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魏冬：关学近代重构的主体之维

　　(一)建构范式的差异:从理学谱系到典型重构

　　党晴梵的《关学学案》由四个相对独立的学案组成,即他在1933年8月完成《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1935年4月完成《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1935年5月完成《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和1935年6月完成《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根据现存的文本考证,党晴梵最晚在20世纪40年代又将这四篇文章分别题名为《莘野学案》《溉堂晦翁学案》《丰川学案》和《双山学案》,并总题为《关学学案》1。由于当时并未有类似的关学研究著作出现,因此该著作在关学历史建构近代转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从《关学学案》的文本构成和题名来看,党晴梵无疑是把学案中的案主即合阳康乃心(莘野)、三原孙枝蔚(溉堂)、蒲城屈悔翁(屈复)、鄠县王心敬(丰川)、兴平杨屾(双山)五个清代的关中学人当做“关学”人物来看待。然而需要注意这一文本与以往以人物史传为形态的理学著作的差异。首先,就写作体裁来看,《关学学案》虽然题名为“学案”,但却与传统的“学案体”理学著作不同。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都是用文言体写就,而《关学学案》却用现代学术论文的方式写成,这明显不同于古代学案体的撰述方式。其次,就建构范式来看,《关学学案》的主题虽然是“关学”,但也和历史上的关学谱系文献不同。关学谱系的自我构建始于明代冯从吾的《关学编》。此后关中理学学人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等先后对《关学编》补续整合,形成了关学史上长达二百余年的谱系建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关学的谱系建构是力求全面地将关学学人按照历史先后和师承渊源关系贯穿起来,而《关学学案》却是特意从整个关中文化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人物来构成“学案”。因此《关学学案》是不同于传统的关学谱系“家谱式”建构的“典型性”的建构。

　　以往关学谱系建构文献的基本原则是“专为理学辑”2,“理学”是传统关学谱系建构的学理内核,非理学的人物不得列入关学谱系。《关学学案》却突破了这种传统的学理观念,虽然王心敬理学特点突出,但杨屾则具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康乃心、孙枝蔚和屈复是以诗文名世,他们在以理学为主脉的关学谱系中并不突出。在清代关学谱系文献中,均没有将以上四人收入。但党晴梵则将此四人与王心敬一起收入《关学学案》,这无疑与传统以“理学”为基准的“关学”观念形成巨大反差:深受西方宗教影响的理学异端和以诗文起家的文学之士,何以能列入于关学阵营?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质疑。显然,党晴梵并非无视以上五人在学术和社会影响上的角色差异。在《关学学案》中,王心敬“为中孚(关中清初理学家李二曲)嫡派弟子,既大发挥‘居敬穷理’之旨,又创为‘性敬同归’之义,于关学为一大转手”3,杨屾也“少出李中孚之门,中孚许为命世才,遂潜心圣学,自性命之原,以逮农桑礼乐,靡不洞究”,也可见二人与清初关中理学的渊源,然而杨屾却接受天主教思想,是当时关学学人中唯一“有宗教色彩者”。至于康乃心则是清初“渔洋派遂风靡一世”时“最当行出色”的诗人,而孙枝蔚、屈复则是关中文学中“尤其能自振拔者”,三人也不是举世公认的正统的理学家。这种将宗教学者、诗人作为关学代表人物的“典型性”建构方式,明显说明党晴梵与传统理学家的“关学”观念存在巨大差异。

　　(二)个体精神的凸现:从救国情怀到文化观念

　　在传统理学背景下,理学家建构学术史,其更多的情怀并非出于对真实历史的还原,而是理学道统传承的现实危机和未来期盼。这种意义下的历史建构,本质是对道统观念的史学表达。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随着理学逐渐退出主流意识形态,道统观念也在近代学人心目中走向失落,而其对历史的建构,也并非出于道统,而是出于对历史本真的寻求,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就党晴梵而言,他对关学的近代重构,也并非出于对道统的维护,而是基于他对自己时代的真切感受。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家国危机”、对“家”“国”命运的真切关怀,构成了以党晴梵为代表的近代关中学者构建关学的现实动力。

