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感与真实性的美学博弈 ——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的传播学透视

徐科 2020-7-27 21:28 988人围观学术评论

针对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围绕主持人的话题，进行传播学的分析，指出了其中蕴含的仪式感与真实性的美学博弈，如果说大赛要“好看”的话，那么仪式感就是其中的充分条件，如果说主持人要“可信”的话，那 ...

　　提纲：

　　引言：主持人大赛不仅是“好看”的

　　一、动机追问：为什么要举办大赛

　　二、纠结探秘：哪个是大赛的主角

三、意义反思：如何定位大赛性质

　　结语：大赛主持人必须是“可信”的

【摘要】针对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围绕主持人的话题，进行传播学的分析，指出了其中蕴含的仪式感与真实性的美学博弈，如果说大赛要“好看”的话，那么仪式感就是其中的充分条件，如果说主持人要“可信”的话，那么真实性更是其中的必要条件，追问了为什么要举办大赛的动机，探究了哪个是大赛主角的纠结，还反思了如何定位大赛性质的意义，说明主持人大赛不仅是“好看”的，而且大赛主持人必须是“可信”的。

【关键词】主持人大赛；仪式感；真实性；传播学；美学

　　引言：主持人大赛不仅是“好看”的

　　2019年岁末的中国传媒似乎平淡无奇，但由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的开播，传媒的舞台开始了不平静的喧嚣，毫无疑问，参加比赛的主持人就是这台大戏的重要角色。他们不但要置身于流光溢彩的舞台中心，接受现场同行专家的评审和场外大众评委的评判，而且要呈现于现代传媒的各种平台，承受各样媒体的评说和各色网民的评议，还有不可忽略的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说长道短。由此使得整个大赛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一方面是比赛现场的热火朝天、异彩纷呈和惊喜连连，另一方面是现场观众惊异的表情、热心网民质疑的声音和普通百姓猜测的流言。

　　的确，在这次锣密鼓和热火朝天的比赛中，每周一播的这档节目和轮番登场的比赛选手之所以赢得传媒的拥趸和大众的热议，更有“神仙打架”的惊叹、“是否彩排”的质疑、“圈内优先”的诟病，都不无包含着两个超越播音与主持学，甚至比新闻学、传播学还要最重要的美学因素，那就是仪式感和真实性。前者是富丽堂皇的演播大厅、庄重严肃的比赛程序、正襟危坐的评审嘉宾、光鲜亮丽的比赛选手等，后者为现场主持人和评审人的精彩“互怼”、央视一姐董卿的脱口“金句”、个别嘉宾的偶尔“呆萌”、大众评审的“随机”采访、屏幕分数的落差对比等。诚然仪式感是审美的表现，而真实性则是美学的范畴，任何比赛都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和必须的真实性，就像竞技体育的规则构成了比赛仪式感，成绩反映了比赛的真实性，它们是统一于整个体育竞技活动的，那么，这次主持人大赛就陷入了一个很难协调统一的传播冲突。如果要实现仪式感的好看效果，就会牺牲口语及时表达的真实性情状；如果要追求真实性的即兴效果，就会影响活动现场直播的仪式感完美。那么，究竟是比赛过程的好看重要，还是比赛结果的即兴重要，由此导致仪式感与真实性孰轻孰重的美学博弈。

