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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庚子春节正月初六孙亚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给闫照忠（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创研部主任）的复函。〕 大唐的精神风貌——从文人的气象说起 ○孙亚军
（闫照忠国画作品） 闫先生： 好！昨日致函已收到，深为先生忧思我民族脊梁之论，钦佩之至。上下五千年，中国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坚韧不倒，其根本也是有了“为民请愿之人，为民取法之人”，他们舍生而忘死铸就成我民族一道道脊梁。古之如此，今也如此，将来也必如此，他们身上的中正之气，犹如先生所言的岑参、王昌龄、王翰、高适这些唐代的铮铮男儿，雄视古今。 “边塞诗人”开拓了大唐盛世的雄健之风，同时也是大时代的召唤，应运而生。他们的诗里面有战马嘶鸣，有拳拳爱国之心，有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或许，正是因为唐代有这样的精神风貌，才能开拓出“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盛世风范！我读先生的信，如行走在大唐的天空之下，跨贺兰渡阴山，醉卧沙场与君同仇！ 先生所言，大唐的精神气度是健康的，集体的文化性格是朝气蓬勃的，富有开拓精神。其实，岂止是大唐的边塞成就了男儿傲骨大唐雄风，唐代的峥嵘之气也在坊厮市井之间，在空山幽谷的禅意之间，在九天朝拜的庙堂之上，更在女人的马球棍上。 大唐的气象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从太原起兵到问鼎华夏，尉迟敬德、程咬金、秦琼、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这些如星辰般耀眼的人物，书写了恢弘的隋唐英雄谱。一个帝王，因为喜欢书法，满朝文武皆成为一代书法巨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在太宗皇帝的感召之下，完成了书法走向盛唐的规制；那是一个充满韵律与动感的时代，龟兹的音乐传到了大唐的圣殿之上，音乐的变革拉开了序幕，李渊、李世民父子同台演绎，何等潇洒！那时候，突厥人、波斯人、高昌人、朝鲜人、日本人……汇聚长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醉倒在曲江边上的胡人酒坊中；唐代的长安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市，人口达到二百万之多，各国留学生不下三万人，大唐的风俗远播西亚、中亚、欧洲，它的疆域远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为了打通中西方的商贸通道，重兴汉代以来的丝绸古道，唐太宗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打败了控制西域诸国的西突厥，公元640年大唐的威慑使得西突厥求婚议和，唐太宗开价不菲，他说要以龟兹、于阗、葱岭等五国为聘礼，这就是大唐的气势！ 先生所言在唐诗里读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确如此，唐诗是我们了解唐代的“百科全书”，兴衰荣辱市井乡愁都在大唐诗人的笔下。依着先生的意思，我也谈一谈唐代的市井生活，从而进一步说明唐代集体人格的健康。任何一个时代，国正则风气正，风气正则人心正，人心立则百业兴国运昌。正史过于严肃，而乡里风俗市井生活显然更有温度。所以，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君子形象，看看唐代画作里面的生活，就知道唐代的融通博大之气何以成为今日中国，意欲复兴之典范。 君子文化，堪比西方之绅士文化；君子文化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人的最高人格标准。一言一行，皆有准绳。比如《论语》中关于君子人格的许多论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 色而言，谓之‘瞽’”。唐代知识分子除了恪守君子人格之外，他们的外在形象，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印象。
（闫照忠国画作品） 先说说李白，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湖北襄阳拜会了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荆州（韩朝宗），为了一展宏图大志，李白写下了那篇赫赫有名的自荐书《与韩荆州书》，曾自述他“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作为一介布衣，李白生逢盛世心怀旷世治国之才，毕生肝胆侠义浪迹天涯，我们在唐诗里读到了李白行走万里河山的诗意中国，同时我们也体会到这位浪漫主义诗人，虽怀才不遇但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重情重义，李白落难安徽泾县，时有豪士汪伦惜才，款待李白。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为感激汪伦，他写下了《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藐视权贵，放荡不羁，公元742年李白因得罪宦官高力士，被免官开始了他长期艰难困苦的游历生涯。公元753年，辛苦飘零的诗人来到了宣州，闻得故人李云至此，两人心心相惜，临别之时写下了《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指数胸襟，不因权贵而低眉！还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文化形象，穿越时空成为今天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人生失意之时，不妨与李白为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再看看，另外一名布衣孟浩然的形象。关于孟浩然的形象，李白有一首诗写的最好，他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孟浩然先生是一位生在开元盛世的隐士，他和李白不一样，李白一生报国无门浪迹天涯。他却隐居山林，与松石为友 ，淡然处世。其实，孟浩然在唐代诗坛成名很早，他比李白大了十一岁，作为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人物，孟浩然在初唐的诗坛享有盛誉。李白见孟浩然的时候，是怀着无比仰慕的心情，孟浩然听说李白来了，衣服都没来得及整理，便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李白。这是唐代诗人之间的性情，他们一见如故，年龄并没有让他们有隔阂，他们在一起饮酒作诗骑马，谈人生谈抱负，他们互为知己。开元十八年，李白得知孟浩然将要去广陵（今扬州），便邀约孟浩然于黄鹤楼上为其饯别，临行时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对故人的思念，如同那江水一般不见天际，稀世的天才往往倍加珍惜，在唐代的是诗作里面，有很多送别诗，那个时代的文人临行送别不送好酒佳肴名烟珍品，他们送诗，用诗的高贵来表达对对方的尊重，这就是大唐的风尚！