　　党晴梵出身于陕西合阳一个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旧式商人家庭。他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凌辱的危难时期。党晴梵曾在《我们怎样救国》4中回忆说,在他二十岁之前,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在东三省战争等一系列“国难”,受中国战争、外交屡次失败的影响,他家的商业也从此衰落下去,赔累不堪,到后来倒闭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命运,使党晴梵“受得刺激颇深,不但精神上时常感觉痛苦,而且身家实受莫大祸患” 。此后,党晴梵的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开始是“愤恨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然后“才知道中国一切不及人,中国真正的危机,于是不恨外国人而转恨自己没出息”,后来“以为中国的祸患,完全是清廷所招致,于是大痛恨满洲”,家中破产以后,他避债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才立了革命信念,以为革命就是救国”,同时“以为要救国,非有这样现代知识不可。因此对旧日那些咬文嚼字、训诂考据的学问,颇生厌倦”。辛亥革命后,更是大失所望。于是“想到要救国,须要从教育入手”,在1920年代后期,党晴梵在陕西靖国军运动失败以后,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术,于是又接受了“文化救国”的思想,认为要救国,非要有好的文化不可。救国理念,构成了党晴梵一生最重要的情怀。

　　基于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以构建新文化来救国,是党晴梵的基本文化观念。党晴梵认为:“诚以一国自有历史,自有国风,自有特殊情形,其好处绝不能一笔勾销”5,然而他并非封建文化的保守者或虚无主义者,他说:“吾人今日固不必悭悭以保守国粹,死守固有文化;必须开拓眼界,建筑现代新文化,如此才能不为天演淘汰,才能合于现代生活;然而对于固有文化之遗产,倘一但敝屣视之,直等于无历史之民族,新文化又何由建筑?一出大门,不识一人,固属不可,自身不知自身高低,亦属愚骀”6。“对于西方新文化,要主张合理的接受,不是马马虎虎,给予甚么,便要甚么”,所以对文化的复兴,党晴梵主张:“一方面要发挥我们所固有的文化。再一面积极的,要接受西方新文化,以应时势的需要,然后再造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对于分别拣择一层,尤要注意”7,党晴梵认为:“所谓今日之‘学术综合’,亦即此意”8。

　　那么如何建构新的中国文化呢?党晴梵认为,新文化的建设一方面要有热爱国家、注重气节的道德和立足实践、经世致用的知识,但还要有能激发人类精神提升道德情操的艺术。1931年,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在西安成立,党晴梵作为发起人之一在《西京金石书画学会缘起》中以救国意识为基础,建构起以道德、知识和艺术为本位的文化观念。他提出:“发扬国光,振兴民族,必须有艺术之熏陶,始堪收文化之效果。”何以如此?他说:“诚以吾人之生活,如其专恃知识与道德,则生活不免有凝滞之象。再进而涵泳之于艺术,则生活顿呈活泼向上之观。然而不以知识和道德为其基础,又不得回翔于艺术之林。”由此论者主张国人以艺术“增高道德修养,移易社会风尚” 9。这一关于道德、知识、艺术与生活关系的论述,也构成了党晴梵重构关学的基础观念。

　　(三)历史视域的彰显:从理学到文化

　　历史的建构,是历史建构者以自己特有的视域,从历史中选择出特定的人物并对其予以当代重构。因此,历史建构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的客观存在,还取决于建构者审视历史时所采取的“视域”。建构者视域的不同,影响其历史建构的效果。党晴梵之所以能构建出与以往不同的“关学”,首先在于他对关学的历史审视完全突破了以往史学家的理学界限。通过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以往的关学谱系建构中,儒家理学之外的文化现象都不在历史建构者的视域中,好像中华文化的传承只有理学一脉,而释道文化乃至于异域文化都与理学的产生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儒家道统观念支配下关学谱系建构的基本特点。受到近代史学观念影响的党晴梵则不同,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理学文化的产生与佛道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并认为历史文化与当下文化之间的转承相因,因此主张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化,必须了解前代的文化。1929年,党晴梵即在对明代理学的考察中分析了印度佛教自晋唐以来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提出“宋明人之性理学说,自是当时中印文化接触以后,产生出新文化之结果。亦即当时中华民族实际生活之所反映。如果吾人以现世之眼光观察,对宋明学说,未有不觉其已成过去。但一时代,一民族,自有此时代,此民族之社会生活,而后乃能建筑一种哲学体系。此体系之完成,尤不能不视其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所以欲明白现世文化,更不能不明白前代文化也”10。

　　基于对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前后相因关系的认识,党晴梵从陕西文化的整体视域展开了对关学文化的探讨。1931年,党晴梵在《陕西文化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中,从中华民族文化演进的角度提出“陕西是中国文化的策源地”的观点:“中国从前的文化,因为吾族由西方东渐,在陕西树立文化基础,才遍布于东南西北各地。所以要讲要谈中国的固有文化,就不能不承认陕西是文化策源地”11。在本文中,他从“黄帝的发明”、“仓颉的创造文字”、“周代的教农、演易、制礼作乐、西征”讲起,一直讲到“秦、汉的统一,建筑,交通,作史,拓边”、“唐代沟通中、印文化,与建立中国的佛教基址”,最后落脚于“宋明清的关学”。对于关学,党晴梵不仅点明关学主要人物的学术特点及关学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还特别概括了整个关学的特点,在他看来:

