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李因笃 ——文学名海内慷慨任豪侠

新文人画院 2020-7-23 20:46 2208人围观艺术动态

明清易代之际，国破山河碎，面对异族入主中原，是削发易服，伏地称臣还是坚守文化信仰守身持节，文人士大夫的内心经历着痛苦的煎熬。有人选择了妥协，成功转型，成为新朝名臣；有人选择了以死守节，以一死名其学术之 ...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李因笃——文学名海内慷慨任豪侠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孔德，

号天生，陕西富平人，

祖籍山西省洪洞。

明亡后他奔走各地，

进行反清活动。

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

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

明末清初“关中三李”人物。

自幼聪敏，博学强记，

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

精于音韵，长于诗词，诗逼杜甫，

兼通音律，崇尚实学，

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

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

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

李因笃诗《望岳》（华山）

太华三峰列峻屏，晴霄飞翠下空溟。

晓云东抱关河紫，秋色西来天地青。

玉女盆中寒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

乱馀林壑怀遗客，缥缈幽栖赋采苓。

李因笃斋号受祺堂，善于写诗

其诗格律严谨，意味醇厚

共著《受祺堂诗集》35卷

李因笃精于音韵

撰汉诗音注（十卷）

代州订交顾炎武

“忘年之交”

顾炎武《酬李处士因笃》诗语：

“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

“窃闻关西士，自昔多风尚。”

“如君复几人，可惬平生望。”

李因笃《雁门邸中值宁人先生初度

制二十韵以洗爵诗》：

独树三吴帜，旁窥两汉涛。

经邦筹利病，好古博风雅。

顾炎武水墨金笺镜心

　　【题记】

　　明清易代之际，国破山河碎，面对异族入主中原，是削发易服，伏地称臣还是坚守文化信仰守身持节，文人士大夫的内心经历着痛苦的煎熬。有人选择了妥协，成功转型，成为新朝名臣；有人选择了以死守节，以一死名其学术之大，成为忠烈之士；有人选择了隐逸，此身愿成首阳之志，大节不亏成为一代隐逸。李因笃，生于晚明成长于清初，作为世家子弟，他秉承家学严守父志，李自成称王西安时，他毅然脱掉贼寇强加的官服，誓与贼不两立；明亡之后，他甘贫守志结交遗民，游走于塞上结交义士誓与清廷抗争到底；他是关中学派进入清初之后的重要学术大师，与顾炎武、朱彝尊等为挚友，倡明学术于末世，提斯人心于当下；他性格豪爽有任侠之风，愿为朋友以生死相许，当顾炎武深陷牢狱之时，他能肝胆相照不计个人安危为友人鸣冤，直声震天下！当听闻顾炎武马前失足客死他乡之时，他不远千里为其收尸，真情永驻，可谓有情有义的大君子。

　　李因笃，一代儒学宗师，义薄云天，万世楷模！

　　一

　　很早以前，我的阅读兴趣一直徘徊在晚明，我很喜欢晚明时期的文人，他们固执中有着决绝的勇气，决绝的勇气中带着几分悲壮。在鼎革易代之时，他们是苦难的承受者，因为是文人所以要守道，因为守道所以必须面对生死考验。比如，戢山学派的开创者刘宗周先生，他决定绝粒而死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死过好多回了，他用一死来觉醒知识分子尚有的良知；再比如黄宗羲，十几岁时就有胆识为父鸣冤，锥刺中官，亡国之后流离南方，招募乡勇誓死抵抗，又比如顾炎武的母亲，亡国之日心死万千，绝粒而终嘱咐儿子终生不食清禄……我常想，什么是民族精神呢？嘴上的民族精神往往很苍白，回过头来看看五千年的中国史那些为民请愿以致身死，那些永葆气节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甘贫乐道者不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吗？

　　关中学派最触动人心的不是先生们所研究的学问，而是先生们常常在道义面前的生死担当。晚明之际，学问做到的好人大有人在，然而倒戈之快丧失气节者也多如牛毛，“关中三李”正是在这个时候，如太华之苍峻，黄河之激勇，以弘道之重任不辱名节，独立特行于易代之秋，无畏生死不计贫困，潜心务学提正人心，再次向世人诠释了何谓学问之大？何谓生命之重？关中三李——李颙，安贫乐道数征不起，在反诸求己的苦行中为世人指明了“明体适用，躬行实践”的学问之路；李因笃，恪守程朱之学，不损气节负重而行，不失学问之大操守之贞；李柏，鼎革之后隐逸山野，行“四皓”之志，狂狷不羁，尤得魏晋风范。

　　黄宗羲先生在自题小像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则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1] 。这样的人生“三变”正是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命运的三部曲。阅读李因笃先生，其人生多与黄梨洲相似，梨洲先生初为“党人”，是因其父亲为东林党人，子承父志。李因笃先生最初的人生应为“亡国之民”，其后再为游侠，最后而为儒宗，然而究其学术大旨，两位先生都是经世致用的学界领袖，一生不失“忠贞”二字。