（闫照忠国画作品） 在唐人的心中，孟浩然是诗一般的人物，他隐居、恬淡、随性不与世争。唐代诗人王维曾经为孟浩然画过一幅画像，这幅画像据传有三个人做过题识：王维、陆羽、张洎。张洎载题识中为我们描述一个风仪落落，一派君子气度的孟浩然。他说： “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廋，衣白袍，靴帽重载，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布衣孟浩然，生在开元盛世选择了“急流勇退”，选择了和他所神往的魏晋圣贤在一起，安然的做了一个隐士。我们在孟浩然的诗中，没有读到李白的豪情与气概，也没有杜甫那般的忧国忧民，我们读到的是山水田园的诗意。“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淡淡的却耐人寻味，正如杜甫所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在唐的国度里，精神的自由是从君王到臣子，从臣子到庶民的普遍追求，诚因如此才有了丰富的立体的唐的天空。 文人士大夫可以按照自己的精神旨趣实现着自我的人生价值，那么市井生活呢？是否也如此。我们来看看国画里面唐人的生活： 唐代画师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唐代贵妇人的生活场景，这幅画作的宋代摹本被收藏在辽宁博物馆。画中描绘的是早春的长安曲水边，身骑大马的贵妇人，迎着早春和煦的春风，在曲水岸边踏春的动人场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这是杜甫年轻时写的一首《丽人行》，画家张萱则根据诗作和杨贵妃的三位姐姐盛创作出这幅画作。 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分封她的三位姐姐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相传虢国夫人最受宰相杨国忠的宠爱，她骄奢淫逸放荡不羁，常常私自骑着宫里豢养的马匹，带着英俊的青年侍从出游，威仪喧嚣一时，而且这位虢国夫人喜欢女扮男装，以至于一千多年来，关于这幅图中谁是虢国夫人争论不休。著名学者刘传铭先生在《一眼识大唐》一书中，以学者考据的视野，为我们拨开了这层谜团，原来画中最前面那位身着男装，身份显赫的就是虢国夫人。关于这幅画作，想必早有论述，我且不多言。我想说的是，大唐的男人气势如泰山之威，心胸如江海辽阔；大唐的女人，也是红妆不让须眉，在张萱的笔下不但一个个女人肥，而且马儿壮，这是盛唐时期中国女人最绚烂的一幅场景。唐代是一个追求时尚的时代，市井生活丰富多彩，长安城内的东市和西市，有来自当时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商团做生意，商铺有几十万之多，对于唐代贵妇人而言见多识广，来自各地的胭脂水粉、衣服她们应有尽有；唐代崇尚雍容华贵，对审美而言以肥为美，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那些肥妹的身段的确美的大方，美的尊贵。
（闫照忠国画作品）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贵妇人生活的缩影，须知道，她们是时代的缔造者，也是潮流的引领者，就像我们今天的追星一样，上层社会的风尚，无疑会带动整个时代。周舫的《簪花仕女图》则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唐代普通达官贵人家女子的赏春图。据历史记载，唐代女子在每年春季都有斗花的习俗，春暖花开曲水荡漾，民间女子们便采摘或者购买花卉佩戴在头上，争奇斗艳，宋代诗人苏轼在《周昉画美人歌》中说：“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是肉事游戏”，其实并不是宫中美女都不知，相传唐玄宗将此风俗在宫中发挥的淋淋尽致，在斗花之时，命人放蝴蝶，以蝴蝶所落者为宠幸。啊，那是一个会玩懂得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梦想绽放的时代！ 闫先生，唐代实在可圈可点的实在太多了，我之所以说到唐代的文人形象，说到了唐代的市井生活，也说到了唐代的妇女，是因为我想说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近世中国，由于我们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加上西方以科学和民主为基调的文化输入，以至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对固有之文化采取摒弃的做法，使得我们的文化一度遭到灭顶之灾，元气大伤。唐代的精神风貌成为遥远的绝响，国力不振加之连年战乱，近世中国在文化上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今天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我认为随着我们国力的强盛，我们的精神气度要与之匹配，一味地崇洋媚外屈膝谄媚，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应有的气度。 先生多次所言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当下就是绝好的时代，我们复兴什么？怎么复兴？怎么践行？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认为，唐代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的自信、豪迈、自由的精神气度，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我和您一样，通过此次疫情，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那群最可爱的人身上所彰显的时代精神——甘于奉献，为国争光；负重而行，不计生死。我们的文化也应该多一些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那样的人物，多一些不为权贵摧眉折腰的文人，为时代而讴歌，寻根探脉找准中国文化的源头，不为创新只为继承，为后世文人留的一点可供发扬的文化遗产，足矣！ 顺着先生的意思，说了很多，不妥之处，先生雅量海涵之！ 贞人堂主人 孙亚军 庚子春节正月初六于陕西渭南 关于《简琴楼谈艺录》（概述）
国画艺术家、青年学者闫照忠先生
青年学者、作家孙亚军先生 作为四川省新文人画院的两位学者，以学术的高度，文化的视野，文学的笔触，回望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发展脉络，其主旨以孔子所言“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基础点，阐释叙述了中国文化的本源在于“道”。这个“道”是充塞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是横贯文化艺术的根本，文化艺术缺失了“道”的根本以后，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值一提。两位学者在书信中，试图还原文化历史人物本来的真性情，从而让读者深切去感受，艺术其实小道而已，真正的大道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与担当。 疫情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面前，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什么是民族精神？什么是家国情怀？疫情面前，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艺术家们的苍白与无力。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当代的艺术，严格的说已经没有了作为“自然人类”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激情，都是简单取巧的做作，重复的模仿、抄袭，都是追逐商品利益的商品，全无生命力可言。谈艺录，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向读者阐述——凡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用生命与鲜血铸就之灵魂的所造，经历时间的淬炼、检验之后，成为一个民族自强不息永续向前的精神的指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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