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国医大儒米伯让先生对关学的理论诠释与生命实践（下篇）

       米伯让(1919~2000)，字锡礼，中医内科专家。陕西泾阳人。早年拜关中名医黄竹斋为师，淹通经史百家，精研岐黄仲景学说，为中医药事业奋斗终生。1943年起开业行医。1954年后，历任西北医学院讲师、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陕西分会副会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编者按】此论文为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重要研究成果，以课讲方式发表。

       如上篇所述，伯让先生之学术，起初源于自学及三原李新甫先生之指导，而后先受学于果斋（张元勋）、惕庵（赵玉玺）三先生之门，此后又入竹斋（黄谦）门下，因三先生又接受蓝川（牛兆濂）等先生思想人格之诱导。故以所学先后而言之，伯让先生之学术，当以关学为基也；然伯让先生既然以医名世，故其承传，则以医学为本也。余以为，师道精神，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之最根本精神。而伯让先生，则为我国医学界乃至文化界，能承扬师道精神之代表。盖果斋、惕庵、蓝川为关学之晨星硕果，而竹斋为长安内科流派之开创者，而伯让先生则为承师道而发扬光大者也。此下略就数端而言之。

       伯让先生承传三先生之学，其主体在于儒、医二字，此正三先生所授也。然伯让先生与竹斋先生论学，略有不同。竹斋一生致力于中医文献整理著述与事业发展，其医学源自自学，故虽受学于敬如先生之门，与关学中之果斋、惕庵、蓝川虽有交接，然介于师友之间，就今所见著作而言，虽间有引述朱子等理学家言，然未见其有对儒学、理学、关学之专论诗文也；伯让先生则在师承竹斋医学之外，亦师承果斋、惕庵二先生，其于儒学、理学、关学之感情，更为深厚，故而在其讲话、诗文中，多有对儒学、理学、关学人物之传述赞诵。余以为，关学，关中之理学也，理学，儒学之新学也。关学为理学之地域表现，理学为儒学之时代表现，凡论关学，必先论理学；凡论理学，则必论儒学。儒学，以孔子为尊也，故论儒学、理学、关学，当自孔子始。

       （一）对孔子之赞颂

       1980年5月，伯让先生拜谒曲阜孔庙。于当月20日在青岛湛山旅社，写下《谒曲阜孔庙》，写下自己对孔圣的尊崇。诗曰：

       天下为公是圣训，世界大同教人群。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出自儒家经典《礼记》，此正先生初入学时，果斋之所授受也。先生受学此篇，又闻“泰伯让国”故事，故告假归里，将祖田祖业分送给穷苦人家，并更名伯让，以明心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儒家经典《大学》所云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

       童年我曾读经传，立志要做真正人。

此先生言志也。关学宗师张载言：“学者，学所以为人也”。明代关学学人杨爵言“做人要做天下第一等人”。蓝川言：“学为好人”，为人，为关学为学之目标根本。先生此言少年立志，虽经历世事变迁，然天理人欲之别不泯灭，人之命运，因时事而有行、藏不同，然其志则永不忘也。

       三十年前欲谒圣，仰之不止未果行。

此是表明年少时欲拜谒孔圣未成行，今则当虔诚拜谒也。此见先生对孔子仰慕已久，非一时游乐之兴也。

       大成殿前默无语，内省深疚无地容。

此是先生自反反思自谦之词。儒门以自省为工夫，于此可见。

       慎独功夫要牢记，退思补过贯始终。

“慎独”为《中庸》工夫，为人自处时，与与众处时一致，不欺人自欺也，所谓“诚”也。退思补过，即关学中二曲所言“悔过自新”。

       万世师表不虚夸，谁也不能与比伦。

此是评价不当以后世而诬孔子也。衍圣公，为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始于1055年(宋至和二年)，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改封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衍圣公因得益于先祖孔子荣耀，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世代腾黄、地位显赫的特殊公爵，与朝廷互相依偎，经久不衰。故伯让先生如此言。

       历代帝王欲图治，利用圣训统民心。

此是评价历代帝王利用孔子假公济私，故丧其真，然非孔子之过，后人之罪也。又因孔学失真，则近代有反孔、批评思潮，然孔子之地位，无加损焉，是非功过，终将分明。

       魏按：先生此诗，充分表明他对孔子的认同，与其王敬如、郭希仁、以及张果斋、赵玉玺、牛兆濂等人乃至整个关学之基本价值保持一致。

       （二）对理学之赞颂

       1987年10月，先生赴南阳参加中华全国第二次张仲景学说研讨会，到洛阳后，先生作《再游洛阳市》，诗中称赞“濂关洛闽”理学宗师：

       宋代二程继道学，濂溪启迪有明训。

朱子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伯让先生对朱子甚为推重。其在《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附属福建中医院开办3周年院庆函索题词有感中》（1990年4月11日），赞颂朱子说“考亭贤哲，倡讲儒理”，在《抵南昌感怀》诗中，称赞朱子“婺源朱考亭，讲学白鹿洞。阐扬圣贤道，理学集大成。”而在《登庐山谒朱子白鹿洞感怀》（1991年4月21日），更以长诗赞颂了朱子之贡献：

