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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敏:连载《人生无悔》(4)

2017-11-21 14:20| 发布者: 四川文化网| 查看: 965| 评论: 0|原作者: 李志敏|来自: 四川文化网

摘要:   十二、上矿山  在姑妈家呆了一个多月,镇上号召小青年们上矿山,支援煤矿,我和一群姑娘小伙拥跃地报了名。  没过两天,在领队的带领下,(经过一天路程)大家步行一天来到矿区附近的农家小院等候分配工作。 ...
  十二、上矿山
  在姑妈家呆了一个多月,镇上号召小青年们上矿山,支援煤矿,我和一群姑娘小伙拥跃地报了名。
  没过两天,在领队的带领下,(经过一天路程)大家步行一天来到矿区附近的农家小院等候分配工作。当晚,我们挤在茅屋中的地铺上,听着屋后的蛙鸣,在蚊虫的叮咬中难以入睡,各自猜测着自己的命运:“能不能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种”?
  天亮了,吃过早饭,领队的向大家宣布分工结果,大部份的人分派到矿区筑路队去修路,我和另外三位姑娘(原来都是同学)分到高山庙煤矿,李开玉是我小学的同学,尹本清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还有白瑞英就是在消灭麻雀的那场战斗中负伤的那位女生,我们三人安排搞统计,李开玉搞司称,工作还算满意。
  我们一行四人兴高采烈地翻山越岭又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工作的地方。矿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李开玉住在集体宿舍里,我们三个“统计员”就住在事务室旁边的小屋子里,并吩咐事务长给我们发饭票,当我们领到一月三十多斤定量的饭票时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真不敢相信从“二二三”一下子就跳跃到每顿四两以上定量,现在三人担心的是能否吃得完的问题。
  事务长是个高个子青年,红红的脸膛,身体很壮实,对我们仨也很热情。中午开饭了,由于新来不熟悉环境,他帮我们打来三份热气腾腾的饭菜,好久没吃饱饭了,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半斤米的饭吃得精光,下午矿长给我们介绍工作程序和内容,带我们参观矿井。
  矿井隧道有一人多高,两三公尺宽,地上铺着铁轨,我们提着矿灯跟着矿长小心翼翼走进“平口”,大约走了几十米就到了“竖井口”,矿长没让我们下去。只见拖煤斗的工人弯着腰,踩着竖井的梯步,两手触地吃力地绷紧肩上的绳索牵引拖斗向上移动将井下挖掘的煤一拖斗一拖斗地拉上来,拖斗是竹子编的很结实下面钉着铁皮以减少摩擦力。小煤窑设备简陋,条件十分艰苦,工人们都是手工操作。他们腰背挎着电瓶,头上戴着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镐一镐地掘,在低矮的坑道里腰都直不起,煤从竖井拖上来后倒在轨道上的大车里,装满一车后,负责推大车的沿着轨道一直推出井口推到倒煤的场地,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每个工人从竖井拖上来的拖数记下来,月底好给工人按劳计酬。
  第二天,开始上班了,我们三人分三班随工人三班倒。第一次上班觉得很新鲜,头戴矿灯手拿记录本,坐在竖井与隧道相接处,当一个工人拖上一拖斗煤上来时就在他名字下划一笔,拖上五拖就有一个完整的“正” 字,以后按“正”字的多少记工作量。可是没有上两天班我们就觉得乏味了,隧道里只有矿灯微弱的灯光,四周昏暗、幽静,如果老不见工人上来一个人就感到十分冷清,只有岩石上水点滴下的“哒哒”声。黑暗里光想打瞌睡,实在撑不住了,一迷糊忘了给工人记拖数,十分尴尬。不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部份相当忠厚,他们会如实记下自己的拖数,等你醒来再告诉你,从来没发现过有人多报。
  就这样慢慢适应了,工作还算顺利。忽然一天井下出事故了,因不该我当班,具体情况没有亲身体验。只听说:共产党员黄师傅在坑道塌的一瞬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塌下的矿石泥浆,让工友脱险而自己却被压在坑道内牺牲了,矿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个共产党人舍已为人的光辉事迹就在自己身边出现,使我对党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经过紧张的井下排险修复工作后,采煤生产又恢复了。矿长考虑我们几个女孩子毕竟胆子小,就安排我们在矿井外统计大车的数字。
  工作无疑更轻松了,特别是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日子过的十分开心。慢慢的每月38斤饭票再也吃不完了,我们就用它来换米、换粮票,节假日到乡场上去换凉粉吃。记得后来母亲从青海回来时,我把她接到矿山,用结余的饭票换来鸡蛋为她补养虚弱的身体,有时想起来“辍学”也许是上天给我安排的生存之路,要不然还在学校吃糠稀饭,不定还会有更惨的事发生呢。
  矿山上粮食是充足的,但蔬菜的确很缺乏,常常吃郫县豆瓣下饭,几个女孩子就到山上去挖野菜。一会儿工夫,收获却可观。什么野葱啦,糯米菜啦,蘑菇、侧耳根、荠菜……采来一大篮子,事务长给我们佐料,让我们弄好大家都来吃。
  矿山的生活很快适应了,节假日常常结伴到几里外的街上赶集,到饭馆吃凉粉,用积攒的钱去买自己喜欢的日用品,小玩艺儿。尽管工资不多,自己总算能挣钱了,何况最大的吃饭问题解决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叫它见鬼去吧!日子总得过下去。
  十三、捍卫尊严
  转眼间春节快到了,矿区要组建“矿部业余文工团”搞春节慰问宣传活动,不知他们怎样知道我和尹本清是文娱爱好者,就把我俩要了去。
  我和尹本清是一双歌迷。在家里时一放学或星期天就在一起,拿出从地摊上买的油印的电影插曲歌本。什么《刘三姐》《红岩》《洪湖赤卫队》《红霞》《红珊瑚》《五朵金花》……应有尽有。总之放什么片子,街上就有什么歌本,价钱十分便宜,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我俩一本也不落下。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不管是正面人物唱的还是反面人物唱的,几个钟头唱下来,嗓子照样清爽。
  来到文工团经过紧张的排练,一套内容丰富的节目出台了,有歌表演、舞蹈、快板、武术等。开始首先在矿部汇报演出,然后到各矿区巡回慰问演出,最后再去边远艰苦的坑木采伐队进行拜年慰问活动。
  在矿部排练的日子里,生活上受到特别优待。成天和一群活泼、开朗的同龄人一起唱歌、跳舞、玩笑,别提多开心了。我们常常穿着演出服装,从这座矿山到那座矿山,从这个山头穿过林间小道爬上那个山头,有时像一群仙女从天而降,有时又象一群蝴蝶飞舞在绿色的丛林中……
  一个春节后的艳阳天,指挥部下达了到最远的九峰山里慰问高山作业的箱木砍伐队的任务。领导派汽车载着我们一行十来人的演出小分队,穿行好几十公里的山间公路来到九峰山脚下。然后领导叮嘱大家:“下面的路汽车上不去了,靠大家步行,希望你们克服困难把党和矿领导的关怀带到战斗在艰苦环境中的工人们身边!”
