，浸淫于艺道翰墨闭门不出，今十载余也，每日粗茶淡饭，亦能颐养身心，无悲无喜……顺天命，契天时，不妄作，内观其心，俯仰天地而不累于外，为君子无愧于天地良心，如此，方证大道而摄于八方也。”他是一个言语木讷的人，有点像孔子所说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由于觉得时间很宝贵，他常常不善于向无关紧要的人叙述自己几十年来的遭际，但他的情感却是那样的敏感，壬寅岁正值他“五十知天命”的年龄，想到自己和家人，背井离乡漂泊寓居于岭南二十年，妻儿所受之累，志业之途艰辛坎坷，遂写下上述的《五十自述》。这篇自述短文，他用工整的魏晋小楷抄录下来，以示对自己五十年人生的一种砥砺。我读这篇短文，很多次潸然泪下，在这样一个极度浮躁又人心不古的时代，他的心境居然能与古君子交游，行事也以大丈夫而自处，这其中必也遭受很多难处。因为，一个人要以君子之范而自始至终匡正自己，就必须舍弃很多世俗的东西，诚如他所说：“独偏牛耳，不为世俗所喜”。但人在红尘之中，俗世也是生活的必须，他也要“为稻粱谋”，这种取舍之度，闫先生至始至终心底就有一杆秤，这杆称就是义宁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他“顺天命，契天时，不妄作，内观其心，俯仰天地而不累于外，为君子无愧于天地良心”。我觉得这是他数十年来为艺术为人生的底气所在，艺术说到底是人心，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先生有此心其艺术旨趣也必定高古凌云。

       先生常称自己为“古曹州人”，“曹州”上古之时曾为商汤建都之地，“元圣”伊尹曾躬耕于此，故文脉深邃代有人出。我常听先生言说家乡素有诗书耕读的风气，他幼时曾启蒙于家乡本家一位私塾先生，很早便种下仁孝笃实的种子。这几年，先生常有新作示我赏鉴，我们一来二回便熟知如兄弟，常常千里电话交流艺术心得，这使我有机会知道先生早年凄苦为学的一面。他的父母亲都是中国最传统最保守的那一代农民，经历过新旧时代的交替，思想里却一直希望儿子能够承续“耕读”的风气，本本分分做一个乡民，这几乎是七十年代生人最基本的生活轨迹了。先生说：“那时候，我读书很勤奋，我始终相信只有读书能够改变自己，以及家族的命运。”为此，年迈的父亲常常责备他，认为儿子读一些书识一点字，够用就行，何必要“志存高远”，在父亲的心中儿子守家守业，理所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先生的心气很高，他的学习很优秀，这一点通过他今天随手拈来的文章，便能想见青年时期的用功之深。但是，命运却极为残酷，不幸总是笼罩在苦难的人身上，高中毕业时，他考取的优秀成绩，居然被他人顶替，使他的大学梦化为灰烬。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子弟，家世当中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关系，面对如此不公的结局，他愤怒过，甚至一个人躲在村里的小树林里痛哭过，他的梦结结实实地被现实摔得粉碎，他成了《平凡的世界》中的那个孙少平，梦在远方，路却在脚下，一贫如洗的家境让他从悲怆中清醒过来，那时候，年迈的父亲拖着佝偻的身躯，一言不发，患有高度抑郁症的母亲随时都有可能出意外。怎么办？路改怎样走？未来是否可期？这一系列的问题，时常在暗夜里揪住他的心死疼死疼的，绝望的那一刻，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但残酷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用冰冷的水使他通体寒彻，经过无数个日夜痛苦的煎熬，心灵的撕裂，他走出了人生第一次打击的阴影，他想起了陈忠实的那句话：“无论往后的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陈忠实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也是在高考失利之后痛定思痛后人生觉悟，他们二人在生命的这个结点上何其相似。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潮映红了神州大地，二十几岁的闫照忠决定走出曹州，看看外面的世界，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漂泊尽管有时候很苦涩，很无奈，但相比于远方的梦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人生最好的教科书是生活，鲜活的生活、苦难的生活、激昂的生活给了人抵御“风寒”的底气，也使人完成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经历人生第一次打击之后的闫照忠，那时候着实沉闷了几年，他在坚实的土地与辛苦的劳作中感受生活最朴素的本色，本分厚道这些人生最可贵的品质与他青年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父亲已经很疲惫了，为了照顾高度抑郁症的母亲，早已经心力憔悴。他希望儿子能够撑起生活的天地，能够接住原本世代耕种的人生接力棒，在平凡的土地上重复着上一代人的生活。穷困的家庭急需生活的顶梁柱，闫照忠先生说：“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母亲的抑郁症几近让人绝望，时而好时而坏，整个村子的人都企图看我们这个家庭的笑话。那时候，我的生活白天在地里耕种，也不愿意和人多说话，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捡起毛笔，在废旧的报纸上写来写去，倾泻心中的苦闷。”大约就是在高中毕业后的几年里，他顺从了生活，成家立业是人生第一等大事，也是那个年代男女青年的宿命。他经媒人介绍娶了夫人周继萍，有了自己的家庭。关于夫人周继萍，我前几年在江门时有一面之缘，她很朴素却骨子里带着山东人的硬气与韧劲，他们二人相濡以沫风雨同舟，从北地到南方，妻子无怨无悔，照料他的生活无微不至。在他们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妻子周继萍永远是他坚实的后盾，因为妻子的付出，作为艺术家的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领域；因为妻子的付出，他可以暂时不用操心两个孩子的经管，可以在生活的大道上激昂前行；因为妻子的付出，他才有可能坚守住文人心底的防线，不为世俗所累，继而精进学问，以期君子载道。闫照忠先生说到妻子时，心底总是感激不尽，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妻子活得很累很累，除了要接受物质上的困顿以外，精神上还要常常忍受寂寞，我们这类人属于艺术，将心交给了志业。妻子跟着我很辛苦，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当年从山东到江门谋生，她真的甘之如饴，在岭南之地，无亲无故，实在是难为了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始终和我并肩作战，无怨无悔，为我养育了两个优秀的孩子，使我能够安心做学问，成就心中的梦想。”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品性当中的“仁”，大抵与他的家世以及青年时期的经历相关。他知道土地的味道，知道生活最初的本色是什么，知道父辈的血液里最珍贵的因子是什么。“仁厚”之心是中国农民的本分所致，“仁厚”之心也是一切从事艺术创作的本心。土地的厚重，父辈的辛劳，使他懂得了——人自始至终都要像土地一样，本本分分勤勤恳恳。

