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编》文献版刻源流与整理校订述略

       一、《关学编》之创制及续补刊刻源流

       关学之有史，肇于宋之横渠先生张载；然关学之有编，则创自明少墟先生冯从吾。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冯少墟于长安撰成《关学编》。次二年（戊申，1608），陕西巡按新安余懋衡刻之长安，先后李维桢、余懋衡有序，是为《关学编》明代单行本。后冯少墟对此本予以补订，复与原编并张舜典后序，收于万歴四十年（壬子，1612）陕西巡按毕懋康刻本《冯少墟集》卷二十一、二十二，而天启元年（辛酉，1621）冯嘉年增益刻本《冯少墟集》仍之。

       入清以来，关中学人皆以少墟原编为基础补续关学，近乎三百年，赓续不绝，其初脉流，大略为二。一者，二曲高弟丰川先生王心敬，于雍正、乾隆间取《少墟集》中之原编予以补续，泾阳逊功先生王承烈亦参订也，而三原勉斋先生周元鼎嘉庆七年（壬戌，1802）间为之刊刻且续入丰川。此一系大抵在雍正、乾隆、嘉庆之间，流之不远，因丰川居功甚伟，简称“王编”。二者，先是朝邑大儒王建常门下上官汝恢弟子赵君廷璧，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取明余懋衡本而重刻之，上官德辙季眉参与校阅，朝邑学博刘得炯续入冯少墟、王建常二人，是称朝邑赵氏刻本；而后朝邑桐阁先生李元春，于道光十年（庚寅，1830）再取赵版率诸生为之补续，蒙君天庥重刻之，是为朝邑蒙氏刻本；而桐阁高弟三原复斋先生贺瑞麟，又于同治七年（戊辰，1868）取赵版及桐阁补续，且以桐阁续入，刘君映菁毓英刊于三原，是为三原刘氏刻本。此一系大抵歴乾隆、道光而至同治，流传广远，且以桐阁承上启下，故称“李编”。

       王、李二编，虽皆承自少墟，然不相假借，叠为两脉。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长安柏子俊先生景伟会三原复斋先生贺瑞麟、咸阳古愚先生刘光蕡，再取少墟关学原编，及丰川、桐阁补续相与取舍，并复斋所续七人传，合而刻之，是为光绪沣西草堂之合编。如是，关学之编，始导源于少墟而歴丰川、桐阁两系之分流，至柏君景伟而如泾渭之会，一如也。

       二、关学诸编立意分合概略

       清代诸君补续《关学编》，共尊少墟。然去取立意，略有微别。始，少墟原编首卷置孔门关中四子，标举关学以孔氏为宗之意，而实始于宋张横渠，迄于明王秦关，凡立传48人（首卷3人，正传33人，附传11人），依时排序，帙为四卷。丰川为之续入少墟、二曲，及二曲同时学者门人数十人，且以为《关学编》“编关中道统之脉胳也”，（王心敬：《关学汇编序》）故又于四子前补入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两汉补入江都董仲舒、华阴杨四知二人，逊功先生王承烈又以挚恂附焉。桐阁所本，未见丰川补续而直取少墟原编，由因少墟有所遗漏而补入明刘玺诸人，又因关学发展二百余年而续入少墟及其后学者数十人，且以“事功孰不自学术来”（李元春：《桐阁重刻关学编序》）而补入宋游师雄。柏景伟主订之，以丰川所补“远及羲、文、周公，下及关西夫子而下，非恭定所编例，去之”，（柏景伟：《重刻关学编前序》）且以丰川、桐阁、复斋补续相与去取，裁成《关学续编》三卷。如此虽似合一，然丰川、桐阁所补，立意本来有别；两者所续，去取不同而兼有详略，今柏君为之去取，虽人存一传，然其不足以见关学谱系编撰意向之别也。故复斋、古愚于柏君殁后，皆于后序有所议，而复斋更取桐阁所编，并加按语以补之。此关学诸编立意分合之概略也。

