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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灭亡大戏，是伴随着一支股票的疯狂飚升，徐徐拉开帷幕的。 1910年3月29日，大清股市刚开盘不久，龙头股兰格志（一个橡胶公司的名字）股价便迅速攀升至1675两白银一股，发行价不过100两白银一股的兰格志，迎来了帝国历史性的疯狂时刻。
兰格志股票 这辆“大清号”破车，以其强大的惯性呼啸而来。疯狂的人们都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掀起一轮又一轮抢购热潮。过山车般的红线持续上扬，形如红色警灯一般悲鸣，红了眼的人们很少看到其中的凶险。当时日本媒体报道，大清上海股市共吸引了6000万两白银，几乎是大清半年的财政收入。 股市虚假繁荣的泡沫，不到三个月便被刺破。美国宣布紧缩政策，大清股市立即出现“硬着陆”，龙头股兰格志从1600两一股，一路跌到了100两一股。大清的这次“橡皮股灾”，很多人归因于帝国主义“阴谋论”。说兰格志始终未种一棵橡胶树，本就是一空壳公司，诱骗中国人跟风追涨，最后洋人卷款跑路，史称“兰格志骗局”。 股灾的爆发，引发了大清国的金融危机。股灾后，很多机构被套牢，现金流出现危机，最终形成了挤兑潮。钱庄纷纷倒闭，许多工厂破产，数十万人失业，数千万两白银蒸发。 大清国股市成了一地鸡毛的代名词。喜好赌博的中国人，很难按洋人制定的游戏规则，玩好股票这个“洋玩意”。 我们今天真的很难想象，自1869年上海从事国际股票买卖开始，到大清复亡的数十年时间，中国的股票交易竟然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时人称之为“茶会”。 这样的情形极具画面感。每天早上，茶馆里人头攒动，看似来喝茶的茶客，实际他们都是来这里上班的商人。买卖双方神色各异，交头接耳，都在竖起耳朵打探最新的股票信息，不管这些信息真的也罢，假的也好。胆大的，直接将证券拿到茶会，一手交钱，一手交票。其实，茶馆里除了股票买卖双方外，还活跃着一批特殊的人群——掮客。当时的股票经纪人叫掮客，掮客们多呈神神秘秘，他们抛出的信息更是真假难辨，其目的旨在撮合双方，他们靠买家和卖家的交易来赚取佣金。所以，只要一旦成交，佣金到手，他们便匆忙物色下一批交易双方。应该说，他们才是茶馆里真正的赢家。 严格说来，这算是一种自发的市场。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这种茶会代行证券交易的方式，竟运行了近半个世纪。据载，“茶会”最早于宣统年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的惠芳茶楼，直到1913年才迁至四马路。一直延续到1914年上海股票交易公会成立，证券交易才开始逐渐走向正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以想象，种种不规范，巨大利益诱惑之下的股市，肯定存在很大的漏洞和操作的空间。因而，“橡皮股灾”让很多人从天堂跌到了地狱，四川铁路公司便是典型的一例。因为牛市的驱动，四川铁路公司拿出巨资投放股市，其结果是，股灾中巨亏350万两。据载，具体细节大致是，四川铁路公司驻沪经理把公司资金存入到几大钱庄生息，后又觉得股市回报率高，转而投向股市，心想赚上一笔套现之后退出来，没想到终至套牢。 后来“驻沪经理”被问责时，恰逢盛宣怀在幕僚郑孝胥建议下强势介入，宣布四川铁路国有化。 1900年后的大清王朝，试图以义和团驱逐洋人的幻想破灭后，痛定思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 废科举，兴教育，办实业，建铁路是新政的主要内容。 公元1903年11月，清政府成立商部并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放手鼓励本国商民兴办铁路，全国官民热烈响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北起黑龙江，南到广东的15个省建立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立的。 严格而言，在四川与湖北之间修建一条川汉铁路的计划构想很早，不过有这种想法的都是西方列强。早在1863年，英国商人所制订的中国“四干三支”铁路网方案中，就有从汉口入四川再转云南进而到缅甸的国际铁路线。这以后，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有过多次修建川汉铁路的计划。英国人的想法更为大胆，他们眼里，甚至有着一条从埃及的开罗出发，经过中东与印度、缅甸进入云南，再经过四川往东直达上海的洲际铁路的宏伟构想。作为其中的重要枢纽，川汉铁路一直是其中的重要一段。1877年，当时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一封致李鸿章的信函中说，他早在10年前就在上海看到了一份外国人绘制的《火轮车道图》，上面清清楚楚地有一条铁路由印度入云南，再“出楚雄以北趋四川以达汉江”。
