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加上支持新政的光绪没有实权及经验不足，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2 改革背景

　　国际局势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局势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1、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康有为流亡生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2、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3、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3 发展过程

　　1895年4月，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同时提出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对清政府触动不大，却轰动了全国。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扬变法；组织强学会。随后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

　　戊戌变法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变法准备

　　戊戌六君子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

　　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实行亲政，但朝廷大权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5 主要任务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

　　袁世凯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主要措施

　　政治方面

　　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教育方面

　　戊戌变法时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图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势力太脆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直接原因

　　谭嗣同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资本主义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但基础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也刚刚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还具有强大的势力。

　　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尽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一度曾向英、日、美寻求援助，希望他们干涉后党政变，支持中国变法，结果落空。缺乏军队支持。光绪皇帝是一个光杆，手中无一兵一卒。

　　而维新派也忽略了事先取得军队的支持。大难临头，他们才想起了兵权，轻率地把赌注押到袁世凯身上，结果被袁世凯出卖。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

　　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原因再探

　　此外，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实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 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8]

　　综合分析

　　变法的思想准备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涉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变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袭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变法就必须唤醒各阶层人士，动员起浩浩荡荡的变法大军，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准备却不充分，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新思潮。

　　1、变法理论缺乏说服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必须有进步理论为指导，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则在立新。这两部著作对传统儒学可谓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犹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风”，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动。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小变法的阻力，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康氏学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他们奉“古文经学”为立身之本，视康梁学说为洪水猛兽，攻击康梁是“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

　　其次，洋务派也反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攻击康梁“邪说暴行，横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数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维新派的帝党官僚对此学说也是持否定态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论对正统思想的大胆冲击，如石破天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变法而言，康有为的学说混淆了学术与政治。“伪经考”对传统儒学作全面挑战，“改制考”也缺乏历史依据，难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争论、混淆和疑惧，使知识分子处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给顽固派镇压变法授以“乱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学说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

　　2、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充分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力量动员得充分与否，关系到变法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前，其维新派在封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思想启蒙。到幕府末期，农民、市民、新兴地主资产阶级、高利贷主、下级武士从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

　　光绪和珍妃中国从维新思潮兴起到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书，维新思想激荡华夏约有40年光景，但这在思想史的长河中仅是沧海一粟。促成变法的直接动力是高昂的“情绪”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为等在由甲午战败引发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以高度的爱国热诚，上书呼吁请求变法，同时还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维新思想，在知识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但阻力相当大，不少刊物、学会时起时灭，其影响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维新思想尚未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百日维新前夕的思想界，变法派只占少数，较多的是守旧派，极大多数的是中立派。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学派是一与千之比，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守旧势力也相当大，更何况其它各省。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对变法并不热心，他们缺乏敢于抗争的独立性格，没有全力支持、保护自己的代言人维新派。变法思想不仅遭到守旧派、古文经学派的强烈反对，同时变法活动没有西洋留学生直接参与，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张之洞、李鸿章等的有力协调与合作，康梁可说是孤军奋战。

　　至于广大民众阶层，基本上是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维新派居高临下的英雄史观使他们没能深人民众进行“开民智”的启蒙工作，一般百姓依旧被守旧主义的迷雾所笼罩。他们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理解维新者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维新变法之际，正值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由于列强人侵的深人，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绪。此时甲午战争才结束3年，战争的创伤尚未弥合，维新派居然不顾民众的民族情感，称赞发动甲午战争的的祸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勋，盛情邀请他访华，积极促成光绪帝召见他，视他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救星。

　　维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帮助中国变法的行为与民众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为这场学习西方的进步运动增添了障碍。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现实利益，所有的变法措施没有一项涉及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一些新政措施甚至还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维新派没能启蒙民众，老百姓很难理解反帝反侵略与学西方救亡图存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维新派之间隔膜很深，对变法表现冷漠。

　　可见戊戌时期，无论是思想界、士大夫阶层还是广大民众阶层，维新派对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极不充分，变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

　　3、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康梁等维新派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疾呼变法，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竞争感、变革观交织在他们心中，他们期望中国“全变”“速变”，在10年内走完西方国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强之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由于维新派长于书斋，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们对变法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严酷的政治斗争简单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对中国国情、对封建势力阻挠破坏变法的严重形势估计不够，对帝国主义本质也认识不清，企图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为极力建议光绪“设法和英国缔结同盟”，这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为帝国主义人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

　　作为变法决策者的光绪帝对变法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没能认识到整个封建制度的顽固腐朽和旧势力的强大，以为一纸诏书就可除旧布新。匆忙颁布的100多条诏令多数流于形式而没落实实施。

　　以上论析说明，维新变法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不充分，变法领导者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百日维新是在思想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发动，这是变法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变法行动操之过急

　　如前所述，变法的思想准备不足，百日维新是被尖锐的民族危机呼唤出来，“与其憎他族以拒改革，不宁巫改革以拒他族之逼”，变法成为当时保国自强的唯一途径。此形势下，改革者图治心切，在变法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操之过急。

