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晴梵的革命生涯与关学研究 （第二部分）

       今年是北宋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张载诞辰一千周年。张载，字子厚，北宋汴梁人（今河南开封），因父张迪葬于陕西眉县横渠遂寓居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张载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并称为“北宋五子”，由他及其门人开创的“关中学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理学学派之一，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廉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齐名，人称“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句”，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旨趣。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由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封面新闻·家宽文化》栏目、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四川文化网、四川家宽文化艺术中心联合推出系列宣传文稿，以弘扬张载及其关学的学术精神。

○魏 冬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西安，710000）

摘 要：党晴梵是民国时期用现代学术视野研究关学的重要开拓者。从思想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关学是随着党晴梵的革命生涯和学术兴趣逐步凸显出来的一个思想主题。完成于1913年《冯翊耆旧传略》是先生在民国初期基于当时革命需要，彰显地方文化传统、鼓舞革命精神的作品；完成于1929年《明儒学案表补》是先生在革命进入低谷、潜心学术研究，勾沉明代儒学源流并为之补亡的作品；完成于1931年的《陕西文化的过去和未来》是先生开始关注陕西地方发展，梳理陕西文化脉络并分析其社会原因、倡导文化复兴的作品。这三部作品都体现出党晴梵对关学关注的不同切面和角度，是其集中展开关学研究的前期准备作品。而先生在1933—1935年完成的《关学学案》诸稿，则不但集中体现了先生的精神世界及其对关学人物的品评认知，更充分体现了先生对关学的切入角度、学术视野、研究方法，是其关学研究的代表之作。通过对党晴梵先生五十岁之前生命历程的追述和以上四个与关学相关著作的考察可以看出：以“宗国”情怀为根基的道德、气节、事功、文学四个方面构成了先生“关学”的基本内涵，这和关学最初将气节、事功、文学排除在外，“专为理学辑”的倾向不同，而是党晴梵立足于当时社会需要，对清代关学认知的接受和提升，对传统关学精神的聚焦和彰显。同时和可以看出：注重道德、崇尚气节、经世致用的精神追求以及立足现实、尊重传统、敢于“疑古”、重视实践、开放兼容，是党晴梵建构关学的主要思想倾向。党晴梵借助对关学人物的集中抒写以寄托个人情感志抱的表现手法，对当今关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启迪。而其结合文献考述与社会分析，从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角度深入探讨关学思想成因，从古今中西比较的角度诠释展现关学的历史地位的做法，不仅是对传统关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而且对当今的关学研究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党晴梵因其开风气之先的开拓性贡献，而应该在现代关学研究史上享有特出之历史地位。

关键词：关学 党晴梵 冯翊耆旧传略 明儒学案表补 关学学案

先生党晴梵（1885—1966）

       关于《明儒学案表补》的著作缘起与著述时间，《明儒学案表补》手稿本中的《叙言》说：

其《后记》又属曰“全谢山曰：‘世有大儒，绝不别立宗旨，譬之大医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与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药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 所谓今日之‘学术综合’，亦即此意。民国十又八年八月二日，亭午大雨，炎威退舍，睡暮薄凉，晴梵记此”。[5] 由此可见，《明儒学案表补》完成民国十八年（1929年，44岁）七、八月间，是党晴梵先生为其子伯弧、仲弢讲授《明儒学案》时的作品。其目的，并非别立宗旨，而是为了解决了黄宗羲《明儒学案》无表的缺憾，“俾治明代学术史者可以一目了然，不烦考索而知各儒师承之所自”。[6]

