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从孔夫子到张横渠：关学谱系建构中的基准嬗变与反思

新文人画院 2023-9-28 13:08 1465487人围观学术评论

公元2023年9月28日，“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74年。发表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魏冬教授论文，以示祭奠！

【编者按】今天（公元2023年9月28日）是“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74年。发表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魏冬教授此篇论文，以示祭奠！

【摘要】在近现代的学术视野下，张载在关学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看做关学的初祖、宗师。而现代哲学史研究视野下对张载“气”的思想的关注和解读，也一度影响了对关学宗旨的判断。然而回到关学自身的谱系建构视野下，孔夫子才是关学学人的判断和评价基准，关学学人始终围绕着孔子这一基准建构关学，而张载在关学谱系中虽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绝非关学的宗师，气的思想，也并非判断后期关学学人和张载是否一致的标准。在新的学术视野下重新建构关学，既要看到张载在关学中的地位，也不能脱离关学与整个孔学精神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孔夫子张横渠关学谱系

在近现代的学术视野下，张载在关学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看做关学的初祖、宗师。而现代哲学史研究视野下对张载“气”的思想的关注和解读，也一度影响了对关学宗旨的判断。然而回到关学自身的谱系建构视野下，孔夫子才是关学学人的判断和评价基准，关学学人始终围绕着孔子这一基准建构关学，而张载在关学谱系中虽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绝非关学的宗师，气的思想，也并非判断后期关学学人和张载是否一致的标准。在新的学术视野下重新建构关学，既要看到张载在关学中的地位，也不能脱离关学与整个孔学精神的内在关联。

一、孔子基准的确立

关学的谱系建构，是从冯从吾（1557-1627）的《关学编》开始的。万历三十四年（1606），冯从吾完成《关学编》，在《关学编·自序》中，冯从吾说：“余不肖，……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1〕可见，冯从吾所说的“关学”是“关中理学”的简称，而其《关学编》，则是在对“关中理学”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那么，冯从吾的“关中理学”这一观念，具有怎样的内涵呢？对此，冯从吾虽然没有概念性的界说，但通过其《关学编自序》和《关学编》所列人物，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特点：（1）所收人物都是关中人，而其所谓的“关中”，不仅指当今陕西境内的关中，而且还包括今甘肃兰州、天水一带，据此可见古今“关中”地域范围的不同；而判断某一人是否为关中人的标准，不是以其籍贯或出生、出仕、去世为标准，而是以其成长、讲学在关中为标准，此可以看出其人格思想与关中风土之关联及其影响；（2）所收人物都是理学人。而其所谓的“理学”中人，就《关学编》卷一自卷四所收人物而言之，既有北宋时期的张载及其学侣（张戬）、同调（吕大防）、门人（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炳、范育），其还有源自二程门下的学者（侯可）；不仅有发端于朱子的元明学者（萧维斗、同恕、马理、吕柟、韩邦奇、），还有接受阳明学者（南大吉、尚班爵）。可见冯从吾笔下的“关学”，并不必然的与张载保持师承关系，而是随着理学思潮的发展而不断接受异地学派思想的开放兼容、与时俱进的；（3）虽然金元和明代诸儒与张载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同时又是横渠之学的继承者。如金元之时，“至于胜国，是乾坤何等时也，而奉元诸儒，犹力为撑持，埙吹篪和，济济雍雍，横渠遗风，将绝复续。”〔2〕又如明代，“光禄与宗伯、司马，金石相宣，钧天并奏，一时学者，翕然向风，而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若夫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则宗伯尤为独步者也。”〔3〕可见，冯从吾除了强调宋明关学师承渊源的多元性之外，还强调了其对“横渠遗风”“横渠之传”的继承性。横渠在关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除了以上特点之外，还需要注意冯从吾《关学编》的其他理念。

