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志·地方故事 | 朝社菊花与朱佩君——成都画院四合院纪事

　　朝社菊花与朱佩君

　　——成都画院四合院纪事

　　四合院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合院式建筑，关于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周时期就有完整的四合院出现，到元明清时期四合院建筑已经成熟，从早期的简单民居院落不断丰富扩展内外构造，发展为蕴含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民族建筑载体。也许正因为四合院所具有的这样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都画院四合院院址建筑的设立以及后来的建设变化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

　　成都画院成立于1980年，1982年院址设于下同仁路80号，院址就是当年市中心区唯一的一座完整统一的传统四合院建筑。

　　80年代初，成都市政府蜀都大道东干道修建工程期间，倡导建立成都画院的创始人，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专门批示，将城市东区东干道沿线两处具有传统古风特点的四合院建筑，即暑袜街静安旅馆、红星路叶家祠堂，全部保留原传统营造形式搬迁至下同仁路80号，作为成都画院院址，修复还原工程于1982年完成。80年代末，画院扩建藏画楼和油画家工作室，政府相关部门特邀请当年负责搬迁复原工程的成都市房管局古建筑队，结合院址原有的两个院建筑风格，设计修建二层楼砖石结构的仿古四合院，扩建工程于1990年完成。

　　21世纪初，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进行主体改造，同仁路街区需要工程扩建，市政府主要领导人亲自到成都画院视察，召开现场讨论会，决定继续保留这座四合院传统建筑，并加以维修改造。2008年，成都画院在保护古旧文化建筑尊重该建筑历史传统风格的原则基础下，根据新时期美术馆现代建设功能需要，完成了内部的维修改造。

　　成都画院四合院建筑设立建设至今三十八年，它的早期建设和后来的改造变化一直受到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亲临指导，充分体现出四合院建筑所承载的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意义和进一步发展开拓现代空间的时代精神对于当代社会人文文化的影响，而居住于其中的成都画院艺术家群体也因此始终坚持继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建院宗旨。

　　2020年，成都画院举行建院四十周年活动，7月31日至8月30日，成都市美术馆在画院四合院艺术展厅组织举办了“祥云瑞鹄——纪念朱佩君诞辰100周年艺术文献展”，通过对朱佩君的作品和历史文献的共同呈现，系统性梳理了这位成都画院首任院长，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在一座传统四合院里主持现代画院工作和进行现代艺术创作的著名艺术家的艺术人生……

　　朝社承秋露，佩芷袭芳荪

　　祥云瑞鹄—纪念朱佩君诞辰100周年艺术文献展策展人  曹筝琪娜

　　余园满芳芷

　　乾隆年间湖南邵阳的朱定梅经商入川，后其子朱国纯定居成都府，经营煤炭生意，获利颇丰。朱国纯四子中的二房朱安舒，后来分得成都双栅子街房屋，经过历代经营，越发壮大。1920年8月16日，朱家大宅里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就是后来的著名画家朱佩君。朱家多用诗经、离骚中的花草为女孩取名，朱佩君便得名一个“芷”字，是一种香气袭人、令人止步的芳草，后来，她又取号为“佩君”，便是后来常用的名字“朱佩君”。苏轼曾经在《王维吴道子画》中形容王维的画“佩芷袭芳荪”，从“芷”与“佩君”的名字中，或可预见出朱佩君未来的人生。朱家到朱佩君父辈这一代并未分家，她的父亲朱良辅与其兄朱懋先一直生活在一起，朱懋先主要掌管家事，朱良辅则多有在外结交。两房人丁兴旺，共生育子女十七人，朱佩君在几兄妹中排行老七。

　　到朱佩君出生时，双栅子的朱宅已经发展为两座相连的三进宅院，一侧还有很大的花园和水景亭榭。临双栅子街的头道龙门是砖砌洋式门面，内宅则全是中式古典风格。宅院中部是中轴对称的三进大宅，最后一排的祖堂是1916年才造的，异常高大。祖堂右间外部是满架的古代陶瓷铜器，内部则是家人作画的地方。宅左是朱家老院，一样是三进样式，到20世纪初已主要改作附属房屋和客房使用。右部则是花园，这座园子是朱懋先邀请晚清名士顾复初和包弼臣设计的，园中水榭亭台、山石名木皆有巧思。这座园子名为“余园”，因此有时也用“余园”代指整个双栅子朱家大宅。