       庐山多佳景，专谒白鹿洞。

此是解说朱熹所定《白鹿洞学规》。其大略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学儒明道统，大学是门径。

此说《大学》为入学门径，而三纲领、八条目为其本也。

       人心惟危训，道心惟微语。

此是解说圣传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庸》之所本也。

       论语论治理，孝悌人之本。

此是说《论语》《孟子》主旨。以上略言四书也。

       大学与中庸，原载礼记中。

此是说朱熹集注四书，与世有功。

       又集小学书，启蒙习圣贤。

此是说朱子《小学》书。8岁至弱冠当习之。

       教人之要道，首重在发蒙。

此是说朱熹所编《童蒙须知》。8岁前习之。

       六经要熟读，史鉴必精通。

此说儒学要能经世致用。

       有教而无类，实践重躬行。

此说儒学贵在践行，明诚并进、敬义夹持。

       正谊与宏道，弦歌一脉承。

此言关中正谊、宏道书院，承接朱子道统，又追思表彰孔孟道统之传。

       我幼名锡礼，志想探月宫。

此略表本心。

       魏按：先生不仅将对孔子及理学的认同体现于诗歌，更将对儒学的重视落实于具体工作之中。1991年3月，《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医学分典》编撰时，先生特意对《大典》中的经目，未见提及理学典提出建议，他说：

       《大典》中的经目，未见提及理学典，而《古今图书集成》中“理学汇编”是6个经目汇编之一，是否将“理学典”包括在《哲学典·儒家分典》之中？文学典（共7个分典），中国儒家理学应与历代各种文学区别，单独并列分典，不能混同收入“文学典”中。理学学术是我国儒家的正统学说，经历代先儒先贤修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包括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学术争论也很多，自五代丧乱之后，周、程、张、朱为了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提出新兴学术名词曰“理学”，这一学术思想与其他文学不同，文学是文学，理学自是理学。但其他文学中包括有言讲理学思想者亦不少，理学著作中也有不少具文学色彩的，以寓理于诗词、歌赋、文章，但内容侧重不同，应当是独立的一个典，与其他典并列，不应包括在文学典中。（《对编纂<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医学分典>的几点建议（摘要）》）[27]

今考《中华大典·哲学典·儒学分典》，共5册，伯让先生之建议，当收纳其中。此亦先生对理学之一大贡献。

       （三）对关学之赞颂

       泾阳是伯让先生之故乡，其接受关学的发源地，亦是关学之重镇。1988年10月，在泾阳县召开的中华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学会泾阳分会成立大会上，米伯让介绍了清末时期在泾阳学术影响最大的3个书院及三原于右任、兴平张果斋、赵玉玺、蓝田牛兆濂等名家，以及陕西烟霞学派的创始人和关学宗师清麓学派的创始人等。他说：

       泾阳的文化教育，当在清末的时候，可称得上为全省之冠。当时陕西著名的五大书院是：西安关中书院、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崇实书院、正谊书院，其中泾阳就占有学术影响最大的3个书院，这3个书院为当时秀才进修的高等学府，出现了不少爱国志士和著名学者，如三原于右任、王典章，兴平张鸿山、赵宝珊，榆林张季鸾，蒲城李仪祉，富平刘允丞、胡景翼、张扶万，蓝田牛兆濂、杨任天，山东孙灵泉，还有浙江夏灵峰，朝鲜的李习之等。

先生此论，虽就泾阳而言，然所涉甚广，其将晚清关学，分为清麓、沣西、烟霞三系，亦有见地。据此可知先生于晚清关学，非仅知之一二也。

       1991年6月，米伯让在“梦与先师果斋会餐”一诗中写道：

       梦与先师同桌餐，师捡食饼为我添。

1981年12月，米伯让在“登中岳嵩山”诗中写道：

       寒风怒吼声不停，振奋精神登嵩岳。

1988年8月，米伯让在“登北岳恒山”诗中又写道：

       民吾同胞论，关学世界传。

       1987年10月，先生赴南阳参加中华全国第二次张仲景学说研讨会，途径蓝田，回忆先师牛蓝川夫子入祠乡贤，咏怀一首，其中赞美蓝田，并赞美了蓝田关学历代诸贤，诗中云：

       蓝水千涧落，玉山两峰寒。

       1990年，明代关学大儒冯少墟先生诞辰434周年，伯让先生撰写对联一副，赞扬冯从吾先生：

       立朝忠直气节，谏君抗邪，不愧理学名臣裕后世。

       1987年10月，先生赴南阳参加中华全国第二次张仲景学说研讨会，返陕途中，路经华阴，感怀而作《行经华阴》，其中对关学中之王弘撰（王山史）、三李（李柏、李因笃、李二曲）以及其清麓学派之清麓（贺复斋）果斋（张元际）、蓝川（牛兆濂）等人再三致意，先言：

