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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2015）清明，南方有雨，气温骤降。 中年男女们搓起了麻将，打发时间，老年人们围在一起，一脸愁容，不时发出几声叹息。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跑路”公司“债权人”。在过去一年，他们所组成的维权大军和不断被曝光的融资骗局成为此轮民间借贷危机最鲜活的注脚。 而如今，大潮退去，只有那些早已关门的投资公司和焦虑的债权人会告诉时间，过去一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追债 曾海霞已经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她几乎是用嘶吼的方式告诉电话对面的陌生人，“一个月之内看不到还款，我就拉上一车老年人到你们单位堵你”。 电话的另一边传来哀求的声音，一个中年人显得语无伦次，他希望曾海霞冷静一点，不要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曾海霞显然无法冷静，这个52岁的女人在过去一年里失去了30万的资金，那是自己全部的储蓄。 “拿走”曾海霞全部储蓄的是一家叫做中禾投资的理财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份，2014年12月6日，老板张朝辉确认“失联”。在公司员工提供的公开财务数据中，公司涉及“吸收”公共资金1个亿，有4800多万确认无法追回。 得知老板“失联”的下午，曾海霞感到愤怒和恐惧。她与众多的债权人一起围住了公司的办公室，将四名高管扭送至当地经侦部门，自此拉开了至今已经有四个多月的维权之旅。 作为中禾投资公司400多债权人的维权代表，52岁的曾海霞从未像如今这般干练，在与警方多次“互动”无果后，曾海霞开始寻找替代办法——按照公司资金流水，逐一联系与公司有借款往来的个人，逼他们还款。 电话对面的中年人是曾海霞找到的第一个人，在公司的银行流水账上，这个叫“刘海”的人在去年10月份曾接到中禾公司1000多万的转账，且至今尚无还款记录。 按照银行账号和身份证等信息，中禾公司维权小组的代表锁定了这个叫做“刘海”神秘商人，后者身在西安，为陕西某大型企业的高管。2015年3月份的下午，刘海拨通了曾海霞的电话，承认“该借款为个人使用，希望对方不要声张，并提出三个月的宽限期，自己将保证筹集款项偿还”。 胜利让曾海霞感到得意，她决定勒紧缰绳，她告诉刘海，“一个内要见到不低于10万元的首期还款，作为诚意金，两个月内还清所有借款，否则会带部分老年人上门讨债”。 双方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争吵，但刘海最终选择让步，曾海霞也承诺不再继续追查刘海如何获得了这笔钱，资金用途等敏感信息。 这种典型的讨债模式成为众多债权人模仿的样板。在过去一年，来自各个跑路公司的借贷人委托的维权代表组织了数十次公开的维权抗议行动，这些维权示威行动给官方带来了压力。 但债权人对官方缓慢的追债行动表示不满，在跑路公司几成空壳的情况下，债权人尝试追查那些与公司有业务特别是资金往来的公司。 3月下旬，曾海霞找到了中禾投资公司失联老板张朝辉名下的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均来自河南洛阳，从中禾的财务报表看，其中一家名为洛阳万瑞的商贸公司与有中禾资金往来。 所有的这些信息让曾海霞和其他维权代表看到了希望，在递交给当地警方和官方的请愿书中，她希望警方提供力量对这些财务往来的数据和关联公司逐一核实，并采取严厉的财产冻结措施。 这些资料让警方感到吃惊。在他们看来，很难相信这些“声称自己并不懂投资理财的债权人”可以作出如此严密的财务分析和证据搜集。但警方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他们知道，事情远比搜集到这些证据更加复杂。 而复杂的表现之一即是，当曾海霞和其他债权人开始向官方提出他们最终的诉求时，他们的“专业”维权行为，很快将他们推向了实现这个目的背离面。 官方对其的批评在于，“为何债权人不能把项目或者关联公司的尽职调查放到投资前”？ 谈判 在缺少官方数字的情况下，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有多少债权人在这次借贷危机中损失了多少。 但郑峰心里有个数字，他被称为“郑老师”，是数百维权人的大脑，多份递交官方的请愿书即来自于其手。他组织的借贷人维权群已经超过2000人，签名登记的受骗人数超过10万，总金额超过200亿元。 过去大半年让郑峰感到心累，他几乎成为债权人委托的专职“谈判者”，出席各种与政府的对接会、情况交流会，信访部门的接待会等，大部分时间双方都不欢而散。 郑峰对官方的态度感到不满，在一次对接会上，他曾上书要求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此轮民间借贷危机的实际情况，并承担相应责任，该要求遭到拒绝。 双方的核心分歧有两个，一是如何定性本轮借贷危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二是，确定无法追回的资金该由谁来买单。 在案件定性方面，官方倾向于使用“非法集资”的概念，将不断蔓延的投资理财公司跑路定性为“非法集资”，并提醒投资者，参与“非法集资”将承担法律责任。 