　　朱家与当时成都的几个儒家大族多有联姻，与文化届名流也交往颇多。1932年，段虚谷和冯建吴在成都创办东方美专时，朱佩君的父亲朱良辅还曾经投入大量经费，成为了东方美专的重要股东。朱佩君的大伯父朱懋先则爱好艺菊，他培育了许多名贵的菊花品种，堪称成都之最，还曾专门写作了《艺菊实验录》介绍培育经验。朱懋先对艺菊的爱好，使得余园成为成都文化名流秋日赏菊的必到之处。彼时的朱家大宅可谓满园多芳木、往来皆鸿儒。朱佩君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就是在这座大宅院里度过的。

　　朝社承秋露

　　这个大家庭除了生活富足，家教也甚严，对子女都给予了极好的教育。1932年开始，朱家就邀请族弟朱竹修到余园开班课徒，12岁的朱佩君与妹妹朱纫君，以及朱竹修带来的女儿朱纬君、朱含君、朱君蕊，族门姐妹朱婉君、朱寿君共七姐妹一起习画。后来，女孩们又陆续受到张寔父、马万里、邹辛士（颜楷夫人）、朱乐之等的指点，在绘画和古典文学上均有所增益。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蜀中美术界渐渐有了“画坛朱氏七姐妹”的名声。张寔父为这几个女孩刻了一方印章“朝社女郎”，作为姐妹共用的结社印。“朝”象征着“朝气”，朱家姐妹以此为结社名，可见其抱负。

　　菊花是后来几个女孩作品中都很常见的题材，这与朱懋先对余园艺菊的挚爱不无关系。1937年，几姐妹学画已略有初成，朱懋先于是效法古人编著菊谱，委托朱竹修主持《余园菊谱》的创作，朱氏姐妹均参与其中。这次朱家组织的《余园菊谱》创作，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摹古方式，而是回归宋代花鸟绘画的写生传统，尽量准确表现不同菊花品种的姿态。先是采用白描的方式对花写生，后誊绘于绢本之上再逐一设色。初期采用宋花清叶的技法，后来在张大千、徐悲鸿等先生的建议下，又统一重绘，均采用宋代院体画法设色，使得画面更加统一。初习画事的朱佩君，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所得颇多，她对菊花题材的喜爱，也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九秋图》朱佩君、朱寿君、朱炜君、朱纫君合作，朱竹修  辅石  1964年  现藏不祥

　　1953年朱佩君与姐妹合作的四幅《菊花》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会，引起了朱德元帅的注意，之后专门委托到成都出差的同志至朱家，鼓励几姐妹继续习画。之后朱佩君与朱纫君、朱炜君合作创作了一幅描绘多种菊花杂聚形态的《虫菊图》，不仅绘画技法娴熟，而且每种菊花品类各不相同，都有着很高的写实度。这件作品被推荐到全国展出，之后还送到了日本展出，被国家收藏。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由成都美术社负责四川厅的配画工作，时任国画组副组长的朱佩君为此专门创作了一幅大尺幅的《菊花图》，成为了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第一批配画之一。在朱佩君之后的创作中，菊花也一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九秋图》《鲜鲜霜中菊》等作品均多次送展、刊登出版。

　　朱佩君《鲜鲜霜中菊》1977年126X82cm工笔花鸟

　　虽然《余园菊谱》的创作到上世纪50年代已接近完成，但始终没有付印，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全部遗失。1980年成都画院成立后，为进一步继承弘扬中国画民族传统精神，朱佩君向成都市政府申请开展“百菊图”创作工程，由政府拨付专款，组织了由朱炜君、朱寿君、朱纫君、江溶、高晓笛、姚思敏等人组成的“百菊图”创作小组，由朱佩君主持进行百种优良菊花的写生创作。在此过程中，朱佩君不仅继续着菊花题材的创作，也通过这种方式教导学生，传承着自己的绘画技艺。

