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国医大儒米伯让先生对关学的理论诠释与生命实践（上篇）

       米伯让(1919~2000)，字锡礼，中医内科专家。陕西泾阳人。早年拜关中名医黄竹斋为师，淹通经史百家，精研岐黄仲景学说，为中医药事业奋斗终生。1943年起开业行医。1954年后，历任西北医学院讲师、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陕西分会副会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编者按】此论文为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重要研究成果，以课讲方式分上下两篇于文化网发表。

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魏冬

2023年8月15日

       魏冬，字北陆、柏麓、号柏庐，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

       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

       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熟悉汉、藏两种文字。现主要从事关学文献整理、学术研究与社会普及。研究重点有：张载关学研究、周易哲学与文化研究、道家经典文献研究、藏传佛教文献研究。目前在张载关学、易学、庄学、藏学等研究领域出版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部）。学术成果和组织活动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省人民政府、西藏党委宣传部、西藏民宗委等部门采用，被《中国民族报》、中新网、新华网、《中国报道》、《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三秦智库》、陕西文明网等媒体报道、选载。本人事迹多次在《西藏日报》《湘大校友》等媒体报道。

       参编并任编委的关学大型研究丛书《关学文库》近年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子项奖之“图书奖”、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2015年度文史研究重大成果奖”。《韩邦奇评传》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独著）。《张载及其关学——横渠四为句视域下的现代诠释》获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独著）。《张载及其关学——横渠四为句视域下的现代诠释》《新订关学编》《关学文粹品读》被列入“学习强国”推荐书目，多次被《陕西日报》《四川文化网》等媒体作为推荐图书。因为长期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研究推广儒学的贡献，2014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2019年被国际儒学联合会评为“纳通国际儒学奖·西部儒学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当前学术兼职有：（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校礼仪文化教育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柬埔寨）柬中文化友好协会中国区学术交流部部长兼文化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第十届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陕西省孔子学会第二届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周易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两个结合”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中医药大学陇中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中国哲学学科领域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第十二届鲁迅青年文学奖四川赛区组委会委员、湖南电视台国际频道《东方寻宝》栏目学者专家、湖南省圆点美术馆特聘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家宽艺术研究院学术导师等。

       民国至现代，关中出现以研究伤寒、针灸名世之长安内科一派，其代表人物为长安家黄维翰（竹斋）与泾阳米伯让（石斋）。就其渊源论，竹斋医学，出于自学而上承中华古医学，尤以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为尊；石斋医学，早年虽有师授，然主要承自竹斋，故其为陕西近代医学新出之流派。然值得注意的是，竹斋医学虽出于自得而上承上古医圣，然其早年受学则出于临潼革命党人王敬如。王敬如亦无所师承，而与清麓（刘古愚）门下郭忠清（希仁）为友，主张革命而尊孔；竹斋亦与晚清关学学人郭忠清（希仁）相交，然亦与晚清关学清麓（贺瑞麟）、烟霞（刘古愚）门下张元勋（果斋）、赵玉玺（惕庵）、牛兆濂（蓝川）相友；至石斋，则以张元勋（果斋）、赵玉玺（惕庵）为师而私淑牛兆濂（蓝川）也。故关中长安内科流派，其医学虽出于自学而上承中华古医学，以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为尊；然其价值观念，则出于关学清麓（贺瑞麟）、烟霞（刘古愚）两系，为关学着于医道也。此固为近代社会转型下遥承中华医学，近接晚清关学的产物。故长安内科一派，虽以医学名世，然并不止于医学，其本质是以儒为体、以医为用，儒、医又均具有中体西用之特点。故吾概之以关中近世之“体用全学”，概之以“儒医”，概之以“仁”，并为之撰联曰：“儒为立身本体，源乎师友而近承晚清两系，医是救世大用，本之自学而遥契中古三圣。”

       然竹斋、石斋之气象，略有不同。竹斋之特点，在独创，在自得，所谓能“造道”者也；石斋之特点，在继承，在开拓，所谓传“师道”者也。石斋之学，以尊崇师道、经世致用、躬行实践为本，其学承渊源，为果斋、惕庵、蓝川，然以竹斋为本。石斋承继乃师之学而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于儒学，其标举孔子，推崇理学，于周张程朱五子，尤其关中张载、四吕、冯从吾、王弘撰、李二曲、李雪木、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直到张元际、赵玉玺、牛兆濂等人均有赞誉，其所推认者，“明诚两进，敬义夹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于医学，其善述竹斋之事而善继竹斋之志，于文献整理、实践研究、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均有卓越建树。石斋又能承继医学专业职志与关学精神使命，更以宏阔视野关注文化承传和社会民生，注重文化交流而看重民族大节，热爱祖国河山，每至一地，则以平白浅易之诗歌，赞诵中华先贤，可谓“大仁大爱大其心”者也。故石斋之精神，虽立足于医，而以师道传承为本怀，以民族复兴为本位，坚守民本情怀、民族气节，为中华医学传统和关学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集中体现，正如竹斋评医圣所云：“道通天地术通神，儒中隐逸医中真”，堪为当世“真医隐儒”“国医大儒”，其事业和精神，值得杏林学人及整个社会继承弘扬。

【关键词】黄竹斋  米伯让  中华古医学  张载关学  

       米伯让（1919-2000），又名锡礼，字和亭，晚号石斋，中共党员，陕西泾阳人。我国著名中医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西北科技、医药、卫生界的杰出代表，长安米氏内科流派创始人，中医界的一面旗帜。伯让先生毕生以发展中医事业、培养医学人才、解除人民病痛为己任，为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及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奠基、规划与建设，为陕西乃至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我国当代杏林泰斗、中医界一代大医”。