  告别了矿领导,小分队在导演赵老师的带领下背上乐器、道具、服装出发了。大家沿着坑木溜下的陡坡爬上山梁,顺着山间小路向深山走去……队员们个个兴致勃勃,口渴了喝一口清凉的山泉水,走累了就在路边草地上坐下来听赵老师给我们讲故事。
  有一次休息时,只见赵老师清清嗓子后开讲了:“有一天夜色朦胧,一个樵夫砍柴回家,路经此地。”他用手指了指我们坐的地方,继续讲:“遇上俩母女,她们缠着樵夫要他把柴给他们烧火烤,樵夫被少女的美貌迷住了,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于是他们生上火,一边烤火,一边谈笑……天就要亮,突然美女变成了张牙舞爪的豺狗,要吃樵夫,樵夫吓得拔腿就逃!”。赵老师绘声绘色地讲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就往前跑。于是,在这寂静的山道上响起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大家跟着赵老师一溜烟离开了休息的地方,旅途的劳累一下子全没了。
  就这样大家有说有笑登上了云雾缭绕的九峰山顶。工人们热情接待了我们,腾出工棚让大家休息。采伐工人生活很艰苦,劳动量又大,每天要到高山上砍伐箱木,然后扛十几里路到山口溜槽处把木头放下去,矿部用汽车在下面装上运到各矿井。工棚内空气潮湿雾气腾腾,尽管成天烧着火烤,但床上的被子都是湿润的。
  晚饭时间到了,工人们安排我们到附近一个寺院就餐。大概他们的伙食团就在那里,因为山上缺乏新鲜蔬菜,只见桌上只摆了一大碗炒黄豆。年青人在一起吃饭也不老实,吃着吃着不知谁“扑”地一口吹灭了油灯,于是大家就在碗里胡乱抓黄豆,结果黄豆撒了一地,嘻嘻哈哈的笑声打破了古庙往日的寂静……
  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带我们到山顶去采猕猴桃。吃过早饭慰问演出开始,那怕观众不多我们表演得同样认真。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舞蹈《雅克西》、表演唱《七女夸新郎》……等十余个节目受到工人的喜爱,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工人的欢送下我们又欢天喜地下山了,沿途如果碰上扛箱木的工人我们就请他歇一歇,然后给他表演一两个节目。
  春节慰问活动结束后“文工队”解散了,大家又分别回到原单位。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在我忘记过去的烦恼,品尝到人生的甘甜和幸福时,在一次回家后返回矿区途中又上演了有惊无险令人难以言表惊悚苦涩的一幕。
  从我们家到矿山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从右边经彭县境内的“花街子”“隆丰场”沿大道向左包抄到煤矿;一条是从左边经灌县境内的“金马场”“胥家场”“蒲阳”“向峨”包抄到煤矿,这条道就是以前我们拉煤那条大道;第三条就是从中间经本县的“丰乐”“桂花”直接翻山到磁峰,离煤矿就很近了,这样就会减少三分之一的路程。当时交通不便,从两边走也许能搭上顺路的货车,但希望眇茫,如果搭不上车一天就到不了煤矿。当然中间那条路就成了首选的理想之路,不过这条路上山后林深人稀,只有结伴同行,一个女孩是不敢前往的。
  这天正好有人同路,此人是矿上的一位医生,三十岁,高个子,络腮胡,老家有老婆孩子,平时工作负责认真,人缘口碑都好,我们三个姑娘都把他当兄长看待。这天探完亲顺路来我家约我同行回矿山,有人结伴,家人也放心,我们就选了中间那条近路走。
  从上午走到下午离“磁峰”不远了,下山便是。就在这个山头上医生建议休息一会儿下山。当时天近黄昏,四周山林寂静,不见一个人影,偶尔传来一声鸟鸣,我说“马上就到了歇什么气啊”,这时我猛然发现了医生贪婪的目光,诡异的动作,心里扑腾一下,一种恐惧由然而生。忽然,他扑过来将我按倒在地,我又气又急,一心只想到我要捍卫自己的清白,决不让人玷污。我竭力反抗,拼命抓住他的表带不放,并威胁他说:“如果你不放开我,对我做出不该做的事,我将从旁边的这个悬崖跳下去,反正我父母是亲自送我们出门的,到时候定会到矿上来找你要人!”。不知是他可惜那支当时很贵重的手表,还是被我的愤怒言辞震慑住了,还是良心发现,总之他松开了手,难为情地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我强忍泪水默默无言地跟在他身后直奔山下……
  到了磁峰,在同学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回到了矿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单独与男同志相处,也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后来我和尹本清调到了另一个煤矿,就再也没见过这个医生了。我们走后,白瑞英和事务长好上了,再后来他俩结了婚回到农村。在几十年后的“同学会”上我们又见面了,看到她那苍老憔悴的面容和单薄的身躯,由于“内风湿”的折磨,手也变形了,连筷子也无法握住,可见她那些年的生活也够苦的了。她说这都是命,都是打麻雀破了相给她带来的终生遗憾。庆幸的是事务长对她一直都很好,现在生活好多了,两个儿子成家立业了,对父母也很孝顺。
  我和尹本清到了新地方张家磨子,矿上也没有我们干的活,就叫我俩割猪草。我们成天背着背篼在山上转悠,有时去老乡家坐坐讨口水喝,有时没割上草,遇上好心人送点红苕藤子给我们回去交差。
  就这样耐了一个多月,矿区大规模精简人员,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对象,这是六二年秋,我们怀里揣上单位发给的一点微薄的下放费回到了家乡小镇上。
  十四、漂泊