      党晴梵的《明儒学案》具有三个特点。其一，为了全面展示明儒学问师承源流关系，党晴梵在《明儒学案表补•凡例》中提出：“各表皆以黄氏原书为依据。惟河东学派，增入文清公弟子六十八人，据《文清公实行录》。三原学派，增入康僖门人十人，苑洛门人杨椒山及其弟韩五泉，谿田弟子一人，据《关学编》。蕺山学派，增入念臺门人三十五人，再传弟子一人，则据全谢山《鲒埼亭集》。” [7] 这就使明代儒学的传承源流关系更加充实、完善。其二，为了明晰体现明儒之间学术的源流关系，党晴梵提出用线段的虚实走向勾勒明儒之间学问源流的办法，在《凡例》中，他提出：“表中所画直线，明其渊源之所自，私淑其学而未及门者，则以虚线隶之。《宋元学案表》，仅有姓名，兹表并注明爵里，及主要学说，或加按语。”[8]在《明儒系统表第一》，他还提出：“线左转者，表示其进步；线右转者，表示其保守”，[9]用连线的走向，直接明瞭的表示了明儒之间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向。其三，党晴梵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明儒学术源流的展示，他更而深入的发掘明代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为此，他特别做了《明儒学案表补》《叙录》，分为“性理学与心学”、“明儒系统及其派别”、“文化来源（禅学与宋学）”、“经济背影”、“政治关系”、“地域，阶级，及其气象”、“语录，道统”、“学术价值”、“结论”九个部分，不仅提纲挈领的论述了性理学与心学称谓的起源、明代儒学发展流变的主要派别、思想要点、表现形式、人格气象、学术价值，而且从经济、政治、地域、阶级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明儒学术发展社会原因。

       《明儒学案表补•叙录》对明代儒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原因的分析，是该书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方法和基本观点的特出之处。此文最后经进一步修订，以《明人学术之探讨》，发表在《廿四月刊》1935年第1、2期上。如对于明代南北学风之差异，党晴梵概括说“北人朴实主敬，故多宗朱；南人活泼主悟，故多宗陆”。[10] 对于明代儒学的形成原因，党晴梵先生提出：

       其实宋明人之性理学说，自是当时中印文化接触以后，产生出新文化之结果。亦即当时中华民族实际生活之所反映。如果吾人以现世之眼光观察，对宋明学说，未有不觉其已成过去。但一时代，一民族，自有此时代，此民族之社会生活，而后乃能建筑一种哲学体系。此体系之完成，尤不能不视其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所以欲明白现世文化，更不能不明白前代文化也。[11] 

