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邡电影人的故事

四川文化网 2018-8-6 14:45 2992人围观文化资讯

　　按：从2017年开始，在什邡市文化三中心的文化馆，常常在我下班的时候，会迎面而来电影公益放映队工作者开始上班的身影。电影公益放映车就停在文化馆大楼的外面，上面这几个字很显眼。看到他们，才确切地清楚什邡 ...

　　按：从2017年开始，在什邡市文化三中心的文化馆，常常在我下班的时候，会迎面而来电影公益放映队工作者开始上班的身影。电影公益放映车就停在文化馆大楼的外面，上面这几个字很显眼。看到他们，才确切地清楚什邡有这样特殊的一群人的存在。想到小时候自己在农村，跑了很远的路去大队上看坝坝电影，其实从未去关注和了解过那些为我们放电影的人。想要写一写他们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

　　追溯什邡电影人的故事，要回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

　　当时的温江地区行政公署的809电影队在什邡、广汉等地巡回放映电影，队长名叫朱景辉。1957年，809电影队完全归属什邡，并改名为什邡县电影队，此时龚玉华为队长，什邡有电影人的历史算是正式开始。

　　1958年，罗宗德接任队长职务。1964年，为适应什邡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加强电影管理，正式成立了“什邡县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由当时的文教科指定的罗宗德、刘世铭主持管理站的日常事务。什邡第一代电影人如王世柏、魏宗隆、陈家福、严吉贵、高先龙、钟守儒、邓文森、李维莉、吴朝恒、沈定富、颜家安、尹其贵、冯昌智、范树林等先后加入到这支队伍，不断充实着什邡电影人的力量。

　　什邡人记忆中的老电影院，是60年代末由老城隍庙改建而成。电影放映就在城隍庙的大厅里。一部分老一代电影人也住在城隍庙里面。电影人除了经营电影院，应邀去各个公社大队放电影是常事。

　　60、70年代的农村怎么放电影呢？电影人用背篼背、用架架车拉设备，步行在乡村以及山路上。那时候的设备有一个电子扩大器、一个放映机、一个发电机、一个扬声器，还有幻灯机、电源线、扬声器线，通常两部影片的胶卷（当时是16毫米机型，70年代末80年代是35毫米，90年代进入数字放映后胶片逐渐就成为历史了）。

　　1974年四川省在农村迅速推广8.75毫米胶片电影，电影事业迅速发展，什邡各个公社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影队。一个队一般有三个人。一些厂矿也是如此。如什邡的磷肥厂、金河磷矿、钻采化机厂、红星煤矿等。什邡电影管理站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发展了19个公社，成绩显著，在全省得到表扬并推广。尽管8.75毫米的电影看起来效果很差。

　　1974年的电影管理站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对各个公社电影队的培训、管理以及影片推广及排片。二是经营电影院。各个公社的电影队都有自己的幻灯，配合中心工作，在宣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发掘了好人好事、先进典型，都通过当时最原始的还是手动操作的幻灯机有效地宣传了出去，在群众中产生一定影响。

　　电影管理站办过很多培训班。负责为新加入的电影放映员和宣传员进行技术、宣传方面的培训。学习内容有电工学、放映机、扩大器和电影美术、电影宣传画等。如在龙居寺冯昌智给大家讲了《电影艺术》专题，如在山河（如今的蓥华镇）老剧院举办的培训班，一方面提升了放映员的素质，也让电影事业在群众更加富有魅力。电影管理站在如何宣传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探索，冯昌智、范树林等创作的电影宣传画还在温江地区多次获奖。

　　70年代末，各个乡镇也有了自己的电影院。什邡电影人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那时期的电影如《沙家浜》《渡江侦察记》《艳阳天》《地道战》》《智取威武山》《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阿诗玛》等等，都深深地留在了那一代人心中。

　　进入80年代，什邡的电影放映管理一直走在全省最前列，被评为全省先进，其他县市纷纷前来什邡参观学习，借鉴经验。

　　1981年6月8日，根据改革电影管理体制的精神，经什邡县政府什府（1981）15号文件批准，成立了什邡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同时撤销“什邡县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高先龙为电影公司经理。严吉贵、李戊成、颜家安任副经理。此时的电影公司一共有三股一室一院。罗宗德为电影院院经理，王家明任电影公司办公室主任，刘世铭任技术供修股股长，钟守儒任发行影管股股长，冯昌至任宣传放管股股长。1983年德阳建市后，高先龙、严吉贵先后分别调到德阳市电影公司、德阳市文化局，什邡电影公司的工作就由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家明主持。