　　由于这次大赛的核心和主角是参赛的主持人，那么，我们还先得从传播学和美学的视域看看主持人究竟是什么。

　　主持人，这个随着广播电视的兴起，加之网络手机的助推、演艺市场的繁盛和庆典活动的需要而形成的当代文化的传播符号，他呼风唤雨于广电媒体是意见领袖，他能言善辩于栏目节目是传播大使，他抛头露面于社交礼仪是颜值担当，他还是街头巷尾的谈资话题，少男少女的明星偶像，其能量之强、魅力之足和影响之大，超乎想象，其风头不输网络红人，其势头已超各路明星。为什么主持人会受到大众的热捧，因为在这个文化符号上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美的身段和容貌、美的谈吐和语言、美的气质和风度的理想。对此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里阐述了符号的形式与蕴含的内容的关系：“人类生命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他与那些符号结构深刻的感情联系。这些符号结构是他的实际存在物，是他运用各种思维方式加以修饰了的本能的生命。”[1]也许某个主持人平凡而平淡，但一旦拥有了这次大赛符号带来的光环，那么他的生命真实程度将受到一定的改变，更何况，这次大赛有资深的专业评委、著名的点评嘉宾、精彩的现场主持，加上耀眼的演播大厅、知名的节目品牌、高端的国家媒体等一系列符号，更是强化了仪式感的庄严神圣，它有着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英国当代著名的媒介仪式研究专家尼克·库尔德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媒介仪式——至少以它目前的形式——不是普遍的，因为媒介仪式作为社会组织形式使得当前媒介的组织形式作为事实而合法化，但这种媒介组织形式是有条件而必然的：社会符号的资源在我们所称为‘媒体’的中央化的机构中高度集中。”[2]毫无疑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将这一系列的符号整合成了至高无上的仪式，而问题是不论这次大赛媒介的仪式多么重要和必要，甚至庄严神圣，它都不能改变和难以左右主持人参赛过程和结果所应有的真实性。

　　由于仪式感的衬托，使得主持人在传播学视域下成为了一个时代美丽符号和愿景载体的化身，在审美学考量中变成了大多数人美好情感和浪漫想象的投射。从这次主持人大赛看，我们之所以纠结于仪式感和真实性的轻重权衡和主次考量，说明主持人大赛仅有“好看”的传播效果和审美效应是不够的。

　　那就让我们对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来一次美学视域下的传播学透视吧。

　　一、动机追问：为什么要举办大赛

　　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追问，为什么要举办大赛？其一，选拔节目优秀主持人。正如大赛主办方宣称的：“本次大赛将把政治素养过硬、文化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等融为一体的综合素质，作为适应融媒体时代需求的主持人考核标准，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输送全媒体、全球化、复合型主持人才。”从1988年开办这项赛事以来，先后有张泽群、鞠萍、王志、袁鸣、撒贝宁、刘芳菲等一大批优秀节目主持人人脱颖而出，至今仍活跃在央视，已经成为了的著名主持人；为此，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得了，以赛选人，的确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的人才考察方式。其二，展示中央媒体软实力。2018年3月21日，将原来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更好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上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加快推动融合媒体发展，以此适应形势，作为国家级媒体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展示软实力，责无旁贷。其三，寻找综艺节目突破口。我国的电视综艺节目，一度十分火爆，特别是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更是如引爆荧屏，导致娱乐过度，或许是受众的审美疲劳，或许是网媒的强劲挑战，或许是官方的加大管控，综艺娱乐节目已经风光不再，但作为大众文化产物的电视又不能不给大众提供娱乐，于是如何处理好既“叫座”又“叫好”，既有精彩的看点又有正确的导向，就成了这类节目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央视这档节目的适时开播，正是为综艺娱乐节目寻求突破口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为什么要举办大赛？或许以上分析是仁智之见，或许还有更多的理由。但是，作为普通观众对于是否能选出优秀的主持人、如何体现媒体的软实力、怎样找到节目的突破口诸如此类，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既然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产物，那么它们关心的就是节目的好不好看。那么，观众最想看或喜欢看的是什么呢？奇异的选材，新鲜的内容，深刻的立意，独特的形式，精彩的呈现等所谓“吸引眼球”的东西，但这些都有一个必须而首先的前提，那就是真实，不论是生活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就像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我们欣赏的是真实的演唱，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我们期待的是真实的性情，而这次参加大赛的主持人的“真实性”表现，给观众留下了疑惑。