       伯让先生出生民国初期，泾阳商业世家。其早年辗转求学于甘肃张掖、武威一代，17岁（1936）回归陕西故里，18岁（1937）因父秉贞公病，断指入药，跪祈灵佑，无效而发愤学医。先后师从民国时期烟霞、清麓两系传人张元际、赵玉玺先生及中医泰斗黄竹斋先生。因张元际、赵玉玺为关学传人，黄竹斋为医学大家，故近些年，长安米氏中医流派初步提出，米伯让先生以及米氏流派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倾向是讲求“关医结合”，这固然没有错。然而对于这一提法，近些年米烈汉先生也有进一步思考，即“关医结合”的结合点在哪里？下一步又如何结合等问题。2022年，米烈汉先生委托友人与我取得联系，并于9月29日在西安中医院召开了米氏中医流派传承“关医结合”座谈会，会上就这一提法的合理性，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张载气学与中医气学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之后，先生特赠送我所编《米伯让先生全书》一套。为了不负先生信任与重托，我在这一年里认真学习了《米伯让全书》《黄竹斋医学合集》等著作，对长安米氏中医流派传承与关学的源流关系问题做了一些思考。今年7月底，又接到米氏流派传承人路波教授、王高雷教授的来函，邀请我参加米烈汉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承办陕西省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训项目，并就关中理学与米氏内科渊源关系为主题讲一次课程。现在，我就自己近年对关学所知，对如何认识米伯让先生的学问特点及其渊源等问题，向大家作一汇报。

       报告主体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对米伯让先生师承渊源的考述；下篇，是对米伯让先生师道精神的阐扬。下面我开始做报告。

       唐代贤相魏征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谏太宗十思疏》），一个流派要发展壮大，就要从其根本的巩固和源头的清理做起。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章学诚也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序》），这就是说，对包括医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的辨析，都应该注重对其源头和流脉的考察甄别。我认为，对米氏流派发展的探求，也应该从其源头说起。

       众所周知，长安内科流派发源于当代著名中医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竹斋、米伯让先生，弘扬于全国名老中医米烈汉教授。因米氏父子对流派的创立、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又名为“长安米氏内科流派”。对于伯让先生之师承渊源，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1916-2019）百岁时，在《米伯让全书序》提出：

       （米伯让）先生早年师从关学大师、清末大儒张果斋、赵玉玺和牛兆濂诸先生，攻读经史诸家，精研岐黄仲景，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先生的为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939年，始应诊行医，后拜师于全国研究《伤寒论》之大家黄竹斋先生，致力于伤寒、针灸学术的研究。[1]

而本书卷首《米伯让简介》则提出：

       （米伯让先生）1939年始应诊行医，师从关学大师张果斋、赵玉玺、牛兆濂诸先生精研关学。1942年，拜师于全国著名伤寒大家、针灸大师黄竹斋先生。[2]

窃以为，此种说法，虽阐明了伯让先生的师承渊源及其先后关系，表明了伯让先生与关学传人张果斋、赵玉玺、牛兆濂，医学大师黄竹斋先生有密切的关系，然在表述上也有不确切之处。其一，伯让先生师从竹斋先生的时间不确切。第一种说法是1939年，第二种说法是1942年，到底是哪一年？需要进一步确定；其二，伯让先生师从张果斋、赵玉玺和牛兆濂诸先生精研关学的说法，也不确切。若如第二种说法，时在1939年，则伯让先生不可能从蓝川先生（牛兆濂）问学。为何？因为牛兆濂先生已经先于1937年去世了。故而这两种说法，都有不精确的地方，值得进一步修正。然值得注意的是，《米伯让全书》第五章《年谱》可为考述先生师承提供更为确切之依据：

       1940年（21岁）

这一说法不仅表明伯让先生从师张果斋、赵玉玺、黄竹斋先生的先后时间，而且更为详细的说明了其受学之地点、原委及所受影响，因此更有说服力。且其中亦未言伯让先生师从牛兆濂先生，可见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师承渊源。然伯让先生《蓝关怀古》小序言：

       1987年10月，赴南阳参加中华全国第二次张仲景学说研讨会，途径蓝田，忆先师牛蓝川夫子入祠乡贤咏怀。

诗中赞誉蓝川，回顾当年随果斋祭拜蓝川往事，称蓝川为“先生”而非“先师”，则可见伯让先生当通过师友关系和读书学习间接受到蓝川影响，故蓝川为伯让先生私淑之师也。前两说所言伯让先生从师时间及对象，当为误记。故关于伯让先生的师承，当以此为准。据此，伯让先生的直接师承，当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伯让先生关学之直接师承，为张果斋、赵玉玺二先生；医学之直接师承，则为竹斋先生。可见伯让先生的直接师承，源自关学与医学两系。故米氏流派当下言其学特点在于“关医结合”，可为言有所本。然三先生之师承渊源如何？其对伯让先生之影响如何？如果不能明此，则对伯让先生的学术源流如法辨明，仅存其名而已。因此需要进一步对三先生之师承作进一步考述。因伯让先生以医名世，故先就其医学之师承竹斋先生说起。

       伯让先生医学之直接师承，为黄竹斋先生。

       黄竹斋（1886-1960），名谦，名维翰，字竹斋，原名黄谦，字吉人，晚号中南山人，又号诚中子。祖籍临潼，生于长安，遂为长安人。伯让先生1984年11月所作《黄竹斋先生传略》言：

