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李元春——诚敬为本笃行程朱

新文人画院 2020-8-4 23:22 1273人围观艺术动态

先生乃一代哲人，学问通透于生命之中，先生之学，浩如烟海，我生也晚，但愿能常读先生书，裨益我心，裨益我学，终生无憾矣！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李元春——诚敬为本笃行程朱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桐阁夫子李元春(1769-1854)，

字仲仁，号时斋，亦号桐阁，

朝邑南留社人。

三原贺复斋瑞麟先生师

少贫贱

父文英先生携长男客湖楚

独与一姊依母居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

朝邑上古时称芮国

唐时隶属同州

1958年12月撤县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李元春于朝邑县大西门南街，

建馆“朝邑同义文会”，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弘扬国学，培育人才。

会馆曾挂有李元春一副对联：

“文章不尽经科第，会聚常须讲圣贤”。

黄河朝邑赵渡河牛

1927年，黄河再次改道，

摆道山西蒲州城附近，

朝邑多了几万亩河滩湿地，

如今成为

陕西大荔朝邑国家湿地公园，

园内水天一色，郁郁葱葱，

飞鸟成群，野鸭满池。

公园生态系统完整，

动植物众多，植被群落类型多样。

在生态、科研、文化、教育、休闲等

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方面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李元春辑青照堂丛书

此编所收

广及四部，凡八七种、二四〇卷

其中颇多要籍，或不见于他丛书者

其中《台湾志略》二卷

今列为台湾文献丛刊之一

撰咸丰初《朝邑县志》三卷

西河古文录八卷诗录八卷

桐阁先生任教西河书院时辑录

书院佳作名篇而成

西河书院，位于山西省汾阳市，

初创康熙中期，名“棠荫书院”，

后易名“西河书院”，

现为山西省汾阳中学。

汇选《关中两朝赋抄》两卷

　　【题记】

　　刘师培先生曾经对清代考据学、科举学对于学术的危害，痛加贬斥：“盖士之朴者惟知诵习帖括，以期弋获，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汩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荡然，流俗沈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由是儒之名目贱，而所治之学亦异。”[1]关中学人李元春先生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如刘师培所说的那样，科举盛行，廉耻道丧。先生在他的时代，九试而不中，遂彻底弃绝科举，切切实实的做了一回时代的“反叛者”。当所有的人都在朝着名教而努力时，他却回头守望程朱理学，他的回头不代表着守旧，更不代表着无视现实。相反，他毕生恪守程朱，就是在回归学术的正途，回归中国思想的源头；他毕生恪守程朱，就是在为将浮躁的人心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关中学人向来不事浮华，以笃实躬行而闻名于世。李元春先生自然承续了这种光荣的学统，矢志不渝的以毕生之力，躬行其中乐此不疲。他是一位通儒，在长达几十年的传道受业之中，学与术相济，道与器相持，育英才于末世，挽狂澜于既倒。他是难得的人师，弟子贺瑞麟受业于门下，得其真传，能鸣师道，他在《续关学编·桐阁李先生》中说：“先生资禀气象刚毅敦笃，故其立言皆博大切实，而不为无用之空谈”[2]。

　　一

　　陕西旧县朝邑（今属大荔县），古冀州之地，人杰地灵，曾诞生了一大批关中学者，如韩邦奇、韩邦靖、王建常等，关学学术史上以这批朝邑学人为方阵命名为“朝邑学派”，作为关中学派重要的分支，而被载入史册。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关中学派在清代中后期的代表人物——李元春先生，出生在朝邑一个贫苦的农耕家庭。他的父亲李文英先生是生员出身，由于家庭贫困而舍弃科举，不得已做生意以维持生计，张骥先生在《关学宗传·李桐阁先生》中记载：“家极贫，父文学以诸生游贾湖湘”[3]。李元春在《先严文学公行状》中记载父亲：“我父少聪慧，读书时目数行下，为文颖异，超出流俗，意青云可立致也，乃以家贫兼我祖父母先后继殁，几不能自存，遂觅生理于湖北之应山。”[4]