       清儒鸿博王山史，玩易图像隐此山。

       再言：

       清麓蓝川均来此，诗情留传哲理深。

       其后抒怀：

       回顾我辈随俗转，未与社会添一砖。

       伯让先生还将其对关学之浓厚情谊，转入对自己好友、关学余脉李仪祉的纪念，并填词以表之。其《满江红·李仪祉3周年纪念》曰：

       旧雨飘零，

      其《西江月·感怀仪祉亡友》：

       河岳精灵盛气，

       二、伯让先生对医学师道的继承与弘扬

       伯让先生承继关学道统，又将关学师道精神落实于乃师竹斋先生之职志事业，一生未尝忘，亦未尝离也。盖先生为竹斋嫡传，长安一派，守护人也。

       （一）对先师事迹之尊推与追思

       伯让先生终其一生，对其师极为尊重。米烈汉先生曾言，在其幼年之时，先生每逢节日，必领其祭拜三先生，以示铭记不忘，后世传承。而于三先生之中，惟竹斋先生对伯让先生教诲最长、恩德最大，故先生在其著述中，每每言之。根据我依据《米伯让全书》的初步统计：

       1948年，竹斋《难经会通》出版，伯让先生为之作《<难经会通>书后》，肯定“先生为吾关中博学有道之士，素甘淡泊，不骛名利，隐居樊川，专事著述”，[39]1949年，竹斋《伤寒杂病论会通》出版，伯让先生为之作《<伤寒杂病论会通>书后》，言“吾师毕生致力仲景之学，诚不愧为集伤寒学说之大成，衍南阳之正宗者也”[40]

       1980年，先生在《关于重印桂林秘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的请示报告》中说：“先生在旧社会以个人奋斗精神，南北奔波，历经艰难困苦，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从事祖国医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41]“先生毕生致力于祖国医学研究，自成一家，其治学之殷勤，实为我辈后学之楷模，真不愧承前启后者也”；[42]当年8月，书出版后，伯让先生又作《白云阁藏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重印序》，序中回顾了竹斋为医学奋斗的历程、著述，特别是为本书发现做出的贡献；

       1981年，先生在《南阳张仲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其中专门讲到“先师黄竹斋的治学精神”，其中提到：“上面讲到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是先师黄竹斋所发现、刊印保存下来的。先生毕生致力仲景学说之研究，以发扬中国医学为己任，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43]在追溯黄竹斋先生的生平经历、医学著作、主要贡献之后，肯定说：

       先生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而且是一位教育家和临床实践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曾大力提倡中医教育，自拟中医院校之教学大纲，在师授方面更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从学者要求极严。我开始拜师时，他要求我腾出城市房屋，跟他上山下乡，挖窑洞以自居，行医以自食，工余读书，省疾乡里，我欣然从之，得以追随左右。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多方呼吁，集资建立西安市救济医院，深受群众欢迎。先生医术精湛，所活者众。如他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工作期间，曾治愈一位中风不语、半身不遂的德国友人东布罗斯金，这一喜讯曾在德国报刊登载。先生毕生致力祖国医学研究，自成一家，其治学之殷勤，实为我辈后学之楷模，真不愧为承前启后者也。[44]

       1981年，竹斋《医圣张仲景传》出版，伯让先生作《<医圣张仲景传>序》；1982年，竹斋《伤寒杂病论会通》重印，伯让先生为之作《重印<伤寒杂病论会通>序》；其中都论及竹斋的贡献；在1984年，先生著成《黄竹斋先生传略》，以单行本传世，更见竹斋一生行实人格与精神气象之伟岸；《黄竹斋先生传略》著成后，先生读而有感，作《读先师<黄竹斋先生传略>》：

       志在千古唯师知，一息尚存志不息！

1987年，伯让先生在《陕西中医药通讯发刊词》，亦回顾先生的业绩，以激励后学。1980年，12月13日，先生去北京，专程与诸同志赴八宝山拜谒先生黄竹斋先生陵墓，随后写下了感人的长诗《苦先师黄竹斋先生》：

       遥望八宝山，哀思涌上心。奋步奔墓前，悲伤更难忍。

       终南诸秀峰，与师共登临。傲游登太白，涉险山洪深。

       （二）对先师著作的整理与传播

       1944年（25岁），伯让先生为了致力于祖国医学的研究和不满腐败的社会现实，毅然变卖了西安家产，随黄竹斋先生去长安少陵筑窑洞隐居，协助竹斋先生整理刊印《伤寒杂病论会通》《难经会通》《周易会通》《道德经会通》《孙真人传》《医学源流歌》等著作。

