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晴梵的革命生涯与关学研究 （第四部分）

关学肇始横渠夫子张载像

摘 要：党晴梵是民国时期用现代学术视野研究关学的重要开拓者。从思想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关学是随着党晴梵的革命生涯和学术兴趣逐步凸显出来的一个思想主题。完成于1913年《冯翊耆旧传略》是先生在民国初期基于当时革命需要，彰显地方文化传统、鼓舞革命精神的作品；完成于1929年《明儒学案表补》是先生在革命进入低谷、潜心学术研究，勾沉明代儒学源流并为之补亡的作品；完成于1931年的《陕西文化的过去和未来》是先生开始关注陕西地方发展，梳理陕西文化脉络并分析其社会原因、倡导文化复兴的作品。这三部作品都体现出党晴梵对关学关注的不同切面和角度，是其集中展开关学研究的前期准备作品。而先生在1933—1935年完成的《关学学案》诸稿，则不但集中体现了先生的精神世界及其对关学人物的品评认知，更充分体现了先生对关学的切入角度、学术视野、研究方法，是其关学研究的代表之作。通过对党晴梵先生五十岁之前生命历程的追述和以上四个与关学相关著作的考察可以看出：以"宗国"情怀为根基的道德、气节、事功、文学四个方面构成了先生"关学"的基本内涵，这和关学最初将气节、事功、文学排除在外，"专为理学辑"的倾向不同，而是党晴梵立足于当时社会需要，对清代关学认知的接受和提升，对传统关学精神的聚焦和彰显。同时和可以看出：注重道德、崇尚气节、经世致用的精神追求以及立足现实、尊重传统、敢于"疑古"、重视实践、开放兼容，是党晴梵建构关学的主要思想倾向。党晴梵借助对关学人物的集中抒写以寄托个人情感志抱的表现手法，对当今关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启迪。而其结合文献考述与社会分析，从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角度深入探讨关学思想成因，从古今中西比较的角度诠释展现关学的历史地位的做法，不仅是对传统关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而且对当今的关学研究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党晴梵因其开风气之先的开拓性贡献，而应该在现代关学研究史上享有特出之历史地位。

关键词：关学 党晴梵 冯翊耆旧传略 明儒学案表补 关学学案

       1933 年 4 月，蒋介石调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在邵力子与杨虎城的通力合作下，陕西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7月26日，在杨虎城、邵力子的支持下，寇遐、张寒杉、党晴梵等人发起成立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邵力子和杨虎城担任名誉理事长，寇遐、王健、赵守钰为理事长，党晴梵、谢增华为理事。为了发扬"提倡高尚艺术，发扬国光"的宗旨，学会邀请党晴梵撰写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一文。在该文中，党晴梵提出："发扬国光，振兴民族，必须有艺术之熏陶，始堪收文化之效果"，[1] 进而主张国人以艺术"增高道德修养，移易社会风尚"。[2] 是年，党晴梵还完成《中国文字体制的变迁与陕西的金石文字图表》，以中英文各一种、附例证法贴五十一种，作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陕西应征物品中社会科学类古文字学之第一种，参加了1933年美国芝加哥城百年进步博览会。[3]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党晴梵开始集中研究关学。而其最重要的关学著作——《关学学案》四个文稿，即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完成的。[4]