　　80年代也是电影最火爆的年代。《庐山恋》《红楼梦》《少林寺》《卖花姑娘》一大批经典电影，成就着电影票房的神话。从电影公司退休后负责什邡老年大学管理工作的的尹其贵，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一说到那个时期，他的脸庞上就闪耀着动人的光芒，似乎又回到了那个电影荧幕闪闪发光的年代。

　　那时候机关单位总有一位专业的电影订票员，如果不这样，就很可能订不到。通常一天会放映几十场，早上七点半，人们就开始看电影了，到了晚上十二点还要加映一场。担任了差不多6年电影公司经理的尹其贵讲到，当时电影院对面税务局的周姐，她的孩子起床后发现妈妈不见了，就在税务局门口等妈妈，因为妈妈去电影院看早电影去了。可想而知那时候人们对电影何其热衷。

　　90年代初，电影开始走下坡路。1991年，什邡电影院贷款将一个厅扩充成几个厅，放录像、镭射电影。这时期开始，电影院的经营处境每况愈下。

　　1995年，作为新一任的电影院经理、电影公司副经理的尹其贵，面临负债50多万、员工发不起工资的艰难处境，毅然决然请新华书店担保借了十万元为员工们发了工资，后来在市委市政府以及文化局的关怀下，加上尹其贵自己的多方努力，电影院和电影公司逐渐走出了低谷。在他任职期间，什邡的农村放映工作非常出色，在全国获得过群众文化奖励。当时的电影公司副经理李强，也获得了全国农村电影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2011年，李强接手公司事务，直至2016年。

　　今天，什邡电影院已经不再运营。老一代的电影人如刘世铭、吴朝恒等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依旧顺着他们足迹奔波在乡间为老百姓放映电影的，大都是

　　他们已届中年的孩子们，如今已经不叫电影队了，也不叫电影公司了，随着体制改革，2016年11月，电影公司与什邡文化馆合并，成为了文化馆公益放映部。

　　什邡电影史上的“电影四队”

　　这是一支成立于1971年的特别的电影放映队，因为他们负责的是什邡边远山区的电影放映工作。队长是罗宗德。

　　他们通常一去山里就是一月两月，足迹遍布山河、红白、八角和矿区（当时的峡马煤矿、红旗煤矿、以及蛇纹矿）。其中山河公社放映的场次最多，仅仅去石窑村、石门洞村就总会走上十多里山里的夜路。每逢下雨，四队就习惯去矿区，与工人们打成一片。除了放映电影，他们还需要补充资料、配件，轮流着下山，基本上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假日。

　　回忆起在四队奔波的几个年头，老电影人冯昌智不胜感慨。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放映的经历。

　　那时候是一月份，他和罗宗德、邓文森等当班，从什邡搭乘煤矿的车到达山河乡。他们驻扎在乡上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一住就会一个月，展开了为期一个月25、6场次的电影放映。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只要与生产队里有约在先，他们总会背上影片，从乡上出发，前往山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需要负重的有，用绳子绑着的胶片（一部就是十来斤），八十来斤的发动机以及六十来斤的放映机，还有换洗衣服以及自己的学习书籍。而在当时，一部故事片，如《地雷战》，一个生产队会给出40元的费用，如果加映一部《奇袭》，总共就是80元，再增加一部纪录片，就会给到90元。那时候的文化需求只有电影，各大生产队都非常热衷给社员们带来一场坝坝电影。

　　这一天上午十点钟，带上两个馒头，背上机器和影片，冯昌智他们从山河出发了。一路跋涉，十二点，他们才到达瓦窑村，此时饥肠辘辘的他们就分馒头吃，稍事休息，接下来继续赶路。到了下午两点过，抵达山河六大队的张支书家里。支书的爱人为他们临时煮饭，有玉米蒸饭、山腊肉以及蔬菜汤，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忘也感觉自己备受尊重的极好待遇了。吃完饭，已经四点。然后，继续背着机器和影片爬了一个一个坡，到达六大队七队的杨家院子时，天已经快黑了，而这时间也刚刚好。社员们见到电影队来了，格外高兴，热情兴奋。冯昌智他们吃了一碗简单的面条之后，就张罗开了。七点过，电影正式开始放映。大约有两三百位本队和其他队的社员在观看。八点过，天开始下起小雨，社员们都不肯离开，一直到十一点过电影结束，举着火把的人们才星星点点地在山道上慢慢散开了。至今，那黑暗山影里跳跃的火把逐渐消失的场景依然留在冯昌至心中，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动人画卷。

　　那一晚，生产队长还请杨大娘为他们煮了豆腐、香肠、腊肉，喝着酒，谈天说地，一直到凌晨一二点。

　　“我的酒量也就这样练出来了”。冯昌智笑着回忆说，那时候人们对于电影队的热情可想而知了。一天一天，电影队的队员们也和社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冯昌智回忆了一件事。在石门洞村放映的时候，杨大娘的外甥病了。山里的人们生活封闭，很少外出，药物稀缺。杨大娘的外甥咳嗽不止，冯昌智将随身带的土霉素给孩子服下，很快孩子的病就好了。山里人没见过西药，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很快那一带就传遍了：电影队的冯师傅好厉害，除了会放电影，还会医病…..