  回到“家”——南门城墙边一处杂院,那是母亲从青海回来后搬迁的住处,原先也是地主家的一个独院,不到十平米的天井四周分布着大小七间房屋,住着五户人家。一进“龙门”,左右两间一边住着房屋主人的儿子,但是只放了些东西没人住,另一边住着一个单身汉,正对天井的堂屋同样住一个单身汉。两边的四间房子是我们和另一家三口各住两间,一间厨房,一间卧室。
  母亲继续从事织毛衣的活计,我又成了她的帮手。毛线组阿姨们看着长成大姑娘的我,纷纷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谢绝了。她们哪里知道我已经有了意中人,虽然远隔千里,从毕业后虽然就再也没见过面,却靠着那频繁的书信传递着深厚的情谊。不管我身居何处他的关切都伴随着我,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的未来。
  除了谋生,每天晚上我还要去镇上组织的“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然后到附近乡镇巡回演出。小镇的文化生活一直保持着活跃,丰富的优良传统。音乐、舞蹈、文艺创作、美术书法、图书、体育各方面颇具特色和建树。这些在“镇誌”上都有大量的记载。四川清音《雷锋护堤》是我擅长且当时每场必演的节目。舞蹈《逛新城》、《洗衣歌》、《胖嫂回娘家》以及舞剧《台湾一警察》,话剧《柜台》都是文工团的代表性节目。
  转眼到了六三年,姐姐要生第三个孩子了,又写信来求助,她知道母亲是再不会去的,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做出:“让我青海一边复习功课,一边为我想办法上大学”的承诺,怀着天真和对未来的梦想,我终于踏上了西去的路。
  我随当时在青海农牧学院上大学的曾经同过级的一位女大学生王泰云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到了“西宁市”。当时姐姐在银行上班,我找到单位拿了钥匙,按她指点的路线找到了她家,由于旅途疲劳,打开房门倒头便睡。
  忽然觉得有人在屁股上打了几巴掌,原来姐姐下班了没有钥匙进不了门,喊了半天也不见我开门。门就在距离不到三米的地方,她吓坏了还以为我煤气中毒了。(青海每家房里都有火炉,除了七八月三伏天外每天都要生火)于是立刻找人帮助抬开房门,才发现我睡得正香,就几巴掌把我打醒。好一场虚惊,在场的人都笑我睡得好沉。
  从此我便开始了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保姆工作,什么时候能圆大学梦却是个未知数。
  姐夫是个爱挑剔的人,不是饭软了就是菜咸了。一天,由于我的疏忽两岁的侄女差点走丢了,吓得我遍街找寻,好在经过一翻周折终于找到了孩子,不然又将闯下大祸。
  高原的井特别深,除了夏天,井台上都结着冰,冬天辘轳上的绳子被冰冻紧,摇一转冰渣“喳喳”地直掉,握住铁把的手好像快被粘在把手上。
  记得那还是个夏天,我好不容易打上两桶水,双手各提一桶水下井台。脚下一滑两桶水全撒了,人也倒在水里,全身湿透了,尽管是夏天还是冻得不行。眼看中午快到了,没水煮饭可不行,下班回来的人吃不上饭又该抱怨了,于是赶忙从地上爬起来,换了衣服重新打水。
  我姐、姐夫俩从来都是吝啬的。从工作到父亲平反前,就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除非他的孩子放在家里要母亲带,每月给孩子寄来生活费。看到别的同学有姐姐的资助,对家人照顾得体贴入微真是羡慕死了。我班好几个同学不就是这种情况,尽管有的家庭还是地主成份。
  现在就算是她要和父亲划清界线,可我就在离父母远隔千里的自己身边,对我这唯一的妹妹也缺少关爱,连旧衣服也舍不得给我穿,甚至连一张我喜欢的手帕也不肯给我,我常常都穿着那件自己设计编织的红蓝相间的花毛衣,只是后来为了让我去海北才给我缝了件棉衣。
  一次搬新家,由于墙上的石灰未干,睡觉时我被熏得发吐,这时的姐姐却视而不见,等我自己缓过气来后才挣扎着动手清理了呕吐物,想起来真令人寒心。还有一次,洗头时姐姐叫我用肥皂洗,结果由于头发太长被肥皂粘在了一起,怎样也理不伸展,姐姐见此也不理会。后来还是她单位同事的一位家属李大姐来到我身边,细心地一根一根……花了好长时间才为我理顺了头发。我不知道这到底为什么?但是为了那可怜的一线希望只得忍耐、坚持。
  姐姐不久生了侄儿,事情更多了,带小孩、洗尿布成了新添的劳动内容,夫妇俩更不提上学的事,却一味地劝我在青海找个男朋友,被我一次又一次回绝了。直到有一天,一封来自部队让人几乎崩溃的信件使我改变了态度。
  那是六三年初冬,大西北凛冽的寒风透澈入骨,一天,从东部海滨飞越千山万水的书信交到我手中。怀着与往日收到来信时同样的期待与欣喜,急切地抽出信签,那熟悉漂亮的字体立即映入眼帘,可是细看下去身心都好像坠入那无底深渊,原本就寒风刺骨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泪水无声地流着,命远又和我开了一个特大的玩笑,却让人笑不起来,泣不出声。
  信中,他告诉我部队领导了解我的家庭背景,要求他认真处理严肃对待,这是个立场问题。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出与我分手,还委婉地安慰我征求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为此事他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都去信批评他,不同意他和我断交。但是,我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在那个年代类似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在他面临入党提干的考验时刻,为了他的前途我还能说什么呢?
