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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艺的同学柳宗龙最近出了一部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牛马嘴》，作家出版社精装出版。按照解放军出版社军事文化编辑室原主任、著名军事文学编辑王大亮先生的话说：“柳宗龙的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能出来就很不容易，没想到还做了精装本，就更不容易。”（大亮与我亦师亦友，我的军旅小说处女作就是他发表的）。我让柳宗龙给我送一本，并要求签名，他很低调，说：“兄弟，哥天天都在你身边，说见就见，你要人都可以，要那个签名干啥？兄弟之间不要那么俗气。” 说实话，很多人都知道军艺文学系第五届的同学里，我跟柳宗龙关系很好。正是因为关系好，所以他的《牛马嘴》，我不想给他唱赞歌－－为了避嫌。反而，我倒是想狠狠地认真地批评，同样－－也是为了避嫌。但回头一想，我俩都是奔六十快要当爷爷的大老爷们了，我们还“避个锤子嫌”呀！ 在军艺上学时，我跟宗龙并不十分熟悉，他在干部班，我在战士班，三十年前的柳宗龙，头发向后梳着（好像带点自来卷？），刚上学时是中尉，第二年好像就是上尉了。他是属于“帅呆了、酷毙了”的人，英俊潇洒，据说上学前就被许多美女盯上了。三十年过去，直到现在他的脸色五官也没有变化，红光满面，皮肤光洁，脸上莫得一根皱纹。他们干部班上两年，转眼两年过去，他们就毕业走了，只留下我们战士班九个货，孤零零地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晃荡。没事的时候，我们九个战士班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天，回忆干部班师兄师姐们那些搞笑的故事，比如：小叶秀子深更半夜翻墙出去给同学们拿荔枝、许福禄每天早晨敲同学们的门轻声喊出操啦出操啦、守门的李大妈扯着嗓子喊习春生下来接客……柳宗龙在学校里那两年不写文章，是卢一萍？还是杨锋？亦或是韩文华？具体是谁忘了，说柳宗龙不写文章，是当官的料。 我毕业后回大西北，后调回北京武警，再从武警调入二炮，其间在京同学常常聚会，便重新跟柳宗龙联系上了，他那时候已经是海军某部的处长，后来又当政治部主任，他时常问我情况，就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呵护我，我的作品集出版后，他积极主动帮我宣传推介。我从巴山深处到北京谋生求存，在这座近三千万人的大城市里，一眼望去，没有一个亲人，成功和失败都无人倾诉。因此柳宗龙的关心和爱护，对于一个在那段时间里被感情伤害得千疮百孔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一种安慰、一种力量，一种在孤独行走时可以相互依偎的精神陪伴。 其实我的第一爱好是打篮球，当年因为身材太矮没能进入专业队，耿耿于怀，一股劲没处使，就用在球场上。宗龙说：“你爱打球，带着你的人马来我们单位，跟我们的球队打一场。”我应约而去，宗龙高规格的接待，我终于体会了一把专业球员的幸福，此生无憾矣。打完球，我说：“师兄，谢谢。”他说：“谢个屁，同学到我这儿来玩，都是一个标准。” 这一点，我跟柳宗龙很一致，我俩对同学都是一视同仁，都是诚心实意为他们好，我们没有嫉妒，没有诽谤，没有互相挖坑，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努力让每一个同学都成功，都幸福，都快乐。我的《望乡台》出版后，某文化研究院来函与我商议，拟成立一个《望乡台》的研究室，这是个好事，但我感觉又不太妥当，我没告诉别人，只征求柳宗龙的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算了吧，不妥。”他在政治工作领导岗位上多年，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汉字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说，有不同的味，拿唐诗举例，李白说“飞流直下三千尺”，大家说，嗯，这是李白，但如果杜甫嘴里吟出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你会感觉这老倌定是疯了。同样，柳宗龙说：“兄弟，这事哥给你扛着！”