　　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一个个符合大众审美想象的形象：俊俏而年青的容颜、精致而得体的服饰，如果说这些属于艺术“真实性”范畴，是可以包装的话，那么参赛的选手的表情和神态、讲述的内容和语言，是属于生活“真实性”范畴，是不可能也无法包装的，而问题也恰好出现在这里，所有的选手一亮相没有一个不是稳超胜券、落落大方的表情，更有甚者的是在题目一公布，所有的选手就像士兵接到首长的命令后，几乎没有一秒钟的停顿，立刻神情自若、成竹在胸地地告诉主持人撒贝宁说“准备好了！”对此，观众还可以理解为坚定的决心、勇敢的担当和高度的自信。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果真说到做到，如果说在第一赛段的三分钟自我陈述，由于事先有准备，可以也应该发挥得滴水不漏，那么在第一赛段90秒的即兴发挥和第二赛段就某一栏目三分钟的现场主持，还有第三赛段走出去采访后的现场讲述，这是最能考验选手综合能力的比赛，他们都不仅是游刃有余般的张口就来、信手拈来，而且是行云流水式的语速流畅、语言连贯。反倒是两位著名点评嘉宾董卿和康辉，在点评时偶尔还会有口语冒出和停顿出现，甚至有难以避免的口误，也包括主持人撒贝宁把“怼”读成了三声的失误，更令观众感兴趣。

　　同样都是即兴的临场发挥，初临大赛的选手们个个在口头语言的表述都发挥得天衣无缝的完美、行云流水的通畅、滴水不漏的准确，反倒是身经百战的董卿等“老江湖”们竟然有瑕疵。回到为什么要举办大赛的“动机追问”上来，主办方是期望呈现一场场完美无缺的比赛，所有选手都必须是“好看”的，而观众是期待看到一次次现场氛围的竞争，所有的选手都应该是“可信”的，前者注重的是比赛的仪式感而后者看重的是比赛的真实性。在这场仪式感和真实性的美学博弈中，为什么观众关注的重心悄然由参赛选手变成了点评嘉宾董卿、康辉，还有朱迅、鲁健，如某场比赛董卿缺席或朱迅顶替，还有撒贝宁现场由主持人“客串”出题人，就会引起媒体的猜测和议论；这些就像一场比赛人们不太关注场上的运动员，而去关注场外的裁判和工作人员，这样的比赛，主办方的动机和目的，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吗？

　　二、纠结探秘：哪个是大赛的主角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犹如一场观众忽视了运动员比赛的纠结，又如何解开这个纠结呢？从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大赛的“动机追问”的分析看，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方面，央视看重的是选拔主持人的结果和传播正能量的效果，这些都是应该做到而必须提倡的，于是仪式感更显得有条不紊而庄重严肃；另一方面，观众更看重的是选拔主持人的过程和传播正能量的方式，这些也都是无可厚非而应当尊重的，于是真实性就成了合情合理的现实诉求和尽善尽美的最高愿景。表面看，仪式感与真实性是这次大赛聚焦的两个核心问题，或许从整个比赛来看，照顾了仪式感的“好看”就容易会忽略真实性的“好玩”，从选手的表现而言，突出了在仪式感下的“可爱”就可能忽视在真实性中的“可信”，如此左右为难的纠结何在，究竟是以主办的官方为要，还是以接受的观众为本。如以“官”为要，那么仪式感就是至高无上的，如以“人”为本，那么真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综艺选秀节目能否成功的关键与其说是一个传播的重心选择，不如说是一个美学的理念确定，即为何传播的传播立意和传播给谁看的传播意义。传播的重心如果是让新秀脱颖而出、让节目赢得喝彩、让综艺走出困境，那么就得追求仪式感；传播的要义如果是挖掘选手的潜力、考验评委的眼光、满足受众的好奇，那么就得呈现真实性。探究这个纠结的根本是要明白哪个是这次大赛的主角。

　　既然要寻找“主角”，那就得有故事。在这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的主持人大赛，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是围绕参赛选手构织的一个故事文本或事件新闻，参与这个事件或讲述这个文本的有主持人、点评嘉宾和众多评委，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生的故事要讲述的是哪些选手能胜出，即选出优秀的主持人是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而现在不同了，它通过现场直播，并且安排了网友以虚拟观众的形式组成节目现场的网络“千人评审团”，还设立了专门网站，每一个赛段后都要引起媒体的沸沸扬扬，而演变为一个传媒叙事场域，在这个开放的场域中发生的事件新闻，尽管主角依然是场上的选手，但由于增加了观众的参与，因此这个事件新闻的真实性，即选手表现的真性情和真状态就成了至关重要的焦点，甚至是这个新闻能否成立的根本。可见，在这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主持人大赛，构成了场内与场外浑然一体、专家与大众实时互动、官方与民间判然有别的传媒叙事的复调文本。它的显性叙事由三个叙事者构成：一是以主持人撒贝宁为代表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他要通过这个活动宣谕，旨在搭建国家级主持人赛事平台，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输送全媒体、全球化、复合型主持人才，那么只有庄重而规范的仪式方能体现这个意图。二是以评委为代表的专业评审，他要选出汉语发音准确而清晰、语言样态合适而得体、表述层次分明而连贯、主题阐释正确而深刻的优秀主持人，那么只有选手综合素质决定比赛的结果。三是以嘉宾为代表的专业点评，他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标准，指出选手展示的优点、存在的不足和发展的潜力。这三类叙事角色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显示出了应有的仪式感，分工合作，各有千秋。