  接下来的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心潮难平决心难下,回首往事,在那些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是多么美好难忘:
  从小学到初中同窗数年,一块上学,一同放学后在他借宿的二婶家做功课。在初中同在一个班情趣相投,爱好一致。每年端午节我们从家里带来彩缎、丝线、斑竹笋壳和几个女生一道做“猴子”“香包”“菱角”,然后分发给全班每人一串,皆大欢喜;夏天,我们收集同学们的竹扇,纸扇,精心绘画出花鸟鱼虫,写上打油诗,然后分发给各人,其乐无穷;毕业时我们互赠照片,心照不宣;在以后的日子里彼此珍藏着那份感情,执着期待,直到那天一纸情书的出现,揭开了彼此心中的秘密,了却了心愿。从此鸿雁传书,共同书写着《雪岩和雪莲》的童话,为此我拒绝了任何人的示爱,坚贞不渝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煤矿,公开的秘密被《业余文工团》传为佳话,在安排表演唱《七女夸新郎》时老师特意让我唱“我的新郎是一个解放军”那段。去九峰山的路上,在手风琴伴奏下姑娘小伙冲着我唱:“雅里雅克西,盘盘雅克西”意思是戴大沿帽的军官好。“雪岩”常给我寄来自己创作的歌曲如:《三面红旗万万岁》等,我为他精心绣了一对枕套寄去,却没有考虑部队用不用得上。我为他的点滴成功感到骄傲,他鼓励我好好工作,在不同的岗上作祖国的好青年。
  三年来虽然我俩相隔千山万水,但我和他的家人却经常团聚,相处融洽。记得还在煤矿的那一天,得知他母亲希望见我一面时,我向领导请了假,借了一个漂亮的花提包,装上几十个用饭票换来的鸡蛋去看望未来的婆婆。步行半天,一路打听来到他们村庄,在一个老乡的指引下找到了正在田里捞谷桩的母亲。只见她高高的个子,满脸慈祥,身板也硬朗,我们一见如故。我接过她手中的竹耙帮他干起活来。收工了我随母亲来到农舍,那是一间乡村里当时最简陋的俗称“埋杈杈房”的大草房,里面隔了两间寝室,实际上就是背靠背安了两间床的范围,母亲住一间,另一间是老祖母和妹妹的。房子的一角作为厨房。哥哥在铁厂当工人,一家三代日子虽然清贫但却温馨。乡亲们闻讯纷纷前来看我,从乡亲们赞许的目光和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中,我很快就不感到陌生和拘束,融入到这个幸福的家庭中。
  从此,有空闲我就到他家去探望。夏日里、茅屋前坐在阶沿上看那骄阳下的菜园:茄子、海椒、芋荷叶绿茵茵的仿佛感觉到湿润的地气在菜地上袅袅升起。攀缘在篱笆上屋檐下的丝瓜藤南瓜藤叶片宽大茂盛,金黄橙红的丝瓜花南瓜花泛着耀眼的金光;夏夜里,和妹妹并躺在木床上说着悄悄话倾听着屋外青蛙和“纺织娘”欢快的“交响乐”声,憧憬着幸福美好的未来。我和妹妹建立了亲姐妹一样的感情,像对亲兄长一样尊敬哥哥,像亲闺女一样孝敬他的母亲和奶奶,全家人也一样把关爱注入我的身心……
  三年来,支撑我面对坎坷勇敢乐观地生活的精神支柱就要垮塌,我辗转、徘徊,没有地方倾吐我的悲苦。我蹲在昏暗的厕所里沉思,在灯光闪烁的大街上徘徊,寒风中像掉进冰河下的激流,漫无目的向前游荡……我再次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究竟路在何方?见迎面驶来的汽车,我甚至想冲过去,结束那所有的不幸……
  这个时候,姐姐和姐夫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把我劝回家,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改常态,关心我安慰我。经过几昼夜的思想斗争,想到我的父母不能没有我,我的理想还得实现,我要一如继往地与命运抗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于是,一下狠心提笔给《雪岩》(这是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他,然后珍藏在心底留着纪念)和他家里分别去信,为了他的前程我决定放弃这段感情,对于刘家妈妈如果她老人家愿意,我将永远做她的女儿。
  我把三年来他给我的信件包好收藏,一切都成为过去。但是感情这东西不是说丢就丢得开的,即使不去想它,往往在睡梦中也会与他见面,而每次的梦境几乎相似:在昏暗的光线中出现了一座高高的楼,楼梯很悬,就像绳梯一样。我费了好大的劲从绳梯上去,在楼上却始终见不到他清晰的面容,好像总是背对着我,心里一急梦就醒了。只一次是梦见他在教我跳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手里还握着枪……
  梦醒了,我记下了这样一段凄凉的文字。
  在那梦幻般的童话世界里,有一座巍峨的雪岩,雪岩上有一棵洁白的雪莲,骄阳下,月色中它们窃窃私语,倾吐着相互的爱恋——一个坚如磐石永不变心,一个冰清玉洁坚贞不渝。忽然,有一天,肆虐的狂风夹着冰雹,铺开盖地砸向雪岩,扑向雪莲,将它连根拔起抛向深渊……
  十五、出 走
  过了一段时间,姐夫见我心情平静些了,又旧事重提,向我推荐他的同学,说此人在海北文卫局当“督导”能有办法让我上学,为了这句话我才勉强答应了见面再说。
  一个星期天,这个人来到西宁。此人三十开外,个子矮小相貌也不中看,但还显得忠厚老实。我陪着他看了一场电影,在姐夫家他画了张水彩画“大梨花”送给我,然后回海北去了。
  在庆祝“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他来信邀请我去玩。为了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更为了圆我那渺茫的大学梦,我违心地答应了。如果读书无望,权当散散心,见识见识高原牧区风光。
  这天带着几许愁绪,夹杂着几丝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迷惘和无奈,我乘上了一辆去海北的货车,挤在一堆藏族同胞和解放军战士中间上路了。沿途冰天雪地,车箱里散发着酥油糌巴的味道。凛冽的寒风从车蓬的缝隙中灌了进来,吹得人眼睛发痛。解放军同志见我身体单薄,热情地用军大衣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子弟兵的关怀赶走了寒冷和孤独。
  来到海北下了车,到处是白茫茫的积雪。站在这银色的世界里眼前仅仅认识一个人,跟着他来到学校的一间土屋里。屋子陈设简单,象所有青海居民一样,屋子中央安着一个大铁炉。长长的烟筒三弯两拐穿过土墙上方通向屋外,人们靠它增加室内温度还可在铁炉上煮饭,烘烤食物,烧开水。
  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十分高兴,一阵忙碌之后为我作了一大碗青海“尕面片”。饭后××向我询问了姐夫家近况,寒暄之余闭口不谈有关上学之事。没有共同语言,我后悔轻率此行。
  当晚××安排我住在他的房间里,然后找老师搭铺去了。静静的夜晚处在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难以入眠,种种无奈和忧伤伴我度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夜。
  幸好第二天早饭后海北州“州庆活动组委会”来了一个人。听说我是从内地来的,从我的外表他们认定我一定爱好体育运动,因组建乒乓球,篮球队参加庆祝活动竞技比赛缺乏队员,特意来聘请我加入。说实话,我虽然喜欢运动,在学校时常常表演跳箱垫上运动,乒乓球也爱好,可打得并不是很好,打排球还可以篮球运动就差远了,连篮筐都投不拢别说进球了,但是为了减少和××单独接触的机会,我爽快地答应了来人的邀请。