       1980年（61岁），伯让先生主持重印白云阁藏本木刻版《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及黄竹斋先生《医事丛刊》共200部，分发赠送给全国各地医学院图书馆、医疗及科研单位和一些国外学术团体，日本一些汉医专家对此书颇为珍视。又主持校刊重印黄竹斋先生所撰《伤寒杂病论会通》十六卷、《难经会通》、白云阁藏本《经》《三明三阳提钢》《医圣张仲景传》《孙思邀传》。

       1980年（61岁）为了推动仲景学说的研究工作，二十多年来，他将其师交给的《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木刻版两箱、《医事丛刊》木刻版一箱辗转保存，使其在十年浩劫期间幸免厄运。在西安医学院图书馆保存期间，不幸遗失3页书版，他自付250元，补刻齐全。他认为这3页木版是他负责完成其师嘱托过程中丢失的，理应由他付款补刻。遵其师遗嘱，同年12月，将刻版完整无缺地送往南阳医圣祠珍藏，受到河南省市领导的热烈欢迎，举行隆重接版仪式，并赠他一面锦旗，以示表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此录制电影，进行公映。当地电台及《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

       （三）对先师职志的继承与弘扬

       张载讲“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对师道精神的阐扬，不仅表现在对先师事略、著述、功业的传述，而且表现在对先师志向和事业的继承和推进。约略而言之，伯让先生对先师竹斋先生职志的继承弘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学研究的实践与总结

       竹斋先生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尤其对中风病有独到研究，针药并用。取得成绩，有些患者由担架抬来就医，经治疗后健康步行出院，博得国内和苏联、民主德国、越南等患者的称道。如曾治愈一位中风不语、半身不遂的德国友人东布罗斯金，这一消息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登载，称赞中国医学高明。当时苏联大使尤金患了瘫痪病，经先师治疗，病愈后能行走，回国时宴请先师及院领导敬致谢意。

       伯让先生为竹斋门下高弟，在40岁即在医学界获得声望。1959年（40岁），伯让先生应邀为陈毅副总理诊病。在此次治病中，先生也保持了一位医生应有的节操。当时一位在场陪同的某副厅长指示先生所开的处方中必须加人参一味，他依据病情，坚决反对，决不屈从，尽到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陈毅副总理病愈后，设便宴招待，赞扬中国医药神妙，鼓励继承发扬，为世界人民造福，并嘱给他再多开几付中药，以便带到国外去服。1960年（41岁）被推选为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代表，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1961年（42岁），陈毅副总理又再次邀请先生为其诊病。1975年（56岁），数学家华罗庚来陕传授优选法期间，华罗庚请他诊病，两人共同探讨中医学的优选法，他提出中医的优选法“辨证求因、审因立法、分清主次、依法定方”16字，华非常赞同。

       关学创始人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米伯让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领悟关学的精神实质，秉承关学承认物质先于精神而存在的唯物哲理，谨遵关学注重实践的教导，秉承业师竹斋先生注重实践、服务大众的医学精神。主张医学研究应将人置于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中考察辩证。他不怕艰苦，多次深入疫区开展医疗活动与学术研究，足迹踏遍三秦大地，探索出一条关学与传统医学相结合的独特思路，形成了他的学风朴实，常以学浅才薄自戒，不尚虚誉，低调务实，深入实践，不以著述炫鬻于世的鲜明个性。

       伯让先生1944年（25岁），伯让先生在竹斋先生的指导下，编写了《针灸经穴治疗歌诀汇编》《白喉证治辑要》《痢疾证治辑要》《湿温证治辑要》《鼠疫证治辑要》《本经药物研究类编》（此书未完稿）等书。1946年（27岁），伯让先生求学期间，就随同竹斋先生一起赴秦岭太白山等地考察中药资源，采集标本，并访太白山孙思邈遗迹。经典研习和实地考察结合，为先生后来的医学实践和理论总结奠定了坚实基础。1955年（36岁），先生患肝硬化病在家疗养，其间撰写了《古琴传习录》三卷（已佚）《气功疗养汇编》一卷。1959年（40岁），先生  与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二附院内科教授王世臣、丁汉伦合作，观察泌尿、消化系统疾病，疗效显著，通过分析研究，撰写了《中医对肾炎辨证论治的简介》等论文。

       1959年（40岁）黄龙、黄陵等地克山病流行，先生请求组织批准，深入疫区，运用中医药防治克山病，撰写《中医对克山病的认识和防治》一文，提出了克山病之病因是由于饮食劳倦，不服水土以及内伤脾胃，中气不足，进而累及心脏，结合疫区独特的外因所构成的一种地区性的慢性虚衰疾惠，属于中医虚劳内伤病范畴。创造性的用大灶艾灸疗法和姜黄汤、硫黄散、正阳散治疗急型克山病合并休克，其疗效肯定，为本病抢救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辅助疗法（后又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撰成《中医对克山病的认识和防治》一册，曾在全国第一次克山病会议上宣读交流）。应邀赴耀县、永寿、延安等地，向当地医务工作者做有关克山病的专题报告。