　　1、裁冗员、裁绿营、废八股、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急于求成，打击一大片

　　成功的变法，应根据客观条件，先易后难，争取一切力量，以减小改革阻力。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在已经稳操政权的情况下，对废除藩主统治、取消士族棒禄等问题仍十分慎重，采取赎买政策和安排出路的办法，花了10年时间逐步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保证了改革必需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变法者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过多地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甚至社会中下层的过激做法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应采取的措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大刀阔斧，广泛地裁撤冗员闲衙，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大裁大撤，强行查封，没有耐心说服，也没有妥善安置被裁人员的出路，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引起旧势力强烈不满。正如当时任职刑部的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废八股兴学堂，招致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断了他们的仕途之路，以至士人对梁启超“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欲行刺”康有为，可见阻力之大。裁绿营，取消旗人寄生特权，无疑断了百万兵弃、旗人的生计，使他们“失去安身立命之业，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激烈的改革措施把众多的势力都推到维新的对立面。

　　2、开制度局，乃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

　　维新派把实现君主立宪作为变法的战略目标，要求变官制、削君权、开议院并立即实行，这是一种不顾国情、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议院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完善。日本设议院也是在维新派执政20多年以后。而在中国，“议院”一词传人仅10来年时间，根本没有实现的条件和基础。8月，当康有为再次提出开制度局准备接管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时，“朝论哗然，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废矣”。军机大臣们公开抵制，矛盾迅速激化。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有百害而无一益。”维新派不切实际的纲领，不仅没有能够团结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

　　3、激进主义的改革方式，超越了社会承受力

　　百日维新的103天时间里，颁布了 100多条诏书谕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的改革措施，如大雨倾盆浇得人们无所适从。改革者没有做到颁布一项，落实一项，巩固一项，循序渐进，而是片面追求数量，企图一夜之间把中国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愿望尽管是进步的，但其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由于改革者事前没能对社会力量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人们对这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的变法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之中，甚至有抵触情绪。一些新政措施损害了百姓的实际利益，康有为甚至还提出改国号、断发易服的主张，轻率地侵犯神圣的民族传统，授人以柄。断发易服之说遭到旗人的强烈反对，引起轩然大波。急风暴雨的改革措施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字林西报》评论:“维新党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动，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瞳乎其后”，连康广仁也预感到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

　　4、策略上:对统治集团内各派别没能分化瓦解、争取多数，而是四面树敌、孤立自己

　　百日维新是一场涉及到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掌握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极为重要。过去史学界一直视慈禧为顽固势力的代表，是坚决反对变法的，这未免有些绝对。其实甲午战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汹涌澎湃的变法救亡浪潮，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改革。在此情势下，太后不得不同意在她允许的范围内作一些改革。如果没有慈禧的首肯，光绪是不可能完成“百日维新”的。当然，太后对变法的内容有保留:即“不改祖制”，太后的君权地位不能变，满族的风俗不能变。

　　光绪与慈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裁减冗员闲衙、罢斥旧臣和改革政治制度上。慈禧虽然反对裁潜运，但并不反对裁湖广、云南、广东三省巡抚及各处重叠之机构，可见她并不完全反对变法。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她觉察到变法威胁到她的权威以及康有为等人“围园执后”举兵夺权的计划。与历代帝王一样，慈禧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第一位。礼部主事王照曾说:“戊戌政变，外人或误会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只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事。”康有为在政变后也认为:“西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似乎主要是为了争政权”。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维新派对慈禧“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利用慈禧在旧臣中的影响推行新政，则可减小阻力。但是，光绪、康梁等没有这样做，而是想摆脱太后的控制，甚至“围园执后”，最终逼使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

　　至于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他们主张温和的改革路线，维新派对之可以求同存异，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边。而军机大臣中的大多数除了反对开制度局和惫勤殿外，对其他新政措施都不同程度地赞成。如果维新派权衡利弊，暂缓开制度局和憋勤殿，暂不触及他们权位的根本利益，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先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的改革，待时机成熟再逐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则维新可能不仅仅只是“百日”。但是变法领导人却急于求成，对统治阶级各阶层各派别不加区别全面打击，大裁大撤，要求对守旧大臣连罢带杀，追究李鸿章的卖国责任，对所裁人员未给予适当出路。

　　这样就使得原来互有矛盾、存在分歧的各阶层各派别很自然地连成一体，纠集在太后周围，公开反对变法。变法领导人没有利用矛盾，求同存异，分化瓦解封建阵营，而是全面出击，四面树敌，把可能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其结果是孤立了自己。

　　综上所述，百日维新是在变法的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力量的思想动员不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改革者对变法的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在未能真正掌握实权的前提下，急于求成，操之过急，策略失当，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最终导致变法失败。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方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勇气，有献身精神，更要有智慧、能力，有谋略，能遵循客观规律，先易后难，稳步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变法比暴力革命具有更大的艰巨性。

　　历史教训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落后就要挨打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了世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在世界列强发展到那么强大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很难在统治阶级内部得到认可的，他们会认为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坏国本。因此，戊戌变法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学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

　　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改革或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就该吸取这个教训，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

　　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后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

　　并且，现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综合国力越来越强。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这个巨人正在醒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实现。

　　历史影响

　　晚年慈禧维新变法终究还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而且没有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也不适合中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性。而且维新变法的领导者没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而且即使没有袁世凯的告密变法也不会成功，并且当时的变法领导者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根本不能执行变法，再加上当时的殖民者也干涉这次变法，导致最后变法的失败, 所以说这场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法虽然失败，但其进步性、积极作用不可抹煞。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11]

　　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

　　它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更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第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虽然历时短暂，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分析其失败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