铁路，无疑是二十世纪初叶的世界，最为丰厚的一块肥肉。修铁路，无疑是能够抢到这块肥肉最佳的途径。 1901年，晚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铁路成为重要的符号。英国学者肯德公开在报上撰文，称：“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英国政府计划修建一条由上海经南京，过汉口、宜昌、万县到成都的铁路。甚至计划，要在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将“条约港重庆”建成“远东的圣路易”。 就这样，在国际鼓噪和各方喧嚣声中，川汉铁路由策划到勘测，提上了重要的修建日程。 创办川汉铁路公司的，是四川总督锡良。 自1903年4月从热河都统的位置上调任四川总督后，锡良入川赴任时，由武汉乘船到宜昌，然后下船登岸，沿陆路入川，重在熟悉由鄂入川的道路。 当年7月，锡良就上奏朝廷，请求创办铁路公司。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锡良万万没想到，正是自己创办的这个铁路公司，成为颠覆他所效忠的大清王朝廷的“革命导火索”。 锡良从湖北入川，目的之一就是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商量两省共建川汉铁路事宜。
四川总督锡良 清朝政府的篱笆“扎”得很紧，虽然有外国资金觊觎，但在新政面前，人人都不敢当“卖国贼”。国家没有钱，咋办？“官招商股”。可招股方案一出台，他们才发现，四川可以募集的“商股”很少，官方有能力投入的更少，而修建铁路所需的资金至少在5000万两白银以上。资金缺口巨大。 得知英国、法国、美国有意加入投资铁路的消息，留日学生四川同乡会紧急行动，撰写了《四川留日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等数份热血澎湃的文件。其主旨是，川汉铁路必须自办，“以蜀人之力，修蜀中之路”，“绝不能落入外强之手”。并提出解决资金问题的三个办法——官款、地方公款、民款。还可以发行“公司债”。 为了清楚明白地说服他们的父老乡亲，那些热血满满血气方刚的留日四川籍学生，还特地用一口地道的四川方言，写下了《四川留日学生紧急修四川铁路白话广告》，其结尾是这样的—— 望我们四川的人，个个晓得灭种惨祸，毁家破产，争修铁路。一面兴教育，办学堂，人人发奋，个个图强，打起精神，保我们四川，四川能保，以外各省更容易了。呜呼！我们的四川人，生死存亡，即在眼前。富的、贫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贵的、贱的、智的、愚的、强的、弱的，七千九百四十九万三千零五十八人，其未睡醒耶？其睡醒耶！ 就在留日学生四川同乡会紧急行动之后，又相继出现了《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和《建议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劝告书》，甚至还成立了“川汉铁路研究会”，其意见基本一致—— 各省路事多归绅商自办，由官办都惟川路而已。 今日之川汉铁道……就公家言之，则仅利于一般豺狼之官吏；就私人言之，则仅利于少数牛马之缙绅。 破坏野蛮官立之旧公司，建设文明商办之新公司。 一句话，这个原本属经济行为的商业项目，还未上马之前，便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政治色彩，其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无论是谁涉足其间，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全身而退。
火药味愈发浓烈。面对如此热血之鉴，加之“官办”之路太窄（官方没有资金），民间“商办”呼声日甚。锡良便上奏朝廷，“奏请改派川汉铁路公司官绅合办”，也就是将原来政府任命的“督办”改任为“官总办”。 公司从“官办”转为“商办”后，锡良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以为，“按租出谷，百分取三，意在轻而易举，积微成巨”。可他很快就明白了，“中国召集民股，是为难事……骤欲集数百万股之多，此诚难之又难者也”。 更让锡良捉襟见肘的是，作为“官本之股”他只能拿出28万两银子。也就是说，作为四川总督，能代表四川全省官方家底的这28万，只够川汉铁路公司开办的筹备费。就纯经济行为而言，这样的“出资比例”当然没有任何话语权。 对于积贫积弱的大清各级政府而言，资金不足是当时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不仅仅是四川一省。譬如粤汉铁路广东段须投资近3000万两，但实际只募集了一半不到；湖南段须投资2500万两，而实际只筹集五分之一。日本情报人员在《东亚同文会报告》中透露，川汉铁路湖北段需要3000万两银子，必须要筹集到三分之二方可动工，可一直到1909年3月，也仅筹到66万两。 《川汉铁路总公司章程》规定，股本以50两为一股，每年按4%的标准给付利息，规定“股东息银周年六厘，五两周年取息三钱，五十两周年取息三两”。所有集股收入全部用于铁路建设，铁路建成通车之后，利息继续每年发放，同时将扣除公积金之后的所得利润分为10份。3份“报效国家”，1份作为花红奖励员工，其余6份作为红利分配给全体股东。 这样的“规定”，应该说通俗易懂，妇孺皆知。百姓相信政府，也就没了后顾之忧。
1900年以后的大清政府，已经没有所谓的保守派了，人人都以通晓洋务为荣，因为按慈禧新政的精神，办实业、学西方，成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然而这群争先恐后“大跃进式”办实业的旧式官僚队伍，对于近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知之甚浅，所以在一哄而上的热闹场面中，一开始就留下了因为对其政策后果缺少理性预见的先天缺陷。 锡良也是这群官员队伍中的一员，他创办川汉铁路公司，确有筚路褴缕之功，但在一开始，也因种种原因留下了起步时的缺陷，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均与这些缺陷相关。 今天来看这个所谓的“川汉铁路股票”，实际上就是政府以公司的名义，付息向民间的借贷，远非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这样的优厚条件本应该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佳办法，可清末的中国，不仅政府贫，百姓同样弱。