  来到运动队,结识了许多运动员,他们都是从州上各单位选拔的体育爱好者临时组队参赛的,年轻人在一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也搬到大会参赛队员的集体宿舍住下。
  成天投入集训和与队员的交往之中,对××的疏远使他十分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女友说:“你姐干吗把你介绍给他,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当知道我的苦衷时,热心的女友给我出主意“叫他把你安排去读书,他是有办法的,等你大学毕业后再把他甩了。”我感激朋友的好意,但是我告诉他们:“其实这人也不坏,就是丑点,年龄大点,我不做这种亏心事。不同意就算了,何必坑人”。姐妹们劝我说:“那就利用这段时间咱们好好玩玩,回去后别再理他,我们帮你”。
  就这样在州庆活动中开心地过了半月,每天参加训练、比赛、聚餐、联欢、参观展览,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不留一点空闲时间。
  有一次大家正在展览馆里参观奴隶主残害农奴的罪证:那活剥的人皮,用头盖骨做的饭碗……××来展厅找到我,走出展厅我简单地敷衍他几句就被同伴借故拉走了。
  州庆活动结束了,队里发给半月的补贴。要和刚结识的姐妹们分手了,还真有些舍不得,大家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女友说如果回西宁他帮我买汽车票。
  回到××家,当我提出回西宁时他非但不同意还要求马上结婚,我推说相处甚短,何况终身大事岂能草率,我还没有和父母商量过,姐姐姐夫不能代表我,等我回西宁征得父母同意后再说。
  其实,我这是缓兵之计,心中早有打算和准备,如果回西宁姐姐硬要逼我就犯的话,我只好逃之夭夭了。我知道我一张嘴是说不过他们的,至于路费我早有办法。到海北后我那件漂亮的毛衣就吸引了一个和我有着同样命运的四川姑娘,也是随姐姐到这里来给姐姐带小孩。前几天我以二十五元的价钱忍痛把毛衣卖给她,新旧主人各有所获。我再三叮嘱她我走后不要马上穿出去,至少要十天半月才能穿,这二十五元加上补助的十几元钱够回四川的费用了。
  回到西宁刚巧小侄儿患肺炎住院了,姐姐在医院陪护,家里只有姐夫一人,我正好去原来银行家属院李大姐家住。李大姐就是前面我介绍的那位帮我理顺头发丝的大姐。她夫妇已有一个孩子,他们都是值得信赖的好人,我把自己的处境和打算告诉他们,夫妇俩都支持我。
  就在这时新情况出现了,它加快了我回家的进程,当我白天回姐姐家时收到一封从海北寄给我姐的信。我想一定与我有关,拆开信一看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原来那个四川小姐妹等我一走,迫不及待地穿上了那件毛衣上街招摇,被××看见了。一打听果然是我卖给她的,不禁顿生疑虑,所以马上来信提醒姐姐。我趁姐夫也不在家,把信和××给的一条呢裤一块放在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赶快回到李大姐家着手准备马上动身返川。
  当天,李大哥去车站帮我买火车票,李大姐为我准备干粮,我动手给姐姐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表明我的立场,出走的原因以及多少年来对他们作为的不满,并让她回家后去看衣柜下抽屉里××的信,把裤子还给他。我写好了信交给李大姐叮嘱她等我走后把信寄出去。
  第二天,天还未大亮,大哥用自行车送我到车站,因为要从姐姐家大院门口经过,我心里咚咚直跳怕碰上姐夫从那门里出来撞上。其实那是不必要的担心,谁也不会那样早上班,但是不到火车起动,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李大哥把我送上火车后回去了。火车也开了,望着身后那座并不繁华的城市渐渐远去,一颗心慢慢稳定下来,设想着姐姐发现我出走将是什么态度,母亲看到我这样回去将是什么表情,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思前想后又陷入极大的困惑中。
  我终于平安到家了,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母,倾述了满腹委屈和别后情景,母亲竭力安慰。我知道她的内心也十分酸楚和无奈,也就强打精神,日子总得过下去。
  后来有人说××写信到镇政府打听我,别人把信退回去了。为此我曾提心吊胆生怕那人找到这里来丢人现眼,再后来听姐说此人因犯错误被遣送回了老家,我庆幸当初的决策的正确性。
  十六、上山下乡
  没工作我仍然去毛线组重操旧业,晚上还去“业余文工团”参加活动。
  这时,父亲在镇上办的修建社所属的砖窑做砖坯。我也常常去帮他踩泥巴,学做砖坯:在老城墙的废墟上挖一个尺多深几平米大的池子,填上选净石子瓦片的泥土,倒上水和匀踩绒垒起来,然后用带着钢丝弦的弓切上一块,棒上来到放上砖匣的砖凳前,高高举起泥团用力往木匣里扣下去,再用弓刮掉多余的泥,端上砖匣来到事先平整好的撒满沙子的晒场上把砖匣往地上一扣,这样一个砖坯就算完成了。砖坯凉干后就可以送到砖窑烧制,平均一天可挣七八角钱。
  别看活路简单,只是出点力气而已,可是,如果扣下去的泥团由于用劲不匀就不能完全填满砖匣,这样的砖坯就成了圆角,就得返工。如果把砖坯从匣子翻倒在晒场时动作不果断,倒下的砖坯就成了上窄下宽所谓“大脚板砖”也是废品。
  就这样又混了几个月,镇上掀起了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运动,动员全镇青年向候雋、邢燕子等一批知青典型学习,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
  每天居委会干部走家串户,展开强大攻势的动员或苦口婆心或严词斥责,当然要看动员的对象是谁了。像我这样的一些所谓“黑五类”子女便成了重点动员对象。我的几位初中和高中同学都到其姐姐家“避难”去了。其次是街道上一些闲散的小青年多半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可以说好多根本够不上“知识青年”的资格,有的甚至是文盲。
  我是一个要强的人,不愿意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的奚落,更不愿因为我而让父亲受批判,让母亲生闲气。反正我又没有工作,更不怕吃苦。于是不等动员的人上门来,我就主动到镇上报了名。鉴于我的行动,镇领导把我作为典型加以表扬,号召全镇青年向我学习。然而,他们哪里了解我的苦衷。“业余文工团”还举办了简单的欢送会,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有团长“让革命的歌声响山梁”的题词。
  1964年3月26日,我们一行三四十个男女青少年在全镇人民的欢送下,扛着“五四青年农场”的大旗,敲锣打鼓向本县唯一的山丘——横山子进发。当天是个好天气,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我们沿着一条机耕道穿行在金黄的油菜地,碧绿的麦田之间,走过一村又一村,沿途吸引了许多社员出门观看,走了一个多钟头来到小丘脚下。
  我们沿着一条山道向上走,忽然一幅美丽的画面映入眼帘——山道上两个四五岁的一男一女,两小孩样子都差不多,十分乖巧,趴在地上翘着小嘴,鼓着腮帮将手里的蒲公英花絮吹向天空,那小伞一样的花絮飘飘悠悠飞向四周。多么美丽动人的 “图画”!一行人被这一场景吸住了,围着小姐弟问这问大,小孩瞪大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张张陌生的脸孔,可能他(她)们在想:“哪里来的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呢?”