　　自宋之横渠,到了晚近学者,所谓“关学”的一脉,莫有一个不是磊磊落落有气节的。他们成千年来的学者,实在是在立品处,皆能表率社会,为社会的模范,时时可以转移社会。他们的讲学,是处处讲实用,处处以身作则,绝不是与社会不相干的。所以成为支配文化的中心人物。黄梨洲先生(宗羲),在他所著的《明儒学案》上,大书特书曰:“风土之厚,而又加之以学问者”,便是颂扬陕西的学者,实在就是充分的认识了陕西的文化。12

　　“有气节”、“讲实用”是传统关学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精神,由此可见党晴梵对关学认同和接受的维度。在《关学学案》中,党晴梵还围绕清代关中文化做出了总体评价:

　　三百年来,关中学者:中孚(李颙)既建立“反身”哲学的体系,丰川(王心敬)增以“性敬同归”,益光大之。天生(李因笃)与丰川尤能致力于“事功之学”(农田水利等),泾阳王氏(徵)又早启迪“力艺之学”(即近代物理学)。在这样氛围之中,于是有杨双山的学术思想产生。后来一脉相承者,则有李时斋(元春)、柏子俊(景伟)、刘古愚(光蕡),此实为清代关学之正宗。其仍蹈袭宋明性理学之糟粕者,则有王仲复(建常)、孙酉峰(景烈)以及于杨仁甫(树椿)、贺复斋(瑞麟)。若其专攻文史,则又有王山史(宏撰)、郭胤伯(宗昌)、孙豹人(枝蔚)、李叔则(楷)、康太乙(乃心)、屈见心(复)、路闰生(德)、张乾伯(佑)、岳一山(震川),亦自成为风气。

　　在党晴梵看来,清代三百年的关中文化中,以王徵、李二曲、李因笃、王心敬、杨屾、李元春、柏景伟、刘古愚为代表的一系不但能建立“性理学的反动”、提出新的学说,而且能致力于“事功之学”、“力艺之学”,具有紧贴现实、不断开拓、敢于疑古、开放兼容、经世致用的特点,因此“实为清代关学之正宗”;而以郭宗昌、孙枝蔚、李楷、康乃心、屈复、路德、张佑、岳震川为代表的一系,这一系的特点是“专攻经史”,“亦自成为风气”。而这两系自然也成为他选择关中文化人物从而构建符合其文化观念的基本界域。

　　(四)研究方法的更新:社会分析与借西诠中

　　基于特定的视域从历史中选择出能代表自我主体精神需要的历史典型是历史建构的必要条件。然而历史的建构并不仅仅是将历史人物从“过去”拿到“现在”就了事,他还需要历史建构者对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在此,对历史人物的重塑,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描述”,而且还包含必要的“分析”和“评价”。而作为“分析”和“评价”基本手段的研究方法,无疑对历史人物的“重塑”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传统的关学谱系建构文献来看,以往的关学史家都是基于“道统”的观念,仅仅从儒学的学术继承上构建关学,虽承认宋明理学诸子学派同属于理学,但却不敢直接承认关学与佛、道思想及其他学术思想的渊源关系,更忽视了关学与陕西地域文化、与不同时期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好像关学史只是基于儒家道统的“单独的、孤立的自我精神运动”。党晴梵《关学学案》则不同,他虽然仍采取人物评传的方式建构关学,但却扬弃了传统理学家的儒家道统观念,在对案主生平、著作严谨考证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社会学的原理,从思想渊源、政治、经济、地域、阶级等角度,多维度地分析其思想成因,并能基于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中西文化的互通性,对关学人物展开比较性的评价定位。

　　党晴梵在分析杨屾思想渊源时说,杨屾思想的产生,“此实晚明西洋学术输入的影响,亦由明人‘心学’过于空疏之弊,生出来的反动,更是当时的时代所要求”。他明确肯定杨屾对李二曲思想的继承关系,认为“杨氏‘为己’之说,即是中孚‘反身’之说的发展”;但更明确指出,杨屾生在明清西方宗教学术传入中国的时期,他的思想“当然易受影响”。进而,他更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杨屾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业的自给自足。究以生产不足,分配不公,西北方面,又有天灾人祸的重重压迫。多数人的生活皆不安定。杨氏好学深思,感觉敏捷,是以其学即从经济方面出发。发展经济的方式,杨氏以为先要‘分职、互济’,技术即可进步,以增加‘生产力’。如此人人的生活,皆可臻于安定。这又是社会状况使然,此层更为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党晴梵已经采用社会历史综合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思想史。