首先，冯从吾在《关学编自序》中提出：“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4〕在他的语境下，理学并非如现代学界普遍认为“理学”产生于北宋时期，而是关中自古有之的传统。这是冯从吾理学观念和当今的一大不同。在此观念下，冯从吾认为：（1）张载并不是关学的“开创”者，而是“倡明”者。他说：“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5〕此语虽然肯定了张载在关学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但也明确的表示，张载的功绩在于“倡明斯学”，而非建立或开创斯学；（2）关学归属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张载，而是孔子。冯氏《关学编自序》在略述自宋至明关学源流简况之后，曰：“呜呼，盛矣！学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6〕这可谓冯氏论学之标的。他又说“诸君子之学，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7〕这里的“诸君子”，既包括张载，也包括宋明关学诸君子。冯从吾认为其高下深浅师承渊源索然不同，然“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据此可知，冯从吾对“关学”的判断，除了地域的原因之外，在学术归宿上是以孔子为准则的。（3）基于对孔学基准的认同，冯从吾在《关学编》卷一之前，还特意甚至加了“卷首”，其中收入记载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驷子四人，以为关中承继孔门之传的开端印证。他在《关学编·凡例》提出：“理学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驷子从、石作子明，俱孔门高弟，第事迹多不详，故另列小传于前，而编中断自横渠张子始。”〔8〕据此可见他的“关学”，并非始于北宋。

根据以上论述，可见冯从吾的理学，本质是孔学；而其关学，即关中理学，本质则是关中孔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冯从吾《关学编》所收人物，可见其关中孔学分为孔门四子的孔学直传和以宋张载承其先、关中诸君子继其后的孔学续传两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冯从吾《关学编》的内容，秦汉隋唐时期的儒学，并不在其所谓“理学”范围之内，而关中的孔学续传，则包括宋明以来的张、周、程、朱、王诸系的关中传人。

将冯从吾的“关学”的判断基准确定为孔学，在其他方面也是有论据的。冯从吾九岁时，其父即手书王阳明“个个人心有仲尼”诗，“命习字，即命学其为人，先生便亹亹有愿学之志。”（王心敬：《少墟冯先生》）〔9〕长成之后的冯从吾，又曾言：“圣贤之学，理学也。六经、四书，渊渊理窟，粹乎弗可选也。宋濂、洛、关、闽以及国朝河津诸儒语录，虽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经，梯航万世，邹鲁以来，此为嫡传。”（《理学什一序》）〔10〕又说：“朱、陆、薛、王不同，而同为儒，总之皆吾师也。“（《答张居白大行》）〔11〕可见他主张的理学，实际是以孔学为宗源，以张、周、程、朱、王之学，为正统的。从《关学编》来看，冯从吾虽然以孔子作为其归属于关学之理学的最高价值趋向和学术渊源宗旨，但从对孔学（理学）的承继上而言，除了出于孔门的关中四子之外，更主要的是北宋而下出于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和王阳明的“五家”传承。对于此五家之重要性，冯氏曰：“吾儒当以孔子为宗，而颜、曾、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辩学录跋》）〔12〕所以，关学在学统上，虽然以孔子为宗，但也必须以张、周、程、朱、王为津梁。同时，至于汉唐诸儒以及王安石的“新学”等，冯从吾的《关学编》并没有列入这些人物。其中原因，在于冯氏认为关中汉唐诸儒并非出于理学，对于安石之学，则批评为甚，此见《太华书院会语》。

其次，还需要思考的是，冯从吾对孔学精神的理解是什么？冯从吾主张：“圣贤之学总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见得。”（《答杨原忠郡守》）〔13〕纵观冯氏《关学编》，其所入编人物所记载事项，大略有以下四类：其一，概况。主要包括姓名字号、家庭故里、出仕履历、著述门人、赠谥评述等；其二，修身。主要包括好学志道、学承宗范、为学主张、人格气象等；其三，处事。主要包括家训教化、为政易俗、抚恤济难等。然冯氏之主要笔法，即是摄取传主生平中之重要事件，以见其人格精神。其中固然有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或有一家之言而著述成作，如张载、吕大均、吕大临、苏炳、范育、杨奂、宋规、杨恭懿、萧维斗、同恕、程瑁、段坚、张鼎、薛敬之、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杨爵、郭郛、秦关王等人，但这也并非构成关学人物的必然条件。如冯从吾《关学编》所记，张戬、吕大忠、侯仲良、刘愿、杨天德、韩择、侯均、第五居仁、张杰、周小泉、王爵、李在中、李仲白、吕潜、张节、李挺等人，虽然没有建立自身思想体系或者没有著述传世，但是其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信奉诸理学家所传承的孔子学说，并落实于具体的生活践履之中。无论向学、修身、从政、事亲、传教，都秉承儒家学说，以孔子为根本。因此，冯从吾“关学”中“理学”的基本标准，是是否通过理学的渠道认同孔子，并在此基础上实际践履孔子的伦理道德。再反观之，可以发现冯从吾《关学编》所收入的人物，无论其在思想学说层面有无建树，也无论其有无著述成果，但都无一例外的保持尊崇理学、认同孔子、注重践履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作为冯氏判断一个任务是否能成为关学家、是否能入编的一个学术标准。如此，可得出一结论：冯氏笔下之关学，更重要的是近承理学而遥尊孔子，更多的体现了道德实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史、思想史、观念史、学术史，虽然，思想学术的建立，也是关学史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并非冯氏关学的最重要指向。