　　李因笃，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的一个富庶人家。据《先府君李贞行实》记载，富平李氏祖籍山西洪洞县，金、元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李氏先祖李义甫带领族人不远千里迁徙至陕西美原县韩家村，遂长期定居。明代初年美原县并入富平县，遂为富平人，李氏先祖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至李因笃的高祖父李朝观时，家道兴旺富庶一方，《行实》中说李氏一族自入秦地之后“行义修举，以财雄里中”而闻名，李朝观当时做的生意是朝廷军需供应，为安边、定边、安塞等边防驻军供应粮食物资，所以深受朝廷大员的礼遇，《行实》上说李朝观“自按部御史以下，率礼待之”。李朝观为人豪爽，任侠好施，又深通骑射，行走边漠之中，盗贼往往闻风而逃，李因笃说：“月峯公(李朝观)任侠好施，善骑射。凡往来荒徼中，挽疆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假其名号以自免”[2]。李朝观的这种侠义之风,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李因笃,等李因笃知事之后,听老人们说起先祖当年的事迹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升腾起隐隐的自豪感。古人言：“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李朝观的名望与财力引起了一些朝中权势的嫉恨，他们唆使巨贾侵占李朝观的渠田，李朝观与之争斗不下，含冤上吊而死。李因笃的曾祖父李希贤为父鸣冤，赤脚上京城鸣鼓于有司，皇帝听闻李希贤为父鸣冤一事，深感其孝义动天，责令有司严查李朝观冤案，才使其昭雪。李因笃说：“天子哀怜其意，有旨李希贤趼讼父案，教子也。下抚按严审以闻，大猾数人，次第伏辜，而星麓公（李希贤）以匹夫之节，见称殿陛。”[3] 经历此事之后，李家声名远近闻名，自是富平韩家村李氏、亭口王氏、磐石村石氏、薛家村路氏四大家族几代联姻，家族日益兴旺。

　　李因笃的父亲李映林（1608年——1634年）是一位书生，他既不像他的爷爷经商治家，又不像他的父亲以武举名世，他天性好读书，不问家业，“生有异姿，六七岁即端谨，嚬笑不苟。弱冠则欣然独立，见者色肃。既受经，益自刻厉，孜孜终夜，寒暑不少辍”[4] 。当时，正学不兴，百家之说又多有错误，李映林潜心阅读《性理大全》《通鉴》《春秋》等书，很早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天分。公元1625年,关中大儒冯从吾在长安讲学，十八岁的李映林为冯从吾的学问操行甚为敬佩，更为他敢于直言，为传续关中之学而苦心孤诣的精神所感动，他拜会冯从吾，成为冯从吾晚年的私淑弟子，深得冯从吾先生的器重。李因笃说父亲：“年十八，游冯恭定公之门，恭定公大器之。辞归，学益进。虽处暗室，必正襟危坐无惰容。”[5] 可以说，李因笃后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与父亲李映林的影响分不开的，李映林由于用功过度只活了二十七岁，他去世的那一年，李因笃才三岁，弟弟李因材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去世后不久，冯从吾托人将自己的小像送到富平来，勉励他这位私淑弟子，殊不知李映林已经先他而去了。李因笃长大后，母亲田太孺人才将父亲跟随冯从吾的事情告诉他，勉励儿子学有所成不负父志，李因笃深情地回忆到：“母因出父遗书，并示恭定公小像一卷，泣告之曰：‘公自有二子，顾以斯捐授之，若父不幸齎志中途，小子何勖之哉’。”[6]

　　李因笃的一生当中，既有祖父的任侠之气，又有父亲的儒而向学的气质。他的父亲外刚中坦，为人交友以儒家行世，顾炎武在《孝贞先生墓志铭》中赞扬李因笃的父亲“当万历末，诸子好新说，以庄、列百家之言竄入经义，甚者合佛老与吾儒为一，自为千载绝学。先生乃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既得事恭定冯先生，学益大进。先生事亲孝，其与诸兄昆弟，恭而有让，待人以严，而引之于道，治家、冠姻、丧祭一如礼法，以是年虽少，乡人重之如王彦方、黄叔度焉”[7] 。据说李映林去世的那一天，美原薛镇百姓感念其德，老幼皆为之恸哭，商贾为之罢市以示哀悼。他的去世无疑对整个家族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李映林才使得整个李氏家族有了书香之气，因为李映林才让家族看到了希望，他的去世，使得李氏家族的中梁砥柱没有了，希望之光湮灭了，整个家庭陷入了极度的哀伤之中，李因笃的祖母爱子心切，昼夜恸哭以至于失明。那一年，陕西大旱饥民遍野，祖母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的生计，让李因笃的母亲带着年幼的李因笃和弟弟李因材暂时投靠外祖父家，以全性命。

　　1634年，对于富平李氏家族而言是一个转折之年，自然灾害加上农民起义，使李氏家族迅速转入衰落之境。这一年，明王朝派遣洪承畴镇压农民起义，不但战火未停反而愈演愈烈，是年高迎祥、李自成部祸乱关中，百姓四处流离深受其害。作为一方望族的李氏家族，未能幸免于难，李映林去世后三个月，贼寇闯入薛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贼人闯入李家时，李因笃的祖母为保全李氏家族女性的贞洁，率领全族女性躲入木楼上，当时贼人抢完财物之后，逼迫女性下楼，祖母率领众人誓死不从，贼人放火烧楼，李家八十一口人葬身火海！李因笃每念此事，无不感伤，他说：“贼乱关中，族人皆相紏保一楼。贼奉火其下，楼既焚，有一贼旧为丐者，德先大母，疾呼之使下，先大母义弗肯下，倚窗呼不肖乳名者三，遂死。适有大风反火，故楼上死者，庶姓凡数百人。李氏之门，良贱八十有一人，而先大母独得完尸。”[8] 当时，李因笃和母亲、弟弟在外祖父家，才幸免于难躲过一劫。