       三、《关学编》现代整理本两种述评

       20世纪80年代，学术日盛，关学复兴，典籍整理，亟上日程。于此关学史之文献，先有中华书局1987年版陈俊民、徐兴海二先生点校《关学编》，以启关学文献整理之先，以续关学学术研究之传；后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君美凤辑校《关学史文献辑校》，合关学诸编、张骥《宗传》及相关史料为一编而点校焉，是为关学史文献之渊薮，蠡测关学之指月。虽如是，《关学诸编》不得不新订，何也？余读书而有所见也。

       今考陈、徐二先生点校之编，先之以少墟原编，附之以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关学续编。其原编，以其“在明代未见单刻本，只有《冯少墟集》本”，（见该书《点校说明》）又毕懋康刻本今不可见，故以国家图书馆藏少墟次子冯嘉年天启辛酉（1621）增修重刻之《少墟集》本（简称冯本）为底本，而以光绪辛卯（1891）长安沣西草堂柏子俊所刻《关学续编》本（简称柏本）为校本；其续编，则以柏本为底本，而以朝邑蒙天庥荫堂本道光十年（1830）为对校本。二先生点校之功，固不可没矣，然以今考之，《关学编》原编于明代非无单刻本，万歴三十六年（1608）余懋衡已“属长安杨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余懋衡：《刻冯仲好关学编序》）此本为诸关学原编之祖本，此后《关学编》之诸全集本、乾隆朝邑赵廷璧本、道光朝邑蒙天庥本、同治三原刘氏传经堂本之所出也；余刻本亦非无存，乾隆朝邑赵廷璧本、同治三原刘氏传经堂本虽是重刻，然于此皆有所取，而原版体式多有存留也，故于赵本、刘本，可窥余刻本之一斑也。冯刻本内容，则较此本内容稍为完善，如《小泉周先生》传后即较单行本多出百五十余字，盖刊刻《冯少墟集》时，先生所补入者也。然此单行本影响甚远，且经赵璧、刘得炯、上官德辙、贺瑞麟、刘毓英等关学诸贤达先后校阅，其价值固不容忽视。就该本续编部分论之，其所本沣西草堂本，盖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于丰川、桐阁二本对参而删取之本。其中不惟将丰川所补六圣、汉代二儒“非恭定旧例而去之”，且于丰川续中有之则删桐阁；无之则以桐阁补之，然于丰川按语，亦多删去不用；于桐阁补续，丰川有则舍之，丰川无则取之；又桐阁所续与复斋重复者，则舍桐阁而取复斋也。故此后复斋又补桐阁本中王建常等传入之。故此本虽是合编，然终非于前人续补无割舍也，亦非如陈、徐本所言“可谓关学之全编也”，（见该书《点校说明》）实关学诸编文献之“选编”也！

       复考王君美凤《关学史文献辑校》，其中少墟原编以四库文渊阁《少墟集》卷十九至卷二十所收明天启辛酉（1621）刊本《关学编》为底本，而以文津阁《少墟集》卷十九至卷二十《关学编》、康熙十二年（1673）陕西巡抚洪琮组织冯氏世孙重刻重印《冯少墟集》（简称康熙本）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关学编》为校本；至于诸补续，丰川所续则以嘉庆七年（1802）周元鼎增修本为底本而去冯氏原编；桐阁所续则以道光庚寅（1830）朝邑蒙氏刻本为底本而去冯氏原编；复斋所续则以光绪己亥（1899）三原刘氏传经堂《清麓文集》卷一五《关学续编》为底本。如是则关学诸编以冯氏原编、丰川、桐阁、复斋三续编独立成篇而整理点校也。然此编不取沣西草堂本，而分别就少墟原编、丰川、桐阁、复斋续编择善本而点校，故虽能见各编之原貌，而沣西草堂本中复斋所加诸按语则遗漏未入也。且文渊阁《少墟集》卷十九至卷二十所收《关学编》相对于明天启本《关学编》缺李维桢、余懋衡二序亦非全本；丰川编中又录余懋衡、李维桢二序，此二序非为丰川所序而实为少墟原编所序，既舍少墟原编自序而存此二序，略有不当；桐阁补续取蒙氏本而不取刘传经堂本，故遗其《含中张先生》及桐阁后补《伯容刘先生》、复斋所补《桐阁李先生》三传，亦于关学编之文献有所缺憾也。复斋《关学续编》后迻入《书关学编后  戊辰》一文，实非此续编之后序，乃是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三原刘氏传经堂重刻《关学编》之后序耳，如此易滋学者之惑，诚为一憾，故不得不为之订正耳。

