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铭记 | 谈晚清三名臣的“和而不同”——从《晚清传奇朋友圈》一书里读出来的传奇

　　收到冯俊龙的大作《晚清传奇朋友圈》一书，我忙把正在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扔下。扔下不是写不下去，而是《晚期传奇朋友圈》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本书。扔下写了一半的小说不会写废了吗？我也不知道。读一本好书会让人站在更高的维度上打量世界，《晚清传奇朋友圈》正是一本这样的好书。如果读过《晚清传奇朋友圈》后，我那个中篇写不下去了，说明我当时的选题不够深刻，扔掉重选题目才是最聪明的选择。

　　《晚清传奇朋友圈》是马青尘和冯俊龙合著的。马青尘是一个军旅作家，已有多部作品出版，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别的国家，这是一个前途广阔的作家。冯俊龙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近年来主要从事散文和文艺评论，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四川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

　　我自从跟冯俊龙相识，一直见他的大作在不断地写成并发表出来，从省、市一级的报刊杂志到人民日报，真的是花开满园，四处喷香。能写一些小文章已经叫人惊异不已，没想到一下子写出了这么厚一本共40多万字的大作来，这已不能用惊异来形容，而是被震惊到了。我不但惊异于冯俊龙的文章写得好，更让我惊异的是在处理生存大计和“诗与远方”的人生目标上的那种抉择的独到。他原来是经商的，经商赚钱并不是他的唯一人生目的，在基本解决了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后，他毅然决然地把生意放下，从此开始了追梦“诗与远方”的行动。

　　一个人能认定一个“诗与远方”的目标不容易，能坚持住这个目标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红尘闹市中不被移情别恋，更不容易。我见过几个诗歌青年，当他们还没有能大把赚钱的本事的时候，诗歌是他们赌咒发誓一生追求的“维纳斯”，他们可以一夜一夜地喝着啤酒，吃着煮青豆谈论诗歌，可以一本一本地给他们的女朋友写诗，当他们怀里揣着海涅、徐志摩的诗集南下广州后回来，诗集不知道遗落到哪里去了，心中剩下的唯一目标：“挣钱”。在有能挣到大把大把的钱的机会后却毅然放弃，断然回到文学的怀抱，冯俊龙是我仅见的一个。

　　作家是一种吃着清粥小菜，却不忘追逐天边星月的人群，也是最能在清贫生活中做着裁云织锦美梦的人群。但作家也一定先有“清粥小菜”的生活，然后才能放飞思想。“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词。”（陶渊明《乞食》《绘画乐府古诗选》160页）人在妻儿老小一片的啼饥号寒声中，还能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心情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作家周克芹，为了给他产后的妻子增加营养，把自家的门板背去集市上卖了，这种令人鼻酸的事，起码告诉人们，糠菜稀饭尚可度日，想增加营养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那个“乞食漂母，屈死未央的韩信”，在清代有人写了一首诗讽刺他：“韩信当穷时，乞食一饿殍。及至封王后，被诛何草草。穷不能自保，达不能自保。万古称人杰，为之一笑倒。”可见，对生存态度的选择，也考验人的智商。“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人。有余力，则学文。”冯俊龙走的是一条古圣先贤指引的道路。

　　《晚清传奇朋友圈》是一部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写出来的作品。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而是从剖析人物的事功言行，寻找他们各自所本的文明基因，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文学价值，但并不是用来“娱乐”人的，而是让人从好读、可读的轻松愉快中记住历史，从历史的流淌中撞击起来的潮头，从历史的潮头上读懂那几个站在其上弄潮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中国晚清时期的大地上，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里，用各自的文化积淀和智慧血性，创造出来的辉煌事功。

　　从书中看出，作者写书的十年，把清晚期曾左李这三大名臣是读透了的，连一些遗留在历史现场上不屑一顾的残枝断草都收集起来，放到历史的经纬中作基因比对，最后給读者做出一个公正的评判。虽然这些琐细的断枝草屑并不会改变一个人在历史天平中的份量，但会让读者在心中留下遗憾，影响历史人物在读者心中的精神高度和道德光辉。作者对史书上有关“左宗棠和洪秀全”曾经见面，共商起义大事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淘洗，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从笔者搜集、研习的晚清历史资料来看，左宗棠与洪秀全见面或者‘共谋大业’，肯定是以讹传讹”。作者从时间上，以及从左、洪二人对“儒学”的不同态度上都給予了否定的答案。

　　左宗棠是否入过曾国藩的秘书班子，也一一考察得清清楚楚。这本属细枝末节，但看得出作者读史的态度十分透彻负责。

　　由李鸿章跟法国签订的《中法新约》历史上留下的说法很多，莫衷一是。作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做出了比较能让读者接受的评价。

　　读史分几种：学子读史，看知识点，记住那些经常要考的知识点，帮助自己轻松过关；作家读史撮其大要，只要把握住历史的大概脉络走向，叙述起来绝对不会走样；学者读史，读的是细节，讲究“洞幽烛微”，于大众习见处发现细节，从人物的背后寻找皱折痕迹，以求别出心裁，史学上的新发现都是从细节处开出的新花。马青尘、冯俊龙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下了专家的功夫，才读透了曾左李三人的人格高度。仅此一个细节，足可以看出作者所下的工夫，得出的结论与众不同。

