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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 诗卷长留天地间——从杜甫读书会说起

四川文化网 2023-7-5 10:47 7769人围观 学术评论

 “第七届杜甫读书会”已经接近尾声,站在这里致闭幕辞,有很多话想说。我们还是从2015年的春天说起吧。那年4月25日,读书会在杜甫的老家河南巩义组织了第一次会议。当时没有资金来源,没有组织支持,但读书会成员 ...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经授权发布)

  “第七届杜甫读书会”已经接近尾声,站在这里致闭幕辞,有很多话想说。我们还是从2015年的春天说起吧。那年4月25日,读书会在杜甫的老家河南巩义组织了第一次会议。当时没有资金来源,没有组织支持,但读书会成员满怀信心,凭着对杜甫的一腔热情,即使自己掏腰包,也要把会办起来。而今,境况大不相同。“第七届杜甫读书会”得到了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会议办得有声有色,来宾其乐融融。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体现在读书会成员学问方面的成长。今天的会议场地安排用心良苦,选择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的友兰学堂举行,明天我们会接着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举行,就是想让各位专家既看到河南大学的新气象,还要看到河南大学走过的路。不忘往来,才有未来。河南大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学术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杜甫读书会”已走过九年的历程。在这期间,我们沿着杜甫的足迹,从巩义出发,到泰山、长安(今陕西西安)、陇南、北京;然后从重庆再出发,走三峡,到夔州,又回到河南,参观了李白、高适和杜甫相聚的古吹台,至此,大致走完了杜甫曾走过的地方。当年读书会的青年学者,如今业已步入中年,多数已成为教授、博导,时间流逝之速,让人有惊心动魄之感。无论怎样感慨,历史就是这样回环往复地不断前行。这九年间,不仅有读书会上的讨论,也有读书会后的成果结集出版。更进一步,读书会成员还共同商量编纂《杜集珍本文献集成》,现已出版宋元卷第一辑,主要影印了宋代杜诗注本七种,共十六册。第二辑也在筹备之中,并计划陆续完成明代卷、清代卷。与此同时,还与凤凰出版社合作,陆续出版“杜诗宋元注本丛书”,读书会成员承担整理研究工作。从以上成果来看,“杜甫读书会”并非坐而论道,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创获。
  如今想来,当初为什么要自发地组织“杜甫读书会”?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属性。研究文学史,解读文学作品,必须清晰地、准确地把握作品产生的时代氛围,包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及物质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体验作家的体验,感受作家的感受,真正理解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这一平凡的道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部分青年科研工作者很早就有所体悟,并在研究实践中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凡的业绩。早在2005年,他们自觉地走出文学,自发地组织了“亚洲文化论坛”,试图以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思想状况作为出发点,广泛关注当代中国与其他东亚地区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着力摸索出一种拓展人文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论坛颇具人气,很快就汇集了所内外一批青年才俊。
  他们由此进入历史,聚焦20世纪中国的一个核心概念: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0年以后的“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等。他们发现,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与革命密切相关。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世纪。中国革命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由这样的视角反观就不难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似乎有所忽略。与此相关联,近百年来在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也有被弱化的倾向。
  “亚洲文化论坛”开办五年以后,部分核心成员的关注点开始由“文学革命”转到“革命文学”,又一次自发地组织起“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从2010年11月开始,他们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青年》杂志阅读活动,每次有专人导读,集体讨论,再逐步扩展阅读材料以及相关文集、档案或其他报刊等,仔细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当代中国历史,考察这一时期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与文学活动。在把握历史肌理的基础上,他们要为现当代文学的作用与意义重新定位。
  “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成立那年,我刚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要领导工作。读书会的青年同志有热情,有理想。他们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与我的生活阅历和学习经历存在着某种契合。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的状态,更让我感动。于是,我把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培训期间收集来的资料送给他们参考,全力支持《文学评论》开辟“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栏,请读书会部分成员撰写笔谈,系统阐释这些红色经典研究的意义,介绍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及新的研究体会。
  2017年6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领导来京协商合作研究事宜。我根据读书会的建议,提出《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的编纂方案。而今,这套大书已告竣工,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共六十册,收录各种文体作品约六千余种。