       宋·元丰二年，时苏东坡被贬黄州，友人王巩携妾柔奴从千里之外的岭南北归，路过黄州，看望知己苏东坡。苏东坡看到当年随王巩一起被贬岭南的柔奴，除了岁月留下的一丝微痕外，依然如当年楚楚动人，东坡问柔奴：“想必这些年在岭南吃了不少苦吧”，柔奴笑而答东坡：“没有吃苦，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一下子触动了东坡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想想看，自己也在黄州这个地方，耕耘东坡田下，筑起雪堂，俨然忘却了本是西蜀人。于是，苏东坡为好友王巩和爱妾柔奴，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曰：“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当年，王巩被贬的地方就是惠州。祝勇先生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岭南，因地处‘五岭’（也叫‘南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之南而得名”“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我不曾想到过，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共同的记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上世纪末，闫照忠带着妻子漂泊岭南，如当年的宋代文人，用脚步丈量艺术，感受生活的风雨所给予人心的涤荡。他们寓居岭南江门已经二十多年了，至今还有人在问闫照忠：“以你的才学，在北地足以闯出一番天下，为何远离故土，飘零岭南江门？”闫照忠每逢友人问这一问题时，欣然笑答：“当年来江门实为稻粱谋”。

       当年在北地，他走出曹州之后，无暇回望身后的故土，凭着一身胆气，凭着一腔好学之心，他没有选择去济南，而是选择去了河南中州之地，心怀虔诚，如当年孔子千里迢迢问道老子一样，他问道中原。在郑州的那几年里，他寻访名师精学书画装裱，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揭裱修复古画的本领。那时候，南方是中国很多青年人的寻梦之地，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他学成之后决计前往岭南，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实际上，江门这座城市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属于文化小城，这里不仅有创立白沙心学的一代儒宗陈白沙，还有一代学人梁启超、陈垣等，选择江门正是因为其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据闫照忠先生回忆，当年初来江门之时，人生地不熟，要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扎根，谈何容易！他带着妻子在江门从一个小小的装裱店做起，一来可以谋生活，二来可以不丧失自己的文化初心。他说：“我的书法大概就是在刚来江门的那些年，开始有了质的飞跃。当时，白天忙于装裱，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古代先贤的字帖摆出来，反复临摹反复书写，我记得当时一年下来，我临习过的纸张整整拉了一卡车。有人说我的字很好，但我不是天生就能写好字，我的书法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我当年如牛马般的劳动分不开的，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我在练字读书，那个时候，人年轻有冲劲，对自己有狠劲。”初来江门的那一段时光，可以说是闫照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日子，虽然物质生活不够充足，相比于当时的江门本地人，甚至有些寒酸，但他的精神却是充实的，他们两口子白天有干不完的活，晚上，他坐在店里读书写字，研究艺术。事实证明，几乎所有有志于艺术事业的人，他的艺术突飞猛进之时，往往就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比如，当年被贬黄州的苏轼，在凄风苦雨之中，成就了他一生中的艺术巅峰，《寒食帖》以及《枯木怪石图》《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闫照忠也深有同感，大约在初来江门的那几年，他把所有的多余的时间全部给了他所钟爱的艺术，他说：“那时候，我常常把古人的画悬挂在墙上，读古人的画，读他们的著作，进而学习他们身上的君子之气。” 

       人生最美的风华无过于在追梦的路上，披荆斩棘，学有成，事有功，心无憾。先生客居岭南二十载，不慕浮华潜心修己，难能可贵。先生的本性之中有着“齐鲁士人”的忠厚本分之气，因而，无论身居何处，皆能操持本分之业，原本以为先生能以字画装裱而聊寄此生，已无憾矣。虽不能富甲一方，亦足以养家糊口。但先生之旨趣，不在技艺而在取之于道，世间万物皆有法可循，书画艺术等等概莫能外，惟其道者使人终其一生而求索。在经过艰难的创业时期之后，闫照忠先生在江门的生活趋于稳定，他腾出大量的时间用来阅读清代以前先哲的著述，他甚至很明白，书画艺术之路若要走得长远，走得坦然，读书修养身心是不二法门，所有的技法只要勤奋加之天分足以练就，独学问不可以，学问是立心安身之事，有此才能为书画艺术觅得灵魂栖息之地。因此，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补上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课，这期间很寂寥，也很枯燥，但岁月终不负他的一片苦心。我曾在他的书房兼画室中与他畅聊了几天，看过他曾经读过的书，听过他对于一些问题独到的思考和见解，着实令人钦佩不已。十几年来，他读了很多书，几乎每一本书上都有他用小楷毛笔做的批注，那些如绿豆大的字，密密麻麻圈圈点点，多为他读书时思考所至，这种读书方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民国一季的人物才能如此专注勤奋。他习惯于写尺牍，习惯于将所思所想用毛笔写成手稿，那些文字之间透着几分性灵，透着几分凄苦，透着几分神思。我手头上有一些他的手稿，常常在闲暇之时翻阅，他的文字之间所传递的温情，以及笔墨深处所蕴含的温度，时常令我感动，也时常鞭策着我——要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本分的中国文人。当然，做中国文人的传统不能丢，比如读书以养心气，笔墨以记心声，言行必以君子之风而匡己。