　　我读《晚清传奇朋友圈》一书，同时也在读多年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唐浩明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这部传记体小说分上中下三部共一百二十多万字，基本囊括了曾左李三人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剿“捻”全过程的主要经历和功过，正好帮助了我对《晚清传奇朋友圈》一书的解读。将两部书对照起来读的结果，我也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我读出来的体会是：幸好马青尘、冯俊龙两位作家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才把曾左李三人的文化传承，个人修为和艰难事功写得与众多的传记小说和历史著作迥然不同，让我们从中读出了与众不同的曾左李。所以，研究方法的不同，对历史的解读效果不一样，给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不一样。

　　《晚清传奇朋友圈》一书，共分：“交际篇”、“性格篇”、“处世篇”、“人才篇”、“家世篇”、“心智篇”、“事功篇”、“权谋篇”、“声名篇”九个篇章，从纵的历史走向中，横切出若干断面，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细细观察，“从真实故事中探究深层成因，在相同事件中对比精神差异，从历史坐标中寻找生存智慧，为当代读者提供人生镜鉴”，这是本书的作者想要达到的高度。使我们对昨天的人和事也有了不同的认识。作者的目的达到了。

　　作者把曾、左、李三个晚清名臣定位为《晚清传奇朋友圈》，我从书中读出的“传奇”是真的，我认为他们并不能称之为“朋友”，也远远没能形成一个勉强够得上朋友的圈子，尽管作者的笔处处都在把他们的事功和心境往“朋友圈”里拉，但这种努力的效果却十分微薄。曾左李三位只能是并世而立的三个巨人，三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三股巨大的力量，正是这三股互不统属的巨大的力量，才使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外部列强鹰顾狼视的险恶形势下，又让封建的清朝政权多撑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才是曾左李三个名臣倾尽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他们尽到了各自的“人事”，却无力让那个腐朽透了的政府起死回生。这是规律。这也是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维系的“朋友圈”。

　　我从书中读出来的是曾左李三人的“和而不同”。

　　曾左李三人的“和”是十分明显的，都在为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的存亡奋力拼杀。先与“太平军”，后与“捻军”、再与入侵的外敌拼杀。在与入侵的外敌拼杀中，还多了一个“外交谈判”的战场。“外交谈判”虽无刀光剑影，尸横遍野，血雨腥风的惨烈，但和谈的力量都是以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刀光剑影的拼杀作为铺垫的。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曾左李之间的不同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給的戏份最重的是曾国藩，早期的曾国藩并不遭人看重，从唐浩明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曾国藩》一书中让我们读到，曾国藩直到他遇见了他的恩师唐鉴，才在儒学上有了精猛的进步。道光二十一年，唐鉴由江南藩司任上被召进京任太常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正好那天随侍在道光皇帝身旁。道光帝对唐鉴治陈朱理学有成就，并恭自实践，十分称赞。道光帝对唐鉴的称赞引起了曾国藩的深思，他想，自己常在皇上身旁，要能得到皇上的重视，一定要加强对义理之学的研究，加强德行的修为才是。几天后，曾国藩到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年过花甲的唐鉴也知这位老乡后辈勤奋实在，见他如此谦卑，自投门下，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个门生。曾国藩迫不及待地向老师提问：“先生，请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究在何处？”

　　唐鉴捋着胸前尺余长的胡须，腰板挺得笔直地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切不可视为流览之书，一定要身体力行。检身之要，我送你八字，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通，则诸经可旁及。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过《易》一种耳。”

　　曾国藩听了老师这番话，有昭然若发懵之感。对先生说：“古今学问，汪洋若大海，弟子在它面前，有如迷路之孩童，不知从何处起步。”关于检身读书，曾国藩思索多年而不得要领，唐先生居然以八个字便为其提纲挈领了。在唐鉴面前，曾国藩深觉自己学问浅陋。他继续请教：“先生，请问这为学之道？”

　　“为学只有三门。”曾国藩提问刚落，唐鉴便以明快简洁的语言解答道：“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而不能至。”

　　“精济之学呢？”曾国藩心急地又问道。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来，恨不得一下子要把头上的天问破似的。唐鉴会心一笑。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中。”唐鉴回答得明确而肯定。

　　“请问先生，经济亦如何审端至力？”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史典章，不外乎此。”

　　经唐鉴逐一指点，曾国藩于学问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朗了。唐鉴又告诉他，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日记，并说大学士倭仁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每日至朝至寝，一言一行，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说自己记日记，一一如实，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曾国藩听后心中暗自好笑，亦是佩服这老夫子诚实不欺的品行。

　　自从跟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飭，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做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贴、夜不出门等十二条。又作《立志箴》《居静箴》《主静箴》《谨言箴》《有衡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又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到碾儿胡同拜谒老师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道：“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唐鉴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页，见上面写道：“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唐鉴面露欣色道：“好，就要这样不讲情面地痛骂，方才改得掉恶习。”。……临走，唐鉴又送他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以后，唐鉴、曾国藩师生之间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较多了。唐鉴从江宁来，又多年历任地方官，深知民生疾苦，觉察到大乱将至，常在密室中鼓励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多读史书，流览舆地图册，钻研兵法，以备来日大用。曾国藩将唐鉴视为“黄石老人”，唐鉴也以汉之张良期待曾国藩。