       （黄竹斋先生）先世原籍陕西临潼县八里黄村人。其父黄永才是一铁匠，擅长作土式枪炮火药，因谋生迁居西安省城，入长安籍。……先生生于西安省城。因家境贫困，其父出外谋生，其母为人作针工纳鞋袜底谋生，抚养先生度日。先生至成童时，即在西安南院门、广济街一带拾马粪，拣煤渣，时做童工，其母有时煮豆一碗拿至街头出卖。清光绪二十三年，陕境荒旱，民遭大饥，先生母子曾讨舍饭度日，可谓贫苦备至。此即先生出生之家庭概况。

此大略言竹斋早年童年贫困，靠做童工、讨饭、随父打铁为生，冶炼之暇刻苦自学，苦读经史、数理知识，尤喜中医之事，以及参加辛亥革命、转志从医学之经过。然竹斋之师承如何？此则未明言。故须先就此作一考论。

       （一）竹斋师承考

       伯让先生在其1949年所作《<伤寒杂病论会通>书后》中，则言：

       吾师长安黄竹斋夫子，幼贫失学。至十四岁，太夫子永才公，远游谋生始归。乃从庭训肄炮工，迫于生计，不能入垫就读，乃发愤立志，于工余自修。字有不识者，从塾童而问焉。虽铸冶钻错之际，苦读不倦。年逾弱冠，遂通经史理数。犹未敢自信，乃执贽于临潼王敬如先生，由是所学益精。于经史子集，天算地舆,历象兵农，医药理化等学，靡不穷究其极。[4]

陕西中医药研究院赵石麟先生在《黄竹斋医史著作评述举要》一文亦言：

       （黄竹斋）十八岁起发奋自学，曾师事临潼王敬如，积累了经史理数知识，尤对中医学术矢志钻研……[5]

如是，临潼王敬如先生”，当为竹斋弱冠后之师也。竹斋先生《医仙妙应孙真人传》言：

       民元初，余从先师王敬如先生襄办军需，至鄜过耀，展谒仙祠，适为驻军焚毁，闻不久邑人重修，即复旧观，今庙貌庄严，为陕名胜……[6]

如是，则竹斋先生导学之师，当为王敬如先生，明矣。然王敬如为何人？

       今考雎卯民主编、陕西省临潼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潼县志》卷三十六《人物志》载：

       王云璋(1851-1924)，亦名铭丹，字敬如，临潼铁炉乡胡赵村人。年20尚未读书，后立志向学，遂成博学之才。他早年在本村曾办私塾，名曰：“志新园”，还曾在铁炉镇办义学，他善于讲演，与同时的华县李坤生、乾县李守光并称陕西三大演说家，曾游说于陕西、湖北、湖南等地。清末时常慨叹西北人情蔽塞守旧，乃以开通风气，矫正时俗为己任。渭南县令张世英羡其才，因请他在县衙经常与其讨论如何推行新政诸问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郭希仁、曹印侯等人在西安设丽泽馆讲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事起，曾与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等进行策划起义大事，西安光复后，任东路防御大使。民国成立后，被任命富平县（魏按：当为鄜县）知县。在刘振华统治陕西时期，他在西安东大街办“适道中学”并担任校长。民国十三年(1924)3月，因病逝世，年52岁。著有《儒法正姻》《儒门教法》等书传世。[7]

魏按：沈传忠等编《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年版，第962页）中有《陕西辛亥革命参加者事略》亦载其传，与上略同。而《临潼文史资料》（第一辑）所载李象澄《辛亥革命临潼参加人记略》又载其一节趣事：

       王云章（魏按：“章”，或为“璋”），字敬如，铁炉镇人。早丧父，幼失学，依母为生，娇生惯养，年已二十，尚终日打免游猎，后来立志读书，遂成博学之士。他对古代经、史、子、集，诵读很熟。一次，他和我县曾出任过知县的进士黄桂滋、刘漫卿等人，在一起谈笑，他们嘲笑王云章：“敬如，中国有儒、释、道之教，你所崇何教？”答曰：“我是三教九流，无所不通。明天我在南汤子（即华清池）前讲《中庸》，请你们光临。”次日，他果然讲起来了。“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光这三句，直讲了三天。他们听了，深感其学渊博。辛亥革命时，为张凤翙参赞戎机，后任鄜县县长。刘镇华督陕时，他在西安东大街举办“适道中学”，并任校长。[8]

据此可见，王敬如(1851-1924)，亦名铭丹，字敬如，临潼铁炉乡胡赵村人。幼丧父失学，依母为生。年二十，尚游猎游戏。后方立志读书而成博学之士。清末，以开通风气、矫正时俗、启发民智为己任，从事讲演；又据曹梦麟《郭希仁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敬如与郭希仁得渭南知县张育生[9]资助，东游日本。归，革命志向益笃。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郭希仁、曹印侯、贺绂之等在泾阳创刊《丽泽随笔》《声铎公社质言》。又与郭希仁等创办“日新学社”，研究国学天文、算数、历法、医学、历史、地理、哲学及生物进化等，并办报、办学，讲演、宣传时事及革新主张，编印《日新丛刊》，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起，在陕西省督军公署任一等参谋官、南北两路团练大使。民国元年，任鄜县县长。著作有《儒法正姻》、《儒门教法》（2卷）、《骊山布衣歌》等。王作霖编《张瑞玑诗文集》载其《骊山布衣歌》，云：

       长安市上人合围，摩肩环集说法台。台上一声一掬泪，台下拍手声如雷。

诗下注云：

       据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暾社学谭》第六期所载此诗校。骊山布衣，指王云璋。王云璋(1851-1924)，亦名铭丹，字敬如，陕西临潼人。清末，以开通风气、矫正时俗、启发民智为己任，从事讲演；与郭希仁、曹印侯、贺绂之等在西安设丽泽馆讲学，参与创办《丽泽随笔》《声铎公社质言》。入同盟会。民初，任陕西鄜县县知事。