　　爱写爱画爱读书的冯昌智活着的信条是“在情意与诗意中度过一生”。在山区放电影的经历给了他很多朴实珍贵的情感记忆。那时候，像山河七大队，队里杀了猪，总是留着猪血和猪蹄子，社员们还拼凑了肉票，专门从供销社买酒买肉，招待他们，这些都成了他心上非常难忘的回忆。

　　山里的岁月，更有下雪天放电影的特别经历。社员们就着火盆、提着烘笼，站在小学操场或者保管室积雪的地上，完全痴迷在电影画面中，这个场景深深印在冯昌智心中。他慨叹到，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是多么贫瘠啊，那时候的电影队带给人们精神的滋养又是多么珍贵呀。

　　说来他与电影是相当有缘分的。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县政府外看坝坝电影，就曾萌生过想当电影演员的愿望。1960年上演的话剧《雷雨》更是深深地刻在他心中。1969年下乡当知青的他热爱绘画和宣传工作。1971年12月加入什邡电影放映队，跟着罗宗德培训了一个星期，然后成为新成立的什邡电影四队的一个成员。

　　电影四队的那些日日夜夜，让冯昌智与村民结下了很深的缘分。至今，冯昌智还与山里的部分村民保持着来往。山里人的淳朴与电影人的人格魅力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一个个佳话。比如山河杨队长的儿子在什邡城里复读的两年，一直住在冯昌至家中，直至考上大学。他们之间至今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作为一个热爱电影事业的电影人，冯昌智一直在电影技术以及相关的知识方面，努力专研，发电、放映，以及美工和辅导，他都乐此不疲，悉心专研。他认为这些都是生命的修为，这些既磨砺了生命又丰富成长了生命。

　　有一件事，他印象特别深。

　　也是在山河六大队三队，那晚机器除了故障，影片放不出来，更没有声音。他和其他队员一起作了细致的检查，也搞不清楚故障出在哪里。当时师傅罗宗德不在。冯昌智整夜都睡不着，翻遍了所带的书，依然无解。当得知当地一邓姓青年要返回什邡，他便随之一同凌晨三点出发，赶回什邡，去找师傅。等回到什邡，他才知道自己三岁的儿子正在生病，心慌慌地回家安抚了几句，他又急切地去找师傅，问明了故障原因，立马返回山里。等到他返回已经是下午四点。赶紧修好机器，顺利地在晚上给社员们补放了电影，这时候的他，心里总算才踏实了。

　　1981年，擅长写作与绘画的冯昌智作为全省唯一一个电影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电影宣传工作会议，当时住在京西宾馆，会议长达十天，回忆这件事，冯老先生慨叹这对于他的整个人生来说都产生了非凡的意义。

　　作为最基层的电影人，冯昌智和其他电影人一样，对全县19个公社、253个大队都有全面了解。他经常骑自行车去抽查放映情况，与电影结缘的十多年对于他的生命很宝贵，后来在他的画集里全是山水情缘，是那片印满他足迹的山山水水化作了他笔端的深深情愫。

　　90年代，随着影视业的迅速发展，电影观众迅速减少。这个时候，整个什邡县有60个电影放映员，在新形势下，都落实了很好的待遇。由于电影放映，很多放映员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提高。他们中有人如元石乡的放映员王友天后来当上了乡镇副书记、文化局副局长；四平电影队队长黄永佑当上了文化站长、副书记；马井电影队队长付书庸当上了马井镇书记；等等。冯昌智也在1986年离开了电影公司，去了县政府，而放电影成为了他生命中最最珍贵的回忆。

