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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贾银忠:“疑古”“坑国”势力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最大障碍

原作者: 贾银忠 来自: 四川文化网 收藏 邀请



中国长江上游万年信仰文化传播溯源
——第六届世界文明起源国际研讨会的发言

文/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贾银忠

       在此首先要感谢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世界智慧科学院、世界文明学研究所三家机构邀请本人参会。由于本次 “第六届世界文明起源国际研讨会暨世界智慧科学院新增院士授予仪式”的时间与本人一月前就约好的海外投资机构来成都洽谈项目的时间相冲突,故不能直接来北京主会场参会,并已向大会秘书处请假,而只能通过线上与专家们交流。在此表示抱歉!也请各位专家谅解!以下是本人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疑古派和考古坑国派是中国历史研究与文化自信的最大障碍

       这次研讨会从参会的专家来看,就是一次高端的学术研讨会,议题是:“世界文明起源与扶正炎黄万年史”,其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很久以来,中国“上古文明史”的考古与历史研究一直处于一个“疑古”与落伍的状态。一些考古者们违背良心,人为把一些古遗址圈定和压低在他们设置的时间段内;实际上这很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有的甚至是自相矛盾。

       其它考古遗址本人暂且不说,而就古巴蜀泛三星堆区域的相关考古遗址而言,其年限断代存在隐瞒和陷阱问题。单就三星堆遗址与二里头的前后关系就引发社会各界的巨大争议。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碳14实验室为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送检的古城墙木块等物出了测定报告,其年限为4575年,正负180年。这显然比3600 年左右的二里头遗址早许多。三星堆城墙测定数据为4575年,我认为这是它晚期的年代,因为三星堆的几个遗址坑代表不了整个长江上游的古巴蜀文明及其泛三星堆早期的文化年代;而整个古巴蜀文明的年代应该追溯至万年以上。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史学界除长期存在“疑古派”外,还有一股包括崇洋迷外、文化汉奸在内的“坑国派”势力存在。这些 “疑古”和“坑国”势力,造成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严重滞后和落伍;甚至专门给中国设置了5000年的考古陷阱,这个“陷阱”问题杜钢建教授已经很尖锐的在不同的学术会上做了指出。这些不正常的考古陷阱的沿用和现状,国家高层的领导们早已看到了;所以,才向考古学界提出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在历史研究方面,我认为也不给力,不然怎么会出现2019年1月3日揭牌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呢?而这个中国历史研究院揭牌5个头年来,也没有看到什么满意的成果让学界点赞和信服。倒是还不及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世界智慧科学院、世界文明学研究所等,这些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一直在挑着重任;这些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开展的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出色的,甚至是超越他们的。所以说研讨会推动与组织的此次议题非常的重要,我愿意参加研讨,并愿意为之做一些研究性的工作。

       本人一直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关乎今天的中国,关乎未来的中国;系统深入的“世界文明起源与扶正炎黄万年史”研究课题,具有关乎中华民族自信,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我们身居长江上游,所以我就结合长江文明与各位专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研究的新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万年文脉,造就了具有万年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看清来路,方知去往,中国考古学与史学始终肩负着传承发展与扶正中华万年文明的重要使命,肩负着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华文明的正本清源大任。

       二、中国万年信仰文化传播溯源

       我下面将与各位专家分享一下本人的研究课题和成果。还将请各位专家看看重要的研究物证。本人是上世纪80年代在广汉做事,那时还没有三星堆博物馆的影子。便抢救性的收藏了数千件与今三星堆文化相同的器物,非常具有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从那以后,本人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最具广泛社会影响的主要代表性论文有:《中华古佛文化研究的启示》、《<宇宙人文论>与中华古道佛文化间的渊源关系研究》、《上古时期长江上古夷族群孕育出世界上最早的“东方思想”》、《发现古蜀国三星堆王族后裔—对今鱼凫王中都后裔的田野调查报告》、《彝族德布氏谱系中古蜀国的“三星堆帝王”研究》、《古夷族群的历史渊源与彝羌之羊密码解读》、《古蜀国泛三星堆区域古佛文化之“飞天”研究》等等。

