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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道教兴衰及其现状　　四川是道教发祥地之一。东汉时期，巴蜀产生了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宗教——道教。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又名张道陵）率家人及弟子等到鹤鸣山（今大邑县境）修道，创立了五斗米道，并逐渐形成了 ...

四川道教兴衰及其现状

　　四川是道教发祥地之一。东汉时期，巴蜀产生了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宗教——道教。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又名张道陵）率家人及弟子等到鹤鸣山（今大邑县境）修道，创立了五斗米道，并逐渐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覆盖西蜀东巴、北至汉中的传播区。张陵自称“天师”，为最高教主。由于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故称五斗米教，又称米道、鬼道。张陵时期，五斗米道已“弟子户至数万”。

　　大约在3世纪初，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成为正式的道教教团。西晋以后，犍为人陈瑞在川中、涪陵人范长生在川西传播五斗米道，信徒众多。南北朝时，道教在巴蜀地区仍然有着广泛影响。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采取对道、佛二教支持复兴的政策，从而为唐朝道教的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唐朝建立后，对道教极度尊崇，道教因此而隆盛。入唐以后，道教经典的创作及教理研究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仅唐代诠疏笺注《道德经》者全国达28家，其中四川占6家，就地区分布而言，居全国之首。唐代，蜀中高道辈出，道教学者李荣被召入长安（唐代都城），成为京城道学魁首。唐末五代的前、后蜀皇帝都崇信道教，名道士杜光庭深受王建宠信，官至光禄大夫、谏议大夫，封蔡国公。杜光庭常住青城山，主持四川道教并制定道教礼仪。四川官员、士大夫大都与道士交往密切，民间更是虔诚祀奉道教之神，信奉道教者甚众。四川有许多着名道教宫观。据官司方统计，1221年在册的四川道士多达4600余人。

　　五代两宋时期，四川道教盛行道法（天师道）、炼养（金丹道）两派。道法派自汉魏以来，一直是道教主流派。杜光庭是其代表人物，所着《道门科范大全》，汇集了天师道和茅山道的斋醮仪式，成为道教史上不朽业绩之一。炼养派在四川也十分活跃，出现了一些全国知名的大师，其中以安岳陈抟最为突出。他着有《无极国》、《指玄篇》、《观空篇》等内丹派着述，创先天易学，对道教南、北二宗，特别是全真派有重要影响。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道教典籍的创作保存完整，四川成为完整收藏《道藏》的地区之一。

　　南宋时期，产生了道教新教派，主要有全真教、净明教、太一教、真大教等。其中，全真教最强大，由于受到元朝皇室的高度尊信，全真教教派势力扩大到北方广大地区，在1281年元朝主持的教理辩论中被佛教击败，全真教开始衰败。1270年全真道传入四川并逐渐排挤了青城山天师派（正一道），于是，一部分天师派转为全真道，一部分转至山下，成为火居道。此后，因为全真道在教理辩论中败北，青城山的道教迅速衰落。

　　四川是正一道（天师道）的发源地，元代出了不少正一法师。道士汪集虚在四川被称为“神人”，1337年被赐号真人，为青城山正一宗主。

　　明朝设立玄教院以对道教团进行管理，并改道教的天师称号为真人。全真道被朝廷疏远冷落，逐渐失去了与正一道分庭抗礼的实力。明代四川，道教在民间的影响也开始逐渐减少，只是蜀王府对四川着名道教宫观、道士仍捐资扶持。到清代，道教颓势力更甚，只有一些矢志不移的道士苦撑局面，至清代中叶，道教势力更衰，青城山上清宫也仅存小室三楹，峨眉山更是宫观道士绝迹。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废除“真人”封号，各地纷纷“废寺兴学”，致使道教宫观和道士急剧减少。四川军阀混战时期，道教的房地产大量被军阀们霸占变卖充作军费或团防费。抗日战争期间，不少道教宫观被辟为机关驻地或学校，田产提作教育经费，致使道众星散，在民间的影响已微乎其微了。解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多数道教宫观辟作他用，住持道士也分田地耕作自食，1958年道士自食田地又纳入人民公社管理，道教处于一种衰落势态。1962年，成立了四川道教协会。1964年，四川道士、道姑1307人，宫观仅存79座。“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全国一样，四川道教停止宗教活动，道士、道姑大部分还俗。