　　道光二十五年，唐鉴致士，回老家善化。在咸丰二年，皇帝召见唐鉴，向他垂询对付太平军的事。唐鉴鉴于湖南长沙江忠源的楚勇在全州蓑衣渡获胜，及保卫长沙的战功，向咸丰帝提出各省仿嘉庆朝办团练的成法，在湖南组建团练，请皇上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唐鉴以自己一生的名望担保，曾国藩必可成大事。接受咸丰帝接见后，唐鉴用极为亲热，极为诚肯的语气告诉曾国藩：“……眼下洪杨作乱，三湘正遭涂炭。南望家山，不胜悲念。常言说‘时势造英雄’，正因为祸乱并发，乃英雄崛起之时，故老夫才向皇上竭力推荐，并以一生薄名为贤弟担保，所幸皇上已简记在·心上。

　　……老夫亦知，今日办事，千难万难。但古人说得好：世无艰难，何来人杰？……老夫常以晚年得遇贤弟而自慰。酬皇上厚恩，展生平怀抱，正当时也，望吾弟好自为之，切切。”

　　曾国藩拿着唐鉴的信，反复看了几遍，心潮澎湃，起伏难平。可他已拒绝了张亮基的相邀，安心做一个太平臣民。不想恩师唐鉴却专门来信鼓励自己担当大任。“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如九天霹雳，振聋发聩。决定出任湖南办“团练”的重任，这才坚定下来。可以说，没有唐鉴的引导，便没有曾国藩的儒学精进，名重一时。

　　左宗棠在中举之后几次落榜，没取得寸进之功，便淡了考场夺冠，蟾宫折桂的雄心，立志以教馆讲学，养家糊口，改攻经济之学，并注重军事，争取做个“今亮”之类的人物，以军功博取官职。把儒家修身养心的义理之学放到一边去了。其实，在晚清朝廷国力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列强环视的形势下，要想做个以武功搏取前程的“今亮”也是并不现实的，只能效古亮，避祸隆中，躬耕垄亩，以求苟全于乱世还差不多。

　　李鸿章在科举一途顺风顺水，在朝廷做了几年太平官，觉得前途渺茫，算算上升的阶梯，如果没有特别的功勋，他得等到六、七十岁后才有希望做到翰林院的顶级大官，想想都使人脚耙手软，更别说能拜相封侯。自打读书起始，便被利贺的消极情绪压抑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河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所以，太平军一闹，李鸿章觉得“拜将封侯”的机会来了。便从京城跑到曾国藩的大营里，做个襄赞军事的“幕僚”。也把修身养性的一等大事丢开了。

　　这方面的不同，主要反应在在战场上应敌的方法上。

　　曾、左、李都非“行伍出身”，书生带兵，自然少了许多前人的铁血杀伐。但多了许多自创的“独门绝技”，但自创也必须从古人的兵法中来，守正才能创新。

　　曾国藩用兵踏实，不称血气之勇，只是一步步地接近目的。“扎硬寨，打呆仗”，是他从戚继光的用兵纪略中学来的。根据作者在书中写的：“湘军每日行军半天，选择有利地形住扎下来，无·论寒风冷雨，酷暑烈日，马上挖沟筑寨，抢修围墙。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墙高八尺，厚一丈；沟深一尺，宽两丈。然后兵分成三拨，轮流站岗，曾谓之‘站墙子’……湘勇的每一个宿营地，都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曾国藩攻城的方式更加奇特：不强求攻坚，不主动出击。隔而不打，围而不攻。紧紧阻隔对方与友军的联系，利用道道深沟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包围，切断并消灭援军。然后趁对方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将疲兵乏之时，再一哄而上，冲锋掩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执行这项战术最为彻底，被誉为‘曾铁桶’。”（《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82页倒数二段至末段）。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曾国藩給围攻太平军的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我意将贼城四面围定，包围十重。每重之间相隔百丈深沟高垒，铺设陷阱，堵住地道，如此，则十重围·兵·，九重深沟，围定贼兵……断绝贼寇水源，如此，不下百余日，城内必然无水，贼寇虽有粮草，亦必不能久持矣’。”（同上第283页一段）

　　曾国藩用“深沟高垒”铁桶般的防守，取得了围剿太平军的胜利。这是一种十分稳固的打法。在我国的历代军事史上，都用到“严防死守”的打法。秦、赵“长平之战”，开始，严颇是用的这招“深沟高垒”与秦军相拒于长平。经过长时间的对垒，虽然赵国间有小的损失，但并不影响整个赵国的军事实力。直到赵国想速胜秦国，换上了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这才遭到了惨败。二战时期，法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带领法国军队，在中东地区与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军元帅隆美尔对决，用的也是这招“深沟高垒，严防死守”的方法，耗掉了德军的锐气，终于战胜了当时号称最精锐的德军。

