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平|杜甫与巴蜀民族文化及文学再探

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自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一共在巴蜀地区生活了九个年头。巴蜀生活大大扩展了杜甫的视野，加深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了解，丰富了杜甫诗歌内容题材和精神内涵，也对后来巴蜀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对于认识巴蜀文化特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杜甫对巴蜀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关注

　　杜甫对巴蜀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入蜀后，他与当地友人交往密切，认识也日渐深化。杜甫入蜀之前，主要是从文献和友人的经历中得以了解和描写处于西南的巴蜀地区文化风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彭门剑阁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头冷，巴笺染翰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云：“衡岳啼猿里，巴州鸟道边。”主要强调其地势遥远，道路艰险，多为朦胧之印象。

　　在携家入蜀的艰难旅途上，杜甫作了数十首纪行诗，真实记录平生所历最为险峻的畏途蜀道，“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龙门阁》）。同时也写到蜀道上所见之人，《五盘》诗云：“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到了成都所作第一首《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这里的“野人”可以说是村野之人，即所谓野老，而“新人民”则含义十分丰富，旅途漫漫，九死一生，似乎来到天边尽头，新的环境，新的百姓，语言、文化习俗都与中原故乡有很大差异，新奇而陌生，这其中自然也有善于吸纳包容的巴蜀文化所具有的多民族的声音。杜甫直到离开夔州时作《雨晴》道：“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杀人。”所谓“殊俗”，指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与民族风俗。

　　巴蜀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于人民安居乐业至关重要。杜甫诗文中有关巴蜀地区民族题材的写作与他的和谐平等民族观一致。杜甫的民族观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安宁，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他一方面反对唐朝统治者黩武开边，好大喜功，欺凌弱小民族，另一方面，也反对周边部落对于中原地区的骚扰掳掠，更痛恨分裂战争与叛乱割据，其立场十分鲜明，力主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反对大兴杀伐，伤害生灵，希望天下和平，永无战争。

　　在进入成都之前，杜甫路经德阳北面鹿头山，作《鹿头山》诗云：“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硉兀。”想到两位蜀中先贤司马相如与扬雄，前后相继，成为闻名遐迩的高标。二人不仅是汉赋大家，也是巴蜀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司马相如于文学成就外，还极富政治远见。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先后作《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宏文，参与解决实际重大现实问题，帮助汉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巴蜀民族地区，为开发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做出积极贡献，体现其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彪炳史册，功在千秋。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作《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广德二年（764）在严武幕中作《东西两川说》，提出对参与戍边的羌汉将士待遇管理一致。此外还作《野望》诗云：“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西山三首》其二：“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都表现出对川西高原松、维、保三城一带局势的关切，对民族地区问题的重视，也显出其近于司马相如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卓识。

　　对于扬雄，杜甫同样充满崇敬，“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扬雄堪称其少年时期的文学标杆，“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河东赋》从汉成帝的巡游，落脚到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学习唐尧虞舜。杜甫也委婉地表达其认同，近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志向。

　　杜诗对巴蜀地区政治人物的评价，也往往从其是否利民与促进和谐安居视角出发。他赞美出生于汶山、勤政为民的大禹：“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禹庙》）又称许顺势治水、造福于民的李冰：“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石犀行》）对在蜀履职的官员，则往往以化蜀的文翁相期：“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诸葛亮是杜甫最为崇敬的政治家，曾为之多次写下赞美的诗篇。永泰元年（765），在将要离开成都去夔州时，诗人又作了《赤霄行》，诗中解释了每每赞颂不已的原因：“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这便是诸葛亮治蜀生涯中所体现的儒家仁德与和平理念。在成都所作的一首著名的《登楼》也同样表达对诸葛亮的怀念：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万方多难，忧患不已，杜甫是多么希望有类似诸葛亮一样忠诚而有才的领导者出现，平定边患，长治久安。

　　巴蜀生活期间，杜甫写巴蜀道路、民俗、风景、物候、特产、人文。对于巴蜀流传的古蜀王杜宇神话，杜甫更是以《杜鹃行》为题反复吟咏，赋予其深沉的家国情怀，丰富其民族文化内涵，凝练为独具特色的巴蜀地区“杜鹃文化”。