        值得注意的是，党晴梵的《关学学案》虽然名之"学案"，但并不像黄宗羲《明儒学案》那样对关学所有学人进行论述，而是集中于关中康乃心、孙枝蔚、屈复、王心敬、杨屾五人生平、文学和学术思想所做考述。其体裁，不是传统的"学编体"或"学案体"，而是由新体论文的形式完成，此即党晴梵在1933年8月18日完成《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1935年4月完成《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1935年5月3日完成《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和1935年6月9日完成《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5]  就一般对关学的认识而言，此四个学案中除王心敬之外，康乃心、孙枝蔚、屈复三人是以诗文名世，一般并将其看做关学学人，而杨屾在关学群体中的地位，也有争议。清代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等人对《关学编》的续补中，都未收入此四人。然而党晴梵却将此四人与王心敬单列出来为之作传，且汇为一编名曰《关学学案》，这种情况，值得关注和思考。本文认为，党晴梵并非有意为整个关学学人作传记，其之所以选择这五个人组成《关学学案》，乃是是他自身学术兴趣、生平经历、情感世界、道德志向和学术观点的史学表达，同时也是他史学研究方法在关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党晴梵对以上关学人物的关注，首先应该与其关注金石、书画的兴趣有关。党晴梵在《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一文即提到："明清以来，马谿田、吕泾野、康太乙、王山史诸先生，旨以醇儒而能书；温纪堂、张壶山、李劬庵、路润生、赵乾生诸先生，又以高士而善画"，[6] 此中所言马谿田（马理）、吕泾野（吕柟）、王山史（王弘撰）、路润生（路德），虽然都是关学中人，然而党晴梵对其的关注，并非出于理学，而是直接与其对金石书画的嗜好有关。通过考察还可以发现，党晴梵在对金石书画的搜求中，也颇为关注关学人物的著作和书画，如其在长安时，就曾在书院门毓文斋碑帖铺观摩过焦氏所珍藏冯从吾画像一轴，并判定其为冯从吾为御史时画像，与《冯恭定公全集》集首冯从吾任工部尚书时画像不同。又曾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避地朝邑时，从王子实处观摩过康太乙画像，且在某年从于右任的弟子富平人张鹏一处见过李因笃书写诗稿一幅。为此，党晴梵还写了《冯恭定公画像》《康太乙画像自赞》《受祺堂佚诗》诸文。[7]可见，从一定程度上讲，党晴梵是从金石书画、书籍版本的角度关注关学人物的。而党晴梵对康乃心、孙枝蔚、屈复、王心敬、杨屾五人的关注，也与此五人著作版本及其藏书有关。如在《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中，党晴梵即详细了论述了康乃心藏书、著作、故宅的情况；在《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中用《溉堂集》、《锐弱水集》等著作分别考察了孙枝蔚、屈复的生平经历；在《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中利用所见《丰川续集》考证了王心敬的家世生平，论述了其在性理学、经史学和事功之学的表现；而在《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中，则详细考述了杨屾的著作目录及其主要内容。凡此皆表明，党晴梵从金石书画、版刻收藏和史学考证方面的对关学人物的关注。       党晴梵对康乃心、孙枝蔚、屈复的关注，还与其对诗歌的爱好有关。据党晴梵先生的好友曹冷泉先生《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所言："（党晴梵）先生少富才华，慕稼轩、同甫之为人，关山戎马，历左军幕，盾鼻磨墨，气吐风云，可谓先生之诗歌时期也"。[8] 考党晴梵生平经历，其在早年即喜好诗歌，在八九岁时即以能吟诗，所作《燕剪》诗有"吴江波划绿，隋苑树裁红"，为时论所重。而后党晴梵写诗的兴趣一直未减：观其文集，就有其1906—1925年诗作之《晴梵诗稿》， 1926年诗作之《待庐变风集》，1926—1934年诗作之《灵泉诗稿》，1914—1965年诗词楹联作品的《待庐存稿》等多种，由此可见党晴梵一生对诗文之兴趣。基于以上的兴趣，党晴梵将以上三人纳入所著《关学学案》，也是有所根由了。而在《关学学案》中，党晴梵对以上诗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论康乃心曰：       自宋明以来，关中学者，多致力于"实践"，横渠（张载）、石渠（王恕）、泾野（吕柟）、少墟（冯从吾）、溪田（马理）、苑洛（韩邦奇），一直到了二曲、丰川，皆是一派相承。黄黎洲先生《明儒学案》所谓"风土之厚，而又加之以学问者"，诚非溢词。但前有对山（康海）、渼陂（王九思）沈浸音律，填词度曲，后又有雪木（李柏）、豹人（孙枝蔚）、幼华（王又旦）、太乙，皆能扢扬风雅，以诗横绝海内。不过李、孙之诗以骨胜，犹是明人的结习；王、康之诗以韵胜，则已转入清初风尚。曾记晚清词人通州顾晴谷（曾烜）《合阳杂咏》有："手提揜雅障秦风，莘野黄湄角两雄。太乙才高三李上（二曲、天生、雪木），幼华名在二王中（新城与合阳）。谏垣抗疏孚清议（王有《黄湄奏议》），帏幄咨谋达圣听（指刘阴枢荐太乙事）。此日楹书零落尽，空余心血委榛荆。"这是何等崇拜！[9] 