　　女郎启新姿

　　1957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文章《画坛七姊妹》，年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专程到成都拍摄朱家七姐妹在菊花展上写生、创作的新闻简报纪录片《画坛七姊妹》作为1958年元旦001号发行。当时的朱家七姐妹，作为女性艺术家的代表，她们的艺术创作与人生状态，都成为了新中国女性风貌的写照。此后七位当年的“朝社女郎”都或多或少的继续着艺术道路，其中又以朱佩君的成就最为突出。

　　人民日报1957年4月9日7版

　　上世纪50年代成都人民公园从高寒地带移植来几株拱桐花，朱佩君细心揣摩姿容，作出了36张不同的画稿，其中一张被《红领巾》杂志选为封面，颇受好评。1958年《珙桐花与桐花凤》参加全国第一届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获三等奖。后来此类木本花卉与鸟雀相呼应的题材，也成为了朱佩君作品中较为常见的题材。

　　除了菊花题材和木本花卉鸟雀的题材，芙蓉鲤鱼、雾荷等也是朱佩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这位一生高洁的女先生，似乎特别喜欢与水有关的题材。1956年，朱佩君创作了一幅《芙蓉鲤鱼》，在参加了全国展览之后，被送到阿尔巴尼亚展出。这件作品芙蓉从侧面出枝，群鲤游弋其间，在平面的传统绘画中，显现出水与岸的空间关系，虽是写实亦是写虚，构思奇妙。芙蓉以双钩填色的技法为主，鲤鱼则勾、染、罩皆有，凸出朦胧之感。蜀绣大家彭永兴曾将该图式植入蜀绣中，成为蜀绣的经典题材。

　　有着扎实工笔画基础的朱佩君，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构图上寻求自己的语言。改革开放后，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传统绘画的新突破。她开始尝试将写意画中的某些技法引入工笔画中，注重薄雾缭绕的气氛营造，打破传统双钩填色的桎梏。1978年，她创作了一幅《雾荷》，用带一点写意性的染色方式突出荷塘雾气缭绕的感觉，颇受好评。她的这一尝试，也影响了不少后来者。1980年成都画院建立，由时任市长的米建书担任名誉院长，朱佩君任副院长具体主持画院工作。1987年开始朱佩君任成都画院院长，直至1994年10月因病改任名誉院长。从60岁时组织筹备成立画院到75岁去世，15年里，朱佩君不顾花甲之年，忘我地投入成都画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

　　朱佩君-《瑞鹄祥云》158×125cm-绢本-1984-成都画院馆藏

　　1984年，作为院长的朱佩君越发感受到文艺的复苏与繁荣，她选用了红色天空下飞翔的天鹅来展现新时代勃发的生机，《瑞鹄祥云》就此诞生。这件作品颜料和技术都是传统院体工笔的经典方法，同时在云彩和天空的衔接处，通过雾染技法，又让这件作品充满了时代审美特征。在她去世十多年后，《瑞鹄祥云》多次被选为“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公益宣传的代表形象之一，在全国各地印发，成为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艺术形象。

　　朱佩君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事业，她为我们留下的背影是多重的，即是站在时代风气之先的“朝社女郎”，也是年少成名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还是两袖清风、兢兢业业的成都画院老院长。朱佩君的背影也是清晰的，她一生都追求纯粹，纯粹于艺术技法的精进，纯粹于艺术求变的探索，也纯粹于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

　　（一）

　　我是1985年主动离职成都科技报编辑部到成都画院的，上世纪80年代正值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国内科技界在“科学的春天中”生气勃勃地大发展，记得当年刚走进下同仁路80号成都画院，感觉从现代化大厦一头栽进了古色四合院，完全换了一个文化场景，一时有点懵。院长朱佩君衣着朴素，平时态度和蔼，但一谈到艺术专业工作就十分很严格，对我这个来自科技报的中文系毕业生更是不断反复嘱咐，除了研习美术专业以外，还要认真学习古诗词，古汉语。我不擅长书法，也不会作对联，在朱院长面前，这些都成为了我的问题。那时候因此常常拜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启鹏先生，几十年来，魏老师一直是我的国学指导老师。