　　子承父业的什邡第二代电影人

　　老一代的什邡电影人，他们的子女大都子承父业，成为了什邡的第二代电影人。今天，第二代电影人中年纪最大的刁继芳也于2014年退休，李华、刘燕等人也相继退休。

　　如今，在什邡市文化馆公益放映队里，今天依然在职的还有罗玉玲、刘洪斌、丁宇、钟勇、王露等人。

　　罗玉玲就是罗宗德的女儿，她于1980年加入电影人的行列。在什邡电影人中，她是难得的包揽了电影人几乎所有工种的一位电影工作者。场务、票务、放映、财务和档案，她样样都做得很好。尤其是作为女性，在下乡放电影的过程中毫不逊色男放映员们。今年8月1日，是她退休的日子，就在7月24日，她放映了自己作为电影放映员的最后一场电影。随着她的离开，什邡电影人最后一个女性的身影也离开了。

　　对于这些从小就与电影耳濡目染的人们来说，自然有一份关于电影的特别记忆。譬如王世柏的儿子王露，尽管今年已经40出头的他直到2016年才真正开始从事电影人的工作，但是在他的记忆中，从小生活在老城隍庙的电影院里，对于放映的每一部电影的每一个桥段都熟悉到可以背下台词了。

　　在他身上，也深深地烙印着他父亲的痕迹。当大家在公益放映部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当人们说到他的父亲王世柏，说到好多都是其学徒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老电影人子女的骄傲与荣光。

　　个子高高的刘洪斌更是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电影紧紧交织在一起。

　　从小，他就和母亲李维莉以及哥哥生活在老城隍庙改造的老电影院里。父亲在成都的电影行业上班，是母亲常年带着他们哥俩。那时候通常电影院里值班的有两个放映员，每当放通宵如《苦菜花》这样热门的电影，两个放映员的四个孩子就睡在放映室盖机器的红布上。

　　刘洪斌记着自己上小学后，母亲和其他电影人拉着架架车下乡放电影，通常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两兄弟就由年纪才十多岁的小嬢照顾。当时电影管理站的十多个孩子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经历。

　　1977年在老城隍庙原址上新建了全新的电影院。1980年国庆剪彩的时候，热闹非凡，首部放映的电影是《屈原》，刘洪斌对这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作为第一代电影人的孩子，从小他就对电影放映有浓厚的兴趣。新建的电影院管理也更加严格有序了。刘洪斌那时候最渴望能进新的放映室看一看，但一直没得到许可。新的放映室装修漂亮，地板打蜡，为了保护影片，尽量避免灰尘，唯一能出入的放映员需脱鞋才能进去。当时的放映组组长王世柏，也就是王露的父亲，不仅仅在机修方面相当认真，对放映员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在老电影人心中，这份事业在心中有着多么神圣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刘洪斌正是在这样的浸润中，于1988年通过劳动局招工考试，正式成为了电影管理站的员工，那时候，他刚好18岁。

　　和几乎所有刚入行的人一样，他也被分配到场务组，查查票，打扫打扫卫生。年轻并且充满学习渴望的他对此并不满足。他偷偷地跟着当时的放映员李华学习装影片等操作和维修技术，期待着自己能亲自放电影的那一天，也对那些诸如扩大器之类器械充满了解的渴望。

　　1993年，他考取了初级放映证。

　　“我第一次放电影，是在隐峰镇的老敬老院”。他说。

　　应隐峰镇的邀请，刘洪斌跟着当时的电影院副经理沈定富、专业机修师吴朝恒，带着16毫米胶片机，在敬老院的两棵树间挂好了电影荧幕。敬老院并不大的坝子里，在只有十多位观众的注视下，刘洪斌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放映员的工作，可想他有多紧张。演练过很多次的操作刚开始很顺利，电影放到一半，突然，机器停止运转了，屏幕上一下子就成了空白。观众们一片哗然。这一天，他们因为走得匆忙，没有带上任何配件，故障也就没法得到解决，一行人只好收拾了一切打道回府。对于这次放映，更加坚定了刘洪斌对于尽快熟悉放映机等一切机器的决心。

　　问到刘洪斌在他的电影人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什么，想不到的是，是学习无门的那种难受感。对于一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来说，初进电影行业的时候，学习的渴望根本没有机会得到满足。为此他大胆地停薪留职半年，到成都电子科大学习电子线路等知识。如饥似渴的学习，让他掌握了扎实的技术和知识。后来电影院大大小小的改造他都能参与其中，电影院等部门的电工活，他也几乎都干遍了。他还积极进行设备的改造维修，自己动手新创制了手动控制双机的设备，为电影放映工作带来了不少便利。

　　2000年他开始任电影院经理，负责影片调度与人员安排等工作。2006年国家公益电影工作在全国铺开。这时候的刘洪斌和其他电影人一样，开始了白天电影院上班、晚上下乡放电影的工作。那时候什邡一共有216个村，每个村一年要放12场电影。