       王敬如在早年即有一定影响。《贺瑞麟集》《清麓答问卷第三 》载：

       （井渫甫）问：“王敬如（名铭丹，临潼人）如何？”（贺瑞麟答：）“有气概，才大。人无才，济得甚事？但有才而不能压其才，恐亦有败，未识敬如肯压其才否？”[11]

贺瑞麟(1824-1893)，则此事当在1893年之前，此时王敬如43岁，可见其四十岁左右已经在关中略有名望，故弟子能向贺瑞麟相问也。张瑞玑《曹君印侯墓表》言：

       十年以来，余所谓生死道义之交，半在关中，而临潼得三人焉。曰王敬如，曰郭希仁，曰曹印侯。印侯师事敬如，以希仁为友。余之识印侯，两人实媒介之。[12]

据此可见，贺瑞麟对王敬如虽认同其才，然亦未轻允，而张瑞玑则以“生死道义之交”许之，此正见朱子道统与从事革命者所见不同。盖张瑞玑、王敬如、郭希仁者，革命党也，此系略出于三原朱佛光先生之影响。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期》中说：

       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朱先生本是一个小学家，其治经由小学人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人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朱先生曾与孙芷沅先生发起天足会，又创设励学斋，集资购买新书，以开风气。那时交通阻塞，新书极不易得，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在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及闻朱先生以新学授徒，向往甚殷，遂以师礼事之，朱先生亦置我于弟子之列。[13]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咸阳市志》载：

       朱佛光(1853-1924)，名光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以字行。清末西安府三原县朱家湾(今三原县徐木乡朱家湾)人。光绪十九年(1893)乡试中举。幼受家庭影响，不满清朝统治。自谓明秦王后裔，以种族革命为己任。甲午战争以后，外患日深，遂究心于经世之学，与孙芷源发起成立“励学斋”，广购科学书籍和新闻报纸，以劝导有志之士，宣扬科学知识。曾设塾于三原县城，并曾执教于泾阳崇实书院，长期从事教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赞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学生踊跃参加反清革命。而对于康有为保皇立宪诸说，则随时随地指斥其非。辛亥革命时，西北主持革命者多是他的门生。陕西都督府成立后聘为顾问，他仍继续执教，自食其力。1918年任教于西安时，对陈树藩督陕极为不满，遂辞去督署顾问，回到三原，应于右任之邀，至靖国军总司令部讲解经史、政治。时因腿疾，总部为他备舆而不乘，仍扶杖蹒跚，颠顿于街衢间。同时兼任县城两所中学课程，风雨泞泥，从不间断。课毕，往往在街头一粥一饼，以了一餐。当时军、学、文、商各界，多为其精神所感动。他常说：“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则遇人言革命而已。”他讲解经史疑义、科学新知、革命原理，议论风发，诙谐有趣，座无虚席。其时，长安毛俊臣亦以经术授学者，佛光与为昆弟，故关内称“朱毛二经师”。[14]

王敬如与朱佛光年龄相近（王长朱两岁），其革命思想行动，亦与朱同，故佛光一系，渊源密切。然其直接关系，则待进一步考察。然王敬如之思想，亦有与朱佛光不同者。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所载马文彦《五四三原学运情况》言：

       “五四”在三原的学运，是由于有进步教师蔡富祥(系渭北中学英文教员，曾在日本留过学，以后作商，巳去世)，李寿亭(留日学生，在渭北中学任教，由于反动派的政治压制和经济迫害，于一九四八年逃往河南自杀)、李文卿等等的关系而起来的。这些进步教员一方面在校任教，另一方面皆参加靖国军的政府工作。在上海任《国民日报》总编辑的邵力子于一九一八年开始将《国民日报》上所刊登的有关苏维埃制度，列宁的讲演录等报张陆续地寄来三原。由于右任负责用石印翻印后分发各校进行讲解。这时渭北中学的校长是田仲玉。记得有位最出名的国文老师朱佛光(后来病死)表现的很进步，他提倡科学，反对军阀，大骂孔子。[15]

与朱佛光“大骂孔子”不同，王敬如则尊孔，此与去其同乡郭希仁先生相同。因此有必要首先说说郭希仁的思想。《陕西教育先进人物传略》中《郭希仁传》云：

       郭希仁，陕西临潼县人。清癯沉嘿，恂恂若书生，而心豪万夫。其学以宋儒力鹄，汉学为辅，更以西学沐浴之，而大要归于经世。时咸阳刘古愚先生讲实学味经，希仁从之游，故益以康济为志。乡荐后，偕邑人王敬儒（魏按：“儒”字误，当为“如”字。）赴日，考政法学务，归长谘议局，陕垣政教，多所赞匡；各校起风波，希仁则汲汲奔救，如饥渴之于已，纷解难排，至师生上课乃止，声誉隆隆著闻矣。辛亥后，佐张翔初治陕，锄奸佑良，厥功甚伟，顾一毫不以自私，亦一毫不以自暴。素冠布袍，泊如也。寻长教育厅，选师资，审教规，推广教务，渚所措设，绩效著白，急流勇退。长孔教会，约同志从事讲演，凡经史大义，各国政法，兴学福民诸大端，于稠人广众喧聒之，以辅教育之不逮，虽至声嘶不知疲；长夏盛暑，锲而不舍。寝以致病，遂不起，年四十有二。咸阳祁俊生诔曰：“君以讲演伤生，犹恐未将人劝醒。”盖实录也，亦不可谓以身殉道教者矣。没无以殓，友人赙金乃归葬，清风亮节，皓皓尚矣。著《春秋随笔》《说文部首》《水利谭》《从戎纪略》，行于世。