　　党晴梵还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将杨屾与李因笃、王心敬做比较:“天生(李因笃)《受祺堂集》,多言漕运、田赋、兵政……丰川(王心敬)《续集》,亦详言农田、水利,要不外中国传统的‘通经致用’之说。但李、王二氏,所致力于实用,则着眼于国家社会全体,殊忽略了个人。杨氏学说,纯从个人生产与生活着眼,由个人而及于家庭、社会、国家。此在哲学上的观点不同,实亦杨氏对于当时社会状况,更能认识清楚的原故。从上层着眼,仍不脱离儒家‘致君泽民’的传统学说。如果没有机会,本身没有地位,仍不免等于空谈。从下层着眼,则毫不凭借他人,可以步步做去。所以同为致用之学,价值殊有不同,效果亦自各异”。进而在物理学方面,他肯定“杨氏对于力学,确有研究,所绘的图,能透视而有焦点,非吾国古籍中所能见到。与天生、丰川各家书中只论及致用之原理者,精粗确有不同”。由此可见历史比较方法在党晴梵关学研究中的运用,亦可见西学东渐之后,个人主义观点和科学技术观念对党晴梵的影响。

　　当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党晴梵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杨屾的评价定位。他认为,杨屾是“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此种学说的发生,仿佛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临到的前驱”。在党晴梵看来,杨屾的经济学说,“深同于亚丹斯密(Adam Smith)、里嘉图(Ricardo)‘分工’之说。其哲学,亦多合于斯宾诺莎 (Spinoza)诸氏。所言五行为天、火、地、水、气,为‘生人生物之材’,是客观的‘纯体’(即实质),其说合于亚里士多德(Anistotles),而非中国的五行‘生克制化’旧说。其言天体经纬度,则又是牛顿(Newton)以后的学说”。除此之外,党晴梵还将杨屾与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进行了比较,这实际上将杨屾置于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视野中进行评价了。应该说,党晴梵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研究关学思想的特征和贡献,对现在的关学研究仍有其启发意义。

　　此外,基于自我的理念选择并重塑历史人物来表达自我的观念,是历史建构者主体精神的理性维度。但历史建构者本身并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同时也是情感和意志的生命存在。在对历史的重构中,他不仅可以借助历史人物及其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理性观念、价值取向,而且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世界。这就是历史建构中的情感维度。与此前关学谱系的建构者不同,党晴梵在对近代关学的建构中,不时流露出诗人的气质,并能“借古抒怀”。

　　党晴梵常将自己的学术和生命历程幻化于对康乃心、孙枝蔚的艺术抒写中。他论康乃心曰:“太乙先生一生学问,少年泛滥词章,与迦陵、玉樵诸词人相驰逐。中年考覆金石文字,精研经史志乘,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间亦傍及诸子百家,与亭林、山史多切磨。晚年才皈依宋明性理学,对于二曲,忽自侪于弟子之列”。而党晴梵本人也经历过与康乃心类似的心路历程。曹冷泉《陕西近代人物小志》言:“(党晴梵)先生少富才华,慕稼轩、同甫之为人,关山戎马,历左军幕,盾鼻磨墨,气吐风云,可谓先生之诗歌时期也。既而悔之,深自抑敛,读尽宋明性理之书,著有《宋明儒学案补编》,以补梨州之遗。近年专攻社会科学,并以原理著有《文字学》一书,以生产关系剖析文字发生之由,实为洨长梦想所不及,汇史学、文学于一编,诚不朽之著述也。近日更以科学之成果,铸金石甲骨之材料,著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大纲》,此先生史学之时期也”13。如此相近的心路历程,自然能引起二人的和弦共鸣,在康乃心身上,又何尝不是体现着党晴梵对学术和人生真理的曲折追求?而他对孙枝蔚“诗似李太白,而骨力尤胜,人似刘越石,而处身更坚苦”,“其心之苦、志之洁、行之芳”,“其诗亦断非当时流辈所可企及”,亦正是党晴梵先生人格和诗风的如实写照。

　　注释

　　1参见魏冬《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藁本考述——兼论党晴梵先生的早期思想历程》,《唐都学刊》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