　　1979年，道教活动逐渐恢复正常，宫观开放逐渐增多，道士、道姑人数日渐回升。1979年12月，成立青城山道教协会。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宗教工作走上了拨乱反正，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道路。1984年以后，青城山全部宫观、财物移交青城山道教协会管理，至1998年，四川省开放道教活动场所60余处。　　

佛教传入及其发展演变

　　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巴蜀地区，但其影响甚微。自晋代以后，一些高僧从中原和江南地区相继入蜀，弘扬佛法。南北朝时期，凉州、敦煌乃至西域的僧人亦相继入蜀，从而从而使佛教在四川的影响逐渐扩大。此时，巴蜀佛教主要集中在今川西北高原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

地处新都桂湖的宝光寺

　　四川藏区的佛教传入，主要由东、西两向传入，东向传入不晚于公元5世纪，而西向传入大约在公元790年前后，以西藏僧人白诺扎那来四川藏区传教为历史标志。此后，由于吐蕃达磨靠普信奉苯教，压制佛教，致使西藏佛教徒向东邻的四川、青海藏区转移，不少西藏僧人逃亡到康巴地区（包括今甘孜州部分地区）。11世纪后半期，印度佛教大师念智弥到康巴地区传法，其弟子赛尊长期在康巴藏区传法，使原西康地区成为一个讲授藏语系佛教的中心，为藏语系佛教的形成、传播和发展起了先导和积聚的作用。

　　隋、唐、宋三代是巴蜀汉地佛教辉煌发展的时期。隋唐时期，蜀地高僧辈出，据记载，益州高僧有28人，其中，智炫、道一、宗密、知玄占有重要地位。隋唐时期，佛教已逐渐中国化，并发展为若干新兴的学派，相继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其中对四川佛教影响较大的宗派有禅宗、净土和密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大的一个宗派，四川是禅宗最兴盛的地区之一。唐代禅宗初期10大禅派中至少有5派与四川有关。四川最着名的禅师首推道一和宣鉴。他们的弟子在晚唐、五代陆续形成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禅宗的5大派别，其中，伪仰、临济、曹洞、云门4宗在四川都有不少着名人物。

　　净土宗，是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往西方极乐世界为目的的一个宗派。在四川净土宗流传久远，影响普遍。

　　密宗，又称真言宗。修行者自观为佛，“三密相应”，即身结印，口诵咒，意作观，还必须依师灌顶密授。密宗在中国有唐密和藏密两个发展阶段。唐末至南宋之间，唐密在四川都有较大规模的传播。藏密在四川汉族地区传播是近现代逐渐发展起来的。

　　两宋时期，四川地方官府对佛教实行保护与扶助政策，因此四川佛教呈现兴盛局面，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据记载，宋真宗天禧（1017年—1021年）时，四川有僧尼506万人，占全国僧尼总数的11.1%。佛教寺院几乎遍及全川，其中，成都昭觉寺、正法寺、圣寿寺，峨眉山普贤寺、华藏寺、乾明寺，乐山凌云寺，云顶山大中祥符寺，灌县迎祥寺、马祖寺是当时着名的佛教寺院。两宋时期四川佛教文化艺术相当发达，971年张从信受政府派遣到成都雕《大藏经》，至983年完成，共13万版，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藏经，通称《开宝藏经》。《开宝藏经》雕刻完成，不仅是四川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一批文化造诣很高的僧侣，如峨眉山继业三藏，蜀僧惟风、怀古，潼川府天宁则禅师等。外地僧人到川讲学和四川僧人外出求学和讲学者甚多，这对于传播佛教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元代由于皇帝崇尚喇嘛教，加之四川高僧大批东下，因此，汉地佛教较之两宋时期地位和影响有所下降。元代，四川流行的佛教仍然是禅宗为主。金堂县云顶寺是当时川西着名的禅宗寺院。而在今西昌地区，受云南佛教的影响，信奉的是密宗。此外，由佛教派生出来的白莲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明代由于多数君王崇信佛教，受其影响，各地藩王也往往信崇佛教，四川佛教也十分兴盛，佛院、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建造规模大，建筑得富丽堂皇。其中，昭觉寺、金像寺、净居寺、净因寺、金沙寺，是当时着名的佛教丛林。明代佛教的传布，仍以禅宗最盛。禅宗五家中，明代传布的属临济、曹洞两派，在四川地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首推大竹破山海明（1597~1666年），其次则为资阳弘妨潭吉（1599~1638年），此外，四川汉地着名僧人还有明悟、永慈、绍琪、月潭、智中、通天、无穷、大智、鉴随等人。

