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新世纪的《对话》

作为一位成长性的艺术家，现在就定义谢常勇是某某主义画家，似乎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谢常勇显然不是一位象征主义画家，他甚至压根儿就没有立志成为一名象征主义画家的内在冲动，尽管他的作品像大多数象征主义画家一样，非常富有装饰性和思想性，并由此构成“对现实主义嘈杂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抵制”。话虽然这么说，但并不意味着谢常勇的绘画就完全排斥象征主义充满活力的艺术基因，相反，他的许多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具有某种象征性和隐喻性。

比如，这幅题为《对话》的大尺幅（180mm×200mm）油画作品，就非常富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画面中，四只身姿曼妙优雅、翩翩起舞的“天鹅”，踮着脚尖，缓缓迎向一位身着中国传统戏剧服装的女子。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子目光旁视，若有所思，并未以自己或亲切、或惊喜、或热情的目光迎接她们。显然，她的整个身心还深深地沉浸在戏剧人物的角色之中。这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这位优雅的女子是谁？她为什么出演这出戏？这出戏的主题又是什么？很显然，这样一个名为《对话》的戏剧场景是画家谢常勇自己设定的：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与四只蓝色的“天鹅”在共同演绎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会是十九世纪柴柯夫斯基的《天鹅湖》，更不会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个主题只能属于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在我看来，谢常勇既是这出戏的编剧，又是这出戏的导演。他自编自导这样一出戏，可谓用心良苦。当他对画面中的所有人物投入自己全部的情感，并用自己的心一一贴近画面中的所有人物，我甚至觉得他就是画面中的这位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就是这四只翩翩起舞的“天鹅”。我的这种“移情式”的解读，谢常勇想必不会拒绝。也许，《对话》仅仅是谢常勇头脑中的一个意念，这个意念由来已久，一直困扰着他，折磨着他，是他凭借自己沉着冷静的创造力，让这位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和这四只“天鹅”，在画布上得以复活。也许，谢常勇的内心就渴望着这样的“对话”，并在自己日后的艺术创作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ue）。

但为什么画面中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女子只有一位，而翩翩起舞的蓝色“天鹅”却有四只呢？我不再追问，也不再向画家本人打听，就留给观众（读者）以福柯式的“目光考古学”去穷根究底吧。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画布上。我在想，自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林则徐语）强行打开中国古老的国门，到本世纪日新月异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强势开启，灾难深重的中国逐渐从深度的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我在想，整整一个半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何曾像今天这样有过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我在想，中西方文学艺术何曾像今天这样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平等对话！是的，对话需要对等。不对等，何来对话？这或许正是谢常勇创作《对话》的内在原因。

在绘画语言上，谢常勇和他的恩师、现任四川美院院长、著名油画家庞茂琨一样，都对古典油画体现了一种少有的“异端继承”。但在绘画风格上，谢常勇又和庞茂琨判然有别。

回到文章开头的象征主义话题。熟悉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人都知道，法国象征主义画派代表画家夏凡纳（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一直反对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他始终不为种种艺术思潮和艺术运动所动，在绘画艺术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沉着地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夏凡纳从未正式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但他却意外地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家的“先知”。我想，“追求寓意，追求构图的单纯与平静，追求装饰效果”的夏凡纳对创作了《对话》的谢常勇的绘画艺术必然有一种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

席永君，1963年8月，生于四川省邛崃市。新时期中国新诗重要流派——整体主义代表诗人、作家、策展人。诗作收入数十种选本。作品被译成英、法、挪威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发表、朗诵。著有诗集《中国的风水》《下午的瓷》《春天的木牛流马》等多部。主编《诗歌档案》《门里诗丛》《门里·老成都书系》《在爆炸的星空下<成都诗选>》《巴蜀先锋文库》《中国·羌》等文学丛书多卷。历任《成都晚报》副刊编辑、《门里东方文化》杂志总编辑、《门里家居》杂志总编辑、《田园》杂志总编辑、《火车》杂志执行主编、《艺术村》MOOK创办人、主编。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