　　李因笃的母亲田太孺人出生在官宦世家，是名门闺秀，知书达礼，李映林当年长安求学期间，她侍奉公婆日夜操劳，李因笃在《孝贞先生行实》中记载：“府君（李映林）事殳母至孝，鸡鸣洗漱而出，敬问两大人起居，和气，愉色，婉容，二十年如一日，先大母倚之如左右手”。遭逢家难，又逢岁饥，她带着李因笃兄弟二人在娘家度日，得到外祖父田时需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富平田氏家族，自汉高帝九年迁徙至此后，世代望族谨慎官宦代不乏人，“数百年间，其俗皆治《诗》《书》，崇礼让。子弟彬彬，有邹鲁之遗风。科第阀阅之盛，一邑莫比。即关以西论门望，必先天氏”[9] 。外祖父田时需，性格耿介内明外刚，与其兄长田时震均为国之栋梁，李因笃少年时期的教育以及人生志向的确立，便得益于两位外祖父的悉心教导。

　　明代崇祯时期,大明朝的天下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步步紧逼,内有连年灾害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在这样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幸的是，此时的李因笃在外祖父一家的庇佑下衣食无忧的接受教育。外祖父田时需亲自担任李因笃的启蒙老师，要为家道没落的李氏家族的振兴保存一息力量，传授给李因笃《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著述。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田时需去世，李因笃哀伤之至作《旅夜追思外祖高士田公渍泪成八百字》一诗，诗中怀深情地回忆外祖父当年给予他无私的爱，“忆我方襁褓，呱呱失所天。举家依外氏，衔恤倚翁怜。膝下亲授读，会心亦偶然。解颐道我颖，佳誉为之延。时值翁暂出，走趋必随肩。道傍买果饵，恒累倾梦还。五岁就小塾，携持行相联。竹穴伴夜诵，汤饼尝满前”[10] 。

　　少年时代的李因笃，得到外家的呵护与教育，天姿英卓的他，八岁通制义，十岁便能作《云台诸将论》阐发家国之道。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因笃十一岁参加富平县童子试，主考官见其年幼，便问：“童子能文乎？”，李因笃说：“愿领教。”主考官便给出了两道题，让其当场作文，腹有诗书的少年李因笃不但高质量的完成考题，而且文词卓越义理深邃，主考官崔允升（时任富平县令）大惊，遂向众人赞叹李因笃“旷世才也”，这次考试李因笃出色的表现被选为第一名，不久后陕西提学汪乔年又将李因笃选入西安邑庠，崇祯十三年（1643年）又考取廪生功名，李因笃正在一步步接近人生既定的目标——考取功名，实现安邦治世的理想。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想起顾炎武先生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应该是顾炎武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感触。时代的发展，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推向了历史的风尖浪口，在“兴亡”面前孰轻孰重？想必李因笃、顾炎武、黄宗羲、刘汋（刘宗周之子）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在救国无望的心碎中，他们把仅剩的一点家国情怀全部寄托在学术研究中，因为文化不灭，天下就不会亡！

　　二

　　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灭亡的前夕！生民涂炭，北京城如入火炉炙烤，帝国的行政中心人心惶惶！这一年正月，李自成在湖北襄阳建立农民起义政权，挥师北上的日子指日可待；四月，关外清兵逼近京畿，明军与之交战于通化；五月，张献忠破汉阳、武昌称西王；九月，李自成组织襄城会战，汪乔年率军出潼关战襄城，兵败殉国；十月，陕西总督孙传庭兵败潼关，李自成长驱直入，攻破西安城，称帝，建立大顺政权。

　　是年，李因笃在西安以生员的身份正在西安府学读书，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国巨变，李因笃始料未及，一夜之间改朝换代，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明代知识分子，实在是无法接受李自成政权。李自成称帝之后，沿用明代的官员治理朝政，迫使明代的生员、官员改换大顺的服饰，当时很多人为了保全性命之际，纷纷换上李自成政权的官服，苟且于乱世。李因笃等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毅然选择了甘愿回家摒弃生员身份，誓不与李自成伪政权合作。当时，李自成政权尚未站稳脚跟，前方作战需要军饷，李自成派人向明朝官员、商贾追缴“赃款”，实际上是直接下派，如果不能按时缴纳，则严刑拷打。关中很多大户人家被逼的家破人亡，富平董村田氏家族面临生死考验，当消息传到田家时，田时震年事已高称病不出，儿子田而腴挺身而出代父受刑，被李自成押解到山西阳平残忍杀害，田时震闻讯后悲痛身亡，田而腴的妻子徐氏殉节而死，田氏家族在大时代面前经历了沧桑巨变，家族元气大伤。李因笃和祖父田时需被迫躲进山中，静观时变！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明王朝终于谢幕了！

　　早春的北京城毅然春寒料峭，死神的脚步正在步步逼近紫禁城。3月18日晚，崇祯皇帝朱由检换上了崭新的黄袍，召集朱姓子孙，他要在皇宫内为他的这些妃子儿女举办一场最后的晚宴。三十三岁的朱由检在这个特殊的夜里，挥刀杀死了所有的后妃和他的亲生骨肉，史书记载崇祯皇帝，一边挥舞着砍刀，一边大哭说到：“汝何故生我家！”，作为一个皇帝，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儿，此时他的心彻底碎了，也彻底绝望了！他为朱家的子孙找到最好的归宿——以死谢国！绝不做徽钦二帝！