       1963年（44岁），为了给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闯出一条路子，当闻知汉中地区钩体病疫情严重时，他坚决请求组织批准，带领医学院医疗队深入疫区，克服重重人为的阻力，运用中医中药防治，疗效显著，收治657例，治愈率为99.92％。通过临床实践，先生首次提出钩端螺旋体病分为伏署、湿温、温燥、温黄、温毒、暑痉6种证型，并认为本病具有热淫所胜、伤津耗阴之特点。在治疗中他始终把握“存津液，保胃气”和扶正祛邪这一中心环节，使高烧多日的患者不需输液，而临床无脱水现象。他综合运用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诸辨证纲领；提出一整套完整有效的辨证施治规律，卓有成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打破了世俗认为中医不能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偏见。这件事在全国反响很大，受到卫生部领导的重视和表彰，《光明日报》《健康报》《人民日报》等报社记者纷纷采访，并予以报道。同时，他还为汉中地区制定了《中医防治钩体病方案》，还应汉中地区邀请，举办中医防治钩体病的学习班，为当地培养防治人员。后经6年反复实践，系统地进行总结，撰写出《中医对钩端螺旋体病的认识和防治》一册，其后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大会上交流与宣读，198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汇编出版。

       1964年（45岁），陕西周至县终南地区流行性出血热疫情严重，先生请求组织批准，带领医疗队深入疫区，运用中医中药进行防治，取得了显著疗效。他首次提出该病的中医病名为“温毒发斑夹肾虚病”，指出了卫分证（发热期）的治疗是防止以后各期出现被动局面和提高治愈率的关键。根据观察本病发热期将退时即出现休克期的转化特点，提出用银翘散加党参、杭芍、升麻、葛根作为治疗本病发热期和预防休克期的主方。经临床验证，这一疗法确有热退而未出现休克和越期而愈之显著效果。他归纳本病痉厥证的临床证型有火郁血实热厥证、气脱血瘀寒厥亡阳证、肝风内扰呃逆证等7种，证实本病不仅反映有热厥证，且有寒厥证。指出治疗本病厥证时应特别注意“热病寒厥”证治，充实了本病厥证的内容，发展了痉厥证的辨证论治，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有效的防治方案。关于寒温之争，他认为“伤寒与温病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是一脉相承，承先启后，各有创新”。为了防治疫病，先生应邀在周至、兴平、武功等县做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专题报告。应邀在北京科学会堂做“中医对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学术报告，同时又受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邀请，再一次作有关该病的报告，与会代表称赞中医治疗钩体病是群众欢迎的普、简、验、廉的好方法。此后，先生总结历年实践经验，撰写了《中医对流行性出血热的认识和防治》一册，198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汇编出版。

       1965年（46岁），撰写《中医对94例钩体病的防治》一文发表于《中医杂志》；1965年第8期。1966年（47岁），赴陕北米脂县了解疫情和中医研究所医疗队工作情况。赴永寿地区组织医疗队防治克山病、大骨节病，撰写《中医对大骨节病的认识和防治意见》和《中医常见病治疗歌诀》。组织带领医疗队赴陕南勉县防治钩体病与流行性乙型脑炎，撰写了《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防治》。赴户县防治调查疰夏病，撰写了“中医对疰夏病的防治”。赴岐山523厂防治调查传染性肝炎流行情况，撰写了“中医对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的认识和防治”。

       1967年（48岁），提出在山楂酊中提取有效成分以代替洋地黄，用于防治克山病，提出将银翘散制成冲剂作临床疗效观察。1974年（55岁）应西安市卫生局邀请，任西安市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指导教师，并做了有关的学术讲座。他在讲授“病机十九条”时，推崇刘完素补入的“诸涩枯涸，干劲皴竭，皆属于燥”一条，指出刘氏开拓了《内经》病机学说之范畴。他强调不应再沿袭十九条之旧说，应改称为“病机二十条”。1980年（61岁），撰写了《く伤寒杂病论〉分合隐现之简介》《浅谈治疗急性病之我见》《中医剂量沿革与中药剂改之我见》《浅谈二十八脉的主病与说明》《简介经络学说的概念和认识》《く素问）病机十九条初採》《十コ二经气血多少之探讨》等论文。1987年（68岁），撰写和整理了《华佗遗著考识》《对马王堆医书整理的几点建议》《用中医中药防治钩体病的回顾》《就〈周易〉有关问题致罗德扬同志》《就〈史记・扁鵲仓公列传〉有关问题答武伯伦同志书》《黄竹斋先生传略》《黄竹斋先生佚文集》数十种。

       米伯让医学的最大特点，是将关学中“气”的概念与中医学研究结合起来，是关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一个创举。在医学理论上，米伯让将关学中“气为万物的本源”与祖国医学中“气是生命的本原，气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观点”结合起来，在预防保健、疗病愈疾中重视气的调养，他主张运用气功之法调养人体内外之气机，使人体之气与自然之气交换通畅以达“同质”，最终达到气机调达，气血调和，疾病去除，身体康健，益寿延年的目的，为此他著述了“米氏疗养汇编”，提出气功疗养6法。