       又陈、王二点校本，皆以《关学编》于明代无单刊，以王、李二编不相假借未及考辩，以沣西草堂本底本未明，又同漏曾鉌《重刻关学编序》而未录，此皆关学诸编文献未全之憾。又陈俊民先生点校《二曲集》之附录二中，以王心敬补续中之《关学续编本传》，题为王维戊所作，今学者多为引用，引用愈广，迷惑愈滋。余心惧矣，余心慎矣，故不得不重取诸《关学编》文献，并参之以《关学宗传》及诸文献而予以补足订正也。

       四、《新订关学编》编订凡例

       余《新订关学编》，于2020年张载诞辰千年之际，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然此编非敢为关学诸贤达作编，乃取前人所撰《关学编》之诸文献，选择良本而重为缀编也。大抵而言：关学之原编，以万歴三十六年（1608）余懋衡刻本为最早，此后《少墟集》本所录大抵以此为本，而朝邑赵廷璧、蒙天庥，三原刘毓英刻本，大抵以余本为祖，而丰川《关学汇编》所本之原编，则出于全集本，且丰川有所删节而不完。余板今不可见也，其本原貌赖赵本而有所存，三原刘本又全取赵本而有所增益，且经贺瑞麟、刘毓英诸关学贤达多次厘定，其内容更为精良。故余新订关学，凡出少墟原编者，以同治刘毓英传经堂为底本；出丰川编者，以嘉庆周元鼎增修本为底本；出桐阁编者，以同治刘毓英传经堂本为底本；出复斋编者，以光绪柏景伟沣西草堂本为底本，各底本亦参相关诸本以校之。又历代诸本所存及余所见增益诸序、凡例，各从其本以增入。如此，则历代《关学编》之文献，或可稍全，而更有资于学欤？

       新编之文献范围、底本既定，复念陈、王之校本，以作者统摄文献，固有功于文献之考证；然未必利于关学传记之比较也；虽见《关学编》著述之别貌，而不能对比见其差异也。何以故？二本以著者为序而择善本为之点校，虽对考见《关学编》各着之内容不无裨益，然欲明关学之源流，则不若以时为序而顺畅也。故凡整理关学诸编文献，若拘于原本，则必然于他者有所遗漏而不能概全也。故余所编，虽取诸关学诸编文献，然不得不打破原编各书旧例，叠为《诸序录》《凡例录》《前编》《正编》《后编》《文征录》《图表录》，而以序文、凡例、传主所属时代为序，将历代《关学编》中各文献系于相应类别之下。至于诸编所及关学学人，如大泌山人李维桢所言，“要之以子厚为正”，（李维桢：《关学编序》）凡横渠之前诸编所及者，则列入关学前编；横渠之后至复斋所续者，则列入关学正编，复斋续编之后未入关学诸编而入编有所据者，即柏子俊、贺复斋、刘古愚三人，则取诸人墓表、墓志铭及张骥《关学宗传》中之传志，以为关学后编也。且于丰川、桐阁、复斋编中所及学传，有所重则互见之，有所按则收录之。一人一传者，以时为序；一人有数传者，系之一人，加之以按语随附，虽零光片羽，而一概收入，不使遗漏，窃以为如此则关学之编，稍为全也。如是，则关学学人传记诸文，可汇为一编，堪相互比较，便学者观览，如此方如丰川所言：“必如是，而后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王心敬：《关学汇编序》）

       编既竟，又虑今人读旧书之困难，念关学传播之时需，略加注释、点评、按语，以为学者阅读资考。如是，或可不负桐阁“此编亦不可不家置一册”（李元春：《桐阁重刻关学编序》）之所望，吾关学之兴，殆有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