　　清代四川佛教仍然呈现兴盛局面。四川现在寺庙大多是在康乾时期所建。但是，由于四川汉区佛教保守封闭，暮气很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因政治统治需要，封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吐蕃佛教地位最高。吐蕃佛教，通称喇嘛教，自从它和吐蕃等地原有原始宗教笨教（俗称黑教）融合斗争以来，到元代，喇嘛教形成了萨迦（俗称花教）、噶举（俗称白教）、宁玛（俗称红教）、噶当等宗教派别。四川藏区是喇嘛教各教派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明初，青海人宗喀巴改革宁玛派，创立格鲁派，该派僧众皆衣黄冠，俗称黄教，在四川藏区日渐流行。1159年，宁玛派着名大师巴德谢喜在今白玉县建立了四川藏区第一座宁玛派寺院呷拖寺。1410年，宗喀巴的弟子查古·阿旺扎格巴在今阿坝县建立了四川藏区第一座格鲁派寺庙亚哥寺，此后陆续兴起108座。1580年，三世达赖到今甘孜地区创建了第1座格鲁派寺院春青科尔寺。1662年，五世达赖派其弟子霍尔·昂旺彭措在甘孜地区发展格鲁派，先后建立了更莎寺、大金寺、甘孜寺、扎龚寺、灵雀寺等13座大寺院，为格鲁派在四川藏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乾隆年间，清政府两次对大小金川用兵，用武力摧毁了苯教和支持苯教的嘉绒土司，并改苯教寺院为格鲁派寺院。格鲁派在清代已经在四川藏区占有了统治地位，从此成为四川藏区200余年间势力最大的教派

　　在清代藏传佛教流传过程中，德格第42世土司丹巴泽仁创修德格印经院，是藏传佛教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德格印经院设在德格更庆寺内。丹巴泽仁主持刻制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分，他的次子彭措丹巴又主持刻完《大藏经》的《丹珠尔》部分。德格印经院为我国目前保存完好的藏文印经中心，共藏有各种经版二、三十万块，保存有各种佛教经典译着、传记、天文、历史、医学、辞书文法、诗词音韵、音乐、美术、雕刻、工艺、技术等藏族文献资料，具有宝贵的文化艺术价值。

　　中国藏区历来有宗教参与世俗事务和政治的传统。政教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在格鲁派传入四川藏区之前，基本上是苯教控制政治大权。乾隆以后，格鲁派确立在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各派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格鲁派寺院与土司结合，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着四川藏区人民。藏传佛教寺庙既是当地宗教活动中心，又是当地政治、经济中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汉族地区的佛教也推动了政治依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为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对自身进行改造，开始走上联合的道路。四川地区成立了“中华佛教协会四川支部”，各县也相应成立支部，各地组建居士团体，同时创立佛学院，创办佛学刊物。佛教界人士同袁世凯政权、四川地方军阀、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佛学界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法事活动。国民党统治后期，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社会动荡，四川佛教随之冷清下来，四川佛教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败和黯淡景象。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开展各项政治、经济改革中，对宗教制也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寺庙占有的生产资料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村中的僧尼分得土地，组织城镇中的宗教职业者从事各项手工业生产，组织佛教徒参加反帝爱国、抗美援朝等各项爱国教育运动，在各级政府领导下组织佛教徒学习、参观，从而使广大佛教界人士和信徒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寺庙管理和宗教活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955年12月，四川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四川藏区进行民主改革运动的决议。在民主改革初期，对藏传佛教寺庙的活佛、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寺庙的民主改革，只限于土地、债务、商业资本3个方面。1956年，由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和支持，四川藏区不少大寺庙参与了武装叛乱。叛乱被平定以后，开展了“反叛乱，反抢劫，反破坏，反封建特教和封建剥削”运动，同时对寺庙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制度进行改革。藏区寺庙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藏区封建压迫剥削制废，除了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为藏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年代以后，汉区信佛群众减少，僧尼人数大幅度下降，藏区寺庙和僧尼人数也有所减少。到1958年，汉区有寺庙345座，僧尼10100人，藏区有寺庙36座，僧人14000余人。1960年以前，汉区佛教人士被选拔进各级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工作的597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省人大代表1人，政协委员1人。藏区佛教界人士作为宗教界人士也各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中阿旺嘉措担任了甘孜州副州长，卓仓藏担任了阿坝州人委副秘书长。同时，有2人担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2人担任副秘书长，19人担任理事。