       2、医学文物的保护与传承

       竹斋先生生前所最致力者，为弘扬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之医学著作与事迹。伯让先生承继先生使命，终生未敢忘也。《米伯让全书》真实地记载了米伯让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寓医德教育于文物古迹保护之中，不遗余力地向各级政府上书并捐资修复南阳医圣祠、临潼扁鹊墓及纪念馆、耀县药王山、眉县王焘墓、西安鼓楼匾额等事迹，再现了米伯让为表彰先哲、鼓励后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保存珍贵的历史遗迹，促进良好的医德医风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传承中医文化、弘扬文化自信作出突出贡献。

       （1）秦越人。1958年—1990年间，米伯让曾8次赴临潼县南陈村考察秦越人扁鹊墓遗址。1981年，他委派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室同志两次去扁鹊墓再做考察，同年6月，又向陕西省委、省政府提交了“请求维修临潼秦越人扁鹊墓纪念馆的报告”，得到领导的批示。1990年撰写了“维修东周伟大医学科学家秦越人扁鹊墓与医德纪念碑碑文”（文见《全书》下册738-740页），1991年提出了“对东周伟大医学科学家秦越人扁鹊纪念馆陈列安排的几点建议（节录）”。1991年4月5日，扁鹊墓与扁鹊医德纪念碑、纪念馆落成，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米伯让在会上讲话，他是扁鹊墓纪念馆落成的奠基者、创始人。

       （2）张仲景。米伯让曾四到南阳医圣祠拜谒考察，并多方呼吁重修医圣祠，为传承仲景学说不懈努力。1947年，他跟随黄竹斋先生拜谒医圣祠，献上黄竹斋先生撰写、自己手书的《祝告医圣文》，表达了师徒二人对医圣张仲景的崇敬之情。1964年，米伯让再次来到南阳医圣祠，实地考察并拍摄了原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张仲景纪念馆的题词并序、南阳医圣祠正门、张仲景故里碑、张仲景之墓、医圣祠张仲景享殿等照片8张，与当地名老中医、卫生局领导座谈。1981年，米伯让亲自将保存三十多年的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木刻版护送到南阳医圣祠珍藏，举行了隆重的送版、迎版仪式，与南阳有关领导、医界同仁商讨医圣祠的修复事宜。1983年，南阳张仲景文献医史馆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宣扬张仲景圣业，表彰先哲，鼓励后人，模拟汉画石刻医圣张仲景《组画》一套25幅及《历代名医像》112幅，伯让先生作《张仲景<组画><历代名医像>评赞序》。如今，南阳医圣祠已完成修复工作，“医圣祠文化园项目”正在建设中。米伯让是现代全国中医界拜谒南阳医圣祠最早的人之一，是早期拍摄医圣祠照片最多的人，是呼吁重修南阳医圣祠最早的人之一，是赠送医圣祠有关仲景著作最丰的人，也是建立西安和南阳中医学术关系暨仲景学说研究最早的人。

       （3）孙思邈。解放前，米伯让曾随黄竹斋先生走访孙思邈隐迹。1974年7月，米伯让复信给耀县县委宣传部，介绍了药王孙思邈的生平、学术贡献及黄竹斋先生撰写《孙思邈传》的经过、撰写《医学源流歌》的愿望，建议重塑孙思邈塑像。1982年，米伯让撰写诗词“纪念我国唐代医学科学家孙思邈先师有感”，表达了对孙思邈深切的怀念之情。1985年，米伯让被聘为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致中华药王山孙思邈研究社成立大会信”中，建议在耀县建立一所孙思邈中医专科学校和中医医院，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利国利民、造福人类做出贡献。同年，又倡议并捐资为我国唐代伟大医药科学家孙思邈建立医德纪念碑，同时召开孙思邈医德思想研讨会，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会后，为《铜川文史》孙思邈医德医术讨论会专辑作序；1988年，在耀县召开了孙思邈医德纪念碑落成典礼暨医德思想研讨会。伯让先生撰写并手书“唐代伟大医药科学家孙思邈医德纪念碑序”（序见《全书》下735-737页）；1989年，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室主任赵石麟撰成《药王孙思邈》一书，伯让先生亦为之作序（序见《全书》下729-731页）。

       先生对医学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视，并不止于对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三人。1984年，米伯让提交了“请求维修眉县我国唐代伟大医学家王焘墓纪念馆的报告”；现王焘墓已建成，王焘纪念馆修缮正在进行中。先生同样关心陕西的文物建设。1997年，又向陕西省委书记、省长呈上“关于重修西安鼓楼‘声闻于天’匾额的报告”，愿将保存的“声闻于天”字样献给政府。鼓楼上悬挂的匾额业已修复完成。