我就会彻底相信了。但如果郭木说：“兄弟，这事哥给你扛着”，谁敢信呢？郭.木也是军艺第五届同学，现在是一个名气不小的编辑，他原本说得好好的给我小舅子介绍一个对象，我把酒都给他准备好了，结果他一声不吭不了了之（按微信方式，此处有个搞笑的表情包）。 所以，当我看到《牛马嘴》时，柳宗龙的文字在我的眼里天然地生出一份好感。 实话说，《牛马嘴》的成功面世，我的功劳还是大大的。柳宗龙最先把《牛马嘴》给我看时，是一个八万字的中篇。他这人做事一向低调，把电子版发到我邮箱后，千叮万嘱我，不要给别人说，尤其是在同学之间，他说：“兄弟，我写得不好，万一出不来，让人说闲话。”我还劝他：“师兄，都啥时代了，你还这么羞涩。” 宗龙一直对我好，其实他对别的同学都很好，他说：“同学之间不团结，搞不成事。”这是他在部队当了多年的政工领导的判断。我又就是那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对柳宗龙无以为报，只能认真地看他的小说，以此回报。 我看完那个八万字的中篇后，丝毫没给宗龙留情面，批评直接而深刻：“牛马嘴那么多人那么事，那么好的故事，没写透，结构也乱，这些故事所要表达的东西是一个中篇的体量完成不了的，整成中篇太可惜，为什么不索性写成长篇？”我俩经过一番讨论，那时候正值疫情期间，没法见面喝酒，只能靠电话。最后，我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告诉他：“写成长篇后再给我看。”放下电话后我深深自责，我怎么命令起我师兄来了？（此处又一个搞笑表情包） 此后一年时间，我们照常通电话，但他只字不提《牛马嘴》的事，只问我“阳没阳？家里大人小孩子怎么样？”然后就像同胞大哥一样，叮嘱我当心、保重、常联系。我因为自责，也不敢问他《牛马嘴》的事，万一他不愿意写成长篇呢？他是师兄，我是师弟，只能干瞪眼。 一年后，就在疫情管控渐渐放开时，柳宗龙把《牛马嘴》电子版发给了我，赫然五十万字。 我看完后，没有提意见，只是问他：“准备怎么处理？”这回是他命令我了：“我靠，我交给你了，你还问我？我不管了！”师兄就是师兄，他牛脾，我不敢啊，我得执行命令啊。我什么话也没说，老老实实把文稿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的桑良勇编辑，在给桑编辑的推荐信中，我这样写道：“《牛马嘴》以三个普通汉字的怪异组合，破坏了人们的惯性思维，让人产生错位的同时，也横生出某种变异的张力。其实这是一个村子的名字。这个怪异的村子里诞生的故事，被柳宗龙写成小说，于是小说也自然地呈现出错位与变异，文字的错位与变异，其实是文字描述的那群村民的错位与变异，灵魂的错位，人性的变异。小说以原本痴情于初恋女人却不幸坐牢的“汪仁”出狱后回到牛马嘴村的见闻经历为线索，徐徐展开，娓娓道来，或白描，或点染，或蒙太奇式的刻画，或泼墨般的写意，把人性与文化融合在鄂中地区乡村变革的时代潮流中进行检验和透视，把爱情与仇恨、真诚与虚伪放在同一个名字同一种颜色的土地上加以对比，高低起伏的呐喊，抑扬顿挫地吟唱，喊唱出一曲人性的悲歌，土地的悲歌，牛马嘴的悲歌。（佛客2023.4.26于北京）” 这段文字后来被出版社修改后放在《牛马嘴》封底，作为推广宣传语。 大功告成。 但是，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岂是几行短短的文字能说清楚？《牛马嘴》的作品风格，就跟柳宗龙这个人一样，低调而又大气，真诚而又执着，小说主人公“汪仁”在牛马嘴这片山水间一路行走，这个生命，就像柳宗龙手里的一面镜子，所到之处，山水万物，都在这镜子里被照出了本相和质地，所有的诉说、所有的咏叹、所有的爱恨，都根生在牛马嘴的大地上，都记录在柳宗龙的文字里，没有惊天动地，没有气势磅礴，只听到“镜子”后面柳宗龙的一声轻轻地叹息，以及叹息声中，一双望着故乡山河的深情的眼睛。 文学创作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牛马嘴》也只是柳宗龙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收为学生毕业三十年后交出的一道作业（他退休后先后发表了一部反映军队调整改革题材的中篇小说和一部话剧，并获奖）。而他，仍然继续把精力用在爱我、爱同学、爱战友、爱文学上，不遗余力，老当益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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