       这个时代过于浮躁，人心深处无妄之念无妄之思，无所不及。这个时代也过于现实，现实到无利用不成交，无人情不成事，以至于专事人情利用者蝇营狗苟于其中，以此而鄙夷真的学人。醴泉斋闫照忠先生，五十知天命，二十载漂泊客居岭南，世间之事多已在他前行的路上，风轻云淡。五十年来，若要追问先生何所求也？我恐怕先生会笑而答曰：“吾无所求，但求心中有正气，笔墨写乾坤，此心多光明，亦复有何言？名教终为累，实学方为真。学不自欺不欺人，君子守本慰此生。”

       北宋哲学家张载曾有《芭蕉》一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此诗言指求学问道，惟有一“新”，方能裨益己身，继而惠及来者。然而，世间一切新知新学，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无水之源。所有的新学新知都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有效继承，必须建立在对先贤文化的深度吸收，才能“展新枝”“旋新叶”，才能立足于当代，极目于未来。醴泉斋闫照忠的书画艺术正是建立在对传统书画深度吸收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学养的构建基础上，才能有他今天书画艺术令人耳目一新卓然高古的一面，而这个让他“新心暗随”的关键人物就是——“旧王孙”溥心畬。

       溥心畬先生是恭亲王奕?之孙，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原名“溥儒”，乃光绪皇帝赐名，意指：“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溥心畬先生是晚清一代集学术、文章、书画为一体的大师级的人物，曾与“张大千、黄君璧”并称为“渡海三家”，其学问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文章则诗词歌赋为当时之人物，有《西山诗稿》《寒玉堂文集》传世，其书画艺术秉承“北宗”，气象超迈，既有别于“南画”的文气又兼容皇家宫廷艺术的典雅之气。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曾不止一次说他曾“私淑”旧王孙溥心畬，仰慕其学，追其风骨，艺随其道。2018年，我曾在江门与醴泉斋主人闫照忠谈及“旧王孙”溥心畬，他说：“当年在李可染画院学习时，有北京画院王明明院长主编的《松窗采薇》一书，对溥心畬先生的艺术人生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当时读此书之后，深为溥心畬先生之人品、艺术、学问所叹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购买了很多关于溥心畬先生的书藉，从溥心畬学术文集到西山诗稿，从寒玉堂文集到书画课徒稿，系统全面的学习溥心畬先生。太史公说：‘高山仰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溥心畬先生的人格力量就是我的楷模，艺术高度就是我的标准，因此，以‘私淑’而称之，我心愿矣。”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既见君子便私慕其人，多年来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便览史籍以求此生如溥先生能以学术立身。他常以诗词鸣志，诗风直追唐韵，又以性灵而起，指数胸怀。他的书画艺术一如溥心畬，溯源宋元，气象凝古而思今，这些无不受“旧王孙”溥心畬之影响，先生常言：“中国画之源头，之精髓，之气度，在宋元两季，而宋元两季则是中国文化濒临式微之时，中国士大夫最为雄起之际，因此，他们的画作常常代表着中国文化自强不息之精神，往往体现着中国文人最为纯粹的思想见底。溥心畬先生作为皇室后裔，他的青年时期，正值鼎革之时，流亡之际常不忘故国之思，他在西山戒台寺期间，将家藏得真迹反复临摹，以此不忘士大夫之志，这一点我甚为钦佩。学习‘旧王孙’溥心畬，其实就是要学习他在文化危难之际，坚守初心，绝不舍本求末，以作无根之树，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首先懂得对中国文化得传承，这种传承有时候要近似秦·伏生之志那种情怀。”

       这几年，我常与醴泉斋主人交流学术研究心得，我们谈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或许就是“中正之气”。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中正篇》中说：“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得正则能止，能知止方能大而弘”这便是醴泉斋闫照忠先生心中“中正之气”的旨趣所在。闫照忠认为在清末民初之前，中国的艺术家无不扶养心中的中正之气，有此中正之气，人格自然不会落俗，有此中正之气，艺术品格也自然不会谄媚，有此中正之气，学问自然能立心于世。在他的心中，“旧王孙”溥心畬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中恪守中正之气的士大夫。2018年，我在江门访谈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时，他便说道：“溥心畬先生的诗词文章、笔墨书画之中，无不蕴含着天地之间的中正之气，这种气息有着中国文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体现，他的艺术作品一如他的人品一样，干净而儒雅，有君子气度。中正之气，实则蕴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就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永不失气节。当年，溥心畬先生知道清代逊帝溥仪，欲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伪满洲国，他立即致信溥仪勿使祖宗蒙羞，勿作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表明政治立场；日本人侵占北平之后，多次骚扰溥心畬，要么求其字画，要么封官许愿，溥先生皆不为之所动，这种民族气节是先生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文化基因。”正是因为读懂了“旧王孙”溥心畬心中的“中正之气”，多年来，闫照忠先生为自己确定了“四不为”的人生理念，即：“不为无妄欺人之学，而邀名；不为应时谄媚之作，而失心；不为无益身心之事，而损己；不为曲阿逢迎之态，而耻心”，因而，他多年来专注于学问之道，穷极天文地理而有所阐发，他将所有的学问心得体会全部融入到《简琴楼谈艺录》之中。当艺术被市场化之后，很多人热衷于邀名而博利，热衷于混迹于各种场面之中，以低头逢迎之态，作谄媚于人谄媚于时的“商品作”，这是闫照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坚信当这种风气弥漫整个时代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人坚守清流，坚守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坚守中国文人最起码的尊严。当然，此间除了真正理解和彼此欣赏的友朋，以润笔之金而互为砥砺。