　　深沟高垒，严防死守，成就了曾国藩的军事才能，也成就了湘军能战的美名。有一句古语云：“诸葛一生唯谨慎”。正是有这一生的“谨慎”功夫，才有了后来的“空城计”的成功。曾国藩当年驻军祁门，许多军事家都说那是身陷“死地”。曾国藩也看出来驻军祁门的危险性，所以才派了个一心想建功名的心腹爱将李元度前出到徽州，保证祁门的安全。徽州的重要性等于三国时期的“街亭”。街亭失，汉中尽失。临行前，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固守”徽州，“万万不可轻出”。李元度如果老老实实地照曾国藩的话办理，徽州不说万无一失，起码能多撑很长时间。在战场上，时间即是“转机”，时间即是胜利。哪知道李元度到了徽州，便自行其事，把并不善长野战的“平江勇”分成几路，四处出击，只留下不多的兵力守徽州，不到十天，李元度兵败城破，太平军直奔曾国藩的祁门老营。祁门危如累卵。李元度成了名符其实的当代马谡。

　　对于祁门之战，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写道：“此时，太平军正分兵三路向祁·门包围过来。李世贤带着四万人进入江西，拟从南面打祁门，谁知遇到了劲敌左宗棠，左宗棠在乐平城东南一连三次大败李世贤……东南罗大纲率二万人穿过鱼町镇在榉根岭遇到了张运兰的阻击。西面，周国虞率二万人翻过大洪岭，在羊栈岭遇到了康福的抵抗……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曾国藩》第二部第120页四段）后来是鲍超及时赶到祁门，才解了祁门的急。

　　《晚清传奇朋友圈》一书中说：“后来，幸有鲍超来救，左宗棠连战皆捷，再加上太平军情报不明，不知道曾国藩就在祁门，未能继续进攻，而后绕道浙江去了江西。”（《晚清传奇朋友圈》154页二、三段）。写到此处，笔者也来设一问：会不会是太平军情报知道曾国藩驻军祁门，也知道曾国藩一贯是“扎硬寨，打呆仗”，知道一时半会很难攻下祁门，在前有“硬寨”阻隔，后有鲍超、左宗棠两支劲旅压迫的情况下，害怕陷入坚城重兵的包围，这才绕道浙江进入江西？如果“有史为证”，这一问是多余；如果无史为证，这一问恰好证明了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这个战术的无坚不摧。从徽州一路打开祁门，不远即是江西的景德镇，如果不是对曾国藩的“扎硬寨，打呆仗”的畏惧，绕老远的路，绕道浙江再到江西，没有一点道理。

　　当代的一些学者也用“扎硬寨，打呆仗”的成法求取知识，成就了许多大师级的学术专家。国学大师陈寅恪，一直号召他的学生，要用“扎硬寨，打呆仗”的工夫求知，用这种精神，培育出不少的大师级人物。这是一种“以下下智，用上上功，得中等果”的最佳方法。

　　左宗棠以他的心智学识，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建立了不朽军功的。书中写到了两个故事：“装神弄鬼”“料事如神”。

　　“装神弄鬼”讲的是左宗棠在出兵收回新疆的出发前，举行“祭旗”仪式时，用一个老兵在仪式上装疯，以已经病亡的老将刘松山的口气，鼓舞士气的故事。出征新疆之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对待军队，无论用“宽”或“严”的方法都收不到显著功效时，左宗棠巧妙地利用兵士的迷信心理，借用已故老帅刘松山的英魂来提振士气，将士们果然鼓足勇气，坚定信心，向新疆挺进。（《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77页第八段）左宗棠用的并不是“诡诈”之术，而是兵书里讲的，善用兵者，必须“奇正结合”方能百战百胜。

　　“料事如神”的故事发生在进军新疆的途中。一天夜里，大军安营扎寨完毕，将士们刚刚进入梦乡，左宗棠突然传令，部队开拔，不得违令。这时既无敌袭，亦无风雨，但军令一出，全军必行。大军睡眼惺忪地走出三十里，忽听轰隆一声巨响，原来宿营的地方土石震动，天塌地陷。接着，四面火把齐燃，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是敌军的伏兵。

　　“诸将大惊，争相询问。左宗棠这才道出原委。原来他听闻营中更鼓回响频频，如入洞穴，心知有异。果然是敌军预先挖坑埋了炸药，单等楚军安然熟睡，然后点燃火捻。”用左宗棠的话说：“用兵一事，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78页一至五段）。

　　李鸿章因为年轻，放眼世界，用国外先进的武器，组织“洋枪队”，“初到上海，数战连捷。上海士绅终于松了一口气，心甘情愿地掏出银子，让李鸿章装备淮军。”先进的武器装备让李鸿章的淮军声望迅速提高。李鸿章独特的战斗经验和独竖一帜的治军方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天下督抚半出曾门”（《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28页末段），曾国藩无论是发现人才，还是培养人才，提拔人才，都是第一。但左宗棠、李鸿章主政一方后，各自都组建了“幕府”招揽天下人才，组建秘书班子，成了曾左李建立人才班子的共同手段。在晚清的时候，建立一个“秘书班子”已成为一个主帅的必备建制。幕府的人才，古时称为“食客”，后来称为“幕僚”“幕吏”，晚清时候称为“秘书”。进入这些班子的人，都领取政府薪奉，接受一方大员的领导，培养、栽培。成为某一个“大员”的秘书，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人才，全凭自己的造化，更得益于一方“大员”的识别和培养。从组织秘书班子的先后来说，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曾国藩发现的人才。后来都各自“建牙开府”，成为了一方封疆大吏，国家柱石。后来，左宗棠、李鸿章又摹仿曾国藩，组建起自己的秘书班子。曾左李三位晚清名臣，虽然都是接受的“儒家思想”，走的是“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是由于各自的经历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在对人才的识别和任用上，有了许多的差别。