　　李元春少年时代与母亲相依为命，常常饥不果腹，七八岁时，知事甚早的他便替母亲分担生活的苦痛，每天割草喂食牲畜。那时候，家里没有吃食，他和母亲依靠给人家碾谷子维持生计，每次碾完谷子，母子二人便把麸子留下来掺和着野菜做成面团，才得以存活下来。少年时代的穷困，使李元春很早就意识到，改变命运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做到。于是，有一天他割草回来路过村里私塾，听到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内心生出无限的渴望，渴望读书，渴望坐在课堂上听先生讲学。回到家后，李元春向母亲哭诉，想去私塾读书。母亲张夫人听后大喜，儿子有志于读书，应该是李氏一门的荣耀，她随即答应了儿子的请求，送儿子去私塾读书。深明大义的母亲深深地意识到无论家里有多么贫困，绝不能扼杀儿子读书的欲望，她要为李家培养一个读书种子。少年的苦楚在李元春的心里留下了深深地印记，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少贫贱，父文英先生携长男客湖楚，独与一姊依母居。数岁不与群儿伍，既能负薪，日持镰沙苑中刈蓬蒿、菅薪，或于村外冢场间拾柏子以供爨且备母冬炊寝床。然独无资就传学。一日过里塾，闻群儿诵，泣语母欲读书。”[5]

　　少年李元春喜读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远在湖湘做生意的父亲那里，父亲十分欣喜，专门为李元春购买了一些书籍，并绝意不再出远门了，在家悉心教导儿子读书，成为他最大的事由。看着儿子李元春的确是一块读书的材料，他心满意足的对人说：“教子读书，吾自有乐事，虽一日食数合米，不为他人役也。”[6]儿子李元春在他的心中是寄托李家复兴的希望所在，他每日里除了忙完繁重的体力活之后，便悉心指导儿子读书做人，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

　　李元春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环境，所以比其他孩童更加勤奋为学，往往能够超前完成课业，而且主动要求私塾老师给他加大学习强度，旺盛的求知欲，使他学业进步很快，李元春回忆“年十四五，所诵书辄能达于文，诸先达以为此直取青紫耳”[7]。但是，李元春的科举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以至于最后放弃科举，一心从事圣贤之学，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

　　人生而是有使命的，有些人很早便发觉了自己使命，并为此而孜孜以求终生不渝，有些人终生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碌碌无为，那是因为没有发觉自己生而为人的使命感。李元春属于很早就领悟到他的人生使命的那一类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参加童试竟然“几拔复落”，尽管督学对他的文章赞许有加。由于数次落选，他便产生了厌恶科考的想法，进而转移了自己的兴趣点，有一次，他在书肆里发现河东大儒薛瑄先生的《读书录》，对《读书录》内所讲述的为圣贤之志发生了深深地兴趣，于是瞒着父母自减两天的伙食费用，省钱购买了薛瑄的《读书录》，认真研读。他告诉父亲，不想再参加科举之事，专心于程朱之学，做世间道德楷模。父亲坚决不同意，劝说李元春：“汝读一部书，如我拾数百金；汝作一篇佳文，如我拾数万钱。”[8]但是，最终他还是辜负了父亲的期望，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完成父亲对他的期望，他清楚地记得父亲临终时，看着学业未成的儿子，含恨留下遗言：“吾事毕，死无恨，恨汝学问功名未成耳；汝为文气不扬，宜以《三苏集》药之，所讲说当守程朱。吾地下犹望汝也。”[9]

　　李元春是孝子，父亲临终之托，是对他人生最大的期许，也是父亲未竟之事。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先后九次参加科考都落选。他真的很努力，曾经不远两千多里路到北京进修学习，谢绝一切应酬之事，朝夕读书不辍，但是每次都落榜，当时有朋友为他卜了一卦，说他“十年后事业无穷，否则诏来学传于世”。后来，李元春真的认命了，不在科举上荒废太多的时光，人生短短几十载，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既然此生志不在为官入仕，又何必强求自我，又何必让大好年华付之一炬，他深深地感到人生的使命应该在弘道立身上，这远必科考博取一时之名要有意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元春决定无论如何不在考虑入仕为官了，而是将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与弟子生徒讲程朱之学上，“自是公车累召，虽有劝之者，主人（李元春）皆谢，弗肯应”[10]。

　　我常常在想，什么叫做“不得已而为之”？倘若李元春一帆风顺的驰骋在科考之路上时，他或许会成为名臣，而非大儒。世间的事情充满了很多的不得已，不得已之间，他选择了程朱理学作为人生的安身立命处；不得已之间，他辜负了父母的希望却成就了自己。所以，很多的不得已，一定不能屈己，一旦屈己，不仅碌碌无为，而且抱恨终天。李元春是明智的，他虽然实现不了父亲遗言让他致力于功名，却实现了父亲遗言中的第二条——当守程朱。

　　二

　　我在阅读李元春先生时，常常在想，有人说他是清代恪守程朱的保守派，有些不合时宜，也有人说恪守程朱对于晚清时局于事无补，与考据学同出一辙，让人诟病不已。但是，持此二论者是否真的进入到李元春先生的学问之境？我不得而知。但我所知的是他们持论不公允，李元春先生既是那个时代的通儒，无论是家国还是天下，他必当是穷究天人之际，至于人情世故，先生也未必如所论者言，不合时宜，须知道关中学人最大的优势在于笃实，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一旦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便如壮士出征般决绝，李元春一如既往地坚守关中学人的底色，在乱世之中做到了一个儒者应有的“会通”之气。