据此可见，郭希仁出于烟霞（刘古愚）门下，“其学以宋儒力鹄，汉学为辅，更以西学沐浴之，而大要归于经世。”然其思想，则因时代变迁，其后则接受朱佛光倡导之革命思想，由维新而转入革命也，此正时势之必然。

       然须注意，郭希仁虽主张革命，然非如朱佛光一般反孔，乃一尊孔者也。如上传所云，郭希仁出自刘古愚门下，既为一杰出革命志士，亦为一卓越关学学者，换言之，既是一位有关学背景之民主革命者，也是一位充满民主革命精神的关学学者，其“学足以济时，识足以成务，德足以范世”，对国家桑梓，有坚定信念与远大抱负，其见解深远而又自信真理在握，绝非冬烘拘虚、不学无术之腐儒，亦非不谙世事、颟顸顽梗之辈。作为一个自幼读经，深受关学思想影响的人，他对孔子和儒学的情感是不言而喻的，面对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和儒学日甚一日、无以复加的攻击，其心中的抵触或反感，也自然不难想见。故而新文化兴起之后，他虽主张革命，而并不赞同对中华传统文化一摒弃之，而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姿态，主张尊孔。其尊孔思想，除手编《尊孔百喻》而外，还特撰《新旧说》一篇，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并驳斥舆论责难：

       窃尝谓学当止论是非，不当论新旧，是故善学旧者，旧可得新，必不至于顽固；善学新者，新不厌旧，何至流于迷骛？夫亦在真知灼见而已！若夫圣贤温故知新，深造自得之要义，则又学者所不可不知。若稍识旧学之门户，即自号通家，甫涉新学之藩篱，即蔑视一世，是指祖先之屋址以傲人，倚富亲之门墙以自炫也，乌乎可哉？

其所谓“学止论是非，不当论新旧”的观点，直可谓精辟而颠扑不破，值诸以新旧而剖判是非当年，更是空谷足音，言人所难和不敢；其“稍识旧学之门户，即自号通家，甫涉新学之藩篱，即蔑视一世，是指祖先之屋址以傲人，倚富亲之门墙以自炫也”，和将四书六经、诸子百家、历史文字以及前代儒先之学说“概目为陈腐无用，令后来者承其风气，直弁髦视之，不复致省，譬如婴孩襁褓而离乡闾，于其井里坟墓、祖先名字亦并不能记忆，故乡之景物未印于脑，则恋爱之情绪不生于心，他日至于成人，望其关怀桑梓，不萌鄙薄之念难矣”的比喻，也可谓精妙而鞭辟入里，直指盲目诋丑儒学者的命脉和软肋，颇有振聋发聩之效。此外尚撰有《致某君论学书》一篇，如此说道：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修周公之业，删定六经以垂统绪，为中国文化之枢纽。使无孔子，秦皇一焚，项羽一火，历代典籍澌灭尽矣，立国精神何当属哉？再就历史一端而言，历史为立国之一大要素，为东西学者所公认。先孔子而与孔子齐名者为老子，老子不传历史；后孔子而与孔子齐名者为墨子，墨子亦不传历史。孔子晚年本鲁史作《春秋》，又使弟子子夏等求周史记，得存二十国宝书，参互考订，左丘明因据以作传，成为一部详细编年史，太史公继《春秋》作《史记》，而后《汉书》以下各史皆模仿以成，司马温公又本诸史仿《左传》作《通鉴》，后人用其成法，于是数千年之历史贯穿无遗。中国数千年来所以蹶而复振、亡而复兴者，实为历史凝铸之力。中国学者读中国历史则已，若尚读中国历史而反排斥孔子，诋毁孔子，譬狂童之唾天，类小人之剥庐，非但数典忘祖而已！

言语之间，尤将孔子编订的六经，视为中国文化之枢纽和立国精神的不二载体；从传史与否的角度，将孔子、老子与墨子互作比较，以突显孔子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赓续不绝，和数千年来所以蹶而复振、亡而复兴的巨大贡献，由此以说明孔子的伟大和非孔去孔的荒谬。其批评某些人读中国历史，却又排斥和诋毁孔子，犹之狂童唾天、小人剥庐，不仅数典忘祖，实在不自量力、缺大德了，虽觉言辞尖损而刻薄，但却形象、精警而又不失深刻，自有一种凛然不可轻犯的力量。故而在陕督陈树藩倒行逆施期间，郭希仁身充教育厅长，在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之际，他仍复力主尊孔读经，并于1920年8月27日孔子诞辰纪念这天，下令各校师生赴文庙祭拜。然而，此事遭时任西安女子师范教务主任，不久成为中共早期著名党员的王授金公开抵制。郭希仁此后则以“违犯定章，有忝厥职”为由，解聘了王的教职，激起陕西学界的强烈反对，背上了“束缚言论，压制思想”的恶谥，俨然一冥顽不灵、拉历史倒车的守旧分子。这是后话，免过不提。

       平心而论，郭希仁之尊孔，与当时全国范围内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有一定关系，然，从其当年“尝设经史讲习会，以作朋友讲习之地，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捐除门户新旧之见”的做法来看，从其曾经坚定地从事二次革命的经历来看，其所谓尊孔读经，与袁世凯及其他强势军人为维系其政权而提倡的尊孔读经，有本质的不同；与民间诸多遗老遗少抱残守缺维护封建礼教而坚持的尊孔读经，也似有明显的不同，先生门人扶风温良儒誉其：

如其所论，先生之“丰功伟烈”，实在于“尊孔道以挽救陷溺之人心，倡革命以建共和”，这正是郭希仁将尊孔和革命统一起来的根本。而其“尊孔”，旨固在于“挽救陷溺之人心”，这比全盘否定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或者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尸还魂截然不同，其态度也更为理智、深刻。

