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绪明 |“一块拒绝融化的冰“七旬老者的“五艺”传奇

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一直想用摄影手段将他的城“营销”出去。可以说成都是他的试验田和崛起地。他曾和人PK,用他的《摄影报》和不卖画的画家身份，再加一本“五艺”集，至今无人超越

2岁开始涂鸦，12岁在镇里的照相馆当学徒，39岁创办《摄影报》，50岁的时候出版第一本“五艺”集，龙绪明书写了一个草根版的艺术传奇。

眼前这个四川小个子男人，和茶馆里带孙子的老头没什么不同之处。大Ｔ恤、宽松短裤的装扮，丝毫没有一个艺术家的“派头”，赤脚走起路来，人们无法把他和他的年龄联系起来。“我不带孙子，都去带孙子了谁来干活？”龙绪明始终坚信“一个人是否年轻要看思想。”

每天6点钟起床，7点钟骑着他的“洋马”从中和场的家中出发前往《摄影报》的办公地。“不拿工资也得准时上班。”

40年来，龙绪明不出差的日子，必要骑着洋马来回三个小时。他笑称绕地球五六圈不是虚言，结果就是龙绪明保持了他满意的活动状态同时报废了十几辆自行车，“人是动物，要动。”

交管大楼1404，是他的终点站和“司令部”。

“吃死算逑”的龙司令

“司令部”里两排远高于龙绪明的书架上摆得满满当当，似乎一碰就会有东西掉下来。6张桌子对拼成三张大桌就是整个《摄影报》的工作阵地，在他的办公桌和书架的空挡处有张行军床，只有他的体型才能够进去，这是“司令员”临时打盹的地方。

在这里，他的身份是总编辑。在摄影协会，他是主席。

当惯领导的他不屑低调，“我主张高调做人，那些低调的人是因为高调不起来。”

果然，在一个桌子由五张乒乓球台拼成的会议室里，四周挂满了龙绪明的画，“其实这些只是喷绘。”

龙绪明回忆，他两岁时就拿着类似石膏的东西在地上涂鸦。他还清楚的记得他儿时的作画工具石膏是每块6分钱。画了半个世纪却没有卖过一张画。现如今71岁的他正准备出售自己的第一幅画。

“算作我20年的工资，但是我还是用来发展《摄影报》。”他没想过用 卖画作为改变困窘和被接济的生活。因为在他看来，他一直都是精神的贵族，10年前还得了与之相配的病——糖尿病。

同事送来雪糕，龙绪明丝毫不顾及自己“有病”，大快朵颐起来。可以说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病，“这个富贵病在以前想得都得不了”。对于病，龙绪明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科学”。

龙绪明一边把他的宝贝印章“吃死算逑”印在本子上展览，一边解释自己的“科学理论”，“我不忌口，糖尿病人都是饿死的，我不要饿死。”他认为医生“只重视战术忽视了战略。” 病在龙绪明自由的天性前，从来都发挥不了半点功力。因为父亲的“右派身份”，小学成了他的最高学历。与几十年前追求梦想的遭遇相比，一个“富贵病”实在不值一提。

“我什么都能画”

别看他小学学历，“我什么都能画”，他把这个本事归结为没有老师的缘故，“没有老师，就没有套路，就不受局限。”

“当一个画家”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梦想。无论是小时候在父亲店铺柜台进出口的木板下涂鸦，或是在照相馆里画照相背景和现在所谓“装饰设计”的活儿，抑或是在“土牢中”用写交待材料用的钢笔，别人的火柴盒、纸烟盒和自己的衫衣布练习速写??龙绪明都难以预见，他被五洲传播中心选中，作为唯一一名代表中国当代画家的身份向国外推出。

龙绪明“一画一法”的技法让他失去成为绘画艺术中某一派权威的可能，却被冠之“画坛怪杰”的封号。他的知名度不是因为那幅画拍出了几千万元的高价而被关注，恰恰相反，是他“70岁之前不卖画”的原则。

“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我的画卖了就没法研究了，再说我画得少，也没那个精力。”谈起他的画，立刻眉飞色舞，起身开始讲解。

“你看这幅，是用什么画的？”他指着一幅水彩人物肖像。“是普通的宣纸，再看这幅，这是油画啊，可是还是宣纸画的，画无定法就是这个意思。”

龙绪明不排斥手机，但从不用，“手机这个东西会让别人随时找到我，我就没时间画画了，我画画得绝对的安静。”

1996年8月香港大地出版社出版了龙绪明个人书法、篆刻、绘画、摄影、文学的五艺综合集——《非驴非马集》，可以说是对他才华的一个暂时总结。

说到此，“嘭”一声，龙绪明用手拍了下脑门，“我打你是犯法了，打自己不犯法，我要随时杜绝自己犯法的可能”。说着就大笑起来，这样的动作和笑声在龙绪明摆龙门阵时会经常出现。