　　阅读李元春先生的《桐阁先生文钞》时，有一篇名为《拟上制英夷书》的奏疏，引起了我的注意。据《关学学术编年》一书考证，这篇文章当写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道光二十年是中国历史的转型之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逐步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开始以坚船利炮打开久已“闭关锁国”的大清朝的国门，清政府被动地被卷入世界发展的汤汤之流中。这一年，英国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史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清廷惨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出去，成为英国觊觎清朝的一个重要的跳板。鸦片战争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他们一方面冷静地思考引起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则积极建言清廷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期间，我们比较熟悉的魏源、龚自珍都是痛定思痛后做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也有像李元春这样的知识分子提出抗英之策。他在《拟上制英夷书》中说：“英夷小鬼，以小嫌侵蚀中国之地，此人神所共愤也。渠意在邀和通商，然始而通商犹可，今既敢作逆，微论烟不可开，但使人入虎门以通他商，大失中国之礼。将如宋人之于契丹、于夏、于金，虽一时不少名臣载之史册，长为后世所笑矣。”[11]晚清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幸如先生所言，而且有过之而不及。但是，我却依此看出，李元春先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儒者，他的思想是通达的，也是开放的，更是与时偕行的。生在那个年代，面对一次次家国之殇，他提出“儒者不可以不知兵，固也。……夫用兵如为文，神明变化，何有穷极！善为文者，读古人文章，搦管操觚，不袭古人之字句而自能为至文；善用兵者阅古人兵书，运筹决胜，不效古人之谋划而自能为奇兵”[12]的用兵主张，提出固人心、择将帅、善招募、谨兵谋等对英用兵之策。恪守程朱不等于不谙时事，恪守程朱不等于刻板孤僻，李元春所具备的是走向大儒的气象，他的学问不仅在于书本上，更多在于躬行中，绝不做空谈无用之学，晚清的科举之学、考据之学已经让他深受其害，他于末世倡明学术，其大旨定要人心归于正，做有用之人，读有益之书，做天下一等之完人。

　　三

　　世间学问，有名利之学，也有生命之学。世间多有终此一生为名利之学而乐此不疲，沉浸其中之徒，而但凡以生命而赋予学问之道者，则超越了名利，全然成为“为己”之学，这样的学问最有生命的穿透力，一旦沉浸其中，其志如虹坚不可摧。李元春的学问之路，便是为己之学，他的学问句句来得实处，字字当以心力而品读。

　　李元春先生年近古稀之年，方入学问纯熟之境，他在《余生录》中说：“一日生存即平生事业未终，吾身不可苟也，吾言亦不可已也。”[13]人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先生笃行其中，乐而不知往返。七十岁的时候，先生谆谆告诫后生之学，“处事即学也，古人之学正全在此。……读书，学中致知之一事也，即读书亦全于处事念之”[14]。他说自己的学问完全在处事上锻炼出来，告诫年轻人不要怕事多，处处在事情当中锤炼自我，升华自我。先生如是言，亦如是做，几十年来，一边授徒传道，一边忙于应酬各种事务，然而事无巨细则处理的非常妥当，其根本在于先生坚持在事情当中磨砺自我，将书本之学活用在繁琐的事务当中。

　　世间之事莫过于磨心，心越磨越坚定，越磨越至臻。人生于世间，无一时而不心累，倘若让心不累，除非不用心。七十岁的李元春深悟人生之理，常听弟子言此心很累，先生开悟弟子言：“为学惟家计最足累心，然累心者心自累之，非家计能累心也。心自累，不惟家计窘足为累，即家计裕亦为累。”[15]所以，他告诫学子，为学先要为生计而着想，要像张横渠那样卖田划井以自足，人心要知足，生计不累不求丰，则心不累。这是先生的切实体会，想想看，他的一生何其艰难，父亲去世后两年无法安葬，皆因贫困所致，母亲高堂所在，不能善养，皆因贫困所致。所以，他以古稀之年的告诫是一位老者融通一生经历所得的精华所致，这样的学问生动而富有生命的厚度，比之书本来得更贴切。