　　曾国藩多注重人才的“德”行修养，注重从“诚信”方面入手发现人才。他在湘军里建立学校，用儒家的礼仪教育人才。虽然湘军是清朝“绿营”以外的地方武装，但在湘军的军营里却是读书蔚然成风，入夜书声朗朗。由他发现提拔起来的左宗棠、李鸿章俱成为晚清的栋樑之臣，与曾国藩成为并世三根栋樑，共同撑起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

　　从曾国藩秘书班子里走出来的还有：李元度、李瀚章、鲍超、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名将名臣。“杨岳斌”，一路攻湘潭、取岳阳、掠武昌、克九江、立下赫赫战功，累官至湖北提督、福建陆师和水师提督、陕甘总督。中法战争中，杨岳斌协助左宗棠作战，再立战功。死后，追赐太子太保。

　　彭玉麟累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

　　左中棠对人才注重“廉”和“干”。廉能使人一身正气，干能使人发挥出智能魄力。他对人才实行的是一种近似折磨的长期考验。他执行的是一条白居易的选官制度：“赠君一言决狐疑，不用拈阄与求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许多人都经不得他的考验，比如后来被他重用的刘松山、刘锦棠叔侄都曾被左宗棠考验得心生怨言，几乎绝望，所幸的是终于熬过了他的考验，得到了他的重用。一旦得到他的重用，他会毫不疑心。刘松山阵亡后，刘锦棠接任主帅，一直跟着左宗棠平息陕、甘地区的回民叛乱，跟着左宗棠收服新疆。刘锦棠不仅足智多谋，作战勇敢，而且“廉干”，“刚明耐苦”（《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35页三段）刘锦棠官至新疆巡抚。刘松山、刘锦棠叔侄是左宗棠长期折磨人才的典型例子，所幸的是，他们终于逆风飞扬，修成了正果。左宗棠一生用人多多，而且用人不疑。

　　左宗棠能对秘书班子里的各色人才都能量才使用。对江浙籍的秘书，多从事出谋划策，综治军饷文书奏章等类的工作；湖南籍的秘书擅长办理营务，督队打仗等行伍工作（《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35页四段）。量才使用，使手下都“人尽其才”，这是最大智的领袖。但是没有几个是跟他关系很“铁”，至死不逾的，可能跟左宗棠对人才的残酷磨砺有关。

　　李鸿章是曾国藩班子中最著名的学生，后来成为“洋务派”的领头人。因为没有强大的国力兵力和雄厚的经济力做坚强后盾，他的洋务外交只能是左支右拙，疲于应付。他遵行的是一条实用主义的人才路线。谁跟我亲，我就用谁。谁对我有利，我用谁。李鸿章对人才只重利用，不重培养，取才于“江湖”的用人方法，让他显得游刃有余，十分轻松。

　　长期跟随李鸿章达四十多年的周馥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周馥做事勤恳，思虑周全，执行力强，深得李鸿章信任和倚重。他随李鸿章转战苏州、常州，替李鸿章保管巡府大印，……凡事无一贻误（《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38页五段）。

　　李鸿章的人才队伍里，也出过象李元度、严咸（《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55页六段第一行）一样的叛逆者袁世凯。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胆略皆优，是淮军的后起之秀，对他多有提携。中日甲午海战之前，李鸿章没有按照袁世凯意图派重兵驻守朝鲜，袁世凯失望之际，私下离开朝鲜回国，竟然遍访官员，将李鸿章对外软弱，两次从朝鲜调回淮军，以及他本人在朝鲜如何受李鸿章制约等事，广而告之，企图与李鸿章撇清关系；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下台，袁世凯转投李鸿章的政治对手翁同龢、荣禄的门下，继续对李鸿章落井下石。不过，李鸿章在去世前，仍然保奏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36页六段至137页第一段）。李鸿章此举，并不是为了国家江山社稷的安稳，而是为了保全淮军的利益。

　　以上可以看出，曾左李在任用人才上的独门绝技，也有各自的不足之处。“安得世间安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始终是一种个人宏愿。

　　“总的来说，曾国藩胸怀天下，以培育英才为己任，以诚做人；左宗棠任人为贤不拘一格，专心做事；李鸿章忠心圣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一心做官。……留下晚清一段风云际会的士林传奇。”（《晚清传奇朋友圈》第151页末段）。

　　曾左李三位晚清明臣都是从镇压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义的风雨中崛起的，但走到一起的经历大不相同。

　　“一个人的成功与心智密切相关。……心智是一个人有了（一定的）阅历和省悟能力之后形成的处世智慧。心智使人在思维情绪，自我认知、自控能力社交技巧等方面形成的惯性模式，以不易觉察、潜移默化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影响人的生活。”（《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16页一段1——4行）。所谓心智，用一句口语讲，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阅历。

