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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关学的现代建构与社会实践

新文人画院 2024-6-9 07:53 1853人围观 学术评论

魏冬:中华关学的现代建构与社会实践

 文/魏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认为,将“两个结合”落实到关学文化的学术研究之中,首先要认识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这一理论建构的主体。而两个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关学研究中,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关学的现代建构,用关学文化丰富和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的内容和形态。
       关学是根植于关中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陕西的一张文化品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意义的关学研究,以1959年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首次对关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有意义的论述” 为标志,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改革开放后,陈俊民、赵吉惠、赵馥洁、刘学智、林乐昌、丁为详等先生的关学研究,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关学研究的范围。进入21世纪,张岂之、赵馥洁、刘学智、林乐昌、方光华等先生以及更多的学人投入到关学的文献、历史、价值等多方面研究,更进一步促进了关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关学文库》对八百余年的关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其成果在2015年得以出版,以及2020年张载诞辰千年纪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从文献整理、学术研究、社会普及等方面全面促进了关学的现代研究和继承弘扬。近十年来,陕西的关学研究机构、关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些成果都是可喜的。
       基于当下的时代和关学研究现状和路向的思考,我们认为:基于当下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关学”,仍是关学研究的时代主题;而对“什么是关学”的回答,仍是当前开展关学研究与普及、继承和弘扬关学优秀文化的基本问题。我的基本认识是:基于我们当前时代,我们需要建构和弘扬的,不是固守古代以理学为主要形态的传统关学,而应该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代使命相符合,基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大格局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结合的“中华关学”。
       “什么是关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或界说,有两种视域:第一是“知其所以然”,即通过对历史上关学存在形态的考察,归纳总结出来什么是关学;第二种是“知其所当然”,即根据历史上的关学,并结合现实的需要,对历史上的关学予以提升总结,建构适合现代需要的关学。这两种界说方式不是截然对立的,第二种方式是在第一种方式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目前我们需要的关学,应该是在第一种基础上所建构的第二种意义的关学。然而要说明第二种意义的关学,就需要从第一种意义的关学说起。
       在历史上,“关学”一词随着历史的发展主要具有三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是张载之学。南宋宁宗时期,刘荀首先在其著作《明本释》中提出“关学”一词,说横渠先生张载:“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这种意义下的“关学”是对张载学说的指称;专指一人学问,并不具有学派的意义,其在历史上也影响不大;(后来“濂洛关闽”并称的“关”,也是这种意义,延续影响了五百余年)。
       第二种意义的“关学”,是关中理学。明朝万历年间的冯从吾,首先作为关中的学者在其《关学编》中启用了这一概念,他在该书《自序》中说:“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这种意义下的“关学”,其主体内容不仅指张载的学说,而是指张载以来在关中流传的儒家理学,因此具有地域性学派的意义。冯从吾的这种关学观,不仅为异地学者所认同,而且为后来的关中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具有广泛的认同和影响。传统时代的关学,多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
       第三种意义的“关学”,是关中精神。这是在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中华传统学术转型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代表作,就是党晴梵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完成的《关学学案》,党先生在《关学学案》中所提出的关学,是基于“宗国情怀”(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融道德、知识、艺术于一体的关学,其本质与传统局限于理学形态的关学不同。
       我们现在要弘扬关学、发展关学,不是要回到关学的理学形态去,也不是要固守关学的近代形态,而是要在对传统和近代关学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关学。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对关学的研究,对近现代转型以来的关学文献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上个世纪前半期能代表关学走出理学,具有近现代转型特点的关学研究文献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掘。所以传统时代的关学观念,还是我们目前对关学认识的主流观念。
       那这样的关学观念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其一,就是认为关学是从北宋中期开始的,其代表人物是张载或者与张载同时的申颜、侯可(但以张载为关学开端的观点是主流),此前无所谓“关学”;其二,认为关学随着理学的总结而终结了,其观点因为对理学终结的认识不同,而有明末清初的李二曲、晚清的刘古愚,或民国的牛兆濂等几种观点,但总体认为关学是有其下限的。这两种观念,都是基于对传统时代关学谱系文献考察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即认为关学是“理学”在关中的一种地域形态,在历史上有始有终,但总之是以“理学”为视域限度的。历史上的关学谱系文献,从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王心敬、李元春、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等人对《关学编》的补续,其主要内容无不体现这一特点。