二、孔子基准的拓展

王心敬（1658-1738）为继冯从吾之后，为《关学编》作续补之第一人。他所作《关学汇编》，一方面全面纳入冯从吾《关学编》的内容，并“取自少墟至今，搜罗闻见，辑而编之”，〔14〕但对于张载以前的关学学人，也基于自己的认识，做了极有特色的扩充。

如上，冯从吾曾提出：“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矣”，〔15〕认为理学为关中自古有之；他又说：“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16〕认为张载并不是关学的“开创”者，而是关学的“倡明”者。王心敬承继冯从吾的这一认识，进而明确提出：“横渠，特宋关学之始耳”，〔17〕这里一“宋”字极为吃紧，可见王心敬也不以横渠为关学的开创者，而仅认为其为宋代关学的创始人。那么，对于张载以前的“关学”，他如何认识呢？王心敬说：“既复自念，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胳也。”〔18〕他认为冯从吾在《关学编》卷首先列关中孔门四子的做法是合适的，然而对张载之前的关学谱系，还有所不足。他说，在张载之前：

前此如杨伯起之慎独不欺，又前此如泰伯、仲雍之至德，文、武、周公之“缉熙敬止”、缵绪成德，正道统昌明之会，为关学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画开天，固宇宙道学之渊源，而吾关学之鼻祖也。〔19〕

在王心敬看来，在张载之前，关中有汉代的杨震（杨伯起），慎独不欺，可纳入关学谱系；而在此之前，还有商代的泰伯、仲雍，以及其后世文、武、周公，“正道统昌明之会”，故堪为“关学之大宗”；进而在此之前，还有“伏羲之易画开天”，而此正是道学的源头，所以当以此为“吾关学之鼻祖也”。可见，在王心敬那里，张载不仅不是整个关学的开创者，而关学的“大宗”，是泰伯、仲雍、文、武、周公三代；关学的“鼻祖”，则是上古的伏羲。王心敬此说，更进一步弥补了冯从吾《关学编》汉唐无人的缺憾，完善了冯从吾《关学编》孔子之前关中的道学谱系。王心敬认为，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

譬诸水，泰伯、文、武、周公，乃黄河之九曲，而伏羲则河源之星宿，横渠以后诸儒，乃龙门、华阴、砥柱之浩瀚汪洋，泾、渭、丰、涝诸水之奔赴也。《记》曰：“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君子之论学，观于水，可以有志于本矣。于是，复援经据传，编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孔门四子之前，并编伯起杨子于四子之后，合诸少墟原编，以年代为编次焉。盖愚见以为，必如是，而后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20〕

他以黄河为喻，认为伏羲是关学的源头，泰伯、文、武、周公是关学的滥觞，而张载之后的关中诸儒，则是关学发展的重镇和支流。要了解关学，需要“知本”，即从关学的源头说起，此之谓“知本”；而后下及宋元明清历代关学，如此则关学方“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对于王心敬的这种做法，四库馆臣认为：“心敬所广，推本羲皇以下诸帝王，未免溯源太远”，〔2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心敬所补，亦有其心意所在，不得因其失而废其言也。王心敬虽然对关学的补编不同于冯从吾，但他也是以孔子之学为基准的。他说：