在《冯翊耆旧传略•康乃心传》、《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等人中，他还多次引用王渔洋"关中三李，不如合阳一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对康乃心诗作水平的赞赏和认同。然而，党晴梵也指出，关中士人卓然成家者多矣，"然予独心仪乎溉堂与悔翁"。[10] 对于孙枝蔚和屈复二人，党晴梵指出，此二人正是关中文学中所能"自成一家"且"自树一帜"者：

此不但是对孙枝蔚和屈复二人在清初诗坛上地位的肯定，亦是对其特点的精当概括。在孙、屈二人之中，党晴梵又特为突出溉堂，其言：

       由此可见其对孙枝蔚诗作的服膺和钦佩。对于屈复，党晴梵概括其诗作特点为："悔翁论诗，于赋、比、兴之外，专以寄托为主"。[15]又言：

       由此可见党晴梵对屈复诗作特点和认识和高度的评价。然而，党晴梵对康乃心、孙枝蔚和屈复诗作的认识，并不止于其对诗文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些诗作能表达他个人的情感世界和对道德节操的追求。他在《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谈到：

       此一段论述道德、知识、艺术与生活之关系，不但可以用于金石书画，也可用以诗词文学。由此可见党晴梵对包括诗文在内的艺术与道德和知识关系的认识。而在党晴梵看来，康乃心、孙枝蔚和屈复，都是能够保持节操、独立于世的人。对此，党晴梵说，溉堂之诗"若其内容，实亦不能外'思乡土而怀宗国'"，[18] 而悔翁"其诗大半为慨吊亡明，亦'眷怀宗国'之意也。"[19] 基于此，党晴梵评价溉堂之诗曰：

 
       由此可见，"思乡土而怀宗国"、"眷怀宗国"正是党晴梵喜爱二人诗歌的思想根由，这也是党晴梵家国情怀的直接表白。而"朴"、"洁"、"真"，三字不仅是对溉堂诗歌风骨的评价，也是对其人格的评价，同时也体现了党晴梵先生朴实、高洁、真实的人生追求。而在对屈复诗作的评价中，党晴梵特别引述了其在京师时，拒绝怡亲王延致，闭户不纳，所赋《贞女吟》以见志，其词云：

       可以说，这首《贞女吟》，不仅是屈复志向高洁的寄托，也是党晴梵为人高洁的表达。除此之外，党晴梵更将自己的学术历程幻化于诗人的生命诗歌之中，其论康乃心曰：

       综太乙先生一生学问，少年泛滥词章，与迦陵（陈维崧）、玉樵（钮琇）诸词人相驰逐。中年考覆金石文字，精研经史志乘，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间亦傍及诸子百家，与亭林（顾炎武，昆山）、山史（王宏撰，华阴）多切磨。晚年才皈依宋明性理学，对于二曲，忽自侪于弟子之列。[22] 

        据党晴梵先生的好友曹冷泉先生《陕西近代人物小志》中"党晴梵先生"所言：

       （党晴梵）先生少富才华,慕稼轩、同甫之为人,关山戎马,历左军幕,盾鼻磨墨,气吐风云,可谓先生之诗歌时期也。既而悔之,深自抑敛,读尽宋明性理之书,著有《宋明儒学案补编》,以补梨州之遗。近年专攻社会科学,并以原理著有《文字学》一书,以生产关系剖析文字发生之由,实为洨长梦想所不及,汇史学、文学于一编,诚不朽之著述也。近日更以科学之成果,铸金石甲骨之材料,著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大纲》,此先生史学之时期也。[23] 

       通过这一番比较，可以看出，党晴梵对康乃心并不仅仅是因为同乡而有所钦慕，也不仅仅因为同为诗人而有所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二人有着相似的学术历程：二人都有从早年泛滥词章的诗歌时代，转入到对金石文字的考求，又进而从考据训诂之学，转入对宋明理学的探讨，如此的接近的生命历程，自然能引起二人的和弦共鸣，在康乃心身上，又何尝不是体现着党晴梵对学术和人生真理的曲折追求？然而更让人感受深切的，是孙枝蔚和党晴梵的生命经历。党晴梵论溉堂曰：