       而王敬如与郭希仁一样，亦提倡尊孔。《昌明孔教经世报》 1922年第1期 有《陕西孔教会临潼王敬如君来书》一通，言“孔教总会会长陈重远先生暨诸同事公鉴：……伏维先生鉴照，请如前示意旨，自今为始，先以丹名列入总会，作一末员分子，除由丹介绍人士按规时先入总会外，刻下先设陕西孔教会。凡文据均特书北京孔教总会分部，以示统一，俾丹在籍担任倡办”云云；第4期有《临潼铁炉子分会》书信一通，云：“临潼王敬如君来函云：“……自去腊赴省，借长安公立讲台宣讲孔教，适郭希仁君被选为孔教会会长，修订会章，丹亦被举为敷会长，乃于会所讲演圣道，至今无一日辍。惟丹系临潼铁炉子人，铁炉子分会会员百余，现推刘君永谦为会长，丹为讲长云”。据此可见，王敬如虽非出于清麓、烟霞门下，然亦孔门中人，其思想，当近于烟霞（刘古愚）、先照（朱佛光）两系，而随时代益之于革命而已。

       （二）竹斋学承论

       如上所言，竹斋之师承为王敬如先生，其思想亦当近于烟霞（刘古愚）、先照（朱佛光）两系。然须注意，古人学问之渊源，虽出于师承，然并非仅限于师承，而亦与其所处时代，以及读书、交友密切相关。今人虽不能于古人相接，然学问之由来，除师承之外，尚可通过读书、交友获得，亦与个人之经历、感悟密切相关，此即所谓“学承”，或广义之“学术传承”也。兹考竹斋先生师承毕，可就其学承，略见其学术之大体。

       1、师承。如上所言，竹斋先生自15岁始，即师从王敬如学习文化并从事革命活动。伯让先生《<伤寒杂病论会通>书后》言：

       吾师长安黄竹斋夫子……年逾弱冠，遂通经史理数。犹未敢自信，乃执贽于临潼王敬如先生，由是所学益精。于经史子集，天算地舆,历象兵农，医药理化等学，靡不穷究其极。

《黄竹斋先生传略》言：

       辛亥革命爆发，先生时年二十五岁，遂投身革命，在陕西省督军公署一等参谋官、南北两路团练大使临潼王敬如（铭丹）先生领导下襄办军需，任军械官。

又言：

       （竹斋）先生青年时期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情景，俯仰环顾，无术教企图学术革新救国，联合陕西进步学者王敬如，郭希仁、赵和庭、杨叔吉、贺绋之、贺景范等人创办日新学社，研究国学、天文、算数、历法、医学、历史、地理、哲学及生物进化等，并办报，办学，讲演，宣时事及革新主张。曾创办《日新丛刊》。先生不仅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自然科学，而且研读西方卢梭、柏拉图和哥白尼、赫胥黎、达尔文诸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在民国十三年（1924）日新学社《竹斋丛刊》卷一刊“太极图说臆解”中，针对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对生命起源和物化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确为难能可贵。

如上所见，黄竹斋师承于临潼王敬如。王敬如虽无师承，然与刘古愚门下郭希仁等人关系密切，又一起办报刊，从事革命，办陕西孔教会，故与烟霞（刘古愚）、先照（朱佛光）两系渊源颇深。“然辛亥革命几遭反复，社会改造也无长足进展，先生目睹同行铁匠、木匠、鞋匠等人患病求医困难，加之自己患牙疳病服用三黄解毒汤而愈，认为庶人济人利物之志，惟医为然”，[16]故辛亥革命之后，则转革命而入医也，其时大约在民国十年（1921）左右也。此其一。

       2、学友。竹斋之学，又与关学清麓一系有渊源。米伯让《黄竹斋先生传略》云：

       （竹斋）先生致力国学研究，当时曾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陕西关学大师张果斋（鸿山）先生，蓝田学者牛兆濂先生，兴平赵宝珊（玉玺）先生论学均被器重。[17]

考伯让先生上所言张元勋、赵玉玺、牛兆濂诸人，大略如下：

       （1）张元勋(1868-1955)，名元勋，字鸿山，果斋为其号，陕西省兴平县庄头镇庄头村人。其兄张元际（字晓山，号仁斋，1851-1931），为清末贡生、国子监学正。仁斋二十岁入县学守业于高兰亭先生，及长，从史梦轩、柏景伟先生就读泾阳味经书院，又因钦慕三原贺复斋（贺瑞麟）先生品学，又学于三原清麓书院，后游学于刘古愚先生。因此仁斋可谓并传晚清关学沣西（柏景伟）、清麓（贺瑞麟）、烟霞（刘古愚）三系之传。仁斋于光绪十三年（1887）返回兴平，在县城城隍庙设堂讲学，从者甚众。光绪十九年(1893)，在兴平县城南庄头村创建尊经学堂，宏仁书院，初名爱日堂（后改名宏仁书院）。果斋为仁斋四弟，自幼读书，深受其兄影响，故于光绪己丑（1889）、甲午（1894）两赴泾阳味经书院，从刘古愚先生。三原贺复斋先生去世前（1893），亦曾向其学，此后亦讲学于清麓、正谊书院。故而果斋之学，从师承上讲，乃是兼传烟霞（刘古愚）、清麓（贺瑞麟）两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西安 大学堂学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山西学台刘嘉深延聘，从教于“衡文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陕西省临潼黄县长聘为子师，未及一年又被西安大学聘任为教授，治学二年，辞职归家，致力于理学研究。著述有《地球浅说》、《原道》、《格物测算》、《太阳质疑》、《新正气歌》等，计50余册120卷。当年蒋介石曾用重金聘其出山，先生坚辞不应聘，后蒋托程潜送给500银元，送三次才接收，后捐给陕西各书院。先生曾题联云：“关学无传今几载，斯文欲继赖何人？”其高风亮节，时人莫不敬仰膜拜。1955年逝世，享年92岁。