　　3月19日，凌晨，天蒙蒙亮，紫禁城一片血海，愤怒的李自成部正在向内宫杀来。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带着用血写成的遗诏，自缢在煤山的一株老槐树下，宣告了明帝国276年的统治结束了！据说，崇祯皇帝死时，以发覆面，白袷蓝袍白细裤，一只脚是光脚，一只脚穿着绫袜。衣服上用鲜血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皇帝死后，李自成和他的军师走进皇宫，皇权的威严一下子震慑住了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能坐上皇位！但是，帝国皇宫的威严，以及山河破碎的九州大地，让李自成心有余而力不足，干脆放一把火烧了这座皇宫，回陕西老家或许会舒服一点，他做了一回项羽，然后烧杀抢夺数天之后，载着金银财宝仓皇出走，崇祯皇帝根本想不到，他的遗诏里面“勿伤百姓一人”，在强盗的面前根本没用！

　　历史似乎有点搞笑，李自成逼死崇祯，自以为可以君临天下，却吓得连皇位都不敢坐，逃跑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的大门，放清兵入关，李自成的余部在清兵的铁骑下，成为一堆烂泥！李自成从胜利者迅速转变为失败者，在清兵的威慑下，四处逃窜死于逃亡之路上，截止1650年，清兵基本控制住了中国北方的大局，中国历史进入到清代！

　　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人心，清廷在1645年在陕西举行第一次乡试，但前提是不承认前明的功名，必须重新考。这一政策使得汉族知识分子面临两难之地，如果放弃前明的功名，意味着变相的变节，如果不放弃则面临生活的困难，享受不到既有的待遇，还得面临各种穷追不舍的打击，这是对汉族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考验。是年，十四岁的李因笃毅然选择了做前明的遗民，放弃考取新朝的功名！尽管当时他和母亲的生活过的一贫如洗，甚至朝不保夕，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李因笃表现出了与他的父辈们同样的决绝与坚定，不辱家门。据《先母田太孺人行实》记载，放弃考取功名后的他们母子，真是举步维艰，“家既中破，又少戆动，与俗违。落魄狂趋，困日益甚。负贷豪室，至取其户扉阁梯”[11] 。尽管落魄到依靠贷款，以至于拆家还款的地步，田太孺人依然勉励儿子力学正己，不忘父志。

　　李因笃生性豪放，那时候喜欢结交四方豪士，常常邀到家中畅谈，母亲为了不让儿子失礼，偷偷地卖掉自己的首饰换银子招待儿子的朋友，有时候谈话到深夜，要吃饭喝酒，家中穷到没有烧饭的柴火，母亲偷偷地砍掉楼阁的栏杆烧柴，朋友闻后深为惭愧，多与李因笃缔结永生之好。当时，邠州知州苏东柱路过西安，结交李因笃为其才华气度所钦佩，常常托人送食物用品，才使得饥寒交困的李氏母子免受饥饿之苦，李因笃说苏东柱“为人美丰仪，喜自整饬，善于歌啸。外直而中坦，望之百尺无枝，亭亭独上”[12] 。关于李因笃和苏东柱的结识，还有一段故事，李因笃十七岁游历长安时，有感于国破山河易变之殇，触目伤怀，作《秋兴八首》其中有：“使节临东路，军糈及两关。江湖轮挽阔，部领度支闲。水长飞狐口，峰高落雁湾。壮游违举步，秋气苦催颜。”寓意深远，人莫能解，但文辞优美，人争相传诵。当时，邠州知州苏东柱、伏羌县令赵志忭途径西安，访问好友郭氏，在其案头发现了李因笃的诗，称赞不已，便问道：“这是谁写的诗？”郭回答说：“我的朋友富平李天生写的诗”，苏、赵二位立即问：“李天生现在在哪里？能不能见一下”，郭说：“此人性格倔强，你要硬见，恐怕他不见你”，三人商量之后，设计请李因笃来郭家，遂促成苏、赵二人与李因笃的结缘。

　　人在困难的时候，往往得益于一两位知心好友，或许才有生命的转机。对于李因笃而言，既然安心做遗民，必然生活困顿，活家有老母奉养，不思考生计是不现实的，李因笃曾经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写诗回忆当年的生活时说：“生平有微尚，与世既不偶。闭门每苦饥，谋食尤多垢。夙夕诸故友，时能乞升斗。庇家且茫然，遑复资奔走。顾此怀中儿，念我堂上母。隐者乐田园，非希封藏厚”，可见当时的日子已经到了乞讨度日的地步，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必须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苏、赵二人的无意之间的结缘，对于李因笃是一次命运的转机。

　　公元1659年，陈上年任经固道兵备，正在为两个孩子延聘老师而发愁，并咨询同年苏东柱、赵志忭，苏、赵二人立即向他推荐了李因笃。《李文孝先生行状》记载：“时上谷陈公上年备兵固原，为子延师而难其人，访及二公。二公举公姓名，应曰：‘李君，少陵后身也，师无踰此人者’，出公秋兴诗示陈公。陈公诵之，擎节欢赏，曰：‘吾师乎！吾师乎！’遣其子具车马奉书至公家。”[13] 当陈上年准备好见面礼，赶着马车请李因笃的时候，却遭到了闭门羹，朱树滋在《行状》中说李因笃很生气地说：“吾山居奉母，布褐是甘，安用此璀璨者牵吾作曳裾容！”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因笃的内心，很讨厌别人可怜他，他有独立的人格魅力，绝不为荣华富贵而折腰，于是挥之而去。母亲田太孺人见状，就劝导儿子说：“汝高尚其志，故应尔尔，然伏处崴巌穴中，名不出里閇交不越乡国，古之人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汝果足乎？且汝尝自比徐孺子，盍一往下陈公榻。[14] 听完母亲的教导之后，李因笃遂决定前往固原，受聘于陈上年门下做私塾先生。