       溉堂之诗，适如其人，身历国变，干戈偷生，杀贼未遂，匿迹盐荚，其志大可悲矣。垂老犹不得安于林泉，执政者必欲征召之，以冀消除故国之思，虽不能为李中孚之抵死抗拒，然一莅都城，翩然而返，其不愿侧身于下首阳之夷齐队中可知。其心之苦、志之洁、行之芳，当非同时应征之竹垞、荪友、羡门诸人所能望其项背，故其诗亦断非当时流辈所可企及。[24] 

       溉堂之人之诗，皆不可以常法绳之，尤不能以庸眼视之，其生平忽而杀贼，忽而经商，忽而读书，忽而却聘，固其诗亦变化万状，莫可端倪，人杰也哉，诗伯也哉！诗似李太白，而骨力尤胜，人似刘越石，而处身更坚苦。阮亭每谓其诗似陶、似杜，魏叔子谓其似储、似韦、似柳、似青田、似青丘，皆就一斑而论，未及全豹也。[25] 

       "生平忽而杀贼，忽而经商，忽而读书，忽而却聘"，这不正是党晴梵先生一生革命生涯的如实写照吗？"身历国变，干戈偷生，杀贼未遂，匿迹盐荚，其志大可悲矣"，这不正是党晴梵先生内心痛苦的真诚流露吗？"诗似李太白，而骨力尤胜，人似刘越石，而处身更坚苦"，"其心之苦、志之洁、行之芳"，"其诗亦断非当时流辈所可企及"，不也正是党晴梵先生人格和诗风的如实写照吗？党晴梵还借溉堂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故人郭坚的思念和对当时混乱政局的不满。其引孙枝蔚《与客二十人夜发三原赴张果老崖》其三句：

并推断说，"由此可知先生所号招者，实当时之流贼，所以陈迦陵谓之曰'恶少年'，岂有欲讨灭流贼，而反招致流贼之理？"故而这是孙枝蔚举兵复国之确证，而并非后来新朝所谓"欲讨流贼也"。[27]而后，党晴梵虽然说"則此為首領之郭君，其名竟湮沒而不彰矣！"然而通过诗中"昨慕郭君义，勉强效周旋"，"豪杰起草泽，不复择愚贤"的诗句，不难看出党晴梵的好友，出身草莽而投身革命的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的影子，而其所引用用溉堂诗中"郭君建义旗，尽室离泾阳。……哀哉无王命，布衣念封疆"，[28] "入山無所食，陰雨何綿綿。打糧五十里，近山皆石田。此地久用兵，人家遭播迁"[29] 的诗句，则不仅再现了郭坚当初擎举义旗、离开家乡、奔赴疆场的情形，而且表达了党晴梵对与古人一起投身护法运动那一段历史的怀念，而其中"与国雪大耻，何用恤杀伤"[30]的诗句，则表达了他对反动军阀设计杀害郭坚的强烈不满和忿怒指责。而这种表达手法，也正是党晴梵所赞赏屈复诗作的所谓"寄托"的笔意也！

       如上，在《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两个学案中，党晴梵主要借助这三位诗人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情感，体现了自己的艺术爱好。而在《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和《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两个学案中，党晴梵则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了自己的学术方法。首先，党晴梵通过对王心敬、杨屾的评价，体现了自己对关学特点的认识。对于清代关学，党晴梵总体评价说：

       三百年来，关中学者：中孚（李颙）既建立"反身"哲学的体系，丰川（王心敬）增以"性敬同归"，益光大之。天生（李因笃）与丰川尤能致力于"事功之学"（农田水利等），泾阳王氏（徵）又早启迪"力艺之学"（即近代物理学）。在这样氛围之中，于是有杨双山的学术思想产生。后来一脉相承者，则有李时斋（元春）、柏子俊（景伟）、刘古愚（光蕡），此实为清代关学之正宗。（当然有宗教色彩者，只限于杨氏一人。）其仍蹈袭宋明性理学之糟粕者，则有王仲复（建常）、孙酉峰（景烈）以及于杨仁甫（树椿）、贺复斋（瑞麟）。若其专攻文史，则又有王山史（宏撰）、郭胤伯（宗昌）、孙豹人（枝蔚）、李叔则（楷）、康太乙（乃心）、屈见心（复）、路闰生（德）、张乾伯（佑）、岳一山（震川），亦自成为风气。[31] 