　　朱院长当年特别注重要在画院团结聚集一批全省德高望重的著名老画家，那时我们的老艺术顾问就有20多位，他们经常到画院来做讲座或者进行创作交流活动。画院给这些老前辈发车马费，虽然每月几十元经费不多，这在当年已经是相当优惠的待遇了。就在那时候，成都画院收藏了一大批80年代以后四川著名老画家的作品，这些后来都成为我们画院美术馆重要的藏品。那时，朱院长经常对画院的年轻人强调：“这批老画家的作品很好，他们的人品也好，画院要赶快留下他们的画，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我都六十多了，你们不抓紧时间好好跟他们学习，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后来，我经常到朱院长的画室去看她的学生江溶、姚思敏、高晓笛画百菊图，关于传统工笔画的许多基本概念、表现技法，我就是从他们现场绘画菊花的过程中认识理解到的。

　　关于朱院长，我还十分感动她对画家独立工作室设置的重视。支矶石街59号四合院里的小房间很多，创作室的人员都有自己的一间工作室，80年代期间，画家天天都在四合院的工作室里画画，画院还因此专门开了一个午餐小食堂，每天很是热闹。至今还清楚记得朱院长对我说的话：艺术创作需要很多时间静下来思考，有时半夜醒来产生一个新念头就要赶快记下来，第二天还得继续深入地想，因此要有自己的一个安静思考的房子。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她关于美术创作严谨的态度和对专业的尊重。那一时期，美术界正掀起八五现代艺术思潮，成都画院油画创作组是成都地区现代艺术绘画创新活动的中心，朱院长同样关怀重视油画家的创作，她认为这些都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创作承继延续发展的一部分，还专门告诉我要多看何多苓画画，他的油画用笔细致，有点像现代工笔画。当时，国画、油画、版画工作室的老师们对我的学习帮助都很大。成都画院应该是成都地区设立画家独立工作室最早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现在回想起来，我有幸成为全国画院第一批艺术理论研究人员，也有幸获得一间独立工作室，能够在画院这样宽容和谐的环境里自由学习，要感恩朱院长，她老人家高度重视弘扬发展传统文化，对美术文化持有严肃专业的认真态度。我就是在朱院长所主持的成都画院四合院里才开始认真学习我们的本土传统，学习传统民族绘画的表现形式及文化精神，这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朱院长本人艺术创作，我认为有两个特点非常可贵，一是承继古法，二是注重写生。朱佩君是一位从自己家族修建培植的菊花园圃写生《余园菊谱》，并在百菊图写生创作活动中走出来的现代工笔画家，民国时期，其叔父朱懋先酷爱种菊，开辟余园栽培菊花几十年，每年播种实生苗数以万计，选育出新品种达千余类，为民国时期成都艺菊者之最。朱懋先早在1930年就想效法古人编著菊谱，作《余园菊谱》。计划选余园中最精粹的菊花100个品种，请朱竹修率领侄女朱佩君、朱纫君、朱炜君等人，对菊花写生，画优良菊谱《百菊图》，完成后送法国印刷。由于朱氏大家族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朱佩君和她的几位家族姐妹从小跟随堂叔父朱竹修学画开始，就注重传统表现技法，尤其重视遵循学习宋代花鸟画的积粉法、双钩法，这种由黄筌父子创造的勾廓填彩表现手法，墨线轻细，层层敷染，设色艳丽，有质感，适合于写生写真，而黄筌父子正是以此法精于写生写真工整富丽的花鸟画，扬名五代西蜀画坛，并进一步创立了北宋院体画派。

　　朱氏姐妹早年的绘画活动大都在余园菊花写生，长时期的余园写生菊花图画对她们的后来创作表现方式影响极大。到了40年代，朱氏姐妹们已经基本能够娴熟地运用宋代积粉法、双钩法，能够在菊园园圃现场植物丛中自由地写生描绘各种不同生长姿态的菊花花枝，加之造访朱家的徐悲鸿、张大千等人指导，表现能力更加有所提高。自20世纪初美术界倡导现代创新精神以来，户外写生是各界推崇最热烈，共识的认同度最高的一种创作新风尚，这种受到当时新美术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把传统绘画“行万里路”“师法自然”“师造化”精神推进到现实生活写实场景，面对真实具体的一物一景的现代写生绘画活动，对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化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氏姐妹的菊园写生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现代写生方式，画作逐渐成熟，别开生面，一批即有宋画的典雅沉著大气，又洋溢现代生活生动清新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40年代中期，她们参加蓉城女子书画展览，“画坛朱氏姐妹”声名影响蜀中美术界。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朱氏姐妹的画作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国画展，“画坛朱氏七姐妹”称誉更加响亮。