       世间之事，最难者莫过于守心，最可贵者亦莫过于守心。从溥心畬到闫照忠，时代虽异，但他们所坚守的“心”是一致的，无论时代风云何等变幻，既为读书人就得守住读书人的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的心态，往往成就的是真学问、真艺术。从溥心畬到闫照忠，时代虽异，但他们都是一群守本分的中国读书人，时代的风雨虽常常惊涛拍岸，但只要有这样的读书人在，风雨凄凄之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丝温暖的火烛，既是方向，也是力量。

       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西学东进”的大背景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将国运不振的直接缘由归罪于中国文化的没落与腐朽，于是“新潮”的思想引导人们挣脱旧时代的藩篱，“向西方学习”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在艺术领域也需要革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在世界大潮的影响下，晚清民初的一批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思想，进而对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艺术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武器”，很多人开始逐渐摒弃传统的中国艺术，进而融入西方的思想引导下的“新艺术”。上世纪初的这场浪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至今仍然在影响和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当代走向，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抹杀，以及由抹杀所带来的伤痛与割裂，至今无法弥合。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促使他需要在中国艺术中寻根探脉，找到那个曾经未被“阉割”之前的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在这个过程当中，“旧王孙”溥心畬先生的艺术成为闫照忠寻根探脉的唯一蹊径。2018年，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他曾说到：“中国文化的断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也会越来越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我一直思考，如何能够弥合这个断裂，如何使得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清泉能够滋养我们今天的人心。我选择了溥心畬先生，这里面我实际上基于这几点思考：首先，溥心畬先生之学是正脉，他从小接受的文化素养是中国顶尖级的文化素养，无论他的学术还是艺术，完全是系统地全面的，他较之于同时代的人物而言，仅此一点就是他人无法相提并论的；其次，溥心畬先生时间跨度，正好代表了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国到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完全是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再次，他的学术修养、艺术操守虽处时代浪潮之中，但从未因此而移心，他始终延续着传统中国士人的路子，做着一个相对纯粹的中国文人，有人称他为中国文人画最后的祭酒，这一点，溥心畬先生完全担当的起。”

       实际上，闫照忠先生所进行的思考，几乎是所有有志于衔接中国文化的中国读书人所思考的问题。他选择了从“旧王孙”溥心畬作为承前启后的突破口，也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与胆识。我认为，闫照忠先生通过对溥心畬先生的全面研习和思考，实际上打开了通往中国文化的一扇门，因为，从近世以来，能够全面而且始终未改，能够承续中国文化的人物并不多见，像溥心畬这样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完全根植于传统，他的艺术之路完全是基于历朝历代研习书画的正宗，像张大千、齐白石这样的人物也望尘莫及。（这一点，只要细心研究张大千年谱和齐白石年谱便可一目了然）以治学而言，溥心畬先生年幼之时，就跟随宛平名士陈应荣、江西大儒龙子恕、欧阳镜溪系统学习《十三经》，学问根底完全基于儒家思想，他曾认为学问是第一要务，诗词文章次之，书画艺术再次之。闫照忠先生正是看懂了溥心畬先生一生的苦心孤诣，继而在学问上下力气，多年来，他凭借惊人的毅力，通读了先秦时代诸子之书，时人常讥讽他，一个艺术家画好画就时本分，读那么多无用之书，有何用？闫照忠先生常默而不答，因为，他知道“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终极在于“志于道”，艺术家的作品是“道”的体现，无道之艺，如风中残烛，不仅无益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而且会带坏社会风气。艺术，绝不仅仅是技法的娴熟而已，绝不仅仅是泛滥于技。真正的艺术是学问人生的彰显，是关乎人文风化的载体，而支撑这一切的则是艺术家涵养胸襟的学术底气，这是他从溥心畬那里寻来推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古人讲“道法自然”，因而，艺术之道终归寻法于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习书作画的传统，他们寄情于山水，俯仰于天地之间，以我心之识，看自然万象之变化。因而，古代艺术家常教人“师法自然”，也教人师法古人，师法自然是要人领悟天地之道，师法古人则是要人知其法度。溥心畬先生曾自述其早年习画：“时山居与世若隔，故无师承，亦无画友，习之甚久，进境极迟。渐通其道，悟其理蕴，遂觉信笔所及，无往不可。初学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笔多偏锋，遂学董巨刘松年马夏，用篆籀之笔。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鞍马翎花竹之类。”无师承、无画友、师法古人，这是溥心畬先生的习画之路，颇于当代画人不同，当代画人习画甚讲究师承，以为无师承便是山中野鹤，以为无师承便是无水之源，以为无师承便不足以炫耀人前。因此，古今之不同，在于古之画者以画心而重，今之画者以名师而重，古之画者志于道，今之画者功于利。醴泉斋主人闫照忠与溥心畬先生颇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二人皆无师承，而以古人为师；他们二人皆将眼光伸向宋元，进而有所领悟；他们二人皆兼习南北二宗，而后有所阐发。实际上说是无师承，其实师承在于历代先贤，这种不拘于世俗的做法，能够独开一面，民国一季“旧王孙”溥心畬独领风骚，而闫照忠先生则多为家境所困，他早年的家境与遭际使他无法像一般意义上的习画者那样，得名师指点，唯一能够给他带来启发的“名师”则是“旧王孙”溥心畬，他们虽时代不同，但似已成为千古神交。