　　杜甫广交朋友，也不乏各民族的友人。其中在巴蜀期间交往的，多以诗歌记录其名姓。如在成都期间，草堂之南邻，复姓斛斯名融，排行第六，嗜好饮酒，为杜甫酒伴，彼此常聚饮欢会，但其人实不胜酒力，常因过量而误事。故杜甫作《闻斛斯六官未归》加以劝诫：“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表现其真诚关心。后来斛斯融去世，杜甫十分悲痛，作《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一云：“此老已云殁，邻人嗟未休。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其二写道：“遂有山阳作，多惭鲍叔知。素交零落尽，白首泪双垂。”诗之原注曰：“老儒艰难，病于庸蜀，叹其殁后，方授一官。”杜甫凭吊故人，为其遭遇鸣不平，哀叹知交零落，令人慨叹。

　　杜甫还有一位朋友叫贺兰铦，为鲜卑族后裔，早年与杜甫相交，同样怀才不遇，战乱之后与杜甫重逢，旋即再别，杜甫非常伤感，作《赠别贺兰铦》：

　　仇兆鳌《杜诗详注》称：“诗云‘国步初反正’、‘远赴湘吴春’，盖在广德二年春代宗回京后作。”此时战乱未平，杜甫也被迫在梓、阆间奔波。诗中对贺兰铦穷愁潦倒的遭遇十分同情，却不能伸以援手，正如仇兆鳌所评：“士之寂寞，由于世未识贤。其甘守饥贫，宁为骥倦鹰驯，不为雀饱群飞。此可见其志节矣。”正由于与贺兰铦遭际相近，杜甫惆怅不已，别后再作《寄贺兰铦》叙其离愁：

　　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相随万里日，总作白头翁。岁晚仍分袂，江边更转蓬。勿云俱异域，饮啄几回同？

　　无独有偶，后来黄庭坚入蜀手写杜甫两川夔峡诗，刻石三百方于丹棱大雅堂。明末战乱，书法与刻石尽轶，唯《寄贺兰铦》等少量书法作品存世，为黄庭坚书杜诗之珍品，重刻于草堂千诗碑中，成为杜甫与巴蜀民族文化渊源的鲜活记录。

　　广德二年，杜甫还作《寄董卿嘉荣十韵》：“闻道君牙帐，防秋近赤霄。下临千仞雪，却背五绳桥。……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会取干戈利，无令斥候骄。居然双捕虏，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轻骑，高天忆射雕。云台画形像，皆为扫氛妖。”勉励在西山戍边的羌族将领为国立功。

　　杜甫在夔州期间还先后作《七月三日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西阁口号呈元二十一》诗，这是一位元姓鲜卑族后裔友人。据仇注，“公昔曾与元同曹，故曰曹长”，可见其为杜甫故交。第一首诗题中“戏呈”二字，可见彼此关系和谐亲近。第二首诗最后两句：“寒流江甚细，有意待人归“，可见其情谊非浅，也显出其对故人相见满怀期待。

　　在写给元曹长的第三诗中，杜甫深情地交代了彼此交谊的内在原因：“山木抱云稠，寒空绕上头。雪崖才变石，风幔不依楼。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看君话王室，感动几销忧。”关心国事，志趣相投，仇注所谓“喜留心王室者，尚有同志也”。

　　杜甫夔州生活期间，雇佣过当地的一些土著后生帮助劳作，他的诗真实反映了这一情形，如《示獠奴阿段》云：

　　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鹤注：“《困学纪闻》：《北史》：‘獠’者，南蛮别种，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历代官修史书往往以“蛮人”“夷人”“蛮夷之人”等蔑称三峡地区獠人，极度轻视，甚至视为“性同禽兽”。杜甫对他们却毫无偏见，由此诗即可看出其交往相处态度之一斑。夔州地处三峡，获取饮水十分不易，此诗赞叹阿段穿越虎豹出没之高山，引来甘甜山泉，满怀亲近和关心。另一首《信行远修水筒》（原注：引泉筒）：“汝性不茹荤，清净仆夫内。秉心识本源，于事少凝滞。云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触热藉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险崖谷大。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于斯答恭谨，足以殊殿最。讵要方士符，何假将军佩。行诸直如笔，用意崎岖外。”对冒着酷暑前往修复引水筒的一位叫做信行的仆人，杜甫同样满怀谢忱。