　　显性叙事中规中矩而波澜不惊，按部就班而有条不紊。那么隐形叙事又如何了呢？它由两个叙事者构成：一是通过网络而出现的“千人评审团”，他们代表社会各行各业，每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打分，由于人数众多——400人，加之比重不大——选手总分的40%，因此他们的个性被淹没，每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微乎其微。二是以网民为代表的广大观众，他们有“吐槽“权”，但没有话语权，他们“众声喧哗”，但没有人听得见，似乎他们没有存在的任何意义；其实不然，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它虽然不能适时操控比赛现场，但它能够影响传媒走向，它虽然无权决定选手去留，但它能反映受众真切声音，它用实实在在的收视率告诉主办方观众的感性选择，以致影响选手未来职业的发展。

　　在这个“显隐交错”的复调叙事和“虚实重叠”的传播话语中，讲述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当然是参赛选手，他既是叙事主体也是叙事客体，还取决于这台大戏是否精彩纷呈。是的，舞台搭好了，剧本写好了，观众到齐了，诸如此类的仪式程序早已安排妥帖；可是，留下了美丽的遗憾，他们不是演技不行，而是演技太好而挑不出任何瑕疵，面对任何话题不假思索即张口就来，并且滔滔不绝而切中肯綮，提及任何问题不用审视就口吐莲花，从未喋喋不休而恰到好处。不禁令人怀疑，这是肉体凡胎的人在正常说话吗？难怪网上盛传这是“神仙打架”，看来“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呢”。

　　三、意义反思：如何定位大赛性质

　　大赛意义反思的前提是要看清楚有多少“主角”在众声喧哗、究竟谁更能影响传播的效果。综上所述，一说主持人撒贝宁是主角，一定意义上他是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的大赛主委会的代言人，由他宣布谁成功晋级，谁无缘比赛。二说现场的专业评委和场外的大众评委是主角，正是他们给出的分数决定选手的去留。三说现场的嘉宾董卿和康辉等是主角，这是一场有声语言艺术表达的呈现和较量，他们的一语中的而要言不烦、妙语连珠而生动幽默、分寸恰好而温文尔雅，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甚至让参赛选手相形见绌。四说场内外的观众是主角，因为没有广大受众的存在不要说举办比赛没有意义，就连电视传媒也失去了价值。五说参赛选手是主角，不论是大赛的发起，还是大赛的结果，都是围绕他们而展开的，就像一场没有运动员的比赛是不成立的一样。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主角”抢戏，说明我们更应该反思举办大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此，我们还是先看看大赛的目的是什么吧，是让上述的每个“主角”都有足够的“戏”演吗？当然不是的；是要表明这次大赛旨在“加快推动融合媒体发展”，肯定有道理的；是要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输送优秀主持人才，这是大赛的目的，但不一定是大赛的意义。大赛的意义就是通过大赛“一石数鸟”的目的来传递它所包含的意义。