如此，党晴梵将清代关学分为三系，其一是以李二曲、王心敬、李因笃、王徵、杨屾、李元春、柏景伟为代表的一系，这一系的特点是能建立"性理学的反动"，提出新的学说，且能致力于"事功之学"、"力艺之学"，具有紧贴现实、不断开拓、敢于疑古、开放兼容、经世致用的特点；第二系则是王建常、孙景烈、杨树椿、贺瑞麟为代表的一系，这一系的特点是"蹈袭宋明性理学之糟粕"；第三系则是以王弘撰、郭宗昌、孙枝蔚、李楷、康乃心、屈复、路德、张佑、岳震川为代表的一系，这一系的特点是"专攻经史"。党晴梵认为，在以上三系中，第三系"亦自成为风气"，而只有第一系"实为清代关学之正宗"，所以他在对以诗文名家的孙枝蔚、屈复、康乃心做了学案之后，重点对第一系的两个代表人物王心敬和杨屾专门做了学案，进行了集中表述。

       对于王心敬，党晴梵评价说：

       丰川先生在关学中之地位，极其重要。关中学者自横渠（张载）、石渠（王恕）、溪田（马理）、苑洛（韩邦奇）、泾野（吕柟），皆一脉相承，以"居敬穷理"为依归。至少墟（冯从吾）受许敬庵（孚远）衣钵，遥接甘泉（湛若水）而提倡"透澈"。中孚（李颙）奋起孤寒，读书力行，主旨在于"反身"，不但为关学之集大成，实亦姚江学说之反动，此所以为明学全局之结穴，而又为清代性理学说之祖师也。丰川为中孚嫡派弟子，既大发挥"居敬穷理"之旨（《续集》，卷一，十页），又创为"性敬同归"之义（卷一，七页），于关学为一大转手。[32] 

       党晴梵认为，二曲在清代关学中地位颇高，其"不但为关学之集大成，实亦姚江学说之反动，此所以为明学全局之结穴，而又为清代性理学说之祖师也"，这比其在《陕西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中认为二曲"先生与黄（宗羲）、孙（奇逢）皆是结明学之局"[33] 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然而对其弟子王心敬，党晴梵也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即其为"关学为一大转手"，也就是关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党晴梵何以如此说呢？首先，党晴梵肯定了王心敬在性理学上的贡献，指出其"既大发挥'居敬穷理'之旨，又创为'性敬同归'之义"，认为其学说"已较宋元明各家学说开扩不少"，[34] "將'敬'字看得关系极大，并不是明人之"保聚收摄"，所可能尽，"[35] "较之姚江"致良知"之说，相似而实又进一层"，[36] 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7页。]]"对于关学素所遵守之'居敬穷理'，更能光大其说"，[37] "'敬'与'理'皆以'性'字贯澈，不但与'性敬同归'之线索不乱，亦为前人言之'居敬穷理'者所未道及"，[38] 更为重要的是，王心敬在"其《语录》中，固然处处以孔子为人格标准、思想归宿，然于儒家以外之学说，不但不加以攻击，而且推崇之"， [39] "至其对于阳明之态度，亦即公允"：

       愚常谓二曲"反身"之说，实为阳明"致良知"之反动。丰川承其师说，虽不以顾端文、高忠宪、冯恭定各家之攻驳为然，然亦于不满意于阳明处，则又直道之而无所掩饰。……此不为阳明曲护，其态度是何等光明磊落？至引证孔子与周濂溪学说，殊能发现孔与周说之底里，其胆大心细处，决不是盲从古人者，所可望其项背。[40] 

       党晴梵认为，王心敬：

       在此等处，已冲破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藩篱。其实更足以为儒家建立伦理基础，反较之遮掩反缝、欲盖反彰者，其识力已高出多倍！宋明人讲性理，无非"内禅外儒"，然又无人不辟佛，以为之饰辞，经数百年而不易。至先生始大胆道出孔子之思想中有佛理，周氏之学说与老子无异致，能不谓思想大解放乎？所以丰川之学，在关中为一大转手，更鲜明其为清代之性理学者，决非宋明人言性理学之余波也。[41] 