       “浅绛山水”一直以来是溥心畬先生的钟爱，从小到三寸的册页，大至整纸中堂，任意挥洒，随心所欲，设色浅淡，却别有天地，他认为浅淡是中国文人画的底色，这与两宋以来形成的“尚意”之风不谋而合，他的“浅绛山水”融合了“北宗”的雄浑之气，又兼顾了“南宗”的幽雅书卷气。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早期出版的画集中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皆为“浅绛山水”之作，或工或写，或寥寥几笔，或精细绝伦，或以勾勒见长，或以点苔为重，无不体现出他“意随天纵，雅致协和”的尚古之风，他继承了溥心畬“浅绛山水”的书卷气，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修养见底，使其更能直抵文人心境。他的巨幅山水画作，除了一贯的浅绛设色以外，更凸显出雄浑苍茫厚重之象。我注意到，他在巨幅山水画作的研究中，十分推崇宋代画院派人物的作品，构图大胆而不失自然之理，意象深远中显现出文人心底的萧散之气。“旧王孙”溥心畬与闫照忠先生，他们都在中国画最为辉煌的十一至十二世纪中，寻找到艺术生命的源头。诚如作家祝勇先生所说，实际上中国的艺术经历了先秦时代、秦汉魏晋之后，至唐宋已经完成了中国艺术的整合，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开启下一个一千年的艺术之门。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寓居江门二十余载，恪守中国读书人的理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除却稻粮事之外，几乎全部沉浸在读书学习，研习书画之中，他坚信天地生人，必能依才而用，人既生之，必有使命而兼顾。那么，什么是他的使命呢？闫照忠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人一辈子很短暂，如白驹过隙，倏忽即逝，惟有抱定初心，坚守本分，认定一件事情，自始而终孜孜以求，才不负此生。如昔日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弃官归里，潜心于学，春来暑往，不为外物所累，终为一代儒宗。对于我而言，天资愚钝，惟有将学习视为终生之事，方能在艺术领域有所发挥，方能以一己之学，回报于时代人心。”闫照忠先生提到的岭南大儒陈白沙是他心中二十年仰望的高山式的人物，陈白沙的学术思想和艺术造诣极大的影响了闫照忠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陈白沙，原名陈献章，祖籍广东江门，是明代“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心学”思想上承程颐、李侗、陆九渊，下启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王阳明“心学”思想建立的重要衔接人物之一。王阳明曾评价陈白沙的学术是：“学有本源，恁地真实，使其见用，当自迥别，今考其行事，事亲信友、辞受取予、进退语默之间，无一不概于道。”闫照忠先生二十年来，经常拜谒“白沙祠”，经常在“白沙先生”雕像面前沉思，经常在白沙祠里思考人生所遇到的困顿，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翻阅《陈献章文集》，读其文诵其诗，然后每有所得欣然所记。2018年，我曾问闫照忠先生：“既仰慕陈白沙又风追其人，您认为白沙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闫照忠先生说：“江门是白沙先生的故里，这里流传着白沙先生很多事迹，鼓舞着江门父老一代又一代人，奋进前行。我这些年不仅读他的书而且学他做人处事。如果要说最大的影响，我认为对我而言，首先是先生冲淡平和的性情，以及由此性情所带来的对天地自然的领悟思考，也就是心悟。其次是先生的诗教思想极大的影响了我，先生一生写诗无数，‘诗教’是先生寓学术于平易最好的方法，我从先生处领悟到写诗要写真我，做人要做一个真人。朗朗乾坤，以真心示人，以真心待己，真真实实，不务虚行。”

       冲淡平和是作中国画最理想的旨趣，因为“师法自然”之道，本身就是淡雅之中蕴含变化之质，平和之中生发雄奇之力量。艺术家深刻地体会这种“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自然之道，才能将自然之中的一山一水，通过笔墨线条，升华为一种境界，一种气象。这一点，白沙先生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已经深切的体悟到自然而然所生发出来的无穷妙境，学者称白沙先生的心学之境为“自得”之境，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着意理会，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不为外物所累，继而体悟鸢飞鱼跃的自然之乐。不为外物所累，即心观妙，以自然为宗，这些思想对醴泉斋闫照忠先生的艺术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艺术创作中，醴泉斋主人闫照忠为自己确定了几条原则。首先，一本自然，遵循天地之理。他的“自然天地之理”既包含了画理，也包含了天地五行运转之理。因而，我们今天看他的中国画，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位置经营很是讲究，笔墨之间的明暗对比浓淡干湿则包含了天地之间的阴阳互化，他的山水画中常常蕴含着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道。他在《简琴楼谈艺录》中说：“吾作画一本自然天地大道，此理即从白沙子哲学中领悟而来，又从艺术创作实践中体会至深。”其次，以心观物，继而物我为一。北宋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此心即为人心，人心顶天而立地，如此天地才有人间真情。以心观物，物我为一，也是陈白沙心学思想的重要精粹之一，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读书涵养之中，深悟其中的大道，在创作中国画中，无论巨幅山水还是斗方兰草梅竹，他皆有所指，皆因心迹而发，这种以我心看万物，万物皆有情有义的创作之法，一本自唐王维之后中国文人画的心法，言为心声，物为心声。如此读他的中国画，着实让人感到笔墨之外的天地真情人间冷暖。再次，怡然自得，不失真我之心。白沙先生有诗云：“文字虚堆几，园林不设关。一条烟际路，朝往夕来还。”面对天地自然所生发的无穷之变，人只有徜徉其中，才会与真我自然相遇，文字已是多余，一条烟际路，人生几徘徊。醴泉斋主人闫照忠作中国画，一如白沙诗中所言，怡然自得，不设关口，率性而为，大胆以笔墨变幻而彰显真我之心。他最反对艺术创作中的做作之感，无病呻吟之态，诚因如此，他的中国画常常给人以精神气度，常常给人以审美回归之趣。真我之心作真我之画，怡然自得乐在其中，如当日白沙体悟自然之道于日常动静之间，能体悟者则满心欢喜，不能体悟者则心怀忧之。艺术创作说到底是我心之思，是真我与笔墨的对话。因此，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曾深情地在《简琴楼谈艺录》中这样表达自己的“真我之心”，“我常常以为作中国画需要有一颗率真之心，此心无私，此心无累，此心无我，心之所发，笔墨为之涵咏，心之所念，发乎于尺幅之间，真真切切，唯望此生学不欺己，画不欺人，做个天地之间不失本心的真我。”

