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米伯让：明诚大儒心，敬义国医魂

       先秦汉唐，医者本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低下，然至宋代，由于儒者对医学的重视，特别是范仲淹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儒学和医学结合起来，从而出现了以儒为价值本位、以医为经世之方的“儒医”。因此之故，医者的地位得以提升和改变，而儒学也为自己立身社会，施行“仁孝”的观念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途径。而在关中，也出现了以“关学”名世，兼通医术或奖掖医者的学者。

       关学宗师张载，本身就是一位精通医术的儒学大家。在其著作《正蒙》之《动物篇》，就有不少关于人的生理现象的分析和论述；在《经学理窟·义理》中，他认为《内经》等医书是“圣人存此”，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徐仪明先生在《张载与古天文学》一文中指出：张载太虚、气化等观念，亦借鉴了《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提出的“宣夜浑天合一说”，以及《灵枢》《素问》“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的思想。张载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所造诣，在医学临床实践上也懂诊断。据邵雍之子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熙宁十年（1077），邵康节已经病重，张载“知医，亦喜谈命”，他为康节诊脉，安慰说“先生之疾无虑。”又问他：“颇信命否？”康节回答：“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张载感叹说：“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在张载和邵雍那里，已经把“天命”——上天所赋予人的价值使命的践履，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而对于个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早已置之度外。故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言：“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存顺没宁”的思想，为儒学中人，特别是关学中人确立了一个超迈生死的人生观。故而张载本人，就是一位兼通医术的儒者，所谓“儒医”也。

       张载之后，整个关学传统，都普遍重视医术。明清关学干城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渭南南大吉、长安冯从吾、华阴王弘撰、三原贺瑞麟等，在其论著中，都有不少关于医学的论述。史实已经证明，关学大家在通过“儒学”“医世人之心”的同时，也关注医学以治世人之病，救世人之命。高陵吕柟曾将医分为“庸医”“乱医”“无权医”“桀医”“细医”“无能医”“轻医”，并正式提出“国医”的概念，他提出：“庸医者不智，乱医者死，无权医者不行，桀医者不仁，细医者小医也，无能医者不能为医也，轻医者多。数医皆足以杀人，故君子不道也。周官有医师，统于太宰，而食医、疾医、痬医皆属焉。法以十全为上，十失四为下，然则十全之医，其国医乎！杀人医者，予信正斋免矣。国医，正斋不可不至也！”（《赠正斋萧君序》）渭南南大吉也阐发了“医道”的内涵，他提出“夫医之道四：神、圣、工、巧，而神为至。盖医与鬼神合其吉凶者也，是故惟神斯可以言医。”（《神医梦记 赠谢医友刘子顺夫 甲午》）三原贺瑞麟则明确提出：“医之道与儒通，必知天下事物之理而后措之于行，则意与心身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必明天下药品之性而后施之于病，则风寒燥湿、虚实强弱无所治而不宜。”又提出：“药品之性至赜莫备于神农之经，后世推阐神农之经者有仲景，仲景其即吾儒之程朱乎！是故儒不以程朱为归则不正不纯，其弊或至于祸世；医不以仲景为法则必庸必浅，其害将至于杀人。圣学失传道术分裂，而医亦未闻有探本穷原眞窥仲景之阃奥者。因陋就简，袭误踵讹，儿戏人命，良可嘅叹！”（《本经疏证序》）贺复斋先生认为“医之道与儒通”，感叹后世之儒不以程朱为归，后世之医不以仲景为法；岂料想，在他身后不久，关中即有一传承关学衣钵，契合仲景妙旨之医学流派出现，此即长安黄竹斋所开创、泾阳米伯让承其道，石斋嗣子米烈汉先生承父师之教，百有余年的长安内科学派之出现。何以见得？余今读《米伯让全书》而知之也。

       《米伯让全书》为伯让先生嗣子、学术传承人米烈汉先生担纲主编，长安米氏内科流派传承人许建秦、路波、王怡、肖洋为副主编，及本流派内外师友50余位传承人共同编撰而成。全书以米伯让先生生平论著、行实以及后人评价为基本文献，以“论著”“医案”“医事”“诗词”“年谱”为纲，分3大册，120余万字，全面展示了米伯让先生的生命历程、师承渊源、医学贡献等，是一部体现米伯让先生医德医风、医学医术以及关学师道精神的“全书”，也是一部体现长安内科流派历史渊源的大著。读此书，余对关中近代“儒医”一派，知其源流、精神与气象所在也。兹撮其要，略述如下。