　　在《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诗中，杜甫还特地请阿段、阿稽给那些帮工的乡亲捎话：“清朝遣婢仆，寄语逾崇冈。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并在乱世中散粟以接济邻里。阿段、信行、阿稽等都是一些地位低下的朋友，杜甫对他们都十分友好，亲近相待。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各族乡亲的情谊，《竖子至》一诗中生动地描绘了“獠人”阿段给他送山柰八角尝新的情形：“樝梨才缀碧， 梅杏半传黄。小子幽园至，轻笼熟柰香。山风犹满把， 野露及新尝。攲枕江湖客，提携日月长。”也表达出十分淳朴和喜悦的感情。

　　此外杜甫还写到一些无名的胡商，“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其二），“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滪》），“左绵公馆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云。……移栽北辰不可得，时有西域胡僧识”（《海棕行》）。可见其交往的各族人士十分广泛。

　　杜甫身后声名显赫，被尊为诗圣，受到中华儿女的尊崇。而旅居或世居于巴蜀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十分崇敬杜甫，为诗圣文化的弘扬作出了积极贡献。杜甫在元代被朝廷官方追谥为“文贞”，仇兆鳌《杜诗详注》就有相关记载。岂水编《不堪回首：历代笔记中的文侠优伶》中，专列“杜子美得谥由元太监纽怜”条目：“刘献廷《广阳杂记》云：李壮序杜诗，称元太监纽怜请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谥文贞，载在虞奎章集中。”这里所提到的虞奎章是指蜀中名人虞集，为宋代名相虞允文后裔，官至奎章阁侍书学士，为“元诗四大家”之一。当时在蜀中任职的秘书大监纽怜向朝廷提议谥杜甫“文贞”并得到批准，纽怜长期在蜀中做官，对杜甫无限倾慕，同时还捐出家财建立草堂书院。元代张雨（1283-1350）有《赠纽怜大监》诗云：“论卷聚书三十万，锦江江上数连艘。追还教授文翁学，重叹征求使者劳。石室谈经修俎豆，草堂迎诏树旌旄。也知后世扬雄在，献赋为郎愧尔曹。”其自注道：“请以蜀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学宫，又为甫得谥曰‘文贞’。以私财作三书院，遍行东南，收书三十万卷及铸礼器以归。虞奎章记其事，邀予赋诗如上。”由此可见，这位纽怜为杜甫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上奏提议谥“文贞”，二是以私财建立草堂书院并广泛收集书籍。故作为乡人的虞集十分高兴，为文记事，并邀请张雨一起赋诗，大加赞誉。

　　今天的虞集《道园学古录》不见有关之文，但有一首《送秘书也速答儿大监载书归成都》诗记录此事。诗云：“连舸载书三十万，雪消春水上成都。列仙歌舞成烟雾，世将旌旗属画图。定有洪儒堪设礼，岂无佳客共投壶。子云白首归无日，独抱遗编隔五湖。”盛赞也速答儿大监载书修建草堂书院这一功业。从此杜甫草堂又增加了新的书院教育功能，成为与墨池、石室齐名的三大书院。

　　张雨和虞集所写修建草堂书院同一件事，人名有异，分别做“纽怜”“也速答儿”，《元史》卷129有《纽璘传》及其子也速答儿附传，父子均长期在成都任职，《元史》卷142有《答失八都鲁传》，答失八都鲁为纽璘曾孙，也速答儿孙。可见其家世显宦，但到底谁是倡议修建者，历代学者多有异议。刘晓凤认为“元人用汉字记载蒙古语‘憐’‘璘’音形相近，极有可能是一个人。建立草堂书院的是也速答儿，字达可，1308年去世。张雨的诗所赠之人也应是也速答儿，父子皆为大监即监管之长，纽怜可能就是如姓氏一样的称谓”，颇可参考。按纽璘卒于中统四年（1263），追封蜀国公，谥忠武。其子也速答儿于武宗时由四川迁云南，感瘴毒，还成都卒，约在武宗至大元年（1308）后不久。另《元史》卷26《仁宗纪》记载：“（延祐四年［1317］夏四月）己未，诸王纽怜薨。”如此而言，纽怜又应该是诸王之名，建草堂也应不晚于1308年或1317年。此外，元代诗人黄镇成有《题达可大监游武夷卷》诗，是否为同一人，似可进一步考证。