  这些年,“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先后召开了赵树理、丁玲、柳青、李准、周立波等作家的研讨会,推出了很多科研成果,初步汇成《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重读周立波——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重读李准——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来》《与现实“缠斗”——〈讲话〉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周边》等论文集和《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集。这些论文,以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基础,注重将文本细读和实地调研相结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做空头文章。这样的研究,既有严谨的学理,又有鲜活的历史感。
  受到主题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读书会的启发,我对“杜甫读书会”自然格外关注,尽力给予支持,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最终是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又在倡导文本细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倡导,与域外曾经流行的脱离历史背景和作家生平的细读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坚持认为,文本细读,必须结合作品的时代,必须联系作家的思想。因此,回到历史现场,是文本解读的基础和前提;而细读文本,又是认识作家作品所处时代的最好途径。为此,2017年春天,我们又推动组织了《文选》读书会,通过《〈文选〉旧注辑存》的整理、阅读,深入文本内部,比勘异文,推究文意,探索文章奥秘。在此基础上,每位参与者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整理成书,汇集成“《文选》文献丛编”,交由凤凰出版社陆续出版。
  相比于过去,现在阅读古书越来越方便,各种版本应有尽有。在强调回归文本的过程中,出现一种繁琐倾向,将明清以后的版本异文详加罗列,存而不论,引而不发,令读者无所适从。面对这些问题,2014年春天,部分青年学者自发组织了“周秦汉唐读书会”。不同于以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为基础的“红色经典读书会”,不同于以细读文本为主的“杜甫读书会”和“《文选》读书会”,“周秦汉唐读书会”注重理论思考,进行中外比较。美国学者丹尼斯·费尼著《罗马的文学与宗教——文化、语境和信仰》(李雪菲、方凯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英国学者L.D雷诺兹、N.G.威尔逊著《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美国学者安东尼·格拉夫敦著《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欧洲的书籍制作》(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等,都谈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各种抄本文献的整理、研究,给读者的印象是,历史不仅仅是再现,也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古代的各种抄本、刻本的不同佚文,仅仅罗列,不足以阐释本文的复杂性,这就需要对话,需要比较,并在学术碰撞中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近二十年来,我亲自参与了很多读书会,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四个读书会,其主题主要涉及一书(《文选》)、一人(杜甫)、一个时代(周秦汉唐),一个现象(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四十年来的变化,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个的读书窗口,彰显学术风尚的一次次巨大变化。年轻的学者也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学术思潮中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令人欣慰的现象。
  “第七届杜甫读书会”就要落幕了,此时此刻,我想在座的同仁会在心里念叨着:下次的读书会在哪儿开?如何开?我有几点建议供诸位参考:
  第一个建议,读书会要扩大,要搭建一个平台。我们曾在河北保定(便于围绕晋察冀根据地和“白洋淀派”文学作家群开展研究)和山西长治(便于围绕太行山根据地和以赵树理为核心的“山药蛋派作家群”开展研究)建立国情调研基地,在成都杜甫草堂建立研究基地,还与湖北宜昌市政府联合成立屈原文化研究院。这样做,让我们的人文研究充满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小我”,更加关注社会。就像在屈原出生地湖北宜昌成立屈原文化研究院一样,我希望在杜甫的出生地——河南,也成立杜甫文化研究院。目前,我们缺人、缺钱、缺思路,更缺各级组织和文化部门的重视。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的强调,更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只要我们重视,认识到杜甫研究的价值,就不怕没人,不怕没钱,种下梧桐树,就能招来金凤凰。
  第二个建议,强化综合研究。研究杜甫,又要走出杜甫。我最近读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引用了与茶有关的文献,我发现,很多文字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类书和总集所引的差不多,很可能就是出自这些书籍。于是我想到了《旧唐书·经籍志》所收之书均是开元六年(718)之前的著作,而这正是杜甫、陆羽等盛唐文人阅读的书籍。这就涉及到研究的综合性,不仅要读一本书,还要综合其他文献,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杜诗是如何炼成的。
  第三个建议,强化融媒体的创新。2014年“杜甫读书会”成立的时候,另外一个与杜甫密切相关的杜甫国际诗歌节同年举办,今年已是第九届。可是,这两个活动就像两条轨道上的车,各走各的路。这次,我们有幸邀请到杜甫国际诗歌节的创办人周中华先生,共襄盛举,将杜甫研究、杜甫普及等工作拓展开来,闯出新路。我们热爱杜甫,还要通过不同的形式,唤醒更多的人热爱杜甫。
  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次会议,我们还邀请到《光明日报》的陈雪女士,希望能通过她的笔,传达出读书会的宗旨、目的以及青年学者的心声,让更多的人知道,有那么一些年轻人,他们正在默默地读经典书,走前贤路,传播文化火种。我希望能够把“杜甫读书会”做大,不求轰轰烈烈,只要实实在在。诚挚感谢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支持,感谢与会嘉宾的信任。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人民述学立论,为历史留下成果。
  (本文系作者在2023中华经典文本细读研讨会暨第七届杜甫读书会闭幕式上的致辞)
原作者: 刘跃进 来自: 四川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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