　　1962年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佛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团结教育广大佛教信徒的桥梁和纽带。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人民政府着力保护佛教寺庙，拨款维修寺庙，到1966年全省有寺庙847座。“文化大革命”中，寺庙被强占毁坏，佛教经像和用品被查抄砸毁，信教群众被强迫放弃信仰，僧尼被强迫还俗，相当部分宗教界人士成为专政对象受到迫害，各级佛协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四川佛教界开始全面落实政策。1980年后，四川省佛教协会和各地佛教协会先后恢复和建立，1982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总是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重申了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端正了宗教工作的方向。从1983年开始，寺庙逐步交由僧人管理。1985年，政府批准开放佛教活动场所713处（汉区85处，藏区628处）。80年代以来，四川各地佛教寺庙普遍开展了各种正常的佛事活动，信教群众建立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按照佛协的规章制度和佛教仪轨，开展了各种佛事活动。到1998年底，全省佛教寺院989处，其中汉传佛教寺院280处，藏传佛教寺院709处。

　　由于落实了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方面的基本政策，四川佛教界人士被选拔进各地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工作的人数增加，截止1997年，四川省佛教界有1人任全国政协委员，6人为省政协委员，1人为省人大代表。

　　四川省佛教的联合组织是四川省佛教协会。会址设在成都市文殊院内，现任会长是员意法师。　　

天主教传入及发展概况

　　基督教在尚未分裂前曾两次传入中国。唐太宗时期传入长安，太宗命立波斯寺（复改为大秦寺），定名为景教。大约在8世纪，景教传入四川，在成都西门石笋街建大秦寺。元朝建立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但元朝灭亡后，基督教亦迅速消失。明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此后便在中国逐渐扩展，广为传播。1640年，天主教再次传入四川，到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天主教势力在四川有很大发展。到1929年，四川已形成川南、川东、川西、宁远（西昌）、打箭炉（今康定）、雅州（今雅安）、顺庆（今南充）、万县8个传教区。到1949年，四川有天主教信徒约30万人，神职人员453人（其中华籍277人，外籍176人），有教堂254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天主教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羁绊，实现了自选自圣主教的愿望，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充分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天主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遭到浩劫，一切宗教活动被停止。80年代后，天主教和其它宗教一样，正常宗教活动得到恢复。到1999年，四川省有6个教区，开放的天主教堂有145处（其中教堂114处，活动点31处），恢复或成立爱国会或爱国小组75个，开办了四川神哲学院，开展正常的宗教生活。　　

基督教传入发展概况

　　基督教于1876年传入四川，先后有英、美、加、德、澳、挪等国基督教30多个差会。迄至1900年，先后进入四川的传教十和医生有254人，多数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1906年，四川各差会联合成立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1910年，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和大学。1901年—1935年，入川基督教传教士多达1000余人，占入川传教士总数约56.5%。到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51个城镇开辟了76个总堂，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广东、江苏二省。1920年，四川已有礼拜堂369个，有教徒12954人，在四川各地教会工作的外国人有543人，其中牧师91人。中国传教士490人，其中牧师35人，传道员455人。

　　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自立会，此后，自立之风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自立教会。1920年自立教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1924年，全国各地成立自立教会已达330多处，同时，上海成立中国基督教会，此后在香港、北京、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天津支会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20年代，四川的基督教爱国教徒也参加了自立运动。1921年5月9日，正式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四川泸县分会”，不久，又成立“中国耶稣教四川泸县自立会川南联合会”。与此同时，1928年，由车耀先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改进会”，主张“收回教产产权”，“华人自主教会”等爱国主张。