  告别了可爱的小孩,我们又前进了,离这段斜坡不远处便是我们的“农
  场”。那里原本是横山大队的一个牛棚,现在把每个牛栏隔一隔就成了一个个寝室。里面本来还住着几个从铁路局下放到这里的工人,他们成了教我们干农活的当然老师。
  印象较深的是吴师傅,大大的头,光光的,带着浓浓的中江口音常常被当地人调侃,说话做事却挺认真。对我们这些小青年要求很严格。后来去娶了老家的姑娘为妻,并在队上落户安家,生下3个女儿。大女儿在我当教师时是我班上的学生,小姑娘成绩不很好,不爱言语很腼腆。但是改革开放后居然当上了村妇女主任,据说工作还很给力。
  还有一位万师傅,是个有学问的人,更有一套园艺方面的本领。以前在江苏南京浦口对面的“六合”搞园艺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被打成右派下方到四川,落脚在这个偏僻的横山村,因其在园艺和果林种植方面的专业特长,被大队领导安排搞果园规划和果木种植。在我插队的房屋后山上就先后栽种过葡萄、蜜桃、蜜桔、橙子等水果,经过他培育、改良、种植的这些果木明显比当地土产的果木在长势、产量、品质方面要好很多,当地人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果木栽种技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平了反回到了南京原单位,也复了婚。在我家搬回街上时他回来过一次,并专程到我家看望父亲,受到全家人的盛情款待,据说返回南京后不久就病故了,真令人惋惜。
  带队的安排好大家的住处后,让场员们休息休息。下午小青年们到山上山下玩了个痛快,感受广阔天地里清新的空气,和暖暖的阳光,清澈的池水和满山遍野的绿树野花。
  第二天,劳动开始了,首先是开荒。小青年们刚下乡,出于新鲜感劳动热情很高,虽然好多人的手打起了血泡,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记得我第一次挑粪的情景真让人哭笑不得。那天,当我挑着大半挑粪水跨牛栏时,前面的粪桶过去了,再把后面的桶抬高,谁知前面的桶一下子从扁担上滑落下来,后面的桶马上“咚”的一声也触了地,粪水溅得老高,劈头盖脸淋了我一身,那又咸又臭的粪水流到嘴里真叫人恶心。狼狈的我赶紧放下扁担钻到厕所里,在几个姑娘的帮助下冲下一桶又一桶清水,换了衣服再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安排、学习、实践,生活和劳动慢慢走上正轨,带队的一位共青团干部回去了,留下一名转业军人吴成双当场长。在我们一行人中我的年龄最大,学历最高,家庭背景也让领导放心。像这一类人干活都老实决不会乱来,于是领导将会计、出纳、保管、事务长兼炊事员的工作一并交给我,连县上“知青办”拨款的存折,场员的户口薄,粮食本都由我保管,每天除了煮饭、买菜、算帐外还要参加田间劳动。
  我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每天五点钟起床,生好炭灶,然后叫醒炊事员——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一起煮早饭。早餐后推上鸡公车上街买菜,来回二十里,买完菜回场赶午饭,下午参加劳动,晚上做帐,钱粮从来都是清清楚楚的。
  仅有一次买菜回来,晚上发现钱少了一元,钱帐不符合是不行的。第二天上街马上到毛线组,在一位阿姨那里借了一元钱补上。直到后来物色了一位出纳后我才没有管钱了。我的账本一直完好地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后的插队落户时,这期间都无人来过问,自己才将它处理了。
  农场开办初期,伙食开得较好。“知青办”的同志经常来看望大家,了解困难,解决问题,县长也来过几次。没有钱了,只要说一声上级就会很快拨下来,每日三餐要求做到两菜一汤,饭也够吃,看病一律报销。
  最大的问题是饮水问题。刚去时我们像山村所有村民一样,靠自己门前那两个大池塘取水。随着人口的增加,环境的污染,清澈的池水浑浊起来再也不能吃了,于是我们就到对面“宝光寺”的井里去挑。从农场到寺院后得下一个山坡上一个小山头。水井位于寺院背后的山顶上,有十几米深,用辘轳打水这里是很少见的,好在我去青海时学会了怎样摇辘轳。挑上水要经过山头那遍青杠树林,寂静的山林中常常惊飞一群乌鸦,单独一人走过时还有些害怕,桃着水下山腿好像短了一截,一担水颠簸到家只有大半挑了。后来领导派了一位力气大的男青年专门负责挑水,我的担子才卸了下来。
  在动员青年们上山下乡时,镇上向大家许了愿称:“劳动一段时间,表现得好的我们就安排工作”。怀着对美好愿望的向往,场员们不怕苦不怕累,生活过得也开心,劳动情绪也高,业余时间还叫我教她们唱歌跳舞。就是那个常常在街上哭段县长的疯妇也曾来山上凑热闹,到我们挖地的田间唱上一段“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山上的荒地是……”下面的话就是她自己编的不大受听的疯话,有时小青年们跑到宝光寺去连枝带叶折来许多杜鹃花,绑在高低床的柱子上,整个寝室花枝招展、花香四溢,农场里成天笑声不断。
  当时县里陆续建起了四个知青点,除了我们“五四青年农场”外还有“郫筒青年农场”也在横山上距我们四五里地。还有地处友爱乡的“友爱农场”另外一个在灌县境内的“红槐青年农场”一共容纳了全县两三百个“知识青年”。农场间常常相互往来、参观、学习、联欢。
  就在六五年春,传来了农场要下放到生产队分小组落户的消息,场员们人心惶惶。果然没几天,镇上来人把我们分成两个小组下到了两个生产队。我和十几个场员分到山中间那个生产队,暂时住在一个队干部家里。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大家相处也融洽,一日三餐由干部家属为我们打理,我们只管出工。当时正是薅秧的季节,因此我们每天只管拿上薅秧耙到田里薅秧除草。
  这时,镇上请上工人着手为我们修住房。位置就离干部家不远,每天收工后大家都要兴致勃勃地去看那未来的新“家”,盼望早一天修好,有的甚至在盘算着和谁住一间寝室。
  可是,没过多久,就在新房子即将竣工时,上级又叫大家搬回原来的住地,只是向山下的方向移动了二十米重建农场,那里已经提前从镇上拆迁来“灵官庙”的大殿,改建在山坡上作为礼堂和厨房以及场长炊事员的寝室,从两个地方拆迁回来的新草房修在大殿后面作场员宿舍。
  原来山上的一些地交给附近生产队了,现在公社把山下的二三十亩水田划给我们,加上农场周围的山地规模扩大了。除了增添了场员外还从镇上请了烧砖的师傅,劳动项目又增加了“烧砖”以此创收,目的是向自给自足的办场目标发展。在农场前山路旁边原来就有一个被生产队废弃的砖窑,经过修整就能排上用场。于是我们在住地四周平整砖场,挖土、踩泥、拌砖,在师傅的带领下果然烧出了几窑优质青砖。