当然他又有一套龙氏理论作支撑，“促进血液循环，大脑才转得快。”貌似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对头部的轻微撞击。　

​《摄影报》是我最好的名片

《摄影报》是龙绪明撞击的结果之一。

一进门就拿出几份《摄影报》，“这是我的名片，你看这是我的名字、地址、联系方式，还有我的文章和作品。”

在他眼里，人分两种。一种是现代人，一切的目标，以及奋斗都为在当代生活得更好；另一种是历史人，这种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足迹，不求现时回报。他将自己归类为后者，他自命不凡，梵高、辛弃疾和海瑞都是他自比的对象。

至今买不起照相机的龙绪明，却是多家摄影协会的主席。他形容主席的位置就是司令员，履行职责，坐镇指挥。

“5·12”汶川大地震后，没有去灾区现场的龙绪明并不遗憾。他组织起13支摄影分队奔赴灾区，拍摄的照片6天后在泰国的曼谷展览募捐。“在灾后的省政府表彰大会上，被表彰的500家企业里，私营的只有《摄影报》一家。”

这一切都源于龙绪明在12岁那年，进了照相馆做学徒，但那时的他一心只想画画，对于摄影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当时的学徒生活太难，也太苦。但这份多少和‘想当画家’有点‘血缘关系’的工作倒让我获益菲浅。”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他会被冠以众多摄影协会主席头衔。

1985年6月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龙绪明个人用中国画形式装裱的摄影作品展。同年，他创办了《摄影报》。

龙绪明说，那段日子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金温江、银郫县，叫花子出在双流县”龙绪明这么形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双流县的贫困程度，“五分钟可以走遍双流县主干道”。双流县的文化馆对于他和《摄影报》来讲就是战时的延安。

“当时没有公路啊，从我家到上班的地方每天来回五个小时。”

39岁的龙绪明仍然书生意气，他的公益事业也从《摄影报》32年来向社会无偿赠阅，发展到各项和摄影有关的公益活动。

摄影报里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实习生，“最高的一个月800块的吃饭钱，我们正式的没钱可拿，实在是没钱。”

“他们有了经验以后，我可以帮他们找更适合他们的平台，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出去。”龙绪明说起曾在这工作的人一脸自豪，“我们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现在是中国旅游香港画报的副主编。”

公益是一项苦差事，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如此，但是龙绪明乐此不疲。“我们应该让国际主动与我们接轨，而不是我们去按照国外的游戏规则一味去符合国际标准。”

“第五届的城市摄影联盟在崇州举办，国内外近百个城市的摄影人拍摄崇州。崇州街子的别墅被摄影人买了十多套，政府还谈成多项招商合作项目。”

龙绪明下一步的目标是将城市摄影联盟发展成500个城市。

后龙绪明时代的遐想

这个目标于他并不算困难。

龙绪明很得意地说他上过战场。

那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作为四川省青年摄影协会的主席，他组织了老山摄影团。按龙绪明的说法是，“这是一个锻炼胆识的好机会。”

两辆车，八个摄影师，在前线12天，每日要经过八公里的暴露带。“在野地里方便一下都有一圈战士围着你的，怕出事。”

战场带给他最好历练摄影技术和胆识的机会，而“土牢”则是他绘画的修行之地。

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结束，龙绪明正在庆幸自己可以不再去画 “大批判”漫画，静下心来专心自己水彩画研究的时候，牢狱之灾不请自来。

“因为900元的存款，是我自己一点点攒的，11年才有900块。”

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再加上银行不替储户保密，恰逢一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龙绪明自然而然的被“学习”了。这次“学习”的时间是130天。

龙绪明称这是洞中修行。“其实就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土牢’，所有的窗户都用砖头堵死，没有油荤的“二二三两”，吃得人腿肚子打颤。”

此时的龙绪明，还想着画画。利用“学习”和“放风”的机会，画速写。“当然，这些都是用‘地下工作者’的方法，火柴盒和纸烟盒，衫衣布都是我作画的工具。”

“你今后怎么办？”监狱长问。“我出去再画。”“你还想画画！你没眼了！”真的就“没眼”了，后来，这“没眼楼”就成了龙绪明书斋兼画室的命名。

现在的龙绪明仍然认为自己是那个看见地上掉有五角钱，都会捡来去买个饼，解决中午饭的人。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龙绪明安于现状，“这样挺好，那些住豪宅的都没我快乐。”

尽管年过七旬，龙绪明并无退休的打算，“我要让《摄影报》建立起良好的机制，进入后龙绪明时代。”

文/胡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