　　朱佩君是朱家姐妹中的佼佼者，长期以来她始终坚持朱家文化传统持有的具有宋代古典特色的绘画表现手法，也始终坚持源于生活真实现场和真实感想的写生创作，她把朱氏姐妹画风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极致，形成了自己设色典雅清丽、线条细致生动，构图造型沉著厚重中富于开张活力的个性表现风格，其作品也自然脱开一些流行绘画图像模式，独具生气特色，有的更是满怀写生场景的敏感热情，开放拓展创作新表现形式。其实朱佩君留下来的画作不多，然而正因为她的这种创作方式以及风格特点，其中产生了一批颇有社会影响力，有生活气息时代精神创新的优秀代表作。从早年获全国青年美展三等奖的《珙桐花与桐花凤》，成为蜀绣标志图像的《芙蓉鲤鱼》，到21世纪被推送为中宣部“实现中国梦”公益广告的《瑞鹄祥云》，还有《百菊图》系列，《雾荷》、《山茶花》等。在现代画家中，这种现象实为少见，也许还真仅为朱佩君一人。

　　现代工笔画在国内现代绘画创作活动中发展较滞缓，四川现代工笔画，或者准确地说成都地区的现代工笔画早年成熟的作品不多，朱氏姐妹的画作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而朱佩君就是早期成都现代工笔画艺术创作活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她的影响发展到全国。朱佩君的这种承继古法，注重现代写生的创作方式以及创作成就，以前重视得不够，非常值得后来人继续深入研究。

　　朱氏余园艺事

　　“老成都”都说解放前的北门李家（巴金家）和双栅子的朱家是成都的“大宅门”，但如今人去楼空，烟消云散。不过提起这两大家，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也许是因为李家出了一位著名文学家巴金；朱家出了一位著名画家朱佩君吧！

　　朱家祖籍是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原籍是江西省吉安府。乾隆年间，其后人由德阳县迁移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珠市街居住，经营炭业生意，获利甚丰。据有关朱氏家族档案记载：后来朱家“六世祖生四子，大房高祖安锦公分得慈惠堂房屋；二房高祖安舒公，字风书，分得双栅子街房屋；三房叔高祖安泰公，分得珠市街房屋；四房叔高祖安智公，分得科甲巷街房屋。每房……（各）自立业，创造门庭，发展生产。”就是说这时候四兄弟分家了，大房是分在慈惠堂（其后人有婉君和寿君）；二房分得双栅子（后人有朱茂先，朱良辅兄弟俩和他们的女儿佩君、纫君）；三房分得珠市街；四房分得科甲巷（其后人有朱竹修和他的女儿玮君，含君和幺女蕊君）。从六世祖分家到朱茂先先生一辈，这四房人的后人就已经五服之外了。这五代人中只有二房双栅子发展得很好，其余三房人家庭都败落了。

　　朱茂先曾做《高祖凤书大人后支事略》手书记录朱姓家族，其中说：“我祖考启龄公，字松岩，妣氏谢，赖，仅生先父学沛，字穉松，妣式刘、干、尹。先父生兄弟二人，五世同居百余年之久，世代相承。”他还说：“祖先均是勤俭持家，谨守慎维，忠厚存心，孝友行事，仁德相依，礼教遵守，通道是为本，……秉承祖训……礼教庶几，不负祖之恩德矣。”

　　朱茂先文中的提到的他的祖父启龄公的兄弟启禄公就是清代成都皇城“为国求贤”石牌坊的书写者。朱茂先的父亲学沛公，妣氏刘、干、尹，其中刘氏则是大学者刘鉴泉舅祖爷的姐姐。由此可见，朱家不仅生意经营兴隆，家学文化传统渊源深厚。朱茂先、朱良辅兄弟俩都是正直高雅的有着实干精神的开明士绅，他们饱读诗书，受家学文化积淀的熏陶，待人诚恳忠厚，生活节俭，每年都行善布施钱、米、药、棺，口碑颇好……