       从上述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为自己确立的几个原则，似乎可以窥见陈白沙对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影响，其实，古往今来，艺术创作最难的也就是“一本自然”“自得其乐”，艺术的境界说到底就是“简易”而不失“心”，陈白沙的哲学从宋儒那里学到了宗法自然，学到了心为万物之统帅，闫照忠将这一思想在艺术创作上应用，无疑是对陈白沙心学思想的另一种承续。

       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曾自述平生所学，他在《简琴楼谈艺录》中说：“余尝于颠沛之中，忧思而不忘学，常以为学为己用，自不敢欺瞒。悉数廿年于颠沛之中，发奋于斗室，以为学问以诸子为宗，遍览其中，有所得亦有所用，故学问为第一要务，既为学而后思，思而后能文，故书道不可废，于是乎朝夕之间未尝一日不习书，徜徉于魏晋法书之间，以为书者载道之所为也，故书法为毕生第二要务；君子寄情于天地之间，以自然万物而陶冶胸襟，怡情以自得之乐，故习书之余，常于丹青照心，不遗余力十余载，故绘事乃余平生次于书道之事也。”读先生谈艺录中这段文字，再看先生书作，实为恳切之言。先生学书之事，上文已经提及，此处要说的是先生之于茅龙笔书法的大胆尝试，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文化审美意趣。

       广东地区最早使用“白茅草”制笔并使其应用于书法的人是陈白沙先生，历史上使用茅草制笔主要有两处，一是广东江门，二是福建仙游，而尤以陈白沙自制茅龙笔影响最大，受其影响者明代的湛若水、李东阳还有清代的屈大钧等。陈白沙自制的“茅龙笔”与福建仙游的“茅龙笔”不同，白沙之“茅龙”多使用“白茅”，仙游之“茅笔”则使用“三脊黄茅”所制，据《新会乡土志》记载：“白茅，生于坑中，明陈献章采以制笔，今犹效之。”当年，陈白沙先生幽居江门，尤重心性之学，且以“静坐澄心”而体悟自然之道，他的心学修养和哲学主张，加之客观环境的便利，他就地取材，独出心裁的制成茅龙笔，以此习书，用陈白沙的话来说他之所以用茅龙笔书写则在于“耻于人同”，意在追求独特的艺术个性，他曾写诗阐述他的这种艺术主张：“神往气自随，氛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陈白沙的“茅龙书法”影响了明清两代广东士子，他们对此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白沙先生的茅龙书法作品，常被视为珍宝。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幽居江门二十年，仰望白沙之学，自然对白沙书法研究至深，常读白沙文集以砥砺其学，常习白沙之书以风追先贤。因此，他常以茅龙笔为书，大到榜书，小至尺牍，无所不精无所不至极。我有幸收藏了几幅闫照忠先生的茅龙笔书法作品，时而翻阅《陈白沙南归诗手卷》时取出欣赏，以感受先生与白沙之间的心灵对话。他的茅龙笔书法时而开张时而内敛，有浓墨重笔，又有虚笔枯擦，相映成趣，令人观之狂放之余，大有意犹未尽之感。

       江门自陈白沙而始，遂有制“茅龙笔”之传统，明清两代制笔工匠代有人出，以茅龙笔习书的书家更是多不胜数，近现代刘海粟、沈尹默等皆用茅龙草创作书画。醴泉斋主人闫照忠所用“茅龙笔”出自江门“茅龙笔”制作非遗传承人、茅龙笔书法大师张成富先生之手，张先生制笔远近闻名，又极善茅龙笔书法，对闫照忠先生的茅龙笔书法十分赞赏，他们二人因茅龙笔而因为知己，张成富先生每有好的茅龙笔，必先拿来让闫照忠先生为之开笔。闫照忠先生不负所望，他深谙白沙心学之旨趣，以茅龙笔为书，常心通造化笔妙天机，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枒，既承续白沙先生狂奔自然之书风，又能兼容他三十年研习篆籀魏晋之气度，真可谓“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

       陈白沙作为岭南一代儒宗，其不仅在“心学”领域直接影响了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形成，而且他的文化人格对后世的影响巨大。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在江门二十余年，不仅研习白沙心学思想，而且将其思想应用于艺术创作，继而形成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在白沙“茅龙笔”书法的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白沙心学中的自然而然，自得其乐，妙悟其理的乐趣，而且深以为，白沙“茅龙笔”书法一定是基于对文化修养的综合考量，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式的书写，白沙先生的《南归诗手卷》便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心学研习的典范。因而，他的“茅龙笔”书法，一方面继承白沙先生磅礴古今的学养气质，一方面又要兼容历代书法的笔法精神，正因为如此，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的“茅龙笔”书法，其气象更加雄浑，他取舍了白沙茅龙笔书法中的“随性”之乐，而融入了传统书法的审美意趣，因此，书风自成一格，别开生面。

       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是我与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一两年内谈论的主要话题，我们就此问题探讨的很深入，其中不乏一些不同于当下主流学术的观点，但我还是忠实地将这些观点记录下来，主要集中在《简琴楼谈艺录》里面。学问或许只有在争鸣之中，才愈发精粹，只有在修正之中，才愈发接近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话题，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就已经讨论过，比如胡适先生提出的“五四文艺复兴说”，还有民国著名学者李长之在1942年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序言中所述：“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但他并不认为胡适主张的“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彩，于是决定命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先生的这段话，应该是中国最早明确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但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未来太过于自信，实际上我们“解除压迫”之后，文化的罹难并没有结束，“十年浩劫”使我们无法与“从前的光荣相衔接”，但我们现在“复兴中国文化”的背景下，需要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与之前的“什么光荣”相衔接？另外，李长之先生对“五四”文化的认知还是比较中肯的，四川学者汪毅先生就明确地提出“五四只是中国现代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它角逐和体现的是‘新’，方式是‘革命运动’，这个‘新’，虽然包含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盘否定与批判，从而混淆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与糟粕的关系，割断了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艺复兴”。