  我的工作是照旧管理生活,原来的场长在上次分组时就调回镇上了,农场现在由公社接管,派了一位五十来岁的农村干部当场长。听说这位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受过处分,群众揭发他在食堂化时对社员很凶,给他取个绰号叫他“杨老虎”。可是与他相处一段日子后我觉得他为人正直无私、和蔼可亲,他手把手地教我们栽种、打谷,在劳动中身体力行受到大家的尊敬。有调皮鬼与他开玩笑喊绰号,他也不介意还诙谐地说:“虎毒不食子”。其实他也真的把这些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说到这里又让我想起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就是当时先锋公社敬老院的院长——黄妈。儿子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坚强的老人却不愿在家吃照顾,挑起了敬老院的担子,照顾着几十位鳏寡孤独的老人,缺胳膊断腿的残疾人和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儿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黄妈”风里来,雨里去,起五更,睡半夜,带领做稍微有点劳动力的人开荒种地,辛勤劳作,终于让残疾人有了一日三餐,让老人们安度晚年,让孤儿们上学、成长、参军、结婚生子。
  黄妈的为人远近闻名,先锋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这群从城里下乡的知青也有幸和这位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在一个农忙时节,公社安排我们去敬老院支农,一到那里就受到黄妈的热情接待。劳动之余黄妈和敬老院的领导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饭时间到了,只见黄妈神采奕奕、满面笑容端着热气腾腾的腊肉向我们走来,那红亮亮的肉片三片就能覆盖住大斗碗的碗面。在生活困难时期唐昌地区说到养猪,粮站和敬老院是数一数二的。三百斤左右的肥猪、巴掌宽的膘腌制的腊肉十分诱人。从此不管什么季节只要我们一去支农黄妈就不惜让知青们大饱口福,在定量供应的年代享受到这样的礼遇真是太不容易了。因此,一提到去敬老院知青们就兴高采烈,这一幕至今难忘。虽然黄妈他老人家早已离开人们,但是先锋人们永远怀念她,她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
  在一年多的生活中,我和这群十多岁的小青年很合得来,他们都管我叫“李大姐”就连附近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童也跟着这样叫我。其实我的排号是老二,但大家都这样叫作为一个人的代号而已,我就默认了。在他(她)们中间有几个人的哥哥姐姐是我过去的同学或同事。在生活上我也尽力照顾这些有缘走到一起来的弟妹们,因此,尽量把饭菜弄得好一些,把茶水送到劳动的地方,有时还帮他们补补衣服,精神上也常常鼓励他们。
  由于工作出色,劳动也不错,不久公社团委吸收我听团课,六五年夏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三步曲“入队——入团——入党”的第二步。
  从此我的信心更足了,劳动干劲更大了。有一天,我和几个青年在给玉米培土,打成红苕箱准备插红苕。忽然天上乌云密布,霎时间倾盆大雨直泻下来,打得玉米叶子“叭叭”直响。地里的人们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向家里跑去。我和几个团员青年硬是顶着大雨眯缝着眼睛,坚持把那块地培完土打上红苕箱插上红苕藤。因为雨天插的红苕苗成活快,第二天雨过天睛,看着阳光下那活鲜鲜的红苕秧好像在对我们笑,每个人心里都甜滋滋的。
  十七、暴风雨前夕
  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又过了半年,有一天姐姐来信了,除了向我道歉外又给我介绍对象,这时姐姐已调到“黄南州电影院”工作,对象是州中学的体育教师,从姐姐的诚意和介绍的情况看来我终于答应先通通信再说。
  经过一段彼此交流,我觉得此人可靠,于是六六年春节前夕向领导请了一个月假去青海探亲。
  到了西宁后,去黄南还要坐大半天的公共汽车,沿途山势险要,道路狭窄,有时觉得车轮就在悬崖边转,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山岩这边倾,有时汽车又在乱石密布的干枯河道里颠簸,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折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来到姐姐家,他早已等候在那里,姐姐安顿好我俩后就借故出去了,于是我们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谁也不先开口,沉默了好久,姐姐有时故意进屋来缓和一下沉默的气氛。
  后来他终于发话了,一句“你们老家骑自行车的人多不多?”好一个开场白,差点让我笑出声来,不过好歹总算找到了话题。活匣子打开后,慢慢谈到了他的家庭情况:老家在重庆北碚,解放前是一个大家族,祖祖(曾祖父)是清朝年间的举人,曾当过贵州知县,后来因“反袁”弃官告老还乡从教。小时候他们兄弟姊妹常常到他们家那栋三层楼房的顶层去玩,那里存放着诸如戏台上那种“肃静”“回避”的牌子,还有大刀、长矛之类的武器。祖祖名下有三个儿子,他的爷爷是老三,爷爷膝下也有三个儿子,他的父亲是老大。解放前父亲教书,后来任“督学”,生母在他四岁时去世了,他的哥哥上小学时也得病死了。现在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参加了工作,大姐三姐是教书的,二姐在银行工作,小妹在雅安云母厂当工人。
  解放时,他们家划成了地主成份,但由于父亲一直在教书是一个开明绅士,父亲还把当时当地很少有的那幢大楼和宅院捐给国家办学校。但是由于继母的愚蠢和无知,在一个“生圹”里藏了一些小孩的衣物被别人发现,更因为一位乡长因过去的私人恩怨借题发挥,把他父亲看管起来。要面子的父样受到羞辱想不开而跳楼,医治无效而去世,当时才四十多岁。
  从此他便和继母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共同生活,三个亲姐姐早已出嫁,一个亲妹妹被二姐接到城里读书去了。那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吃点稀饭就去上学,一直要饿到放晚学才能吃上第二顿饭,星期天还要到来回二十里地的小煤窑去桃一担煤。
  后来在二姐的干预下他和继母分了家,初中毕业后去水库参加修筑工程。当青海到内地招工的时候,大姐得知消息后托人连夜从城里赶到水库工地通知他,第二天在报名日期截止前几小时终于报上了名,来到大西北当时是五六年,他十八岁。
  到了青海开始被分配到省农林厅林业局干部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到煌中县塔尔寺附近林场实习一个月,结业后分配到采伐二队森工处从事管理工作当检尺员,干了一年左右。五七年森工局精简机构,几个和他一样大的青年人被送到林校学习。由于他爱好体育,五八年五月代表林校参加了青海省举办的“第五届省运会”,获三级跳远第二名。同年六月又参加了西宁市举办的运动会,获同项目的第一名。两次比赛均打破了省纪录。紧接着八月份又代表青海省参加全国在青岛举行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回校后不久接到省体委通知把他调到省“体工队”当专业运动员,从事田径运动。九月在甘肃定西参加了西北地区田径运动会。这年冬天,因天冷,运动量又过了大,他因右踝骨关节受伤而改“跳远”运动为“竞走”运动。五九年元月到成都参加比赛,因伤痛复发未直接参加比赛就和一位体育报记者(也是四川人)一道负责运动队的对外协调,物资采购等事务。比赛结束后,放了两天假让他回老家探亲,然后和队员们一同返青海。同年五月参加“青海省第五届运动会”,获得竞走第二名又打破了省纪录,三级跳远获得第五名。六月参加了“二十公里竞走”测验又打破了省纪录,七月里田径队到烟台训练准备参加“全运会”。