　　看来，参赛选手不仅是大赛的主要角色，而且是活动的目标对象，更是大赛的意义蕴含，因为只有通过他们的存在和表现，才能更好地定位大赛的性质。由于比赛一开始就陷入了仪式感与真实性的美学博弈，因此，这次轰轰烈烈的主持人大赛，在仪式感上不必说阵容强大的评委大咖，不必说场地豪华的比赛环境，更不必说人脸识别的人工智能，加之注重高效务实的效率，在仪式上已经没有了综艺节目常见的嘉宾唠叨、赛程拖沓和结果故弄玄虚、表演哗众取宠的弊端，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让参赛的主持人成为节目的主角，而问题正好出在这些参赛的主持人身上。他们在语意表达、语词选择、语速把握和语态呈现等方面太过于超常而常人不及、太显得完美而美不胜收，甚至就是一篇似乎是当堂完成的，十分标准的书面文章而给人留下演讲的感觉，尤其是时间把控精确到秒的戛然而止，那么，这样的主持能叫“即兴”吗？这样的报道会在“现场”吗？难怪有网友怀疑他们有“背稿”的嫌疑，如果是，那这和“假唱”又有何区别？仪式感固然重要，而真实性是不容缺席，事实证明，这次大赛仪式感已经压倒或超过了真实性。

　　关于大赛的意义，不仅涉及到的是一个有关赛事的传播学理解，即作为传媒符号大赛的能指与所指的界定，更在深层次上牵涉到以选秀为目的赛事的美学反思，即作为以人际传播为目的的主体与客体的反思。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已经是一个有着31年历史的传媒品牌而形成的传媒符号，它的能指是围绕主持人而展开的一系列口头语言表述和传递，它的所指则仁智之见了，但基本上都是在语言的艺术性、选题的新闻性、传播的受众性这三个方面展开，其核心是节目主持或主持节目，即主持人在节目主持过程中驾驭语言的能力、发现新闻的眼力和赢得受众的魅力，因此传播学视域下大赛的所指意义就是主持人的形象建构。而关于大赛的美学反思，则是如何建构主持人的形象，即参赛的主持人究竟是具有主体意义上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有情有义的真实个体和有胆有识的责任自我，还是承袭了客体意义上照本宣科的说话者、按图索骥的二传手和平台喉舌的代言人。如果我们视之为客体，那么他仅仅是一个可供我们欣赏的审美对象而已；如果我们视之为主体，那么他就具有能动意义的主体性、实现价值的创造性、精神建构的自由性。一句话，他是“活人”和“真人”，而不是“道具”或“模特”。

　　明白了传媒的能指性价值和美学的主体性意义，如何定位这次大赛的性质呢？必须围绕它的口头语言实践的核心来思考。由于它的主旨不是追求诗文朗诵的艺术性、主题演讲的表演性、即兴论辩的游戏性和新闻播报的严肃性，在语言实践上就不必要求它有文学的典雅、政论的庄重、学术的规范和法律的严谨的书面性质，而是要彰显口头语言的即景描写、即情抒发、即人刻画、即事应变的感兴魅力。因此，这次大赛的性质，不妨定位于有别于播音员而由主持人现场完成的有声语言的传媒实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文轻语”的影响，写得一手好字，写得一篇好文，几乎成了文化人的“标配”，而“说”则被贬斥为普通市民的街谈巷议、民间艺人的评书相声和乡里村夫的俚语俗言。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持续繁荣，说好话在人际交往中变得越发重要，随着传媒样态的不断丰富，主持人在各种媒体上日渐成为明星。那么，这次国家级别媒体的大赛，就应在“言为心声”上做出示范，在“实话实说”上树立榜样，在“真人真话”上显示风采。

　　结语：大赛主持人必须是“可信”的

　　针对这场顶尖级的主持人大赛，本文以仪式感与真实性的美学博弈作为话题，我们追问了为什么要举办大赛的动机，探究了哪个是大赛主角的纠结，还反思了如何定位大赛性质的意义。那么，在意义追寻上大赛体现了创新综艺节目的娱乐性吗？不是；是决出品牌栏目的主持人吗？也不是；是展示国家传媒的实力派吗？更不是。因为，参赛选手的节目主持，就我们理解的真实情形中和我们看到的现场直播里，在几乎来不及准备的短暂时间内，要做到思维与表达的完美统一，既不容易深刻揭示新闻的社会性，还很难做到独辟蹊径的创新性，也很难以充分表现语言的艺术性，当然还说不上努力企及思辨的哲学性；但是，他必须通过在仿真的环境中地正常发挥给广大观众真实的感觉，给青年学生起到借鉴的作用，他不仅在作为个体意义的外形和气质上是“好看”，而且要在作为公众人物的内涵和见解上是“可信”的。