       （2）赵玉玺（1875-1953后），字宝珊，小名宝山，号惕庵，陕西兴平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入庠，二十一年（1895）入泾阳味经书院从刘古愚先生。故从师承上讲，乃出晚清烟霞（刘古愚）一系。宣统元年（1909）考取拔贡，次年入京朝考列二等，补用四川直隶州州判。咸阳同善堂位于仪凤西街路南，属于小乘佛教组织，称理教会或在理门，该教会咸阳创始人马庄郭振邦（1860-1944）劝说张九山等加入，于1912年正式成立。1944年，魏家泉、魏江亭（1891-1972）代管，赵宝珊为总乘办，主持同善堂。曾为本邑中华孔教学会副会长。

       （3）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号蓝川。西安市蓝田县人，清末关中大儒。幼年过目成诵，后拜三原著名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光绪十年(1884年)肄业于关中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补廪膳生员，并被聘为塾师。曾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后人尊称蓝川先生。辛亥革命后以遗民自居，后积极倡导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病逝。牛兆濂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等，又曾主纂《续修蓝田县志》。

       如是，则可见竹斋除师承王敬如、郭希仁等承接烟霞遗风而又主张革命之学者外，还与晚清关学清麓、烟霞两系之张果斋、赵玉玺、牛兆濂、赵和庭等亦有密切联系。此虽非师生关系可比，然当介于师友之间也。然由此可见竹斋之学，与关学烟霞、清麓二系，均有渊源。

       3、自得。黄竹斋先生，幼贫失学，十八岁识字，此后学虽于王敬如先生有所禀受，但其医学，则多出于自学而非师承也；观其所著，则可知竹斋医学，乃遥承中华古医学道统，而以秦越人扁鹊、汉张仲景、唐孙思邈为大宗也。此详见《黄竹斋医学合集》可见，兹不赘述。

       （三）竹斋学术概要

       如上所见，竹斋之学，以医为本，此出于自得。然其学并非局限于医学，而与关学大有渊源。竹斋上承乃师王敬如，于经史子集，天算地舆，历象兵农，医药理化等学，靡不穷究其极；又与张元勋、张果斋、牛兆濂等交往深切，故其亦承晚清烟霞（刘古愚）、清麓两派之余续。又竹斋之学，除了医学之外，还研读中国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且探讨西方卢梭、柏拉图、达尔文等之学说，此又接受西学也。故竹斋对清麓、烟霞之融合，为当时古今中西文化冲荡融合之表现。兹就竹斋之著作、所论见之。

       1、医学著作。

       伯让先生曾言：“吾师尝谓，以庶士而能行利人济世之志者，唯医为然。故尤殚心医学，毅然以发扬中国医学为己任。”[18]如伯让先生所言，竹斋之本怀，当以医学为主，故其医学著作颇多。今就伯让先生《传略》所记，其医学类，除所刊白云阁藏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桂林本，4册）、重订王惟一《铜人腧穴图经》（1卷）之外，尚撰有：

       《三阳三阴提纲》（1卷6篇）

       《伤寒杂病论会通》（8册16卷）

       《伤寒杂病论集注》（12册18卷）

       《伤寒杂病论新释》（16卷）

       《伤寒杂病论读本》（4册16卷）

       《伤寒杂病论类编》（8卷）

       《经方药性辨》（4卷）

       《类证录》（3卷）

       《经方类编》（1卷）

       《六经提纲歌》（1卷）

       《针灸经穴图考》（8卷）

       《针灸治疗会通》（8卷）

       《内经类编》（4卷）

       《中医生理学》（3卷）

       《难经会通》（1卷）

       《历代难经注家考》（1卷）

       《伤科辑要》（又名《中医伤科学辑要》，3卷）

       《寿考》（1卷）

       《本草考证》（8卷）

       《方剂类编》（2卷）

       《中医各科证治全书》（拟100卷，脱稿20卷）

       《医事丛刊》（1卷）

       《秦越人事迹考》（1卷）

       《医圣张仲景传》（1册）

       《孙真人传》1卷

       《医学源流歌》（1卷），凡26种。

       2、其他著作。

       竹斋除了医学之外，还对哲学、天文学、数学等领域有广泛的研究。兹依伯让先生所述，分类罗列如下。

       《邵子皇极经世图说考证》

       《周易会通》

       《周子太极图说臆解》

       《老子道德经会通》

       《佛学考辨》

       《命学考辨》

       《堪舆源流一贯》

       《杨子太玄经》（整理）

       《孙子兵法》

       《兵略辑要》（3卷）

       《阴符经》

       《诸葛武侯奇门遁甲》。

       《五纪衍义》（2卷）

       《北纬三十四度恒星平面仪》（创制）

       《中西星名合谱》

       《经天星座歌》（1卷）

       《修订国历刍言》（1卷）

       《农业气象占验》（1卷）

       《建议陕西省城应设测候所计划书》。

       《求圆周率十术》

       《微积分提要》（凡21种）

由上可见，竹斋之学术，虽以医为本，然并不仅限于医，凡中国传统之易学、老学、佛学、兵法、天文、历算、堪舆、命理，以及西学之星象、数学等，无不有所涉猎。故其学可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又竹斋著作之中，多引朱子之说以言理，此又见其与朱子理学，渊源之深。将竹斋著作与烟霞、清麓学派学人著作相比较，可见竹斋与烟霞学派关系更为紧密，所谓经世之学也。