  九月初他们来到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参加项目是“十公里竞走”。在开幕式上见到了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一” 国庆观看阅兵式时看见了来中国访问的赫鲁晓夫。十月二日北京市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全运会全体运动员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十月三日离开了北京回青海,在京期间游览了十三陵、北海、故宫……名胜古迹。
  由于踝关节伤痛,不能继续从事专业运动员职业,当年11月被推荐到“青海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调到“黄南州中学”任教,期间经考核被黄南体委授予田径、篮球国家二级裁判,排球国家三级裁判资格。
  了解了他的身世,目睹了他诚实忠厚的为人,倾听了他朴素的语言后,我认定他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于是就确定了关系。由于他马上要派去“四清工作组”搞外调,怕一年半载不能回校,我也难得请假来一次青海,最后决定半月后和学校另外一对新人同时举行婚礼。
  腊月三十这天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在学校领导的主持下举行,我穿上他请人赶制的一套中式棉衣,姐姐送的一双尼龙袜子,坐自行车从电影院来到学校。喜宴是回民家属张罗的具青海特色的面食:有油炸麻花,散子,还有两种颜色的面渗合形成各种花鸟及动物图案的饼,还有“手抓羊肉”“水煮尕面片”。
  喜宴结束后在学校教室里领导向大家介绍了情况,然后让两对新人表演了诸如“啃苹果”“过独木桥”之类的节目,最后在大家的要求下我为来宾演唱了一首“红梅赞”。
  新房就在他原来的寝室里,也没有什么格外的布置,那时候学校还没修校舍,暂用寺院作校舍,就连我们睡的床都是以前“活佛”的床,红黑相间雕花涂金的床栏,古朴厚重的床体,后来搬到新学校,再后来内调,这间床一直跟着他。
  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一块去观看藏族同胞的赛马,藏族小伙矫健强悍,藏族姑娘飒爽英姿他(她)们用有力的臂膀挥动着长鞭,让膘悍的骏马在蓝天白云下奔跑,观众们欢呼雀跃,迎接着胜利者的到来。独特的高原风光,隆重的节日气氛还有藏族同胞那别具特色的美丽华贵的节日盛装,使我感受到一种浑厚粗犷的美。
  蜜月中我向丈夫袒露了过去那段恋情,得到了他的理解,并接受了我认刘家妈妈做干妈的事实。从此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常常陪我带着儿孙像回娘家一样与之走动。丈夫的为人同样受到刘家和邻里们的认同和赞赏。人们随着干妈亲切称他为“陈大哥”。
  短暂的蜜月过去了,我的假期也到了,惦记着农场事务,我们依依惜别,他把我送上了火车,我准时返川回到农场。
  飘泊的青春找到了归宿,于是凄苦的童话有的幸福的续篇:
  “……一棵小草托起了雪莲,为她抚平满身伤痕,帮她扶正身躯,在贫脊的泥土中扎下了根,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每当夜幕降临,仰望那清冷月光下高耸的山岩,心里只有遗憾和怀念,对于小草,小花充满了永恒的感激和深深的依恋。”
  回到农场不久,我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不适宜在这个时候怀孩子,便和家人商量,母亲首先反对我做“人流”说这是第一个孩子,名正言顺的怎么能处理掉呢?在农场就不能要孩子?丈夫不置可否,他尊重我的意见,也许是考虑到我的困难,同时又觉得自己快三十岁了当父亲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处于两难不好表态。好在领导对这件事并不介意,还处处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于是我就决定一改初衷。
  春耕开始了,领导安排我去看守秧足田,不让麻雀吃秧田里刚撒下的谷种。活路很轻松,端个凳子坐在秧田边,手上拿一个把竹竿一端破成几下的“响壳”,看到麻雀来了就使劲摇“响壳”,响声就会吓跑麻雀。可是有一次当我追赶麻雀时,一不小心滑了一跤,一个仰八叉横躺在一条小沟上,头朝东脚朝西,挣扎了半天也翻不过身来,也不好意思叫附近正在菜田钩秧田场员帮忙,一个人努力了好久好久终于翻身爬了起来,想到刚才的情景自己都好笑。
  上山下乡两个年头了,知青们的劳动积极性在逐渐减退,精神面貌也大不如从前了。记得刚下乡时,青年们十分自豪,大家请来摄影师,为头戴草帽,挽上裤腿在山沟里,丛林中,菜田边的同伴拍生活照,还在照片上题字“志在农村”。而两年后的今天,有的青年看安排工作无望,情绪开始低落,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两个女知青相互捆绑着跳入那深不可测的灌县伏龙观里了,一个卡在不远处,另一个冲到下游几十里地方,双双淹死,就地埋葬了。
  这样的事本不该发生,几天前听说这两位姑娘有轻生的打算,我及时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并想找她们做一做开导工作。她俩都是孤儿,家庭成分都不好,从小生活在姐夫家里,帮姐姐带孩子,做家务,缺乏关爱。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感同身受,从而理解她们的处境和心情,而最主要原因是对镇上“安排工作”的许愿不抱希望,回城工作的愿望不能实现,才产生了消极的念头,失去了生活的信心,进而轻生。如果以我“大姐”的威信现身说法循循善诱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可是因前一天她们请了假,坐上镇上慰问团的车去了“红槐农场”。那时的通讯工具也不便利,我没有办法赶去,我想等她们回来再说,不料两天后竟传来了她们的噩耗。
  在那段日子里,知青们成天都在议论,农场里一改平日的祥和。有人开始不出工了,成天躺在床上哭泣,甚至谩骂,有的男生居然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一次吃饭时,一点小事几个场员大打出手,涌进厨房打伤了炊事员,看见伤员头上殷红的鲜血,我的心都在颤抖,好不容易劝阻了双方,为伤员处理完伤口,我限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农场在前途在哪里?知青的前途在哪里?我该怎么办?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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