       实际上，我们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某些程度上基于西方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下的“文艺复兴”的某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有附会之嫌，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刘开渠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中提出的“中国文艺的复兴”之论，亦是基于西方“文艺复兴”而提出的论点。我姑且认为我们与其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五四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文艺复兴”之论，或许只含有“文艺的复兴”，而缺乏从文化的传承上综合的考量复兴之论。因而，我和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在《谈艺录》中将这一概念修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孔子讲的“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在中国文人的心底“志于道”才是艺术的根本旨趣，而大道所蕴含的内容无所不包，之所以谈“复兴”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而没落，或者衰退，之所以谈“复兴”也是因为曾经有过真正的辉煌。这一点，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契合的，西方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要回归古希腊精神，古希腊的“民主城邦制度”中的“民主”，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的科学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复兴，我们同样也要追问这个问题——我们复兴的切入点在那里？复兴什么时代的中国文化？这也是我和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谈论的“文艺复兴”观的主要关注点。

       在漫长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丰富性、独创性、东方性无疑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自先秦诸子时代至晚清民国，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先后经历先秦诸子时代、魏晋风骨时代、唐宋多元意象时代三次高峰，而且每一次高峰影响中国一千多年，今天我们的文化习俗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超越唐宋所构建的文化高峰。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在《简琴楼谈艺录》中引用郑骞先生《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之后，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因而，醴泉斋主人进一步呼吁，中国文化的复兴，应从两宋企及。他做出这一呼吁在我看来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首先，中国文化的复兴所要衔接的伟大时代，不是民国，也不是明清。民国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时代，是一个西学东进的时代，无法承续中国文化的复兴，相反民国往后，中国文化正在没落。而明清两季，虽在文化上有着各自独特的贡献，但究其根脉依然无法企及唐宋文化的高度与辉煌。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从根源做起，必须回归中国文化的精神气度，而这个精神气度，只有唐宋士人所能够拥有，这是不争的实事。唐宋两季，开创了中国文化无比灿烂的世界潮流，而且宋代的文化是将之前两千年的文化重新整合之后的再度起航，继而影响中国之后的一千多年，无论在绘画上还是在学术发展，都是相得益彰。他的这两方面的思考，我是非常认同的，正是因为如此，醴泉斋主人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艺术高度——宋元之风，这一点难能可贵，在时风日渐西化，中国人传统文化根脉亟待赓续的背景下，他的这种坚守就是一股清风，所传递给这个时代的是中国文化在唐宋两季，所开创的“中正”“正大”之象。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隐忧者”，他们心怀天下，诚明己身，担当重任孜孜以求，那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精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有一批当代的“士大夫”，他们为文化的道义而奔走呼告，他们坚守本心洗尽铅华，他们隐忧文化而殚精竭虑，在我看来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就属于这一类人。记得有几次，我在对他进行电话访谈时，我问他：“为什么您主张将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起始点，上溯到两宋，除了两宋本身的文化高度以外，还有什么考虑？”闫照忠先生说：“在元代，赵孟兆頁先生隐忧他的时代的文化断层问题，隐忧在经历战火之后文化典籍的失传，隐忧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以向来者交代，他提出了‘复古主义’的思想，他将这个‘复古’的起始点放在了魏晋时代，我们似乎可以叫做元代的‘中国文化复兴’，他并不认为唐宋以来的文化能够唤醒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上溯了一千年。从而，赓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血脉，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集大成者，他的复古主义其实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为下一个时代的来临储备能量，因而，自赵孟兆頁之后，元代的文化才不至于成为荒漠，元代没有在中国文化史上交白卷。而我们今天，和赵孟兆頁遇到的情况几近相同，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破坏，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霸权，使得中国文化式微，这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的痛点。我们今天主张回归宋元时代，就是接着赵孟兆頁之后的一千年的起点，回归中国文化的巅峰时代，其目的就是要重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关于“文艺复兴”，实际上中国无须附会西方，以挣得所谓的在世界文化上的“话语权”，中国文化自有中国文化的分量，无须攀缘于西方，中国文化自有中国文化之气象格局，无须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争宠。我们需要真正重申“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复兴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根溯源，继而构建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我们复兴是在上溯一千年找到中国文化的自信心，继而需要共同开创影响下一个一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大格局。

       岭南大儒饶宗颐先生曾在《选堂诗词集》中有诗云：“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我深以为饶先生这两句诗正是体现着，一切有文化追求的中国读书人的恒毅之力，以及崇高而不卑的心底。我与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往来三四年，时光如梭，然终究未能磨掉心底的那股对于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中正”之气，先生苦心孤诣，或慷慨赋诗，或挥毫泼墨，或读书隐居，无不心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无不以毕生不及先贤而惭愧。我写此文之前，反复翻阅这几年先生寄来的手札笔记手稿，在他的字里行间感受一位当代中国读书人的正大之气。在当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家皆以传统为耻，皆以变革为要，皆以自成一家而自诩，然而先生却俨然一幅活在当代的古人样子，读他的诗文，观他的书画，继而感受他如赵子昂那样的艺术情怀，让人心生敬意。这些年，我常与先生论及艺术，论及书画创作，受益至深，先生有着自己之于艺术的坚守，以及思变怀古的艺术观，通过他的艺术观再看他的书画艺术，让我明白其实作画如做人，知行合一，致以良知。