　　回望古人，站在他们的时代，思考他们的人生，其难真难，明清易代之时，有终生甘愿安贫乐道者永不食俸禄，有为游侠至死都在反清复明的路上奔走，有为布衣隐逸民间潜心为学终生不仕，李因笃属于第三种人，愿为布衣，既有生活的需要也有志向的追求，面对高堂老母，面对妻儿，他选择了做陈上年的私塾先生，这是生活的需要。当然，古来做私塾先生都是忍声吞气，但是陈上年这位封疆大吏却是李因笃的千古知音。

　　从富平到固原，山高路远，一路颠簸。当李因笃下马之时，陈上年早在固原城外三十里迎接李因笃，这种礼贤下士的风度着实让李因笃感动，他们一见如故，陈上年对李因笃的诗词文章甚为赞许，李因笃也因为陈上年不因贵贱论英雄的风范而钦佩，两人结拜为兄弟。两人相处八年之久，在陈上年的支持与关心下，李因笃衣食无忧的一边做着私塾先生，一边从事诗歌文学创作以及学术研究。在此期间，陈上年还多次派人看望李因笃的母亲，对其礼遇有加。李因笃曾深情回忆与陈上年在一起的日子时说：“幸遇颍川公，援之宾客右。千秋徐孺榻，十载腆颜久。……纵谈辄继夜，高兴凭酣酒”，而陈上年也非常雅好文学，徐世昌记载其：“能文章，工诗，与李因笃、顾炎武、冯如京、朱彝尊、梁清标友善，篇章酬答，率以道义相切劘。”[15] 足见当时他们意气相投，把酒言欢月夜赋诗的日子也是常有之事。

　　大约在李因笃到固原之后不久，陈上年又调任雁平道，驻守雁门关。考虑到李因笃惦念家中老母妻儿，陈上年遂决定在雁门为李因笃安家落户，派人将李因笃的妻儿也接到了雁门，从此兄弟朝夕相伴，也能安顿李因笃漂泊孤寂的心。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李因笃一家在代州道署内安家落户。李因笃在雁门陪伴陈上年数年之久，平素除了授读著述之外，他们经常策马古道，登山临水，足迹遍及北方，大大扩展了李因笃的视野，使其渐渐地认识到明亡清兴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朝代一定有新的气象，他逐渐地放弃了反清复明的想法，进而与那个时代很多遗民一样，转身真正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居雁门数年，益发奋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大儒书，所著诗文益高古精髓，名播海内”[16] 。因为，李因笃的到来，为代州平添了几分学术光环，也因为李因笃的到来，代州曾一度吸引了当时重要的学术大师的到来。李因笃为人豪爽才华卓异，陈上年又热情好客，陈李二人的经营下，代州一度成为北方重要的学术重镇！

　　三

　　有清一季的学术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亡之后的那一批遗民学术大师的奠定。他们在亡国之后，隐匿民间，或以讲学之名结交天下豪士，以图复明大计；或以游侠之名，奔走于各地，访问名山大川结交前明遗民，以为故国招魂。他们都是大学问家，所到之处将文化的风尚也随之带来，他们犹如散落在民间的读书种子，每到一处都能闻到沁人心扉的书香。比如，顾炎武一生行走大江南北，以其坚挺的学术气质，为时代风化的改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还有黄宗羲，晚年一直在南方整理著述，讲学传道，开启了浙东史学的先河，又有北方的傅山，明亡之后一度秘密结社抗清复明，失败后归隐太原松庄，潜心于学术思想与艺术创作，乃山西学术界领袖人物；还有陕西盩厔的李颙，安贫乐道倡明学术，提正人心，康熙数征不起，对陕西学术界的影响巨大。几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回望他们的时候，俨然觉得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巨星，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现，整个清代的学术史将会蒙上一层阴影，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清代学术思想的天空，才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穿透时光，熠熠生辉。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代州迎来了顾炎武。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是一位世家子弟，饱读诗书性情耿介，清兵南下之时，顾炎武纠合同道义士死守吴江，兵败后出逃。昆山城破之日，母亲坚守气节绝粒二十七日而死，留有遗言“无仕异代”于顾炎武，顾炎武终生恪守“人人可出，而炎武必可出”的坚定信念，游历四方一生都在为抗清复明事业奔走告急。他生来有南方人的精明，善于理财，所以每到一处便垦田种粮维持生计，不久离开，交给朋友或门生经营，所以一生羁旅从无困乏。他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一改明末“王学”空谈误国的伪学风。他不治家产，平生游历只有两匹马，一匹驮着书，一匹载人，平生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北方的土地上。康熙时，强征他赴博学鸿儒科，他令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清廷编修《明史》，请他出山，他辞而不就，言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从此，清廷再也不敢招惹他。他一生的朋友很多，惟有关中三友，令其可寄百里之命，李因笃、王宏撰、李颙。