       3、医学事业发展的建言献策

       伯让先生始终把振兴中医当做自己毕生的责任，多次在全国有关会议上秉笔直书的建言献策和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大多被采纳，对今天中医药构建“文化自信”体系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1963年（44岁），伯让先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医院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对中医工作的13条建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7年（58岁），伯让先生被选为陕西省五届人大代表，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由省科委和省卫生局双重领导”的建议。

       在《米伯让全书》中完整地记录了米伯让针对中医用药计量单位改革，详细研究了古今中药处方计量的换算，建议为了用量安全和换算方便，采取换算克制量的下限，拟用1钱约等于3.5g，比较接近治疗有效量的实际数值。

       1978年，针对国家计量改革，伯让先生撰写《中药计量沿革与中药计改之我见》一文，并向卫生部中医司及国家计量局呈书，认为1钱换算为3克是不符合中药计量历史沿革的实际情况。据他考证，1钱应换算为3.73125克，为简便使用，一钱应换算为3.5克。得到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和国家计量局李乐山局长的重视，批示有关部门予以研究，目前这一建议已被中医药界广为接受和使用。

       1979年（60岁），受卫生部特邀，参加“中西医结合问题座谈会”，就中医政策、医疗、教学、科研、古籍文献整理及中西医结合等方面提出13条建议，做大会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大会秘书处将其发言整理成专题《简报》（第14期）印行分发。

       1980年（61岁），受卫生部特邀，参加“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做了“关于中医政策问题的意见”的大会发言，大会秘书处将发言稿作为专题《简报》（第七期）印行分发。

1980年，在“对陕西省委《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几点建议”中，米伯让提出了关于积极解决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问题、科技干部管理问题、培训科技干部和科技管理干部、科研基地建设等建议。

       1982年，米伯让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他深知编纂志书的重要性和意义，在参加陕西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时讲话，建议成立“陕西省通志馆”，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同时希望负责编写《卫生志》的同志要认真对比调查，秉笔直书。在《陕西中药志》成立协作编纂委员会上，伯让先生对《陕西中药志》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编纂范围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伯让先生还组织开展编写《陕西中医药发展史料》等工作。

       1986年（67岁），伯让先生呈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同志《关于开展如何振兴陕西中医，加强中医药研究院工作的建议书》（约万言）。

       1989年（70岁）与本省23位著名中医药专家向上级有关部门呈尽快“组建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建议”。

       4、医学人才培养的贡献与功绩

       1954年（35岁）在西北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工作，为供针灸教学，设计经络针灸人体大型模型一具，由西北医学院教材供应科阁文斗同志制造。

       1958年（39岁）在校党委领导下，首次举办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班（截至1960年共3期），并任专职指导教师，负责教学工作，为培养我国第一代西医学习中医骨干师资力量做出了贡献。

       1959年（40岁）为供中医诊断学教学之需，设计研究中医舌诊模型一套，由西北医学院教材供应科阎文斗同志制造。

       1974年（55岁）应西安市卫生局邀请，任西安市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指导教师，并做了有关的学术讲座。

       1976年（57岁）为陕西省军区举办的西学中班、第四军医大学举办的中医提高班作专题学术讲座。

       1983年（64岁）应广西中医学院聘请，作“如何学习中医”的报告。路经湖南，应湖南省中医研究所邀请，为研究生班作“学医为何？为何学医？”的报告。

       伯让先生继承关学精神和业师职志，以“天下为公”为精神依托，在其一生都体现了“无私无我”的大爱情怀和“以仁为本”的高尚节操，同时又维护民族团结，捍卫民族尊严。

       （一）无私奉献

       伯让先生幼承庭训，热心公共事务，关心民生疾苦。在他18岁（1936）的时候，就购买木材作馆材多口，广施穷苦无力安葬者，并出资聘请医生在三原善堂免费为穷苦人诊病，施舍药物。19岁（1937）时，又遵秉贞公遗属，倡议修甘肃省定西县王公桥，捐款2000元（占修桥费用2/5）。并上书甘肃省政府，请求敦促当地县政府尽快完成修桥之事。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寄亲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的衰奖状及信函。王公桥竣工后，定西县派地方绅士骆子政先生持县政府衰奖来西安致谢，并云已在桥头树碑刻石，以永志捐资修桥之事。

       24岁时，参加陕西省卫生处组织的中医考试，获及格证书。加入西安红十字会。为了抢救抗日的伤病员，向西安红十字会捐款500元。向西安慈善团体捐款500元，以救济从沧陷区逃来的难民。向泾阳县冶峪乡下河村首建完全小学捐款200元。为向难民施舍小米，给西安“理善劝戒烟酒会”捐款200元。

       1950年（31岁）应邀在泾阳县云阳镇行医，时值抗美援朝开始，国家号召医务人员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他第一个报名响应，并带头将每月初一、十五两日诊费收入捐献抗美援朝，此举受到当地政府芦景侠区长在动员大会上的表扬。