　　但无论是纽怜还是也速答儿（达可），建议追谥杜甫为“文贞”和修建草堂书院的这位首倡者是同一位崇敬杜甫的蒙古族人士，这是无可争议的。草堂书院建立后，搜书讲学，培养人才，影响深远。明代弘治十三年（1500），四川巡按御史姚祥再次移建草堂书院。清代乾隆年间，四川按察使顾晴沙重新修葺，将草堂书院改名为少陵书院。晚清民国时，因战乱频繁，草堂书院一度荒废，2017年，为延续天府文脉，传承诗圣精神，在成都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启动了恢复重建草堂书院项目，如今重建后的草堂书院已成为成都又一文化地标。世居巴蜀的蒙古族同胞倡导修建草堂书院，诗圣文脉绵延不绝，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见证和象征，在杜诗学史上有其特殊意义。

　　杜甫草堂现存“少陵草堂”碑亭，为清果亲王允礼（1697-1738）所题。果亲王为满族皇室成员，清康熙帝第十七皇子，雍正帝的御弟。雍正十二年（1734），为加强清中央与藏区地方的联系与民族和睦，果亲王奉旨巡察川藏，赴甘孜泰宁（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八美镇和协德乡一带），代表政府送达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的诏令。往返于杜甫经过的蜀道，沿途写下《七盘关》《龙门阁》《桔柏渡》《剑门》等吟咏蜀道风景和艰险的诗作。当年十二月初四，果亲王拜谒了武侯祠。他对诸葛亮的人品和事业非常钦佩，特地摘录杜甫诗中的“名垂宇宙”四字，书写题匾。此后，“名垂宇宙”匾便一直悬挂在武侯祠正殿门楣之上。随后果亲王又游览了杜甫草堂，亲身体验杜甫在成都的创作生活环境，并挥毫写下“少陵草堂”四个行楷大字，下署“雍正甲寅年冬果亲王书”。从此，“少陵草堂”碑便成了杜甫草堂标志性文物，也充分体现出这位满族政治家对杜甫的景仰之情。

　　还有一个范例也可看出巴蜀少数民族对杜甫的崇敬，杜甫在蜀中曾作有《禹庙》诗，怀念和赞美大禹治水的功绩，诗云：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按照历代注家的解释，此诗乃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所作。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钱笺》曰：“《方舆胜览》：禹祠在忠州临江县，南过岷江二里。《鹤注》：夔州，本巴东郡，而忠乃析巴东之临江置。又渝州有巴县。此诗当是永泰元年秋在渝忠间作。”写作时间、地点在学界似无异议，后来陆游入蜀也曾写过一首同样题材的诗，题目标明《忠州禹庙》：“古郡巴蛮国，空山夏禹祠。鸦归暗庭柏，巫拜荐江蓠。草蔓青缘壁，苔痕紫满碑。欲归频怅望，回棹夕阳时。”然而，大禹故里岷江上游汶川县的地方志，都将杜甫《禹庙》编于当地方志艺文卷诗词之首，意指其诗写于汶川。主编者都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士，如清嘉庆十年《汶志记略》由汶川县令李锡书（见庵）编写，1944年《续修汶川县志》为时任汶川县长祝世德主编，前人评《汶志记略》是“考辨禹迹，极为详确，纂入志乘，要是千秋佳话”，《续修汶川县志》前有张群序称其书“捃古今，有条不紊，得失利弊，庶乎可稽”。二书皆坚持将杜甫《禹庙》诗编辑其中，似乎不太符合一般的学术标准，但某种程度上正是岷江、涪江流域地区大禹故乡羌族儿女对大禹和杜甫的特殊情感的反映。

　　自司马相如协助汉武帝开发、文翁教化治理后，巴蜀地区文化快速发展，汉唐巴蜀文学进入中华文学视野，且成为领军团队，所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巴蜀自古出文宗，源远流长，文脉不断。在这个大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也逐步发展，汉语创作很早即载入史册。东汉时期著名的古羌人《白狼歌》堪称其最早的代表。唐宋以后，巴蜀少数民族汉语诗文也受到杜诗的影响。

　　晚唐五代之际，蜀中有波斯后裔词人李珣（855?-930?），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居家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其创作虽然属于花间词派，但正如清人周济所论，花间词可分为两派，温词为美妇人的“严妆”，韦词则为“淡妆”，李珣则为韦庄一派。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云：“李德润词大氐（抵）清婉近端己，……又如《渔歌子》、《渔父》、《定风波》诸词，缘题自抒胸境，洒然高逸，均可诵也。”无论是受崇杜的韦庄影响，还是长期漂泊蜀中梓州的经历，李珣词中不乏怀恋故国、孤洁自守的情怀。如《定风波》：“志在烟霞慕隐沦，功成归看五湖春。”《河传》：“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均能感受到其沉郁哀思。而途经巫峡的《巫山一段云》怀古词二首颇怀身世之感，“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一定程度上带有杜甫《秋兴》“孤舟一系故园情”的伤感，可谓多民族文化心理和风格的融合。