编既竟，窃念斯道虽无古今、圣凡、贵贱之殊，但以伏羲、文、周六圣人与宋、元以后诸儒，同汇而共编，亦觉无大小、浅深之差别。于是，据吾夫子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于伏羲六圣，则标目曰“圣人”，若曰是即吾夫子所欲见之圣人也；孔门四子，则曰“贤”；自汉以后，则总目之曰“儒”，若曰是固吾夫子所谓君子、善人、有恒而不甘流俗者也。顾周元公之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则又以明善人、有恒之士，苟能希圣、希贤，自可至于圣、至于贤，而无能我靳也。然则千百世下，凡生吾关中者，读羲、文、武、周之书，诵汉、宋以来诸儒先之传，溯流穷源，可无复望洋之叹。因是孜孜亹亹，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见圣人之本怀。是则后死者之责，而先圣贤之所亟待也夫！〔22〕

王心敬虽然看到“斯道虽无古今、圣凡、贵贱之殊”，但认为如果将“伏羲、文、周六圣人与宋、元以后诸儒，同汇而共编，亦觉无大小、浅深之差别”，所以他根据孔子关于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分的论述，将伏羲六圣，标为“圣人”，将孔门四子标为“贤”，将汉代以后诸关学学人标为“儒”。他希望“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则千百世下，凡生吾关中者，读羲、文、武、周之书，诵汉、宋以来诸儒先之传，溯流穷源，可无复望洋之叹。因是孜孜亹亹，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见圣人之本怀。”王心敬的这一用心，和冯从吾“学者能诵诗读书，知人论世，恍然见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见其心，则灵源濬发，一念万年，横渠诸君子，将旦莫遇之矣”〔23〕的用心，是一致的。

三、孔子基准的失落

清代关中学人对《关学编》的续补，除了王心敬之外，此后还有朝邑学师中卫人刘得炯在乾隆丙子年（1756）的补续，其主要是保持冯从吾原编的原貌，并增入冯从吾、王建常二人；刘得炯之后，道光庚寅年（1830）朝邑人李元春又在其基础上对《关学编》予以较大的补续，他与及门共订，补入七人，续入二十人。需要注意的是，刘得炯、李元春对《关学编》的补续，是基于冯从吾原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并没有见到王心敬的《关学编》补续。据此可以断定：冯从吾之后，《关学编》的续补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系统的代表人物是王心敬；另一个系统的代表则是李元春。两者基于对冯从吾《关学编》编写凡例、立意本心的不同理解，关学谱系做了补续。而《关学编》在清代分两系各自补续的情况，直到晚清柏景伟与贺瑞麟、刘古愚将以上诸编删定整合、汇为一稿才得以汇合。需要注意的是，柏景伟等人对关学的看法，与王心敬并不相同。柏景伟认为：

自周公集三代学术，备于官师，见于《七略》，道学之统自关中始成康，而后世教陵夷遂。至春秋，大圣首出东鲁，微言所被关中为略，降及战国、秦，遂灭学。汉、唐诸儒训诂笺注，循流而昧其源，逐末而亡。其本自宋横渠张子出，与濂、洛鼎立，独尊礼教，王而农诸儒谓为尼山的传，可驾濂、洛而上。〔24〕

在柏景伟看来，“道学之统”虽然“自关中始成康”，但在春秋乃至汉唐，“微言所被关中为略”，“循流而昧其源，逐末而亡”，所以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关学。而真正的关学，则“自宋横渠张子出”才开始出现的。贺瑞麟也认为：

三代圣人，具见于经，不待言也。秦、汉及唐，圣学湮塞，知德者鲜。宋兴，明公张子，崛起横渠，绍孔、孟之传，与周、程、朱子，主盟斯道。早悦孙、吴，年十八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慨然以功名自许。及其撤皋比，弃异学，任道之勇，造道之淳，学古力行，卓为关中先觉，此少墟先生《关学编》独推先生首出，而为吾道之大宗也欤！〔25〕