　　朱佩君丹青生涯与其叔父朱茂先和父亲朱良辅两位长辈的长期的对子女的教育的重视和持之以恒的高瞻远瞩的定向的教育规划分不开的，这在民国时期开明士绅的女子教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不仅需要巨资，而且时间近二十年。叔父朱茂先的菊花栽培在成都非常有名，这是与他一生执着的爱好分不开的。他毕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的艺菊生涯在民国时期的艺菊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大学者、大诗人、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曾作诗一首，并亲自书写成单条给朱茂先先生：“已谢闲名但饮茶，余园坐隐老朱家。自畦百亩勤浇灌，夜起持灯照菊花。”落款云：“茂先先生高隐艺菊，赋为赠，即希莞教，丙戊仲冬无量漫稿。”

　　余园是朱茂先、朱良辅和兄弟俩的私家花园，是兄弟俩的祖父松岩公和父亲稺松公请清代学者顾复初和包弼臣两位先生共同设计，仿北京恭王府和苏杭园林风格建成。园内叠石成山，掘土为池，建楼台亭阁，载名贵花木。

　　梁思成先生的高足刘致平著《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一书中，对余园有专门介绍：“全宅工料最精的地方是右部的花园，园的名字叫‘余园’。它的地形很是狭长，由正厅右侧曲折走进，就看到山石花木掩映着亭阁等物。左侧由‘旧德清芬之馆’。馆后部即是中路左外耳房的前部。它的窗门做的非常精丽，中堂间开摺门，门板是里外光平，没有任何线脚和接缝，白天可以将门摺藏。摺门两旁是落地罩，用斜万字檩条贯通上下，很是玲珑剔透，是难得的精品。在花园中部有池塘一方，水极清冽，环池四周全是山石，成都好石很少，它这山石算成都第一佳石了。石的砌法也是穿插，绝不是普通匠人所能做的。池前有水阁叫壶舫，形窄长，它构造的精巧，窗条的细丽，实在是少见。有一窗做隔断用，长有九尺宽有三尺多，全用斜万字窗心，舫全部木料用褐色油漆，非常光亮。池后有亭叫‘巢亭’。六方单檐内部宽大。亭北一片草地很是宽阔平坦，在远处墙角下种些腊梅、桃、桂、斑竹等物，并摆了几盆黄果兰。”

　　秋天是艺菊专家朱茂先先生收获的日子。经过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他培育出了上千种名贵的菊花，如“两同心”、“竹影摇红”、“鸾凤双舞”、“金不换”、“黄钟乐”、“紫衣点雪”、“二乔”、“梨香白”、“绿牡丹”……他的菊花光是桂蕊类就有一百多种，还有不同精细，不同形态的管瓣菊，匙瓣菊；也有不同宽窄的平瓣菊，最宽的瓣达到了两公分。其颜色以深色花为主，有深紫、墨紫、大红、金红、朱砂、黄、白、绿等。其花头最大直径达四十多公分，也就是一尺多，最小的只有三、四公分。

　　1930年，朱茂先想效法古人编著菊谱的方法，创作《余园菊谱》。当时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每年秋天菊花开放时，延请成都名画家来余园写生，定稿后工笔设色。后来他和朱良辅都否定了此种办法，而采取了“百年树人”策略，即延师在家里教授朱家女儿们的书画，让她们学成后即完成自家朝思暮想的《余园菊谱》。由此，后来成都画坛就有了朱氏七姐妹跟从家族长辈授课习画，在余园菊圃写生菊花和绘画创作的故事佳话，20世纪成都地区现代工笔画发展史也增加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史事。

　　1940年，徐悲鸿先生任中央大学美术院系主任，随院内迁至四川，曾同张大千先生来余园赏菊、当他们看到由朱氏姐妹们绘画的一百四十幅《余园菊谱》时非常惊讶，当即给予肯定。徐悲鸿在赞赏的同时，表示要用他自己的画交换；大千先生也交口称赞，认为了不得，并且强调：“如能流传入世，就能成为一派。”

　　余园造就了《朱氏七姊妹》，造就了朱佩君。

　　本文根据朱佩君家属所提供资料节选编辑

　　

　

　　朱佩君（1920-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