　　南北宋之交，出生于成都广都（今成都双流）的著名诗人宇文虚中，本为鲜卑后裔，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历官州县，至翰林学士，亲历北宋末年的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北宋灭亡后作为南宋使臣出使金国，被长期扣留，被迫出仕，心怀故国，惨遭灭族。其作品记录其遭遇，在与友人的酬唱中也难以掩盖其惆怅和痛苦。《和高子文秋兴二首》其二：“揺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与杜甫在夔州依北斗而望京华一样，宇文虚中在北方客馆而顾望南方，期待能还归蜀江，心志坚韧，读之令人断肠。其《又和九日》诗云：“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时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熟悉的词语，相同的风格，可以感受到杜诗对其深刻的影响，家国情怀是他生活的精神力量。

　　明代翰林检讨王元正，字舜卿，号玉垒先生，正德六年（1511）与杨升庵同为进士，嘉靖三年（1524），又以“大礼议”与杨升庵一同被贬，杨赴云南，王谪守茂州，曾与杨升庵同修《蜀志》。杨升庵有《和王舜卿舟行四咏》。王元正与地方官员郭仕同游玉垒山，作《嘉靖戌子夏五月子游维州偿宿约也游溪兵宪郭公寄诗相赠因写其韵奉吟》诗，慨叹“谁近维州传盛事，登临那得少陵编。”其后，王元正于当地倡导读书求学，和杨升庵一样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卒于任上。杨升庵作《祭玉垒王舜卿文》，称其“惟珵美之莫藏，树令名其不扑”。后来汶川在清代出现了一批羌族诗人，如嘉庆高氏五子羌族诗人群、赵万嚞、高体全等。其中，出生于汶川雁门乡月里村的赵万嚞创作尤丰，可惜大多被焚毁。现存诗歌中重要部分是“抒怨愤世的自遣诗”。赵万嚞出身贫寒，勤奋好学，虽有才华而不得志，多次参加科举而失败，读其《岁试蓉城醉后题壁》二首，颇能感到其愤懑。“富豪子弟常侥倖，贫困男儿受琢磨。人事果然难逆料，世情到底得张罗”（其一），如同杜甫困顿长安十年的遭遇，残羹冷炙，世事无常。其二云：“蜀国来游咏且歌，回回空向有如何。寻还酒债还书债，不受人磨受墨磨。幸有三生期未遇，惭无一得要包罗。而今看破争名事，悔恨当年费力多”，其立意近于杜甫“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的醒悟，“寻还酒债还书债”一句，显然借用杜甫“酒债寻常行处有”之机杼，全篇也透出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的失意后的愤激之情。

　　19世纪末，出生于灌县（今都江堰市）的羌族才子董湘琴应邀由家乡沿岷江赴松潘，创作著名长诗《松游小唱》。其诗信口狂吟，自鸣天籁，随意点缀中，三次提到杜甫及其诗，如写羊店飞沙风“扬尘扑面，吹平李贺山，杜陵茅屋怎经卷？”写雁门关“边气郁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滚。……明妃出塞最消魂，青冢黄昏。”“长途感慨多，无端怅触，又不是李白夜郎，坡仙海隩，杜陵忧国，宋玉坎坷。”该诗已直接与现代文学接轨，启迪着诗歌语言及形式的创新，也可见其对杜诗的传承。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杜甫在巴蜀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夔州时期，这也是其创作高峰。所谓五溪属于武陵山区。明清改土归流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世代居住于此的土家族也涌现大批汉语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陈景星和陈汝燮，其作品也受到杜甫深刻影响。

　　陈景星（1841-1916），又名陈其楠，号笑山，字云五，黔江县石钟乡朱家岩人。“师从于著名经学家冯世嬴（字壶川）先生，自幼聪慧嗜学，尤善诗书，时文才便已名震巴蜀”，有《叠岫楼诗草》。他与杜甫一样，同情民生疾苦，自称：“我生惯抱屈子愁，忍见哀鸿纷满目。”（《大水行》）又赞美学杜有成的王士禛道：“盛唐尊李杜，身后孰崇封（乾隆中追谥文简）。”（《王渔洋先生祠》）