       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关学谱系文献,其在“理学”的主题之外,还有另一种倾向,即试图超越“理学”,从正统儒学的角度建构关学的倾向。冯从吾在《关学编自序》中说“我关中自古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矣”,又在《关学编》卷首列入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驷子“孔门关中四子”,已透露出这种倾向;而为其《关学编》作序的李维祯,说“夫伏羲画卦,为关西万世理学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号称极盛”,也有这种认同,但他们普遍认为“西汉、李唐有天下最久,无能为理学者”,将汉唐儒学排除在理学之外。到了清代的王心敬,更认为“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于是他不仅把伏羲作为关学之鼻祖,泰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为关学之大宗收入关学编,而且在汉代补入杨震、董仲舒,谓如此“而后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实际上,在关学学人如张载等人那里,都有对关中文化道统的认可和追述。除此之外,冯从吾之后的关学学人,如王心敬、王承烈、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以至此后的张元际、张元勋等,都对关学的谱系建构有延续,有突破。
       事实证明:传统时代的关学,虽然是以宋代到晚清民国的理学为主要形态,但并不止于这一形态,而是有其根源,有其发展的,是既根植于关中,又与理学思潮与时俱进,与异地学派有着密切交融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关学是根植于关中地区(今陕西和甘肃渭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北宋时期形成,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儒家理学学派。从历史形态来看,关学的主体形态是理学。但关学的产生,不是没有根源的,而是基于关中周秦汉唐文化得以发展的;关学的发展,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基于张载之学,不断吸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异地理学思潮,不断与时俱进的;关学的走向,也并没有随着理学的消亡而终结,而是在近代获得了新的学术形态并延续至今的。
       因此,现代的关学建构,是基于关中理学形态的精神建构。而要建构这样的关学,就要将关学的研究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中去,放到中华文化房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下,放到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去思考。这不仅需要从传统以理学为主要形态的“关学”中提取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关学精神,而且需要以这一精神为基点,将理学形态的关学与关中的周秦汉唐文化联系起来,与关中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建构体现关中历史文化传统、体现以儒学为本位的陕西精神的关学。正因为如此,我将今天我们要建构的关学,称之为“中华关学”。
       近些年来,特别是2020年纪念张载诞辰千年活动之后,我们一直思考:千年之后,我们如何继承发展弘扬关学?围绕这一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做了努力。
       其一,在学术研究方面。(1)首先以上个世纪的关学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为重点,回答“关学有没有终结”以及“现代的关学研究起于何时的问题”。2017年开始,我对这一问题做了个案性的探讨,完成了对党晴梵、曹冷泉两位先生关学现代研究成果的评述;从2020年开始,又与业师刘学智先生一道,协同门下的研究生,整理完成了《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150万字。该项研究分为“张载研究”“明清关学与关学综论”“关学与陕西文化”三卷,勾勒了关学在近现代转型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面向。此前,我正在完成《关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论著,以进一步加深对关学从理学对近代转型的探讨;(2)以关学文献续编为重点,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深入探讨关学的人物和文献构成。除了将《关学编》有体现,并有著作传世而《关学文库》未收入的关学学人的著作收入之外,还补充了《关学编》遗漏,但确为关学学人的关学著作,如计划将朝邑马氏、史记事、刘绍攽、王鼎等人的著作收入;同时深化关学道统以及关学与异地学派关系的研究,计划有《横渠关中道统文献辑要》,全面收入关中学人传述张载之学的文献,以体现关中的横渠道统;《关学与异地学人序跋书札汇编》,则体现关学与异地学人的学术往来关系等。(3)推进关学的专业化研究。以“经典”为重点,推进关学与“四书五经”的专门化研究;以“经世”为重点,已经开展了关学与关中天文、地理、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对关学与关中先秦汉唐儒学的研究,以为关学“正本清源”。
       其二,在社会普及方面。为了推动关学的普及,我们提出“中华关学中国行”的实践构想,提出让关学“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关中走向海外”的目标。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省社科联的支持下,以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为主办单位,连续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活动。我们先后赴渭南、合阳、三原、富平、高陵、凤翔、郿县、盩厔、临潼等地开展了多次关学宣讲和支教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十余家关学文化普及宣传基地,同时又赴甘肃定西、平凉等地,建立“关陇一家”的关学研究互动平台,与国际儒联、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国家级的研究团体建立联系,与蜀学、湘学、阳明学、朱子学等地域学派建立联系。我们还与中国报道、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等媒体建立联系,有力推进了关学文化在网络上的传播和影响力。我们还办了《关学薪传》的流通刊物,反映活动的主要成果,目前已经出版了2期。
       我们认为,我们对关学现代建构的主要方向和做法,是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结合”是一致的。现在,陕西省委党校又成立了“两个结合”研究中心,我们愿意以此为更高的平台,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关学研究,从而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魏冬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教授,陕西省委党校“两个结合”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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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魏冬 来自: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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