       3、竹斋学术统论

       对于传统之中国学术，竹斋大略剖分为二，其曰：

       古圣先贤所遗留之学术有两种，为吾人应有之常识：一曰儒学，二曰医学。儒学可以制止人心之罪恶，医学所以治疗人身之疾病，二者学术之兴衰，与民族之道德、人群之健康有密切之关系。”(《无锡中国针灸专门学校演讲词（二十六年五月）》[19]

由此可见，竹斋认为我国传统学术之精粹，乃为“儒学”与“医学”二端，但其并不仅限于传统儒学，而是凡有利于民生之学，亦有吸收。就上而言之，竹斋虽以医名世，然其学术，则源自于中华传统中之关学、医学两端。此两端就其历史发生而言，则医在儒先；然就竹斋之接受而言，儒在医先也。此如伯让先生所言：

       先生之学，可称体用賅备，乃非一般著述者所及也。[20]

窃以为，伯让先生此述，“体用賅备”四字，最为精要，能得竹斋学术大体，此“体用賅备”之学，即关学“明体适用”之学，“全体大用”之学。然竹斋之学本质为何？竹斋曰：

       昔人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良相济世，良医救死，同一仁也。[21]

就此而言，竹斋之学，乃是统一身心于一体，生命与世道为一体，所谓“仁学”也。

       本之于此仁学，故竹斋之立言行事，皆以“仁”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1954年，被邀参加西北医学院工作，任中医科主任。1955年奉命调往北京中医研究院任针灸科主任，受到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接见谈话。曾为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制定15年远景计划提出意见书，并任卫生部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被评为五好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国文教卫生工作会议。

       然竹斋之立言立身，又不以“医”为囿。而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为鹄的。比如建国之后，竹斋曾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请将孔子《礼运·大同篇》纳入中学教材，以教育国人知吾国早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精神（伯让先生执贽之初，张果斋亦为其讲此篇，由此亦可见其理学渊源）；并上书西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部长汪锋同志，请求保护陕西省孔庙之文物，受到我党和政府之重视，被选为长安县人民代表，受聘为我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陕西省政协委员、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等职。故蓝田学者赵和庭[22]先生赞先生曰：

       浐渭之间，终南山下，布衣崛起，魁然儒者，道继关洛，治分王霸，不试故艺故多能，或以医名，余曰非也。[23]

和庭先生认为竹斋“布衣崛起，魁然儒者”，而世人仅知其技，而“或以医名”，他则认为“非也”。诚哉，和庭所论。竹斋虽以医名，然不得以医囿，余以为，就其职志所在，名之为“儒医”，可也！故就师道、师承而言，自伯让先生及以下米氏流派学人，皆当以“儒医”之“仁”为本，其立足关中，则可谓“关中儒医”之典型也。

       余以为，晚清关学之发展，当以清麓（贺瑞麟，1824-1893）、沣西（柏景伟,1831-1891）、烟霞（刘古愚，1843-1903）、三原（朱佛光，1853-1924）为代表。然其思想略有不同。清麓尊崇程朱而注重道德；沣西学宗阳明而注重事功；烟霞推重姚江，会通闽洛，不分门户，兼取西学，而以经世致用为期，主张维新；其学虽有先后所主不同，然皆尊孔也。至三原，虽治小学，主张革命而反孔，则非理学所能羁络，故革命党人多出其门。然辛亥革命几经反复，此后袁世凯尊孔、新文化反孔思潮迭起，陕西出清麓、烟霞、佛光之门者，或颠沛于革命事业，或致力于经世实业，或回归于理学，或转向于新学，此其大势也。然其早期，皆于此四系有种种不同之渊源。竹斋之学，虽早出于革命一系，然革命之后，则转向经世实业，以医为本，然其道德节操，仍持守不变，故为关学迭变之余脉也。而伯让医学师承竹斋；关学师承果斋、惕庵，又私淑蓝川，故其学于关学之渊源，又更深也。若就其学术而论，则有如下二端。

       其一，就医学而论，伯让先生之学，渊源略有二端，一为自学，一是师授。先生虽为泾阳人，然因父米秉贞公业商之故，1919年出生于甘肃张掖，幼年亦在甘肃张掖、武威辗转读书自学，至1936年（17岁）方随父扶母灵柩归陕，此后出游上海、南京、安徽、河南等地；1937年（18岁）因父病断指入药无效而殁后，方发愤学医，受业于三原李新甫先生门下。至1940年（21岁）时，才正式赴清麓正谊书院，从张果斋、赵玉玺先生攻读经史；1041年（22岁）方师从竹斋先生，致力于伤寒、针灸研究。其医学虽有授受，但早年亦与其自学有关，然究其渊源，亦在竹斋，而以乃师上溯中华古医学道统，而以秦越人扁鹊、汉张仲景、唐孙思邈为大宗也。此大略与其师同而有所推阐也。

       其二，就关学而论，伯让先生之关学传承，渊源有二。一自其师果斋、惕庵而来，一自竹斋而来。然此中石斋、竹斋又有不同。竹斋以果斋、惕庵、蓝川为友，石斋则以果斋、惕庵、蓝川（私淑）为师，此其不同也。故竹斋受三原（朱佛光）、晚清烟霞（刘古愚）、清麓（贺瑞麟）三系沐染；石斋则更为浓郁。然总体而言，竹斋、石斋之学，医学二而外，均承袭关学，此大略而言也。

       如此，则可见黄竹斋、米伯让先生于中华古医学及关学之师承渊源关系，当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