　　《七十晋五生日述怀二十首（十七）》诗写道：“故宫禾黍感离离，天步艰难国步移。务观梦从湟水战，杜陵老抱旧京悲。愧无虮虱酬恩地，偏值龙蛇起陆时。愿得九边多召杜，悉除苛暴恤伤痍。”诗中感慨晚清动乱时局而，表达与杜甫一样的悲愁。最能表现其崇杜情结的是《二酉英华》所选其《秋兴八首用杜少陵韵》：

　　其诗内容充实，一气呵成，沉郁风格与感伤时事酷似诗圣精神，充分体现其对杜诗之深研熟习和崇敬钦仰。

　　另一位著名土家族诗人陈汝燮（1828-1900），板溪山羊坪人，本名陈序初，榜名汝燮，字答泉，别号答蝯（一作答猿），酉阳廪贡生。“陈汝燮和陈景星现存诗共达一千六百余首，他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来讲可以说是川东南土家族文人古典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

　　陈汝燮经历坎坷，曾亲历贵州战乱，其《生还集》中有《十月二十五日铜城贼警纪事》，以诗记史。王大章《答猿诗集弁言》评其诗曰：“今读其诗，无美不备，杜子美抑郁悲壮，韩昌黎妥贴排傲，黄涪翁凝重深稳，王介甫突兀折旋，皆兼而赅之。”这明显看到有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评杜的痕迹，这或许不免有点拔高，但充分体现了陈汝燮学杜崇、杜之特点。

　　陈汝燮自称其“放翁醉里诗怀壮，杜老吟边画角秋”（《顾潜老八十寿诗七律二章制军刘公首和同元韵奉祝》）。另一首《学诗》诗云：“诗人徒苦吟，煮之不救饥。古今几李杜，千秋名姓垂。……情愿作蚕僵，诗癖终不医。不作可怜虫，走肉而行尸。”表明其与杜甫、陆游一样真实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通篇以春蚕为喻，矢志不移，一丝不苟。

　　由于崇拜杜甫，他每每爱杜诗之意、草堂之境。如《人日立春喜晴》道：“人日今年值立春，草堂春学远归人。”将杜甫、高适留存的人日吟诗佳话与蜀中传统民俗自然结合，盎然春意和喜悦扑面而来。《剑南杂咏》其六则写与陆放翁草堂探梅一样的兴致：“庄好寻潭北，吟豪想剑南。寓公名万古，明月照双衾。忠爱同诗写，哀歌到酒酣。草堂梅万树，风雪欲亲探。”情趣意境近于放翁，同时兼有诗圣五律之风神气韵。

　　《少陵祠观梅歌》写的更是淋漓尽致：

　　蜀王故苑犁为圃，天矫梅龙都朽腐。放翁吟后六百年，谁向西郊吊烟雨。西郊无恙止草堂，笼竹桤林溪路长。老僧种梅三百本，花开足当旃檀香。草堂旧是少陵筑，今为少陵祠祀肃。祠门寒掩花自开，已换秋风破茅屋。梅花大似惊人诗，横斜怒放意出奇。疑是先生诗弟子，门前立雪尽琼林。千枝万枝夺人目，品格能高占（古）不俗。先生肯为作主人，梅花真有修来福。有情聚族成大观，缟衣绿萼红饵丹。着黄更学黄仙鹤，同啮冰霜傲岁寒。巡梅我屡将花绕，悄吟不敢呈诗稿。梅花冷笑已羞人，私心更怕先生恼。花边僧打晚钟催，欲出门时首更回。记得春梅犹未放，草堂人日约重来。

　　“笼竹桤林”用杜甫《堂成》“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之境，“已换秋风破茅屋”反用杜诗原句，七言长篇，反复致意，对草堂梅的爱恋与羡慕，也是其欲与陆游同作杜甫异代知音传人心愿之表达。故其诗深得崇杜的四川学政何绍基赞赏，也反映出所受杜甫的深远影响。

　　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到，杜甫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创作兼收并蓄，融汇成和睦平等之民族观与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涵。在这一形成过程中，巴蜀地区多民族文化营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也从一个侧面印证杜甫精神跨越时空的广泛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弘扬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