　　顾炎武一见李因笃便被他那关中人特有的耿介之气，豪迈之气所钦佩，尽管他们在年龄上悬殊很大，但二位都是晚明的遗民情感上很近，二人昼夜相谈切磋学问，遂不以年龄为限，独以意气相投结为生死兄弟。公元1668年，顾炎武因黄培诗案被诬陷下狱济南，时在代州的李因笃听闻后，不顾个人安危，星夜赶往济南，解救顾炎武。黄培，明代兵部尚书黄嘉善嫡孙，崇祯年间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明亡后，黄培返归故里，忧郁悲愤，常以诗文抒发情感。清康熙五年（1666年），因自刻《含章馆诗集》致祸，遭姜元衡告发，史称“黄培诗案”。顾炎武素与黄培素有往来，自然也被牵连，身陷牢狱。李因笃到济南后不畏权贵，据理力争为顾炎武洗白冤屈，当时有司衙门见李因笃声如洪钟，加之李因笃素有大名，且坚定执辞誓要解救顾炎武于危难之中，有司衙门心生害怕，遂释放顾炎武。朱树滋说：“台司既夙闻公重名，又见其倜傥豪迈，吐音若洪钟，两目虽短视，而有时光炯炯如电，人皆畏之。”[17] 李因笃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计生死的举动，义震于天下，人人皆认为李因笃有君子之风，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顾炎武在山西朋友家，准备回家上马之时，不慎坠马，呕吐不止，不久便含恨而终，享年七十岁。李因笃闻知顾炎武去世的消息，悲痛至极，不远百里为顾炎武收尸，安排后事。他在给顾炎武的侄子的信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兄长：“尊伯父亭林先生，旷世大儒，尊经好古。自紫阳夫子而后，论世者罕见其俦。先生盖老于游，足迹几遍天下。而察其平生，注意于关中诸承学尤拳拳焉。晚涉河东，将有菟裘之计。旧岁正月丁巳，顿罹斯灾，岂惟泰山既颓，哲人不可复作，是天无意吾道，而后起者不得与斯文也！”[18] 李、顾二位先生的交游，再次印证了何谓“斯世同怀”的兄弟？不是在富贵显达之时，更不是在生活困顿之际远离之，而是在生死危难之时，以舍我其谁的勇气，为兄弟忘生死而奔走。

　　在代州的日子，李因笃不仅结识了顾炎武，还有山西太原的傅山先生。傅山，明亡之后，隐居山西太原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当时南方遗民为躲避清廷迫害常常不远千里来山西投奔傅山，很快山西太原一代就形成了以傅山为中心的学术圈子，其中就有李因笃、顾炎武、朱彝尊、屈大均、戴廷栻等人。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傅山前往代州相识李因笃，结为挚友，在傅山等人的带动下，李因笃迅速成为学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声名远扬。傅山曾在《霜红龛集》中有《为李天生作》五古诗一首，盛赞李因笃的文学才华，他说：“南山寒天地，不屑小峰峦。灌薄冥苍翠，神仙谢羽翰。心原滂浩绰，胆起大江寒。何事亭林老，朝西拟筑坛。”并在诗的注解中说到：“近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钱谦益），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在与当时这些学术大家的交往之中，李因笃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提升，逐步地接近大师气象，在顾炎武的的提醒下，李因笃开始对汉诗进行标注音韵，促使他研究音韵学，与此同时他在金石、经学的造诣也日益精进。然而，这一切的得来，完全仰赖于陈上年的鼎力支持，没有陈上年，或许成就不了李因笃。陈上年，真乃李因笃人生路上的贵人、知己、恩师，关中学派的另一位大师王宏撰曾经评述二人关系时说：“后天生从陈褀公于塞上，日事博综，九经诸史，靡不淹通。祺公视其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以是无内顾忧，而益肆力于学。”[19]