　　不论是作为一场大型比赛，还是作为一档品牌节目，是少不了承载内容的丰富形式，也是必须有揭示主题的正规仪式。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学视域下，竞赛仿真环境的主持人如何才能做到“可信”呢？

　　（一）非道具式而是人格化

　　按照我国播音学泰斗张颂教授的说法播音员和主持人是“中介之序”，即他处于记者、编辑与受众之间，他将前者采集和整理的信息传达给后者，如果缺少了传播主体人格的存在，这极有可能被异化为照本宣科的“传声筒”，被退化为见字出声的“肉喇叭”，而沦落为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道具。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这个传播的泥淖，就要追求人格化的传播。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曾指出：“传播是各种技能中最富有人性的。”[3]主持人个人的思想和情感通过准确的有声语言和恰当的身体语言正确、生动和形象地传达给受众，从而实现人格化传播的效果，“所谓人格化传播，就是指节目主持人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所赋予的文化品位、思想情感、语言修养和独特的个性魅力，去塑造形象、传达信息、沟通情感，使节目更具亲切感和人情味。”[4] 一个给受众不真实感的主持人，是缺乏人格化感召力的。

　　如何在竞赛型的大赛中做到人格化传播呢？其一，用“就事论理”提升高度。如大赛第一赛段的张安琪在评述完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变脸”后，点评嘉宾康辉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是赞美，而是要思考什么是职业标准；很显然选手还是在就事论事的赞美，而缺乏点题升华的思想高度。其二，借“身临其境”融入自我。如何让主持人在舞台上不是一味地“讲别人的故事”呢？如第三赛段是让选手走出去做现场主持报道，考查主持人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其中不乏爬山涉水深入边防，甚至还有装扮成“洗车哥”的田靖华，但是依利米努尔·艾麦尔江却“回家了”，回到了她“梦想开始的地方”，和师弟师妹重温当年求学的情形，以此歌颂扎根大漠的老师。其三，以“拿手绝活”突出个性。操着纯正的普通话，拿着小纸片呆板地宣布名次，对着提词器机械地讲述内容，这样的主持人屡见不鲜，而这次大赛有两个选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数字经济的龚凡，以人工智能做诗与撒贝宁互动；一个是单田芳的高足苗霖，一口评书味十足的主持，为主持话语增添了新的样态。

　　（二）非成熟型而是成长态

　　既然是比赛结果就一定是不可预料的未知数，因为所有选手都是未定型的，尤其是年青选手更容易暴露出不成熟的一面，他们有瑕疵和不完满是正常的，而不出错才是不正常的。尽管这是包括选手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一定意义上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在节目主持时，出错就要受到惩罚，在主持比赛时，出错就会面临淘汰。张颂教授在《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播音人才的遴选要过“五关”：思想政治关、声音表达关、相貌体态关、体魄健全关和文化知识关，“过关”的过程就是成长的经历。这次大赛之所以被喻为“神仙打架”，极度褒奖的背后，暗含不真实的批评，因为他们表现出“神仙”般的完美，达到了“凡人”世界不可能的极致，可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由此说明，只有成长状态的主持人才是可信的。

　　成长状态的选手会有瑕疵和不足，但这不能完全等同于成长。一次展示真实水平的比赛如何才能显示选手的成长状态，即成长过程的呢？其一，树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正如主持人撒贝宁在每次比赛开始喊出的那句“奋斗有我，为梦发声”的口号一样，它生动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青春是用来奋斗的”的至理名言，或许梦想是最好的，但当下奋斗的自我才是更好的，因为梦想是我们人生信仰的终极目标，只有做好了一次又一次的“更好”，我们才能接近那无限的“最好”。其二，端正“尽力而为，无心无愧”的态度。有比赛就有输赢，谁都不能稳操胜券，谁也不敢言志在必得。这次大赛第一阶段的每场比赛的12位选手，只有6位能够晋级，第二赛段从晋级的30位选手中胜出18位，第三赛段从晋级的18位选手中，决出6名优胜者挺近总决赛。很多未能晋级的选手都是微笑挥手告别比赛，而没有如“超女”比赛一类的哭鼻子抹眼泪。其三，拥有“学无止境，永不满足”的精神。本次年龄最大的要数40岁的杨光，这位本科是临床医学，博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又成了传媒人；很多选手已经是央视等国家级媒体的知名主持人，也多次获得各种大奖，仍然要参加这个大赛来“圆梦”，如止步于第二赛段的刘洋2003年通过主持人大赛进入央视，主持少儿节目，还出版多部“少儿科普”“少儿国学”系列丛书。