　　在城市电影亏本、依靠公益电影补助和电影院外门面收入来维持电影人生活的状况下，在广汉、中江、绵竹纷纷卖掉电影院的时候，什邡电影院一直坚持着放映工作，直到08年地震后，文化三中心的新电影院（也就是太平洋影城）开始营业以后，什邡电影院在什邡电影史上为自己画上了句号，从此成为历史。刘洪斌和他的同事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全部的工作就是下乡放电影了。

　　什邡电影公益事业

　　为解决看电影难的问题，1998年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了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2000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推行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以来，落实到什邡，已经是2007年的事了，

　　2006年，在师古镇镇礼堂，三面旗帜，三支队伍，“什邡农村放映队”正式成立。2007年，什邡农村放映队新购买了机器。2008年，正式从胶片机进入数字机时代。“5.12”后，从5月15、16日开始，电影队自己带着干粮在各个灾民安置点、为救援部队、为各单位放映电影，在余震不断中，在凄惶悲伤与紧张茫然的氛围中，为多少人心上带来抚慰。电影队后来被评为“抗震救灾模范”。

　　如今，公益电影放映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工作。特别是在2016年，什邡电影公司合并到什邡市文化馆以后，什邡电影人从此成了文化馆的员工，电影放映也就完全成了公益放映。

　　每年3月1日到10月30日（11、12月天气太冷，几乎无观众），整整八个月的时间，要完成1500多场电影的放映，文化馆公益放映部几乎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唯有下雨的日子，才是他们突然到来的休息日。

　　在他们的日程里，基本没有出外旅游的计划，亲戚请客吃饭也总是没有办法去参加。电影人早已适应了这种并不太正常的生活。多年来，每天下午五点出发，等到电影放完，收拾好，再回到家里，通常已经是10点、11点了，这时候才能吃上晚饭。多年下来，他们的生物钟已经改变了，也不再感觉到饥饿了。

　　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乡下的蚊子和跳蚤。

　　通常电影放映选择的场地附近都有草丛、水沟之类。乡野的环境，自然不是那么干净。尤其是隐峰镇的新建村，川芎收获季，腐烂的川芎很容易孕育出蚊子。用公益放映部主任白炼的话来说，农村蚊子又大又饿，就像轰炸机似的，直直地像自己冲过来。什么清凉油、驱蚊水都不起作用。更可怕的是跳蚤。放映完毕回到家，他们的家属总会抱怨把跳蚤带回了家，给家人带来困扰。蚊子特别多的时候，还把观众都吓跑了。这都是公益放映部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

　　对于跳蚤的记忆，白炼的脑海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画面。

　　那是在泰安村，正值夏天。那一天，他穿着白色的袜子。当他在坝子里把电影荧幕挂好，猛然低头看到袜子上黑压压一片，仔细一看，全是跳蚤。看得他真是好一阵心惊肉跳。

　　出门放电影，遇到各种天气也是电影人必须面对的。尤其是暴雨等恶劣天气。对于电影人来说，带的伞并不是用来遮挡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机器。每当突然下起雨来，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抢救机器，自己全身淋湿那是常事。曾经有一位同志新穿了一双皮鞋，结果那天遇到了大雨，鞋子全泡在水中。

　　在平坝里放电影还好点，到山区去，有些地方车子根本无法上去，他们就只好背着机器走上去了。比如干家窝凼。在那里找一块规整的场地放电影更不容易。于是他们总会因此而多跑不少路。由于路途太远，当天无法返程，就只好住帐篷。要是在山里在遇上大风大雨，或者洪水，他们面临的考验就更严峻了。

　　有时候他们连夜回家，在那漆黑的群山中，几十公里就只有电影部唯一的一辆车子，窄窄的山路，一边就是悬崖，整车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直到终于路变得平缓了，再看到另一辆车的车灯，他们的心总算得到了一种抚慰。

　　“我们自己简直就在电影中”。

　　回忆这一幕一幕，白炼这样说，语气里无法掩饰对电影事业的热爱。

　　1987年退伍后就成为电影人的他，说起他和同事们一周两次冲洗电影院1225座位、说起自己从城隍庙老城墙抓蛇和大伙儿一起煮来吃、说起那许许多多电影人平凡日子里的欢乐故事，他的脸上就洋溢着快乐的光芒。是的，什邡电影人一直如此，默默无闻毫无怨言又灿烂地奔走在什邡的每一寸土地上。

　　如今，什邡的电影公益事业越来越普及到更多的角落。特别在今天，文化馆还在暑期开展未成年人公益电影专场。在文化惠民、服务大众中，无论是在山区、在新农村还是在社区，什邡电影人的身影更加深入地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