　　四

　　在阅读李因笃先生的著作时，我常常在思考，他的人生其实就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因为不愿意成为贰臣贼子，宁愿舍弃功名，在俗世之中甘受贫困之苦，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他们的人生也变得异常艰辛，从富家子弟一落千丈成为流落四方的遗民，人生常常因此而陷入两难之地，为了生活有时候不得已而为之，没过多久又后悔不已，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饱受折磨，然而又甘之如饴，死而无憾！纵观李因笃先生的一生，成长于富庶之家，又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然而时代巨变，家破人亡浪迹天涯，得遇知己成就一生之学，又不得已以“幕客”出入官宦之家，寄人篱下生之艰难，然而终其一生初心不改者乃守气节为正学，终成一代大儒。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陈上年因朝廷裁员而归故里，李因笃衣食无忧的生活结束了，八年时间，他在陈上年的资助下，学问大增交游甚广，声名远扬。这一年，他携家返回富平老家，一回来就受到陕西学界的高度关注，先后被邀请遍访陕西各地风土民俗，成为陕西学术界的核心人物。其实在此之前，贾汉复任陕西巡抚时，修缮关中书院、编修《陕西通志》等大型文化盛事，都曾去信与在代州的李因笃商议，并征求意见，参与陕西关中学派中兴事业。但是，这次回陕绝非往常，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他需要为生计做长期打算，所以仅仅在陕西停留了一年时间。1668年，李因笃再次北上京城，相会顾炎武，他们在京城切磋学术之外，拜谒了明十三陵，结交京城文坛名流，声名再次远播华北，此间清初文坛巨子魏僖得知李因笃的踪迹以后，慕名去信给李因笃，他在信中说：“足下负文武大略，甫离成童，慷慨建义声，虚心好士，出言而人信之，故天下士归之如流水。仆闻之，目晴注公履，定不得瞬，背汗交下，太史公所谓为之执鞭所欣欣慕焉者，则仆今日于足下之谓也。”[20] 并寄数篇文章，期待李因笃品读，足见李因笃当时已经成为清初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1670年，李因笃南下扬州，希望在南方富庶之地能寻得一份安顿此生的职业，以谋养家之事。但是，南方世子并不看好李因笃这个北方学人，有意做幕客，却很难遇到欣赏他的人，意志一度受到挫伤，无奈之下只能北归秦地。失去经济来源的他，日子陷入窘困之境，一家老小的生计全部压在他的身上心急如焚，1672年他曾写信告诉顾炎武他的现状：“日废不赀，负贷顿盈千数，弟偶阅底簿，而始骇之……因思丈夫具有血气，游客万不可为。入幕虽卑，犹自食其力……”我相信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心声，生活的压迫使他不得已而为之，面对负贷的困境，他再也不愿意做游走大江南北的游客，而愿意以男人之身躯承担生活之重，做幕客，自食其力。后来，经张梦椒的举荐，李因笃于是年南下武昌入湖广按察使高钦如府上做幕客，但此次南下也仅仅一年多时间，他就不愿意忍声吞气的做幕客，于1673年的冬天辞职归陕。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广西起兵造反，拉开了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的序幕，陕西地处西北战略要地，况且陕甘总督王辅臣于1674年宣布归顺吴三桂，陕西立即成为“三藩之乱”主要战场，百姓再次陷入战火涂炭之中，为避兵乱，李颙从盩厔搬到富平居住，康熙十七年（1677年），顾炎武也来到富平李因笃家中避乱。因为战乱，三位学术大师聚集在富平，一时间富平的人文气象倍增，他们三个人相互之间切磋学问，又保持各自的学术门户，讲学之风再度兴起于富平。当时，富平县令郭传芳有意兴起儒学之教，在三位儒学大师的建议下，郭传芳在华山修建朱子祠祭祀朱熹，以弘扬学术，顾炎武先后在《与三侄书》《与李中孚书》等文章中记叙了当时修建朱子祠的事情，可谓殚精竭虑而为学术之倡明。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继续，康熙于是年下令全国开“博学鸿儒”科试，其意图在于进一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人心，进一步瓦解“三藩”。据史书记载，当时受推荐的第一批“博学鸿儒”科明遗民有一百七十六人，其中就有黄宗羲、李颙、吕留良、朱彝尊、傅山、魏廷栻、王宏撰等人，很多人都是李因笃的朋友，有着很深的交情。面对清廷的征聘，很多人为了保全气节，以病辞而不就，甚至有像李颙、顾炎武等以死抗拒。这次征聘，实际上也是对知识分子面对高官厚禄的严峻考验，很多人贫困潦倒急需这样的机会，也有很多人不忘名教跃跃欲试，总之什么人都有。

　　李因笃面对这样的征聘，态度坚决辞而不就，其理由是母亲年事已高，作为家中独子，以孝为先侍奉老母。他的理由很快就被驳回，康熙再下圣旨，点名要让李因笃应诏，旨意上说：“李因笃等既经诸臣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该督抚作速起送来京，以副朕求贤之意。”得此诏书之后，陕西地方官员强逼受举荐名儒，李颙因此绝食五日，欲拔剑自刎，以示抗议！李因笃还是坚决推辞，但是官方压力实在太大，而且他是圣旨上点名的人，必须要进京。迫于形势的压力，田太孺人劝说儿子应诏，顾炎武私下致信李因笃上京之后，效仿李密上陈情书，以求勉试。

　　1678年9月，李因笃被迫来到京城，按照顾炎武的建议，他数次上书陈述自己有老母在家须要回家奉养，均被驳回，陈情书计划落空。1679年3月，应诏的博学鸿儒在体仁殿接受殿试，李因笃高中一等第七名，与朱彝尊、潘耒、严绳孙一起，以布衣之身同受翰林院检讨，时称“四大布衣”，享誉海内。《清史稿》记载：“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但是，李因笃的心情是痛苦的，他深知自己几十年苦苦坚守者为何？他更深知文人士大夫的气节为何？当我翻阅李因笃先生当年上疏朝中大臣的陈情书时，我深深地理解了李因笃的苦衷，也深深地理解他对于自己所坚守的文化信仰的执着。他在给兵部尚书项学襄的书信中说：“笃以孤子养亲，跬步不敢擅出，今若贪承明诏，背母而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疾增剧。万一有为子所不忍言者，即笃永为名教罪人。”[21] 信的前面，他极尽赞美之词，表达了自己对项学士的仰慕，后面则托词，希望项学士为自己陈情于康熙，整个《李因笃文集》前后十余封信件，都是当时李因笃上书给朝廷大臣的信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李因笃真是情不得已，他在固守文人气节，固守心中的文化情怀。