       我关中医学之传承，溯自上古先秦，实为中华医学之渊薮；我关中理学之传承，溯自商周三代，创起宋时横渠，实为关中精神之命脉。自古医、儒源流，时分时合，不绝如线，其间虽有儒医合流之论，然自宋至晚清八百余载，实无以关学为根底，以医术名家之流派出现。此原因为何？科举盛行之时，士人多以出仕为鹄的，以“良相”为目标，不得已而求为“良医”，且学风未下移，故学医之人，虽本儒心，而难成其派也。自我少墟先生冯从吾崛起明季，大开讲学之风，凡下层之劳动人民，当时如网巾匠朱子节、钉秤人张本德，方能受其学焉；而后二曲先生继起盩厔，以孤寒之志，讲学关中，于是有兴平之杨双山，以农为本而著《知本提纲》，我关中有“关学之农道”出现；至晚清天崩地坼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而先后有贺瑞麟先生讲学清麓，柏景伟先生传教沣西，刘古愚先生兴教烟霞，此皆关学之的派；由维新之变法失败，又有三原朱佛光先生倡导革命；因革命之屡仆屡起，又有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郭希仁诸先生之倡导实业，讲求国学，于是关中学风又为之一变，出于理学而以经世为本也。

       当此之际，关中出现以研究伤寒、针灸名世之长安内科一派，此为我关学由理学而实学、而经世于医家之体现，此关中儒医流派出现之标志，所谓“关学医道”也。其代表人物，先后则为长安家黄维翰（竹斋）与泾阳米伯让（石斋）师弟。竹斋、石斋，师弟相成，均与关中之医学、理学大有渊源，然其气象，略有不同。就其渊源论，竹斋医学，出于自学而上承中华古医学，尤以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为尊；石斋医学，早年虽有师授，然主要承自竹斋，故其为陕西近代医学之新出。然竹斋医学虽出于自得而上承上古医圣，其早年受学则出于临潼革命党人王敬如。王敬如亦无所师承，而与清麓（刘古愚）门下郭忠清（希仁）为友，主张革命而尊孔；竹斋亦与晚清关学学人郭忠清（希仁）相交，然亦与晚清关学清麓（贺瑞麟）、烟霞（刘古愚）门下张元勋（果斋）、赵玉玺（惕庵）、牛兆濂（蓝川）相友；至石斋，则以张元勋（果斋）、赵玉玺（惕庵）为师而私淑牛兆濂（蓝川）也。故关中长安内科流派，其医学虽出于自学而上承中华古医学，以秦越人、张仲景、孙思邈为尊；然其价值观念，则出于关学清麓（贺瑞麟）、烟霞（刘古愚）两系，为关学着于医道也。此固为近代社会转型下遥承中华医学，近接晚清关学的产物。故长安内科一派，虽以医学名世，然并不止于医学，其本质是以儒为体、以医为用，儒、医又均具有中体西用之特点。故吾概之以关中近世之“体用全学”，概之以“儒医”，概之以“仁”，并为之撰联曰：“立心之本体是儒家，源乎师友而近承晚清两系，救世之大用乃医术，证以自得而遥契中古三圣。”

        由是而言，竹斋之特点，在独创，在自得，所谓能“造道”者也；石斋之特点，在继承，在开拓，所谓“传道”者也。石斋之学，以尊崇师道、经世致用、躬行实践为本，其学承渊源，为果斋、惕庵、蓝川，然以竹斋为本。石斋承继乃师之学而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于儒学，其标举孔子，推崇理学，于周张程朱五子，尤其关中张载、四吕、冯从吾、王弘撰、李二曲、李雪木、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直到张元际、赵玉玺、牛兆濂等人均有赞誉，其所推认者，“明诚两进，敬义夹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于医学，其善述竹斋之事而善继竹斋之志，于文献整理、实践研究、文物保护、人才培养均有卓越建树。石斋又能承继医学专业职志与关学精神使命，更以宏阔视野关注文化承传和社会民生，注重文化交流而看重民族大节，热爱祖国河山，每至一地，则以平白浅易之诗歌，赞诵中华先贤，可谓“大仁大爱大其心”者也。故石斋之精神，虽立足于医，而以师道传承为本怀，以民族复兴为本位，坚守民本情怀、民族气节，为中华医学传统和关学精神在现代社会的集中体现，正如竹斋评医圣所云：“道通天地术通神，儒中隐逸医中真”，堪为当世“真医隐儒”“国医大儒”，其事业和精神，值得杏林学人及整个社会继承弘扬。如是，则竹斋所言“中华古医学，世界将风行”，可不期而至，诸君共勉力尔！

       余读《米伯让全书》，知米烈汉先生与长安米氏内科流派编撰此书之用心，非为己也，非为私也；由是知长安米氏流派在精神，在师道，在民生也；由是知长安医学流传之将远，薪尽而火传。故撰此文，以此为黄、米三先生贺，亦以此为吾关中之理学、医学祝也。

       【本文作者】魏冬，字北陆、柏麓、号柏庐，男，陕西合阳人，中共党员。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公益活动策划组织者。长期从事儒释道三教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熟悉汉、藏两种文字。现主要从事关学文献整理、学术研究与社会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