       特别是本人把数千件泛三星堆的器物,申报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的专项课题:《古蜀南丝路文化与古佛文化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传播的田野调查》,最后的成果名称是《佛的根脉在中华》。该成果 70万字,图文并茂,精美印制。本研究成果厘清和梳理了世界文明之信仰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即原生信仰习俗——信仰习俗综合体——巫傩文化——原生道文化——原生古佛文化——吠陀教——婆罗门教——古印度教——佛教——佛教回传——汉传与藏传佛教——历代不同时期的佛教。这里须说明的是耶稣最早是佛教徒,这个论点已不需要中国人再提供什么证据都可成立,因为国外有许多学者、专家已有不少著述证实,众人均可检索和查证。因此笔者认为,这条信仰文化传播的历史发展文脉长达一万多年。

       目前,我的研究成果,正在对接转化为文旅类项目;即可以置入到旅游景区;也可置入文化产业园区;也可做微电影、纪录片、故事片和动漫片;可以做数字经济和元宇宙可视化项目等。在此,向各位专家介绍一件是陶制神树(扶桑、建木),另有四尊陶制古佛像,我认为它们是年代很早的器物,可能接近9000-10000年,甚至1万余年的历史,器物与炎黄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完全可间接作为佐证物。

       三、中国万年易经文化工程获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并启动

       阎晋修团队向国家申报的《中国易经大典》重大文化工程(课题),已获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我们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中国易经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阎晋修先生,已经通过全网媒体向全国和国外易经界宣布了《中国易经大典》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正式启动的重大信息。《中国易经大典》将采用全新理念、全新体例、独到视角編纂《中国易经大典》,建立永久可查的数字化国家典藏档案,实现易经文化万年有序传承。

       我认为这是新时代赋予易经界人士的重大使命,是文化自信战略指导下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文化工程。《易经》被誉为百经之源,是华夏文明文字传播的核心源头之一,集中华民族万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纲领,溯其源头已有10000余年的传承历史。《易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力,是世界上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易经》不仅是一部专门阐述哲学道理的书籍,更是书写着人类智慧结晶的巨著,它在人类生产与生活,生存与发展,企业管理,国家治理,政治军事,环境气侯等诸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易经历史悠久,其研究传承门派复杂,普通研究者和易经读者需要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初窥易经的哲学思想。现今,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文化,新经济,新战略时代,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社会各界迫切需要有关方面加强对易经的研究与推广,才利于将《易经》这一重要的世界级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但是有史以来,易经这门科学体系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从来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对其传承过程进行过全面彻底梳理,没有任何人能确切知道各朝代、各历史时期有多少门派,每个门派里有多少支系。各门派各支系没有详细完备的传承记录,也没有各支系开山者与传承者世代传承谱系的完备历史档案记录,各门派的传承架构及知识体系内容不为大众周知,且全面检索学习殊为不易。

       阎晋修团队针对中国易经界几千年来无序发展的现实状况,呼吁全球易经界的所有人士齐心协力,统一认识,把开创《中国易经》有序传承的新局面作为时代的使命,作为文化自信战略指导下的重大文化工程,动员全球易经界的所有人士,共同为编纂《中国易经大典》这一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编纂《中国易经大典》将结束几千年来易学各门派及其支系的无序状态,实现易学各门派各支系传承记录数字化、标准化与规范化、系统化,对开启易学有史以来传承与发展的新局面,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易经大典》能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批准立项编辑出版,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文化自信谱写出来的新篇章,也是文化自信战略指导下取得的文化创新的丰硕成果。中国易经界实现数字化,能保证中国易学文化在有序传承发展总目标的指引下,为中国易学文化千秋万代的有序传承打好坚实的基础,为创新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开辟出来生机勃勃的绿色通道。也请易经界的学者和大师积极与我们联系,共同来完成这项文化工程。

202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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