       1965年（46岁）撰写《中医对94例钩体病的防治》一文发表于《中医杂志》1965年第8期，并将所得稿酬100余元全部捐献灾区。

       1986年（67岁）面对社会上医风医德出现滑坡的趋势，向铜川市政协捐款160元，建议在药王山为孙思邈立医德纪念碑，并建议召开孙思邈医德学术思想研讨会。

       1987年（68岁）为了解决西安市盲哑学校盲童教学组教育培养盲童成才，减轻国家、社会和盲童家庭负担，米伯让向西安市委、市政府、市教委提交了“请求解决西安市盲哑学校盲童教学组有关教育培养盲童成才的呼吁报告”，请求上级领导召集教育、民政、卫生、工商、文艺各部门认真研究，给盲童多想些谋生之路。建议在盲童小学班基础上增设两年制初中班及职业班(包括医疗按摩班)，建立校办工厂，或因才施教，发挥专长，培养歌唱、音乐等方面的专才；划拨一定经费，加强盲教班教学；有计划地加强盲哑人协会工作，充分发挥盲协作用，使盲人残而不废。

       1989年（70岁）为故乡泾阳县蒋路乡办学捐资100元，乡人民政府赠予捐资纪念册一本。

       1991年（72岁）安徽等省特大水灾，他闻知后立即直接向安徽省人大李广涛副主任汇款100元，请代转捐给省救灾办公室。又通过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办公室向灾区再次捐款100元。向东周伟大医学科学家临潼扁鹊纪念馆捐款200元。

       1992年（73岁）将政府每月发给的100元特殊生活津贴，从发给之日起到他去世，全部捐献给家乡泾阳县蒋路乡徐家岩小学。

       1993年（74岁）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购买《辞源》《辞海》各一套，送往泾阳县蒋路中学资料室，供学生使用。

       1994年（75岁）向灾区捐款200元。闻知维修黄帝陵，捐款200元。春节将临，将自己积蓄的生活费1200元送至西安市民政局，捐献给西安市儿童福利院。

       1995年（76岁）向咸阳市敬老院捐款5000元。向榆林市盲哑学校捐款4000元。

       1998年（79岁）闻知全国特大水灾，立即向西安市民政局捐款1000元（见《陕西日报》）。

       伯让先生1954年（35岁）与竹斋先生一起应聘在西北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工作。年底，组织上要为他提一级工资，得知后他主动找领导说：“论贡献应该给我的老师黄竹斋先生提一级工资，而我的贡献太小了”。他终于说服了领导。1956年（37岁）组织上又要给他提一级工资，他再一次推辞让给工资低的同志。1961年（42岁）组织上要晋升他为副教授，并送来晋升表让他填写，对此他以才学浅、贡献小为由，婉言谢绝。曾任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雷自申同志当时办理此事。1973年（54岁）组织上要为他提升一级工资，他写报告，坚决请求转让给工资低的同志享受。

       （二）民族大节

       伯让先生以“民族大义”为本。特别注重维护民族团结。1982年（63岁）应邀参加新疆中医学会、民族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年会，并受赠维吾尔族花帽一顶。会后，卫生厅维吾尔族厅长易克沙江邀其到自己家中，以维吾尔族礼节宴请，并赠维吾尔族医学书籍数部。同时受到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学校、医学院中医科的热烈欢迎，并应邀做了学术报告。1988年8月，米伯让在“登北岳恒山”诗中写道：“江流三峡上，探源青海湾。西藏与蒙古，定去同羹欢。文化得交流，以达夙志愿。民吾同胞论，关学世界传。”

       伯让先生注意中西医的结合，注重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1975年（56岁）先后接待了朝鲜针麻考察团、日本医学代表团来访，就中医、针灸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1980年（61岁）接待以矢数道明先生为首的日本东洋医学代表团，并进行了学术交流。1981年（62岁）应日本藤田六郎、矢数道明先生邀请，为日本汉医界在金泽市给《皇汉医学》作者汤本求真先生立显彰碑而撰写纪念文章，并赋诗一首，见日本《汤本求真显彰集》。1986年（67岁）应省对外友协之邀，在西安市土金章副市长陪同下，与葡萄牙公爵交谈中医药问题。

       然而在民族大节问题上，伯让先生绝不含糊。1982年（63岁），伯让先生本应邀赴日讲学，但因日本文部省为其侵华罪行翻案，把“侵略”我国说成“进入”，他出于义愤，拒绝赴日讲学。1983年（64岁），伯让先生应日本矢数道明先生之嘱托，为纪念大冢敬节先生逝世一周年写悼词和挽联。在回信（《致日本汉医学家矢数道明先生信》）[47]中，伯让先生体现了民族气节之凛然大义。兹节录此信如下，以见先生节操：

       矢数道明先生撰席：

[24]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748-749页。

[25]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799页。

[26]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821-824页。

[27]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中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495-496页。

[28]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中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683页。

[29]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826-827页。

[30]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757页。

[31]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808页。

[32]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4月第1版，第795-797页。

[33]米烈汉主编：《米伯让全书》（下册），西安、北京、上海、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