       基于此，党晴梵从思想来源、经济背影、政治关系三个方面考察了明代儒学产生发展的原因。首先，从思想来源来说。党晴梵提出：“明人学术，毫不能出宋人言性，言心，言理，言气，其理论精粗遂有不同，其见解浅深虽有不同，要其学术探讨，仍属性理学范围，（近人有谓为‘内省的哲学’者），所以言中国学术史者，每划宋元明为一时期”。[12]基于此，他分析了印度佛教在晋唐以来在中国的传播，从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关系特别是禅宗论及其对宋代理学形成的影响，指出：“禅学与宋儒思想之发生关系，由来已久”，[13]由于禅宗在唐代以来的发展，“由此影响儒家思想，遂有朱陆两大派别。朱之‘道问学’，完全是看话功夫，即物穷理，是先慧后定；陆之‘尊德性’，完全是默照功夫，‘六经注我’，亦即先定而后慧。可知宋儒思想根据，禅学实为其重要部分。”[14] 进而他还指出：“宋儒不但思想中渗入禅学成分甚多，即形式外表矣多取法禅家，所以儒家亦有语录”，[15] 对于道统，他指出“宋人对道统所争甚烈。迨及明人，亦不斤斤于道统也”，[16] 由于明人学术与宋人学术及禅宗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则欲知明人学术，非先知宋人学术不可，更非先知禅学不可，历史演进，文化渊源有如此者。”[17] 其次，就经济背景而言。他指出：“明初，生产充裕现象，决非唐宋所能及。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社会交易亦较前代进展。至盐法、茶法、漕运、织造，皆有定制”，[18] 而且在赋役上有优免制度，且学校与科举并重，对入国学者皆有经济供养制度，“执政者提倡于上，化民成俗，所以诸儒讲学，不患供给无出，书院圣生徒之盛，有由来矣。衣食住之基本欲望已多解决，而求知之文明欲望，势必发达”，[19]由此明代前期儒学兴盛有其经济基础。至于明代后期，“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盖二百年来，民殚残久，”[20] “及于晚明，江南尚未十分残破，讲学之风，犹有继起，如东林、蕺山。北方则河东、三原而后，因生计影响，消沉已极，阗其无人矣。加以饥馑荐臻，干戈载道，秦、豫、晋、陇，赤地千里，当此之时，谁复能坐皋比而侈谈性命也？”[21] 其三，从政治关系而论。他提出：“明代学术固由于禅宗与宋儒之思想遗传，而背影之犹有关系者，则为上层阶级之提倡，即荐举盛行、学校广设，与科目之统一”。[22] 就荐举而言，由于“上层对于讲学之士，推崇礼貌，备极隆重，学者耳浸目染，无不向慕，而讲学遂成一世风气”，[23] 加上科举科目统一，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此三《大全》实支配一代学术思想而为其根底，”[24] 国家广设学校而“厚其廪饩，月课经义，此亦促成潜心讲习之一原因也”。[25] 总之由于“在上者提倡不遗余力，又以有系统之著作以支配其学术思想，学子亦以科目之需要，荐举之隆崇与学校之培植，无不濡染沉浸于性理之说，讲习传授，蔚然成为风气。其杰出者，更由此表现人格，创造学说，超出于八股生活之外，钟毓南北儒宗，如河东、崇仁，其后流行传播，愈益精进，则白沙、甘泉、姚江、东林、蕺山，支派竞流，柯根并茂矣！”[26] 可见，与《明儒学案》相比，党晴梵对明儒学术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分剖流派、文献摘要和扼要评述，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和学术评价，体现了现代学术视野、观点、方法在传统学术史上的运用。他的这些观点，就现在而言或许缺乏新意，但在学术范式尚处于转型探索阶段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则显得尤为可贵。

       更值得注意的是，党晴梵在《明儒学案表补》中对明代关学的关注。他不仅对明代关学的发展流变给予了简要的概括，在该书的《叙录》中，党晴梵明确指出：

       而且，他还根据《关学编》《明史》等史料，将明代关学学人编入《明儒学案》。今考其著作，党晴梵在《明儒学案表补》中对关学的增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大量增补了河东学派陕西一带的薛瑄门人。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七、卷八《河东学案》仅收入薛瑄、阎禹锡、张鼎、段坚、张杰、王鸿儒、周小泉、薛敬之、李锦、吕柟、吕潜、张节、李挺、郭郛、杨天游15人。[28] 党晴梵则根据《关学编》等史料，用实线标明了以上诸人之间的师承关系，著名每人的学术要点，而且根据《文清公实行录》增入薛瑄弟子六十八人，其中陕西籍的有：孙辀，陕西韩城人，太原府同知；郭震，韩城人，芮城训导；张聪，韩城人。高辅，韩城人。贾琰，韩城人。洪洞知县。江湖，潼关人，知州。张泽，潼关人，知县。赵春，长安人，知州。段盛，韩城人，平陆县丞。史华，韩城人，介休县主簿。刘琛，韩城人，大同府经历。冯紞，韩城人，广钧县主簿。梁博，韩城人。贾刚，韩城人，鸿 寺序班。吉节，韩城人。以上15名及门弟子和“当系私淑其学之士”的韩城人张敏，共16人。[29]再加上原有的张鼎、段坚、张杰、周小泉、薛敬之、李锦、吕柟、吕潜、张节、李挺、郭郛，则河东学派中陕西人士共27名，由此可见河东学派在关中传播之盛。党晴梵对薛瑄陕西门人的搜集，对研究河东学派关中之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二，对于三原学派，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收入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6人。党晴梵则据《关学编》补入何永达、杨继盛、韩邦靖，以及王承裕门人马理、秦伟、郝世家、雒昂、张原、李绅、赵瀛、秦宁、王佩、李结10人，以上共13人。[30] 进一步丰富了《明儒学案》中《三原学案》的内容。其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原学案表补》中，党晴梵用虚线表达了韩邦奇、王之士与王恕之学的关系，说明了其对韩邦奇、王之士与王恕的关系是“私淑其学而未及门者”的关系，[31] 这对研究朝邑韩氏之学、蓝田王之士与三原王氏之学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笔者曾考察韩邦奇、王之士与三原王恕、王承裕等人的学术关系，发现二人并非三原人，与三原之王恕、王承裕、马理等也无师承关系。那黄宗羲何以将此二人及其门下弟子归之《三原学案》？笔者曾为之疑惑不解。后来考察方明白：黄宗羲的《三原学案》，乃是他在设立了表明了关中学者对河东薛瑄之学直接继承关系的《河东学案》之后而设立的。这一学案人物的特点，是虽与河东之学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在学风上与薛瑄的一致性。其所谓“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黄宗羲：《明儒学案•三原学案》），[32] 这并不是说《三原学案》中的人都与三原王恕、王承裕具有直接的师承关系，而是说他们具有相通的学风，《三原学案》中的“三原”一词，并不是说此学案中所有人物都属于三原人或者与三原学者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而是借“三原”一词来标举明代关学河东之传而外者。党晴梵先生在《三原学案表补》中对《三原学案》诸学人关系的表示，对笔者也是很好的启示和印证。 