       由此可见，党晴梵对王心敬的钦佩，不仅在于其能开拓儒家性理学说，发挥"居敬穷理"之旨，又创"性敬同归"之义，更在于其能突破传统儒家"内禅外儒"之藩篱，大胆道出儒家思想与佛老思想的蕴涵关系，而这正是党晴梵在关学研究所一贯坚持的主张。在《明人学术之探讨》、《陕西文化的过去与未来》等文中，党晴梵已经提出："宋儒不但思想中渗入禅学成分甚多"，[42]  "是则欲知明人学术，非先知宋人学术不可，更非先知禅学不可，历史演进，文化渊源有如此者。"[43] 不但如此，党晴梵还极为赞赏王心敬在"事功"方面的贡献，他说：

       明代关学，初以严守程朱壁垒为职志，少墟、中孚各有心得而为之转变，至丰川感受清初学术思潮，由性理学研究所得者，既已突过前人。此外对于：1、经学；2、史学皆有极深研究，尤以史学蔚为丰川学术之中心。由史学演释而出者，即愚所谓事功之学也（集中言水利、仓储、防边、农政一类皆是）。此亦时代使之然欤？[44] 

在《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中，党晴梵高度评价了王心敬经史所演绎而出的事功之学，他说"先生之学，固然以性理学为主干，然对经、史，异常湛深，所持议论，平允透达，尤明晰当世形势，所以事功之学，实为特出。"[45] 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4页。]]他还分析了王心敬的经学论述，提出"先生每用综合比较方法研究，多有心得，尤以富于'疑古'之精神，而断不为古人成说所囿，为所难能。论礼，取其俭。论《大学》，主古本，而以朱晦庵为欠虚怀。论井田，以为古代必无；论封建，而曰'然在后世，井田必不能复，即封建亦不能行'。此等见解，直使溺古之流，认三代为黄金时代者，为之咤舌。"[46] 由此可见党晴梵反对抱残守缺、一味信古的学术立场以其他对"疑古"精神的认同。进而，党晴梵还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评述了王心敬事功学说的历史地位，他说，王心敬"论积贮，则以为义仓、社仓、常平仓宜并设。其欲禁止烧酒，不意竟与近年以前，北美合众国之政策相似，"[47] 而其"《井利说》《井利补说》诸文所附《区田》《圃田》各说，亦皆为经验之谈。在奥国费利浦氏所著之《农业政策》中（马君武译），所言农业技术，亦不过如斯"。[48] 由此可见党晴梵以西学为参照的学术视野。最后，党晴梵高度评价了王心敬对后期关学发展的影响：

       关辅学者，如兴平之杨双山（屾）著《豳风广义》，提倡农业；朝邑之李桐阁（元春）建修义仓，预防荒旱；咸阳之刘古愚（光蕡）注重工业；长安之柏子俊（景伟）留意军事。二百来年，士多敦品重学，不能不谓非丰川先生之流风遗韵有以导之于前也。[49] 

       党晴梵对于王心敬的评价如此之高，远远超过对二曲的评价。对于杨屾，党晴梵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说：

       杨双山的学术思想，不仅在清代关学中为其重镇；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实亦居于重要地位。当乾嘉之际举世训诂考据的浓厚空气中，杨氏独能提倡"自为之实功"，人人要"分职""互济"，结论是"上帝为人类之共父"。其思想出发于经济学上"个人主义"，完成其哲学上的"个人主义"，能不说是前清一代思想界中的异彩吗？[50] 

党晴梵认为，杨屾观点的核心，是"谓人类的'形性'均统属于上帝，上帝是人类的共父，所以人人要'为己'。'为己'，才能得到'良富，良贵。'"[51] 他评价说，杨屾的这种说法，"无不与欧洲的"个人主义"相合。此种学说的发生，仿佛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临到的前驱。"[52] 他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对比性的评价了杨屾思想与西方重要哲学家的相似之处。党晴梵认为，杨屾的"经济学说，深同于亚丹斯密（Adam Smith）、里嘉图（Ricardo）"分工"之说。其哲学，亦多合于斯宾诺莎 （Spinoza）诸氏。所言五行为天、火、地、水、气，为"生人生物之材"，是客观的"纯体"（即实质），其说合于亚里士多德（Anistotles），而非中国的五行"生克制化"旧说。其言天体经纬度，则又是牛顿（Newton）以后的学说。"[53] 党晴梵还将杨屾与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进行了比较，提出：