　　（三）非结论性而是探究式

　　电视主持是典型的人际传播，既有直播时的拟态传播，也有现场观众和嘉宾的真实传播，主持人和受众就能够进行充分而必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人际互动。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主持人和受众平等交流，而不是播音员式的直接告知受众，因此所有的答案或结论都是共同探讨出来的。对此，著名传播学者高贵武教授在论及主持传播的人际性特征时指出：“原本处于传播末端的受众有时因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传播的过程而可能成为直接的传播者。有时随着受众的直接参与，主持传播也不再仅是拟态传播，而是名副其实的人际传播，体现出了更强的互动性。”[5]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主持人有掌握话语和调控进程的权力，但他不能垄断话语，更不能唯我独尊。这次主持人大赛有不少选手由于没有较好地展现出探讨问题的过程，也少有商讨的的语气，因而倒更像是一次单方面的宣讲见解、传达结论和播报事实。

　　只有主持人展示了他最真实的一面，他传递的信息才是“可信”的。如何才能让受众感觉到他没有被强行接受某个观点，甚至有被“洗脑”的感觉，那么就应采用非结论性而是探究式的主持策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其一，环节的“主客互动式”。主持人在讲述一个事件或阐述一个观点、介绍一个人物时，最忌讳的就是如“画外音”或“旁白词”一样的喋喋不休的自话自说，编导就得设计若干主持人和嘉宾或访谈对象的互动，让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最后由主持人或嘉宾总结概括出结论，因为这是思维碰撞后的集思广益，是具有说服力的“可信度”。遗憾的是这次大赛未能出现这样的环节。其二，语境的“情景带入式”。语境即语言的环境，根据现实场景选择的说话方式，只有主持人自己进入这个场景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受众也带入事件的现场和故事的情形，整个语言和表情要呈现出“心中有情，眼里有人”的交流的对象感，让受众随着主持人的话语同频共振，观众在这次大赛的第一和第三赛段都有这样的“带入感”，在第二赛段的“经典栏目”主持就没有了，主持人似乎只起到了介绍节目的作用。其三，用语的“咨询商议式”。这种用语是主持人用平和的语气和疑问的语调，咨询商议，就要求“主持人采用朋友间的谈话语言，语气亲切随和，因而会产生‘自己人’效应，受众同时也会认同‘自己人’的亲近感，这样就会拉近受传双方的距离。”[6]

　　针对直到2020年春节期间才结束的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文章围绕主持人的话题，运用传播学的分析，如果说大赛要“好看”的话，那么仪式感就是其中的充分条件，如果说主持人要“可信”的话，那么真实性更是其中的必要条件。仪式感与真实性在这里所构成的冲突，其实是一个美学问题，“好看”侧重于形式的审美，而“可信”侧重于内容的审美。大赛之所以会形成难分伯仲的美学博弈，受众之所以会陷入难以回避的审美冲突，还是享誉全球的当代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一语道破玄机：这是“因为电视的低清晰度确保了观众的高度介入，所以最成功的电视节目，是那些在情景中留有余地，让观众去补充完成的节目。”[7]在收看2019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大赛的过程中，不论是受众的疑惑，还是笔者的思考，权当成是对这个大赛节目的“补充完成”吧。

　　就在主流媒体盛赞大赛一片“好看”之际，笔者却开启了“可信”的质疑。

　　或许都是电视“惹的祸”吧，但买单的应该是电视人。

　　参考文献：

　　[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8.

　　[2]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53.

　　[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4.

　　[4]陈虹.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人格化传播[J].视听界，2006，(2)46.

　　[5]高贵武.主持传播学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3.

　　[6]陆锡初.节目主持人导论 [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97.

　　[7]马歇尔·麦克卢.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