过去一年，官方力推的投资教育和风险警示标语在各个城市低调开展，在大街小巷悬挂的横幅中，参与“非法集资”害人害己的标语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 但以郑峰为代表的债权人表达了尖锐的反对意见。债权人认为，这是典型的、有预谋的“集资诈骗”，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追讨被骗资金的诉求应该得到官方的承认和法律保护。 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若出借人明知是非法集资仍出借的，对自己的行为应承担一定的后果”，这显然是郑峰等不愿意接受的。 而关于被骗资金谁来买单的博弈，双方则一次又一次滑落到情理与法理的深渊中。 郑峰谨慎地使用“以政府财政来兜底”这样的语言，他自己亦承认，直接要求政府以公共资金为“投资失败”行为买单会使其陷入到情理的边缘境地。他只是反复强调，“政府有责任帮助大家追回被骗的资金”。 在确定无法追回的资金偿还问题上，郑峰玩了一个逻辑游戏。在他看来，应该把这次民间金融危机定性为如“动车失事、飞机失事、外滩踩踏、误杀冤案”等类似的公共事件，然后将解决方案上升到“国家赔偿”或“责任性公共灾难性事件赔偿”的高度，由政府财政出面兜底。 在一封发给债权人的公开信中，郑峰写道，“政府必须明确，广大受害人并无参与‘非法集资’的主观故意，而是出于‘响应国家鼓励民间投融资的号召’，政府对于灾难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给受害人扣上‘参与非法集资’的帽子来推卸政府的责任！” 在债权人看来，这样的逻辑简单且清楚：首先，投资人并不懂投资理财；其次，购买投资理财公司的产品原因有两个，一是响应政府参与民间融资的号召，二是相信由政府部门（工商、税务）等批准成立的公司不会有问题，而如今出了问题，政府当然要负责任。 但这样的逻辑在情理和法理面前极其脆弱。来自监管层的一位官员抱怨，举例来说，上市公司也是经过层层审查才上市的，你买股票亏损了，也要找监管层赔偿吗？其次，投资是有风险的行为，收益和风险都要自己承担，哪有只享受高收益，不承担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郑峰倾向于用道德优势对抗政府的规章制度，但在P2P等投资理财领域法律法规缺失的状态下，双方都难以拿出支持自己立场的绝佳依据。 最难以达成的共识就是，扣除社会同情的成分，这到底是一次失控的公共金融安全事件，还是一次小部分人失败的投资行为？ 重来 在休息了几个月后，蒋艾艾又闲不住了，她又开始打量起这个让她伤心的行业。 蒋艾艾是跑路公司香港创基集团的内部员工，也是债权人。去年，这家号称来自香港的投资公司深陷18亿元的融资骗局，轰然倒地，只留下上百债权人日夜奔走。 在公司倒闭后，蒋艾艾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跟着各种维权小组到不同的部门上访，递交请愿书，频繁的上街参加抗议行动。度过了最初的新鲜感后，也让她疲于奔命。 去年12月份，蒋艾艾参加了一次与有关部门的对接会，维权代表为了施加压力，特意挑选了5位70多岁的债权人前往，而如今，这5位中的一位已经在春节前离世了。 这让她感到沮丧，她决定离开这个环境，无论是讨债，还是理财投资。 蒋艾艾此前的同事已经开始寻找出路，大部分人做起了五花八门的生意，有人做行政，有人做前台，还有人做起了微商。从前的业务人员有的在其他投资公司重操旧业，但大部分人选择了离开。 漫长且煎熬的一年终于过去，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但几个月之后，蒋艾艾开始重新打量起投资理财这个行业，她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有很多企业跑路，但仍有很多公司存在，这些公司举办的理财说明会上，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前往。 最受欢迎的是有着官方背景的公司。在过去一年，这些公司主打“安全、稳定”的牌，推出了收益率在10%左右的投融资项目，所担保的项目皆来自国有公司。 相较于此前动辄17%以上的收益率，10%左右的收益确实不高，但对于如蒋艾艾这个类型的投资者而言，已经足够：他们不敢把钱扔进股市，对信托等概念更是无法弄懂。 在一家声称有着官方背景的公司里，蒋艾艾遇到了此前的同事，他已经是这个公司的业务员了。对方告诉她，“社会上热钱涌动，政府不会做事不管，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是最安全的，收益率也稳定”。 尽管蒋艾艾还在犹豫是否要继续，但对于大多数债权人来说，过往的教训并不足以改变一些固执的东西：上次，他们对高收益热切追逐，这次，他们对“官方背景”青睐有加。 在债权人的交流中，选择哪家投资公司成为流行的话题，人们互相交换着情报，这些“声称自己不懂投资理财”的债权人，敏感地把握住了国家下发的每一条方针政策，并能最快做出政策解读。 眼前的事实让蒋艾艾有些吃惊。一家声称有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推出了一个总额为5000万的项目认购，上线24小时后即完成目标。后台的数据显示，70%以上的认购者为10万——30万之间的散户投资者。 这些刚刚展现出“专业”查账和调查能力的借贷人，既没有提出核实公司背景的要求，也没有提出验证所投项目的诉求，甚至没有人提出要到公司调研一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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