       除以上之外，先生在《明儒学案表补》中还提纲挈领的表明自己对文化传承的态度，其在《叙录》中云：

       吾人今日固不必悭悭以保守国粹，死守固有文化；必须开拓眼界，建筑现代新文化，如此才能不为天演淘汰，才能合于现代生活；然而对于固有文化之遗产，倘一但敝屣视之，直等于无历史之民族，新文化又何由建筑？一出大门，不识一人，固属不可，自身不知自身高低，亦属愚骀。[33] 

党晴梵先生这种新旧兼容的思想，大抵与先生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经历、接受教育密切相关，在当时或倾向与保守国粹、或倾向于全盘西化的思潮中，亦属难得可贵。

1、马凌甫《回忆中的陕西靖国军》说：“乃本‘联许倒陈’的方针，于二月十五日派党晴梵往扶风与许兰洲接洽，所提的要求是：(一)只求与许司令妥协，决不与陈树藩合作。(二)双方各守原防，维持现状。(三)保全叶军安全出境。许兰洲对于收拾陕局很感兴趣，一切问题，似乎不难商量，就是对于各守原防不能同意。晴梵乘夜归。”参见马凌甫：《回忆中的陕西靖国军》，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国陕西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中国陕西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962年。

2、王德荣：《党晴梵先生事略》。载王德荣、党文兴主编《党晴梵先生遗墨》，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11页。

3、王德荣：《党晴梵先生事略》。载王德荣、党文兴主编《党晴梵先生遗墨》，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11页。

4、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2页。

5、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74页。

6、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2页。

7、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3页。

8、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3页。

9、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12页。

10、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8页。

11、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9页。

12、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廿四月刊》1935年第1期，第63页。

13、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廿四月刊》1935年第1期，第61页。

14、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廿四月刊》1935年第1期，第62页。

15、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8页。

16、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9页。

17、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廿四月刊》1935年第1期，第63页。

18、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5页。

19、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5页。

20、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6页。

21、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6页。

22、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6页。

23、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7页。

24、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7页。

25、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7页。

26、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7页。

27、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4页。

28、参见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109-157页。

29、参见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20—23页。

30、参见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24—27页。

31、参见党晴梵：《明儒学案表补》，党晟所藏党晴梵手稿本，1929年8月，第24、25、26页。

32、参见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158页。

33、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廿四月刊》1935年第2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