       倍根在哲学上的努力，就是建设了发明术。所以要排除偏见的"偶像"（Idol）而要有经验的确实的手段。杨氏在学术上的努力，无不一一符合。其"矫偏之功"、"纠过之功"，非亦即排除偶像吗？[54] 
       

       在党晴梵看来，"杨氏著作中的思想，完全与欧洲十六七世纪以来的学说相合"，[57] 故而可以称他为"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58] 这实际上将杨屾放到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视野进行评价了。应该说，党晴梵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研究关学思想的特征和贡献，对现在的关学研究仍有其启发意义。进而，党晴梵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从"西洋学术的输入"、"明学之反动"、"社会的要求"三个方面分析了杨屾思想形成的多种原因。

       其一，就明代学术发展流变而言，党晴梵肯定了杨屾对二曲之间有着明确的继承发展关系。他说，杨屾"少出李中孚之门"：[59] 

       亭林言经即理，是从外攻击王学；中孚言身不言心，是从内攻击王学，同是姚江学派之大反动。《士女续志》谓："杨氏出中孚之门"。刘古愚谓："杨氏之说，近于李著《学髓》"。其实杨氏"为己"之说，即是中孚"反身"之说的发展。所以刘古愚又谓："明学末流之弊，或流于空虚，国初诸儒，俱矫之读书穷理而讳言心，则终流于记诵词章，高者亦不过训诂考据而已。二曲先生（即中孚）不言心而言身，从日用实习之际，实见天人精微之理，则无一毫空虚影响之谈；亦不流于词章记诵。此书（《修齐直指》）纯发此旨。二曲之学，双山为得其精也。"二曲《反身录》为丰川所传述，其能用之实际，则又在双山。[60] 

        "杨氏'为己'之说，即是中孚'反身'之说的发展"，[61]  "二曲《反身录》为丰川所传述，其能用之实际，则又在双山"，[62] 这是党晴梵对二曲与杨屾学术继承关系的概括。而"晚明王学之末流，侈谈性命，其弊滋甚，势不能不发生反动"，[63] "杨氏值此举世反动明学之际，而况亭林是中孚的至友，杨氏是承受中孚"反身"的衣钵者，能不感受亲切吗？"[64] 

       其二，对于杨屾思想与西方宗教学术的关系，党晴梵提出：杨屾生于明清西方宗教和学术传入中国之时，"杨氏生于此时期，当然易受影响"。[65] 他引用了刘古愚对杨屾受学术思想源流的分析：

对于刘古愚的这一分析，党晴梵评价说："刘氏对于杨氏的思想，已有相当认识，微惜其杨氏既以孔子为面幕，刘氏之批评，亦不免袭宋明禅里儒表，而又要辟佛之故说"。[67] 由此可见党晴梵对宋明理学"禅里儒表"的反动。在党晴梵看来，杨屾是明显受西方宗教学术之影响的，而对杨屾直接的影响者，就是王徵。他说："在西北上，实有令人不能忘记的王征先生。王氏为承受西洋学术最力，最有成就，尤其是西北上之惟一人"，[68]  "杨氏距王氏之时，仅百年，兴平距泾阳，不过百里，此种学术，能不谓私淑王氏以成就吗？"[69] 

       其三，党晴梵并没有将杨屾思想的成因完全归结于思想的自我交融和碰撞，他更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杨屾思想的形成原因：

       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业的自给自足。究以生产不足，分配不公，西北方面，又有天灾人祸的重重压迫。多数人的生活皆不安定。杨氏好学深思，感觉敏捷，是以其学即从经济方面出发。发展经济的方式，杨氏以为先要"分职、互济"，技术即可进步，以增加"生产力"。如此人人的生活，皆可臻于安定。这又是社会状况使然，此层更为主要因素。[70]

        基于以上的分析，党晴梵认为：杨屾的思想产生，"此实晚明西洋学术输入的影响，亦由明人"心学"过于空疏之弊，生出来的反动，更是当时的时代所要求"。[71]