　　曾国藩通过科考，考中了进士，已经在朝做官。因为“丁母忧”，回原籍守孝。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已经如火如荼发展起来。把战火烧到了湖南长沙。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在咸丰皇帝面前保举他在乡办“团练”。曾国藩感到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银子。在当地官员郭松焘答应为他筹积二十万两银子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戴孝出山。从此才接触兵事，练习战事，几多磨难，方才成为湘勇的主帅。

　　左宗棠因科考落第，屡试不中，又因生计所迫，而改习经济，军事，准备有朝一日，为国家慷慨赴难。平时只在长沙的一座书院教书。太平军第一次攻长沙时，长沙巡抚张亮基亲自请他出来救急。左宗棠这才走出书院，以“今亮”的身份和气度，参与军事。

　　李鸿章出生在世代书香门第，一心想登高第，封侯拜相，但从科考出身的士子没有战功是不能封侯拜相的，太平军兴，給了他一个大展鸿图的机遇。

　　曾左李三位生于晚清的名臣，都是在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血与火中风云际遇，强势崛起的。可以说，没有晚清时代风起云涌的太平军起义，决不会有他们三人的高光时刻，顶多会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里，做一个因循的旧官吏，无声无息地终其一生。没有曾左李三位名臣的风云际遇，也一定会少了晚清时期那种多种势力角逐，多种思潮冲撞、多种社会形态波谲云诡的表演，晚清社会的最后时光不知有多寂寞。

　　曾国藩治军“两手硬”。一手，用儒家的“礼”来治军。强化礼，就是强化纪律，令行禁止。礼在这里，不但是一种行为规范，还是一种价值规范。是湘勇不同于绿营和其他军队的地方。“上阵作战之兵，都是父子兄弟，最忌胜则抢功，败不相救。”（《晚清传奇朋友圈》263页第二段）。因此，曾国藩当着众湘勇的面，杀了“龄”字营的营官金松龄，因为他见罗泽南的军队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圈而不救，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走了。曾国藩在湘勇中强调“忠勇血性”，这是将领的首要条件，也是上下一心的精神纽带。“兵为将有”“兵由将选，兵随将走”。“如果营官阵亡，那怕这个营建制齐全，也要解散。新任营官重新招兵。”（《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64页二段3——4行）因此，在湘勇队伍里，只要营官一带头冲锋，湘勇一定个个争先。

　　“好处給足”。湘勇的兵饷比“绿营”的高得多。湘勇的步兵薪饷每月银四两二钱，是绿营马兵的两倍；步兵的三倍；守兵的四倍……至于军官，湘勇的营官每月饷银伍十四两，一年六百两，相当于绿营里的提督。提督可是朝廷的从一品的大员！一旦被解散，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没了。能不个个争先吗？高饷银也是战斗力。

　　左宗棠主张“兵在精不在多”。“左宗棠对将勇的管理也很严格，凡偷奸耍滑者，一律开除；对老弱者，一律劝退。楚军之中，不但等级森严，互有节制，而且一定要保证旺盛的战斗力。”（《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69页六段）

　　“按照左宗棠的训示，楚军将领甄选兵士的方式，可谓别具一格。胜出者身体强健，手脚又灵活，而且心思缜密，反应机敏”（《晚清传奇朋友圈》269页第八段）。

　　左宗棠大显军威的一战是在祁门救援。曾国藩被困祁门，形势险恶，除了急调鲍超军紧急救援外，只有寄望于刚成军两个多月的左宗棠部了。

　　左宗棠从湖南湘阴一路奔袭到江西景德镇后，突然按兵不动，对楚军开始了阵前整顿。“革一营官戴国泰，三十长，斩一勇一夫，责革吸烟勇丁三十余名。”（《晚清传奇朋友圈》270页第六段）

　　后来证明，左宗棠的战前整军立见成效。十日之内三战三捷，无一伤亡。从此开启了左宗棠“以少胜多”的辉煌军旅。

　　李鸿章则购买洋枪洋炮，成立以洋人为主的“雇佣军”，请洋人为自己训练军队，按照洋人规制改革队伍。“实用主义”是李鸿章治军对战及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

　　纵观曾左李三人在晚清那段历史时段，三人有相同，但更多的是“和而不同”。他们是三股不同的政治力量，代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时时爆发，互相指斥，互相攻讦，有时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曾左李三人之间，既有相互欣赏，相互援助的地方，但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相互伤害，甚至于落井下石。

　　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正在江西瑞州跟太平军激战的时候，曾国藩突然挂印而去，因父丧，奔回老家“丁忧”。按照当时的“礼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只是没有奏请皇上御批，没有得到圣旨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曾国藩却挂印走了，有跟皇上“撂挑子”的意思。