　　1920年前后是各国基督教来川最兴旺时期，为协调各差会和基督团体的关系，1922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为全国各教会的代表机构。1924年，四川基督教协会正式成立。1937年搞战爆发后，四川成为全国基督教的中心。基督教自传入四川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教堂（包括分堂）611个，分布在四川、西康两省的147个市县，有1807个外国传教士进入四川，有中国籍会督、牧师204人，传道员310人，至1949年有教徒5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开始了自办教会时期。1950年7月，上海中国牧师吴耀宗等人号召中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实行中国教会的自治、自传、自养。从此，中国基督教界掀起了独立自主的“三自”革新运动。1950年10月，成立了重庆市基督教革新学习委员会，接着，成都市基督教徒学习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四川省的“三自”革新运动迅速开展，1950年~1956年，川、康两省建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或三自革新会）和小组共51处。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之后，1958年2月，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从此实现了四川基督教在爱国、爱教基础上的大团结、大联合。1959年4月，四川省基督教会教牧人员被选拔为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共60人，其中人大代表23人，政协委员25人，同时担任两职的有12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四川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遭到浩劫，一切宗教活动停止。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也逐渐恢复。“文革”期间停止活动的各地三自爱国会组织，在1978年以后逐渐恢复。　　

伊斯兰教传入及发展概况

　　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大食法、天方教、清真教、回教等。

　　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唐末五代时期，四川已有穆斯林居住。10世纪初，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四川。明清时期，四川伊斯兰教逐步发展，清代是四川伊斯兰教的兴盛时期。1912年，北平成立中国穆斯林第一个民间文化团体中国回教协进会，在成都成立了四川支部，四川各县陆续成立了70多个分部。1938年，中国回民救国会迁重庆，在成都成立了四川分会，四川省内相继建立了市县级支、区会70余个。1943年，回教救国会改为中国回教协会。1984年四川分会举行第二届代表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受到法律保护和尊重。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人民政府还安排伊斯兰爱国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参政议政。“文化大革命”期间，伊斯兰教正常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80年代以来，国家落实了宗教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清真寺陆续开放，广大穆斯林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1982年，四川伊斯兰教协会成立，成都及一些市（地、州）县也先后建立了伊斯兰教协会。全省先后建立了8个穆斯林民族乡。一批穆斯林爱国宗教人士分别到各级人大、政协和伊斯兰教协会中任职。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纲领，是伊斯兰教法的源泉和立法的根本原则，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也是伊斯兰教各种学说和思潮的理论依据。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教经典。圣训是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许的门弟子言行的汇集，是伊斯兰教义和创制教法的重要源和根据之一，是穆斯林效法和遵从的行为规范的准则。伊斯兰教的教义由基本信仰、宗教义务、善行3部分组成。穆斯林必须履行的5项功课为证言、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简称“五功”。伊斯兰教的纪念日（节日）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每逢节日，四川省各族穆斯林要到清真寺举行纪念仪式。伊斯兰教的礼仪有开经，即穆斯林请阿訇诵读《古兰经》；都阿即祈祷，主要为“做都阿”和“接都阿”；走坟，即穆斯林纪念亡人的一种形式；起经名，即婴儿出生后，请阿訇取一个吉祥名；转夜，即转“白拉特夜”，在伊斯兰教历8月15日夜，穆斯林为求得安拉对自己过错的饶恕，主动念经、礼拜、祈祷、施舍，15日白天封斋，也有在8月15日夜忏悔并诵经为亡灵祈求安拉饶恕。四川穆斯林进入教历8月以后便开始宗教活动，一直持续到白拉特夜为止；葬礼，四川穆斯林习惯在亡人入土前后举行一系列宗教仪式，有点香、传经、诵经，做“都阿”，写护心“都阿”、念土块“都阿”、下土经、回头经、过3日、7日、月头、四十、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殁亡辰等纪念活动；饮食，伊斯兰教有一整套严格的饮餐制度。伊斯兰教根据《古兰经》规定了禁食和禁饮两类。在四川，穆斯林的饮食禁忌作为维系民族情谊，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种手段，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穆斯林对外区分和对内认同的重要社会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