　　学不可废，书不可一日不读。古今之事，时虽不同，情理却同。当我们抱怨生活的艰难，抱怨每天时间不够用，抱怨因为没有好的环境所以不能精心读书时，其实在李元春先生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呢？学子们谁又不是背负生活的重担而千里求学呢？他以七十老翁告诫学子，人只要心向学，不在乎在什么环境什么时间，读书向学是一生的事情，不可心随境迁。他说：“境不能困人，吾实亲尝而实悉之。虽日一食稀粥，不至废学也。白日奔走樵採，夜犹可读书也。且子毋谓志士不当困，惟志士始当困，故自古惟志士恒多困，何也？志士乃能处困，常人则不能，天之困志士，所以试志士也，所以励志士也，所以厚志士也。”[16]我坚信这样的语言，即使放在今天，也充满了励志，充满了激昂。何以为学？不因人事环境而轻易初心，不因心动意烦而自暴自弃。有心向学，何惧艰难，诚如夫子所言志士恒苦，士不艰难，谁艰难？

　　李元春先生在清代以恪守程朱之学，而中兴关学，他的学问决然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前人之说。读先生的书，如与先生穿越时空而默语，似乎所有迷茫都在先生的谆谆之教中得到了释然，我想这大概就是阅读先生的文章的意义吧。先生是通儒，大音希声，所言平淡之中蕴含着为人的尊严，为学的艰辛，做事的坦荡。当然，先生一生八十多年，著述甚丰，我所能读懂的仅仅是先生学问之境的冰山一角。所以，我想阅读李元春先生，要常读常新，能新则久而久之变化气质。

　　四

　　君子弘道，虽历万难而不辞，如孔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苦口婆心，弘道致远；如张载避居横渠，安贫乐道，仰而思俯而察，作《正蒙》开示古今；如杨斛山心怀社稷苍生，无畏生死之难，为天下百姓争得一言。李元春先生一生之中，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弘道。他自学成之后，四处奔走讲学传道，为正人心明学术而穷尽一生之力。

　　先生是志士，生活似乎从一开始就在冥冥之中有了安排，少年艰辛备至，青年屡试不中，中年以后矢志为学，殚精竭虑传承关中之学，教人以善，砥砺风俗。这是他的时代赋予他的学术使命，他生活在清代由盛转衰的转折过程，人心浮躁社会风气极度轻佻，科举之学和考据之学、汉学兴盛，真正正人心的学术“程朱之学”势微，他的出现极大地扭转了关中地区的学术风尚。

　　先生晚年值得大书的事情在我看来有两件事，一是完成了对《关学编》的续编工作；一是培养了一大批关中学派的骨干力量，为关学的传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学编》入清之后，自王心敬续编完成了从明代冯从吾至李二曲这一阶段的关中学人的入编以后，无人问津。李元春先生在道光十年（1830年）完成了《增订关学编》的工作，这部《增订关学编》前后五卷，李颙之前的学人由李元春编纂，李颙及王心敬等人的传略由弟子王维戊编纂，马相九传略由李元春弟子马先登编纂，孙景烈、王巡泰二人传略由李元春长子李来南编纂，师傅带弟子参与到这一关学文献的整理编纂工作，这是一次重要的师道精神的教育实践，通过这样的工作，他让弟子们明白，我关中之学代不乏人，师承有道薪火不断，只要薪火不断，关中之学的学风就不会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关中学人有着伟大的传统。

　　先生门下弟子不计其数，最有名者有杨树椿、王会昌、王维戊、贺瑞麟。他们都能够承续先生之志，或抱守忠贞之志，毕生惟“程朱”为尊，传续关学道脉，如贺瑞麟；或隐居不仕，潜心理学，笃行谨守，不求闻达，如杨树椿；他们都是关学在晚清理学一派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关学在晚清还有经学一派，如柏景伟、刘古愚等。可以说，整个关学的发展，明清两代，兴盛不衰，其重要原因在于，师道的精神不绝，文化的传承就永远不衰。

　　咸丰四年（1854年），八十六岁的李元春先生病逝，先生用一生如苦行僧般的坚守在笃行实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清史列传》卷六七《儒林传上二》记载：“年八十，犹夜半起读书。语学者曰：‘愈勤则精神愈生’”[17]。

　　先生乃一代哲人，学问通透于生命之中，先生之学，浩如烟海，我生也晚，但愿能常读先生书，裨益我心，裨益我学，终生无憾矣！

　　注释：

　　[1]【民国】刘师培著《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版，第259、260页；

　　[2]【清】贺瑞麟著《续关学编》，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117页；

　　[3]【民国】张骥著《关学宗传》卷51，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1版第506页；

　　[4]【清】李元春：《先严文学公行状》，王海成点校整理《李元春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65页；

　　[5]【清】李元春《桐阁主人传》，王海成点校整理《李元春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51页；

　　[6]【清】李元春《先严文学公行状》，王海成点校整理《李元春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65页；

　　[7]引文同﹝5﹞；

　　[8]引文同﹝6﹞；

　　[9]【清】李元春《先严文学公行状》，王海成点校整理《李元春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