　　咸丰帝闻讯非常震怒，大敌当前，战事吃紧，作为督、抚一级官员“丁忧”是要奏请皇上，请旨定夺的，你不奏请朝廷，皇上还没有下旨让你“丁忧”，你一拍屁股跑了，你把朝廷的剿灭太平天国的大计置于何处？你把皇家的礼制放在眼里没有？圣旨未复，前线战事吃紧，曾国藩坐镇指挥，尚险象环生，现在主帅却擅离职守，咸丰帝几次要治他的罪，都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劝阻，过了两个月，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折，这就是著名的《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内有“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府，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之论（《晚清传奇朋友圈》第017页一、二段）。曾国藩满想以撂挑子的方式达到个人目的，谁知却应了“人算不如天算”。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内讧”，太平军元气大伤，咸丰帝认为全国息兵，指日可待，便顺水推舟，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让曾国藩在家“丁忧”。曾国藩落个两手空空不说，还招来同僚的攻击，在丧亲之痛中，竟无一人为他排解内心的淤积，只能是打落牙齿合血吞。用“五内俱焚”来形容他的心情，毫不为过，他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是无法言说的。别人怎么误解他，都可预料，但左宗棠也来信伤害他，以居高临下的口气教训他：“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倭之，……但谓勿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紧接着后面再补几刀：“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讽刺挖苦还带篾视贬低，面对曾国藩的此情此心，不是一个朋友该说的。曾国藩见连左宗棠都不了解他，曾国藩真被逼到绝路上了。还好，太平军衰而不倒，仍然兵火连连，咸丰帝严重低估了太平军的势力，没法收拾局势，只好满足了曾国藩的条件，请他出山，继续担任围剿太平军重任，从此开启了掌军的兼握地方行政权的历史。

　　前两次，左宗棠狠狠地伤到了曾国藩的人格体面，让他斯文扫地，另一次，左宗棠几乎要了曾国藩的命。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接到曾国荃的捷报，曾国藩激动得一夜不能成眠。想想从咸丰二年（1852年）创建湘勇，血雨腥风，百般艰难地战斗了十三年，十三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化着了一纸捷报送到朝廷。报告太平天国洪秀全服毒自杀，幼主洪天福贵集薪自焚，宣告江南匪焰将灭，大清天下又进入有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激情溢于言表。正在等着朝廷封赏的喜庆狂欢中，突然遭到从背后捅来一刀，那个从背后捅刀子的不是别人，是左宗棠！

　　左宗棠一封密奏朝廷：“幼主已经逃出天京”！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864年7月24日）由东坝逃至广德，现已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正在招集余部以图东山再起。这与“江南匪焰将灭”，简直大相经径庭。如果消息属实，曾国藩已不是象此前的意气用事，向皇上要官的事，而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甚至株连九族的！左宗棠这是要把曾国藩一族连根带梢一起锄掉。

　　在此之前，曾左之间矛盾频发，“……左宗棠做了浙江巡抚，便自作主张以浙省财政先供楚军，似有不再受曾国藩节制之意”（《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5页第七段2——3行）。

　　左宗棠陆续收复金华、严州、绍兴等地，曾国藩马上要江西中止给左宗棠提供军饷，让左宗棠依靠福建供应。此时福建地方部队已经欠饷三年，。……左部楚军不得不经常处于“兵勇有饥溃，军火即有缺乏之虑”的险境（《晚清传奇朋友圈》第027页第二段1至4行）互相交恶，都是为了军饷。互相都被搞得焦头烂额。左宗棠向他的老上司骆秉章的信中大诉其苦，说他表面与曾国藩和好，只是为了剿灭太平军的大局作想（《晚清传奇朋友圈》第三段第2——3行）。

　　皇上的责问，吓得曾国藩慌忙给曾国荃写信：“盘诘曾国荃，对细枝末节刨根究底；一面赶紧上奏辩称天国幼主洪天福贵已死，黄文金只不过是打着伪幼主的旗号纠集太平军余部而已，”左宗棠见曾国藩不仅强词夺理，还含沙射影反诬自己虚张声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继续上奏，直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可是要将曾国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世上哪有这样的朋友！最后是曾国藩一边向朝廷辩解，一边裁撤湘军，减少朝廷对湘军的注意，躲避舆论的压力，这才慢慢从内斗的漩涡里爬出来。

　　在这里，《晚清传奇朋友圈》的作者是同意左宗棠的“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从天京逃走说的。“……李秀成虽力战不止，但奈何马不得力，终被清军俘虏。所幸幼天王已经远去”（《晚清传奇朋友圈》第015页第六段4——5行）。但最后结果并不重要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首先发生在湘军围攻“天京”，曾国荃围住天京已经很长时间了，晚清朝廷急着催促曾国藩立马收复。调集李鸿章鸿章等众多人马合围天京。李鸿章知道曾国藩意欲让曾国荃独得此功，便暗中想成其好事，便绕过天京，陈兵浙江境内。这种心思让左宗棠一眼看穿，便向朝廷奏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看出李鸿章的小人心肠。

　　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左宗棠正在陕甘地区指挥最重要的金积堡战役，以图打开西征新疆的道路，战将刘松山突然战死，朝廷以为左宗棠必败，急令湖广总督李鸿章赴陕西“督兵剿办”，准备让李鸿章取代左宗棠。李鸿章早有为下属谋夺陕甘总督之位，一边造舆论说左宗棠“刚愎自用，恐自取败。”还连左宗棠手下的将领都一一中伤，同时，李鸿章请求朝廷“谕旨以陕甘兵力空虚，深虞该匪窜突，拟令刘铭传督办陕西事务……”（《晚清传奇朋友圈》第253页第4段4行）。等刘铭传、袁保恒赶到陕西，左宗棠已经取得了“金积堡”战役的胜利。李鸿章给左宗棠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左宗棠甚至都做好了被朝廷抄没家产的准备。