所以他们赞同四库馆臣的看法，也完全接受了冯从吾关学编的内容，而将“丰川编远及羲、文、周公，下及关西夫子而下，非恭定所编例，去之。”〔26〕

柏景伟对《关学编》的修订，是以对冯从吾的认同为基础的。他认定：“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公也。”〔27〕而后“二曲、丰川超卓特立，而说近陆、王；桐阁博大刚毅，而确守程、朱”，〔28〕王心敬、李元春从不同角度对冯从吾之后《关学编》的续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清代关学内部“尊朱”和“崇王”两种倾向在关学传统史学建构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得益彰的特点。柏景伟对关学发展源流的基本认识，特别是他以冯从吾为关学之集大成者，“统程、朱、陆、王而一之”的观点，则是他主张以冯从吾《关学编》原编为本，将王、李两种不同文本删定合编的根据，也是他不赞同王心敬对《关学编》张载之前等人纳入补编而予以删除的原因之一。从这一角度上而言，柏景伟所删定的《关学编》，正是清代关学朱、王流派趋向融合在关学自身史学构建意识上的体现。

柏景伟等人向冯从吾的复归，进一步体现了以孔子为归依的意识，但柏景伟“论学以不分门户为主”，〔29〕贺瑞麟则主张严守门户，“不辨门户，且如失途之客，……将终不得其门而入矣”〔30〕刘古愚在尊孔的前提下又主张吸收西学，其见解并未得到统一。在近代西学的冲击下，孔学的地位进一步式微，其在关学谱系建构中的地位，也逐渐失落了。而横渠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在寓陕学者张骥1921年完成的《关学宗传》中，有明确的体现。张骥在《关学宗传》的《凡例》中明确提出：“关学开派，肇自横渠，故冯少墟氏《关学编》托始于此。”〔31〕在《关学宗传》的《自叙》中，他也说：

昔横渠氏关中崛起，开门授徒，分濂、洛之席，绍邹、鲁之传，一时蓝田、华阴、武功诸儒，阐扬师旨，道学风行，学者称初祖焉。〔32〕

基于此，张骥在其《关学宗传》中删去了冯从吾《关学编》卷首原有的孔门四子，而把张载作为关学之先。如是，经柏景伟等人到张骥，关学的性质发生改变，不再是关中自古以来有的理学，而是北宋时期关中才产生的理学；而张载在关学中的地位也发生改变，其不再是关中自古以来就有的理学的“倡明”者，或者“特宋关学之始”，而是整个关学的“初祖”。张骥的这种观点，无疑对当今学界有重要的影响，而冯从吾等关学先贤原本以孔学为关学基准的观点，也逐渐趋于衰落了。

四、余论

上面我们追述了关学谱系建构中孔学基准的失落和横渠地位的提升。问题是，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注重区域性儒学谱系建构的同时，如何借鉴不同时期关学学者对关学谱系建构中的不同倾向和思考？陈来先生在《“关学”的精神》指出：“半个世纪以来，对关学的了解，往往从‘以气为本’‘以礼为教’去突出其特点，这种理解突出躬行实践，但忽略了价值和境界。”〔33〕我们对张载思想的理解，固然要重视其哲学特性，但也要看到，张载和关学的本质并非完全等同于哲学，哲学只是其学中的某一方面，从本质上讲，关学即是关中的孔学，是孔学在关中“全国地方化”的体现。陈来先生进而指出：

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了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34〕

当今我们研究关学，强调张载在关学中的特殊地位，但并不能因此将张载完全地方化，将关学地方化，而需要在当时整个孔学的背景下去思考其共性和特性。因此，研究关学，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关学和整个孔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说到这里，张骥在《关学宗传凡例》中提出的“关中固不可槪包理学，是编亦不能尽括关中”〔35〕的观点仍是有意义的，他在《关学宗传》《自叙》中的一段话，也对我们思考关学与理学的关系，具有启发价值：

夫道冠古今，学无中外。前人以关、闽、濂、洛标宗，论者讥为过隘。然武、周代谢，道在师儒；孔、孟传心，世称邹、鲁，抑独何欤？盖关、闽、濂、洛之学，即邹、鲁之学，虽鸣道一方，皆有圣人之一体。谓邹、鲁之学，寄于关、闽、濂、洛，则可；谓关、闽、濂、洛之学，足以尽邹、鲁，则不可。谓学者假途于关、闽、濂、洛，以寻源邹、鲁，则可；谓寻源邹鲁，而不假途于关、闽、濂、洛，或仅仅于关、闽、濂、洛，则又不可也。道以参赞天地为量，学以求至圣人为归。东海、北海，圣人出焉，心同理同。学以关、闽、濂、洛始，不以关、闽、濂、洛终，此《关学宗传》之所为作也。〔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