       简要而言之，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的艺术观，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凡为绘事，当先读书，当先做一个读书人。在古代中国，职业艺术家或者以绘事为职业者，源自明代，明之前很少，但即便是在明代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依然秉承中国读书人的气质，以诗书涵养胸襟，继而作画而怡情自乐，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闫照忠先生即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便以读书而载道，从而更接近于古人，诚如赵子昂以师古人为毕生之所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书画作品，处处充满书卷气，题材也大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以鸣志的梅兰竹菊，山川河流以多以浅绛设色，梅兰竹菊虫鱼花草这些司空见惯的题材，在他的笔下，决然没有艳俗之气，闫照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应该是水墨，而不是粉墨浓墨，中国文化的底色应该是先娱己而后娱人，有此艺术主张与他素日以读书人而自居密切相关。诚然，今日之中国，似乎所有的艺术家都知道绘事须以读书为要，否则落笔即见俗。然而，人人自知，却人人难以抵御稻粱之忧，难以抵御名利之困，因此，读书多数只当是潜玩而已。在江门闫照忠先生的醴泉斋内，他的书架上陈列的书目足以见得他所涉猎之广，且书之于闫照忠先生非门面装饰，他的每一本书皆能精读，而后化为己用。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人生的诸多遭际，使他在知天命之年，愈发觉得读书实为绘事之根本，技法三四年可及，而读书确当以一生而视之。

       第二，凡为绘事，先讲品格，无人品何来画品，故人品如画品。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深信旧王孙溥心畬的教诲，溥氏曾在台湾课业弟子时，便首先要求弟子端正做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知此，方能于绘事当中不失中正之气。闫照忠先生从事绘事二十余年，始终不忘人之大本——忠信之义，因而，他常将作画与做人同为一事，若画再好，人品不立，画亦孤掌难鸣。他不太赞同，艺术是艺术，人是人的观点。他在诗词文章中，常常评判古人皆以当时士人之节气来判定其艺术，他认为人无气节画必无骨象。诚因如此，他对历史上那些苟且偷生，宁为贰臣，丧失气节者十分鄙视。由此观之，我读闫照忠先生的画，貌似他的梅兰竹菊古已有之，但他的画作常常表现出他固有的“骨象”，这种“骨象”在我看来就是文人的节操。

       第三，凡为绘事，下笔无俗，笔墨见“气象”。闫照忠曾在《简琴楼谈艺录》中述及“笔墨之事，非同小可，下笔即见品象，亦可见其为人为艺之气象”，因此，在他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十分重视涵养胸中的气象，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及：“清人沈德潜论诗，曾曰：‘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吾辈当以此而自勉，凡为画当有第一等胸怀，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画”。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画作常常给人以格高神远，独步天下，观之又有融汇正大、清旷、超迈以及独立人格之精神气象。笔墨之事，虽古人言为游于艺，但游此艺非糊涂乱摸，非亵渎笔墨神器，游此艺当先有敬畏之心，先有学养根基，先有笔墨情怀，先有中正之气，下笔才见得气象二字。

       “丈夫贵特立，坦荡养真吾”，“其下临清流，独立得天全”。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的艺术观，一言以蔽之，独立而不违心，坦荡而见真我。

       回到本文的主旨“君子务本”，闫照忠先生在知天命之年，愈发觉得“务本”实为人之大道，倘若天下人人皆能务其本业，知其本心，立其本德，何愁诸事不成？又何愁初心不在？那么，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是什么？所立之“道”又为何？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勿忘耕读之本。山东曹县闫氏一脉自古就是以“耕读”齐家，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闫氏子弟皆不忘耕种稼穑之苦，不忘土地之情，不忘忠厚之义。读书对于闫照忠先生来说，堪为一生之志业，因为只有不断地读书，才能明晓人之为人的根本。闫照忠先生的父母兄弟皆为本分之人，他从父母那里承续的是人最珍贵的品质——人只有如牛马一般的劳动，如牛马一般的在大地上辛勤耕种，才能懂得大地的厚重。因而，闫照忠先生的“耕读之本”也是人之大本。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勿忘文以载道之本。先生常以为道乃天地之间无处不充盈，无处不在。人心立则能感知天地大道，人心立则能处大道之间而养浩然之气。因而，他的为艺为文为人皆讲究“道”，先生也认为“道”心之立，古往今来圣贤读书人无不孜孜以求，兢兢业业朝乾夕惕，所谓者就是立道心。由此道心，人心即正，做文章为艺术则自然高远脱俗。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勿忘精益求精之本。先生数十年殚精竭虑恒居陋室，日夜读书习文，所仰慕企及者，皆为古之君子敬业之心。因而，无论作画还是为文，亦或是做事，先生无不以诚敬之心而对待，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在艺术领域，先生于学问之处求艺术之真，于人情世故之中求艺术之善，于修心进德之中求艺术之美。

       在我看来闫照忠先生的“君子之本”在于履道弥坚知难行易。古人云：“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因此，欲得学问之精粹，欲得艺术之增进，须有履道弥坚的决绝之心，几十年来，闫照忠先生何尝不知此道之难，何尝不知若为心中之志，则不做做作之态。正是知道这条路其途之险，他才恒下心来，知难行易。我也常常说先生是走得一条险途，当代艺术无不以鼎故革新而自得其鸣，而先生却主张艺术的复古，主张回归宋元时代的中国画的精神，这些在当人艺术家的眼里是基本被否定的，他却无畏艰难，坚守了几十年，此心此道令人尊敬不已。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醴泉斋主人闫照忠先生就是一个活在《论语》中的人物，他于苍茫天地之间寻得安身立命之本，于浩瀚精粹的艺术之中寻得一方精神的净土，于古今典籍之中寻得君子之范，可谓至诚至善至美。我为先生书，何其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