　　左、李之对抗在对新疆的保还是弃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尖锐激烈，又黑白分明。晚清时期，周边各国都乗清朝内外交困，趁机提出领土要求。毗邻中国西北边疆的浩罕汗国（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古伯侵占包括喀什葛尔、和阗、阿克苏在内的南疆地区以及迪化、吐鲁番等地。

　　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了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晚清传奇朋友圈》第326页末段）左宗棠却说：“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晚清传奇朋友圈》第327页第二段）我们在学习近代史时，读到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奏章，都是热血沸腾，不由地拍着桌子，愤怒地大骂李鸿章：“卖国贼”！怎能把自己家的土地贬低成茫茫沙漠，毫不心疼地抛给别人呢！连毫不知兵的慈禧都害怕身后清议，知道“不能丢掉祖宗家业”“留下万世骂名”，支持清廷对阿古柏用兵，李鸿章到底害怕谁呢？在收服新疆的问题上，左宗棠流芳千古，李鸿章遗臭万年。

　　在中法战争中，在中国取得了抗法战争胜利的形势下，李鸿章仍然跟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清王朝承认越南为法国殖民地。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左宗棠怒斥李鸿章：“十个法国将军，都敌不过一个李鸿章”。

　　李鸿章在左宗棠眼里，形象十分不堪。

　　李鸿章指使盛宣怀搞垮了“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是左宗棠的“钱袋子”，更是左宗棠牵制世界各国列强的一支奇兵。英帝国曾经用支持“阿古柏”势力，牵制住了俄国的力量。胡雪岩通过跟英国借款，英国政府为了收回巨额代款，转而支持中国收服新疆。减少了左宗棠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可以说左宗棠收服新疆的军功章，有胡雪岩的一半。李鸿章为了斗倒左宗棠，一人独大，不惜用各种手段把胡雪岩搞垮。搞垮了胡雪岩，还让左宗棠去抄没胡雪岩的家产，这是在诛左宗棠的心。杀人诛心，最毒莫过如此。如果现在能让左宗棠说话，他肯定不会把李鸿章划入自己的朋友圈。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倒是没有跟左宗棠这么势同水火，誓不两立，那是因为曾国藩儒学深厚，许多事看破不说破。

　　在接交剿捻的官防大印时，三军易帅这样的大事，是要举行一个仪式的，以示隆重。李鸿章却只委派了一个亲信，大摇大摆地到曾国藩处取走印信了事。充分暴露出李鸿章的蔑视之心。对李鸿章此举，曾国藩心中十分不快，但对李鸿章这种迫不及待，装着视而不见。视而不见的事，并不等于没有发生过，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有其原因，也会留下划痕，都会被人记在心里。留下的划痕多了，一定会遭到清算的。

　　在军事上，李鸿章是从湘军起家的，成立自己的“淮军”以后，便处处跟曾国藩唱对台戏。曾国藩在北方剿捻时，采用的仍然是“深挖沟，高筑墙”的手段。对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战术，李鸿章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经过几次失败后，马上回到河墙战法上来，创造了“扼地兜剿”的战法，以静制动，很快剿灭了捻军。取得了人生重要的成功。也是第一次公开抢了曾国藩的功劳。

　　“天津教案”是李鸿章公开抢夺曾国藩功劳的又一个机会。

　　与围剿捻军的策略一样，李鸿章认为还要按照曾国藩的策略去办。处理此案的方法无非两条：不是割地赔款，就是惩处中国老百姓。惩处老百姓，要缉拿“乱民”，缉拿乱民会激起民愤。有污自己的形像和声誉。为了保护好自己的一身羽毛，李鸿章再次祭起了师徒情谊的法宝。请老师先抓凶犯，自己随后就到。要曾国藩用他视为生命的声誉，为自己铺平道路。其用心不可谓不深，行事不可为不绝。使曾国藩以垂老之年，衰病之躯担不明之责，成了中国外交的“试药白鼠”，以失败之例，成就了李鸿章的功劳。至使曾国藩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煎迫中，抑郁成疾。

　　难道老辣如曾国藩竟没能看清李鸿章的用心？肯定看穿；他被人“黑”了，心里不恨？肯定恨。

　　曾国藩的守正持中，待人以诚，儒缓厚重；左宗棠的刚毅明快，坚韧决断，敢言直呈；李鸿章的实用主义，眼界开阔，混含圆融。三个人，三种鲜明的性格，全都带棱带角地跃然纸上。

　　读完全书，掩卷遐思，清朝晚期，用历史学家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划分的时间来看，那几十年，好像都是曾左李三人在独霸舞台，引领风骚，其他的好像都成了配角。曾左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却留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遐想。勿论是“振兴中华”，还是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有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振兴中华，首先要振兴中华文明，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守正”才能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