地处内陆的四川更不例外，沿袭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可能有太多“肥硕的地主”。加之对于修铁路、买股票这些“新鲜玩意”，离普通百姓的认知实在太过超前，正如锡良所说，“川省地居避远，耳目拘隘，昔为邻省办矿等股，寸效未睹，至今人多畏之”。 老百姓积极性不高咋办？只能政府主“导”。按多年来的老办法，“由官方进行收取”。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性摊派。 脆弱的中国农民历来都是逆来顺受，除非生存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以命相搏。既然政府有困难，大家都来担着呗，何况还有不错的利息。因而稍后出台的《川汉铁路公司按租抽谷详细章程》操作性更强，每年收取租谷10石（10斗等于一石，一石等于120市斤）以上的农户抽取租股，“按租出谷，百分取三”。不到10石的农户免抽，抽取时不收实物，一律按市价收取银钱。 凡是抽够了白银50两的，就可换得一张川汉铁路公司的股票。 对于广大农户来说，这个所谓的投资，表面上是为了修铁路而“被租股”，实则是硬性摊派的一种负担。至于传说中的投资收益，对农户们来说，那更是看不见、摸不着，遥遥无期。
一时间，四川所有州县都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新型机构——股票局，先行按乡、保、甲逐层核查田亩与租谷数量，登记造册，若有徇私舞弊者，“即禀请州县官将经查董保（董，即乡董，相当于后来的乡长；保，即保长，相当于后来的村长）人等提案分别就罚”。每年秋后算账，“由各乡董、保长、牌甲人等，于奉到州县榜示定期开收后，催令各户上紧赴城完纳。收成较早之处以十一月底为限，收成较晚之处以十二月底为限，一律完清。若有延欠之户，即由城局绅董开单送请州县官催追。” 就这样，一个纯粹自愿的“经济行为”，不经异间演变成了强制的“政治运动”。 本来十分贫穷的四川百姓，为修建川汉铁路承担了巨额的负担。四川荣县同盟会元老吴玉章后来回忆说，“全川六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对民办铁路都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 这，无疑为后来的保路运动群情激愤、高烧不退，埋下了极其重要的伏笔。 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构成中，76%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有了政府的强力介入，筹款效果十分明显。截止1911年6月，共筹得各类股金收入1340余万两，加上生息与杂收入330万两，共有1670万两。 没有人想到，这本来“所谓的股票”。却被川路公司私自挪用，投放到了真正的股市当中，最后血本难归。加上清政府后来又以“洗钱”之法将铁路收归国有，几进几出，大批百姓的血汗钱所剩无几。这当然引起了川路公司股东们的强烈不满，也成为引发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诱因。那个“铁路国有”操盘手郑孝胥，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后来又追随溥仪，当上了满洲国总理大臣。这是后话。 为了维稳，清政府被迫从湖北调兵去四川，武昌防务因此空虚。 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指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样的“骨牌效应”直接决定了晚清的生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大清王朝自此进入读秒阶段，一段股灾引发的亡国史，也就此得以书写。 （摘自《窄门》一书第05章）
著名书法家何应辉先生题写书名 新书推荐 书名：《窄门》 作者：章夫 书号：ISBN 978-7-220-13215-5 定价：68.00元 日期：2023年12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窄门》封面 内容简介 “要了解明清时期的成都，得去宽窄巷子。”《窄门》重点放在大清中晚期近两百年间，以成都的两条巷子为引子，透过“宽窄巷子-满城-成都-大清-世界”由小及大的叙事逻辑，让读者徜徉在这段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将成都放在世界背景下进行审视与对比，分阶段分场景，全方位展示直接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这个具有诗史般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推开最窄的门，走向最宽的路。那些“宽”与“窄”，“轻”与“重”，“大”与“小”……如同万花筒一般的乱相，构成了“大变局”前后的众生相。《窄门》以微观史的方法，研究近代成都满城那一段独特的历史，但没有全力沉浸于历史之中，随时以开放的视野与世界“对话”。旨在透过鲜为人知看似碎片化的历史细节，诠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史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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