        党晴梵还基于历史比较的观点，评价了杨屾思想与早起其他关学学者的进步。首先对于杨屾所提出的"个人主义"观点，党晴梵将其与李因笃、王心敬做了比较说：

       天生《受祺堂集》，多言漕运、田赋、兵政，……丰川《续集》，亦详言农田、水利，要不外中国传统的"通经致用"之说。但李、王二氏，所致力于实用，则着眼于国家社会全体，殊忽略了个人。杨氏学说，纯从个人生产与生活着眼，由个人而及于家庭、社会、国家。此在哲学上的观点不同，实亦杨氏对于当时社会状况，更能认识清楚的原故。从上层着眼，仍不脱离儒家"致君泽民"的传统学说。如果没有机会，本身没有地位，仍不免等于空谈。从下层着眼，则毫不凭借他人，可以步步做去。所以同为致用之学，价值殊有不同，效果亦自各异。[72] 

进而在力学（物理学）方面，党晴梵也肯定了杨屾要比李柏和王心敬精到："杨氏对于力学，确有研究，所绘的图，能透视而有焦点，非吾国古籍中所能见到。与天生、丰川各家书中只论及致用之原理者，精粗确有不同"。[73] 由此可见杨屾思想的进步和发展。最后，党晴梵点明了他之所以高度评价杨屾的原因：

与对王心敬的认同相应，党晴梵对杨屾所认同的，乃是其身上体现出来的亲身实验、力求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科学精神和敢于疑古，不拘成见的学术精神。从一定程度上讲，杨屾所体现的立足于个人现实经济生活以改善社会的观点和党晴梵注重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之基础作用的观点是接近的，杨屾敢于突破传统，接受西方现代技术的态度也与党晴梵对西方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党晴梵才高度评价杨屾，将其作为关学中极为重要的代表而收入《关学学案》。并进一步评价说：

       杨氏谓人类的"形性"均统属于上帝，上帝是人类的共父，所以人人要"为己"。为己，才能得到"良富，良贵。"其说无不与欧洲的"个人主义"相合。此种学说的发生，仿佛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临到的前驱。无如封建制度，在中国已有两千年根深蒂固的历史，在政治上、社会上一时不易颠覆，加上外力逐渐渗入，（杨氏卒后，仅四十年，即有鸦片之战。）遂使杨氏学术，不免昙花一现。然杨氏学说，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亦殊至深且鉅，决非寻常学者，所可望其项背也！[75] 

如上，《关学学案》中，不仅体现了党晴梵的个人志趣和情感世界，而且彰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因此可以说，《关学学案》并不仅仅是对关学学人的史学建构，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党晴梵的精神世界。《关学学案》是党晴梵基于对关学人物的传记性评述，表达自己生命感悟、爱好志趣、道德情操以及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史学寄托。

1、党晴梵著、李克明、邓剑主编：《党晴梵诗文集》（第一卷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19—120页。

2、党晴梵著、李克明、邓剑主编：《党晴梵诗文集》（第一卷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20页。

3、《民国档案》选辑：《中国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史料选辑（三）》之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陕西征品委员会编：《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陕西应征物品目录》，《民国档案》，2009年第3期，第31页。

4、党晴梵《关学学案》主要有剪贴本和缮写本两个未刊稿本。根据笔者考察，缮写本比剪贴本在完成时间上要晚，但品质要高。其完成时间，应不晚于1944年的3月前后。参见魏冬《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藁本考述——兼论党晴梵先生的早期思想历程》，《唐都学刊》，2019年第2期，45页。

5、关于此四篇文章撰述时间的考证，参看魏冬《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藁本考述——兼论党晴梵先生的早期思想历程》，《唐都学刊》，2019年第2期。

6、党晴梵著、李克明、邓剑主编：《党晴梵诗文集》（第一卷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19页。

7、此三文收入党晴梵著《华云杂记》。参见党晴梵著、李克明、邓剑主编：《党晴梵诗文集》（第一卷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8-21、14、15页。

8、曹冷泉：《陕西近代人物小志》（西安）樊川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第18页。

9、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56-57页。

10、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16页。

11、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7页。

12、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9页。

13、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16页。

14、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4页。

15、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7页。

16、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9-30页。

17、党晴梵著、李克明、邓剑主编：《党晴梵诗文集》（第一卷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19页。

18、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17页。

19、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30页。

20、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17-18页。

21、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8-29页。

22、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52页。

23、曹冷泉：《陕西近代人物小志》（西安）樊川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第18页。

24、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16-17页。

25、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4页。

26、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0页。

27、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0页。

29、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1944年3月，第20-21页。

30、党晴梵：《关学学案》，党晟所藏缮写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