　　关中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生俱来的倔强，为坚守气节可以置生死于度外，绝无贪生之念。任职翰林院检讨不到两个月，李因笃连续上了三十七道奏疏，言明自己要回家奉养老母，言辞恳切态度决绝，康熙看到奏疏后，感念其一片孝心，遂批准了他乞归终养的奏疏。史书上说他最后无奈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跪在午门外三日，皇帝才批准了他的奏疏。李因笃跪拜午门，上疏三十七道，此举一出，南北士林一片惊叹！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明代多出直臣、硬臣，他们敢为天下先，犯龙颜批龙鳞，无惧生死，在李因笃的身上，我们似乎依然可以看到明朝臣子的风范。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时代进入清代之后，直臣硬臣却很少，君臣的关系不再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是主与奴的关系，奴才当然要永远听命于主子，中国人的奴性大概从清代开始逐渐养成了！

　　五

　　三国曹孟德曾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从康熙十七年（1679年）开始，前后十二年，李因笃再也没有离开过陕西，他将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振兴关学的事业上，在李因笃的影响下，陕西形成了富平、华阴两个学术圈，当时全国的大儒经常走进富平，弘道讲学，开启时代新风。

　　康熙十八年，公元1680年，一代艺术大师、思想家、学术大师傅山从山西远道而来，拜访林居乡野的李因笃，故友重逢把酒言欢，吟诗作画其乐融融，李因笃盛赞傅山的书法可与王羲之相比肩：“太原工书轶钟王，垂老苦节凌岳渎。”同时，在李因笃的周旋之下，顾炎武也在这一年返回富平，他们一起在华山论道，建朱子祠祭拜先圣。这次华山论学在关中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几位儒学大师齐聚一堂，为关中学子阐明诸子要义，勉励士子为正学，救人心，补世道。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4年，李因笃应凤翔府岐山县朝阳书院邀请，讲学传道，作《创建朝阳书院序》，言明士子要有传道之志，不应以科举为其累，鼓励士子在书院学习要“循循博文约礼之中，事贤友仁以成其德，庶不致方言高蹈，薄业科制”，据记载这次朝阳会讲听者云集，陕西督学许孙荃、凤翔府知府曹鼎望皆来听讲，李因笃在会讲中阐明张子之学，教人躬行实践，不事虚妄之词，做经世致用之才。这次讲学回来的路上，他特意祭拜了先贤张载，在《重修宋张诚公横渠夫子祠记》中，他深切回顾了关学的发展，并对先儒的成就一一肯定，并重申学术之大，关乎人伦教化，复兴关学就是在复兴西都人文。

　　一般意义而言，李因笃常常受到人关注的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而却忽略了他在学术方面的建树，比如关中学人李颙就曾经说过李因笃“风雅独步，气谊过人”，事实上李因笃完全承续着关中学脉，不仅在经学上有“经学即理学的学术观”，而且认为研究经学的目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同时，他在履践务实的社会政治观，在《李因笃文集》中保留了很多他谈论漕运、兵法、天文、治河等文章，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认为：“李因笃能直接面对现实问题，对于关系国家命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均有研究。显然他秉持了张载关学的笃实传统，‘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体现着鲜明的求实之风”[22] 。

　　晚年的李因笃，做人低调，行事沉稳，朱树滋在《李文孝先生行状》中记载他从京城回家之后，着官服拜田太孺人于堂下，随后再也不着官服，待人接物出门讲学皆穿常服，居家不改素风，出门骑一匹羸弱的马儿，常走小路，人见之后根本不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因笃先生。但事关百姓生计之事，他常常亲自前往公门，为民办事从无一私。他事亲至孝，归来之后，服侍母亲饮食寝居，事事躬亲。母亲去世后，他守制三年，三年后朝廷再度让他为官，他凛然回答：“母亲在世时我都没有做官，何况现在呢！”李因笃继承了父志，以儒者行世，晚年居家一切以礼行事，路遇宗族长者，皆礼貌待之，族人中有困难的，他也常常尽其所能的帮助，从不奢望人能回报。这是李因笃的天性，当年无论是顾炎武还是李颙，避难富平时，家用器具等，他都安排夫人一一准备无一漏缺，生怕怠慢友人。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的除夕，五十八岁的李因笃倍感辛劳，辞旧迎新之际，他提笔写下了《除日书即事》，预感到暮年将至。他说：“男儿发白眼昏成衰翁，蹒跚只足左耳聋。掉头时序疾于箭，高卧不知星斗东。”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李因笃早起为人写序，突然感到右臂不能弯曲，随后逐渐瘫痪，说话吐字不清，稍好之后，顿感将不久于人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著述，编订诗集。

　　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冬天，大雪盈山！十一月二十二日子时，一代关中学人李因笃走完了他六十二年坎坷备至的人生，临终前儿子李渭问后事，他正色曰：“吾年逾六十，不为夭，汝辈勿过哀，吾虽列缙绅，家无余财，丧葬勿逾礼。汝奉母安贫，强学问，勿旷废”。

　　注释：

　　[1] 《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梨洲先生小像”自题；

　　[2]李因笃：《先府君李公孝贞先生行实》，《李因笃集》第11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第1版；

　　[3]引文同上；

　　[4]引文同上；

　　[5]引文同上；

　　[6]李因笃：《先母田孺人行实》，《李因笃集》第288页；

　　[7]顾炎武：《孝贞先生墓志铭》，《李因笃集》第376页；王彦方即王烈，太原人；黄叔度即黄宪，东汉贤士；

　　[8]李因笃：《先府君李公孝贞先生行实》，《李因笃集》第119页；

　　[9]李因笃：《邑文学竖元田公墓志铭》，《李因笃集》第252页；

　　[10]高春艳、袁志伟：《李因笃评传》第5、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