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读书】开卷：第二期 《贞人堂读书札记》精选二

       中国古人讲“师出有名”，或者“名正言顺”，就是说打仗要有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还不能太牵强，否则就会“失道寡助”。我觉得曹操在这一点上做的非常好，他起兵的时间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冬天，起兵的理由是“诛董卓，扶汉室”。《三国志》中记载：“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为什么是“义兵”呢？那是因为，颍川董卓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天理不容，因此天下豪杰才共诛杀董氏。曹操出义兵，散家财，才会得民心，这是曹操的政治智慧。

       现在我们讲一个词叫“站队”，“站队”有问题，会祸及家人。在曹操兴兵之前，他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曹操林居读书期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一伙豪杰，准备废除汉灵帝，另立合肥侯，他们拉拢曹操，曹操当即拒绝。据《魏书》记载曹操当时给王芬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最后，正如曹操所言，王芬事败，惧怕而自杀。还有，董卓收何进之邀，出颍川进长安，原本何进欲以董卓而铲除宦官之党，岂料宦官未除，自己先被杀害。董卓至长安后，“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董卓试图拉拢曹操为其所用，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闻后，连忙乔装打扮，改名易姓，出长安，不耻于董卓为伍。曹操这个人在关键的历史结点上，他不会贪慕富贵，而图一时之快，他不与贰臣贼子为伍，继而为自己兴王师，奠定基础，这是他的政治智慧。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关键的那几步，曹操就把握的很好。实际上曹操的一生都自比周公，他虽然南征北战，但自始至终，没有称帝，虽然“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嫌，终归没有逾越当时的礼法，这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如果称帝，他无疑就为其他豪杰攻打他留下把柄，相反，他不称帝，至少天下的中心还在他那里。所以，一个人不仅要有才干，有适合自己的舞台，还要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否则可能身败名裂。

       什么是英雄？曹操对此有着深刻的见解，《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曹操对刘玄德的一番话足矣阐释他心中的英雄。他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其实，孟德与玄德二人这次论天下英雄当中，褒贬了当时很多风云人物，譬如袁绍，书载：”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曹操一生，戎马生涯，可谓阅人无数，在他的心中天下之英雄，玄德与操耳，只是刘玄德闻此而惊恐罢了。是时，曹操与袁绍尚未官渡决战，但曹操独能识得袁绍，可谓人中智者。

       曹操之所以那样评价袁绍，并非没有道理。当年，何进欲联合袁绍诛杀宦官，太后没有采纳何进的意见，进而召颍川董卓进京，一方面制衡太后，一方面则借此消灭宦官之患，竟未料到，董卓未进京，何进先被宦官所杀。董卓废帝立新，天下大乱，为收买人心，先奉曹操为骁骑校尉，操不受其命，东归出关，举义兵诛董卓，在曹操的心底，根本不耻与董卓为伍。袁绍则不然，他首先参与了董卓废帝立新这件事情，只是后来二人意见不合，袁绍才“横刀长去”，《献帝春秋》中记载，当时董卓与袁绍商议“废立”之事，二人意见不合，董卓粗暴，直呼袁绍：“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卓刀为不利乎？”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岂能受这等气，于是袁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于是，横刀而去。董卓唯恐袁氏家族之势力，不得已才放过袁绍，且授予袁绍渤海太守。依此而论，曹操不耻与“贰臣贼子”为伍，不仅不接受“伪政权”的官职，而且聚天下英豪，诛杀董卓。深受汉室皇恩，四世三公家世显赫的袁绍，不仅参与议事，而且接收了伪官职，袁绍不忠不义，此其一。

       董卓乱政，天下骚动，各路诸侯，愤而诛杀董卓，已成定势。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春天，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等各路诸侯，统兵数万，共同推举袁绍为讨逆盟主，诛杀董卓，曹操此时在军中为奋武将军。但是，这些人马聚合在一起，按兵不动，各怀鬼胎，整日里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此间，曹操先后数次建议抓住战机，一举歼灭董贼，袁绍不听。 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兵强马壮，袁绍等不敢进取，《三国志》载曹操言：“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定天下矣，不可失也。”曹操遂引兵西去，寻找战机，这是第一次劝说袁绍发兵；第二次则是曹操与董卓将领徐荣，死战不利之后，他再次劝说袁绍：“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足见袁绍好谋无断，干大事惜己身，此其二。

       袁绍枉食汉家俸禄，心怀不臣之心，与董卓一丘之貉。袁绍所集合的各路人马，最后终因各自间隙不合，作鸟兽散。当时，袁绍与韩馥拉拢曹操，一起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三国志》记载，曹操拒之。《魏书》记载曹操是这样拒绝袁绍的，他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向西”。袁绍见曹孟德如此坚定，便显摆他得到一块皇家玉印，以示他决心已定，《三国志》载曹操由是笑而恶焉。由此观之，袁绍见小利而亡命，做人做事毫无底线，此为其三。

       由是观之，乱世出英豪，但真英雄，实在鲜有，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其气数终为长江之水，滔滔而东逝，独曹操引领风骚，真英雄也。

       余夜读《三国志》，魏蜀吴三家，最为钦佩者曹魏也。曹魏之所以荡平北方诸候豪强之乱，一者兴王者之师，行讨伐之道；二者曹操知人善用，麾下猛将如云，人心所归；三者兴水利治桑田，使百姓安居乐业，实为曹公之初心也。余深以为，于东汉末年之势，群雄逐鹿中原，能膺服诸侯，荡平诸家而归于一者，定为人中之杰也，曹操是也。膺服诸侯，无御人之道，无以服人心，更无以得天下。贞人堂以为，曹公御人之道乃有五：

       一者，曹公惜才爱才。此间，如刘备当日投奔曹操，程昱欲图之，曹公言：“方今收英雄之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如，当日攻下邳，获关云长，礼贤下士，君子之约；再如，官渡之时，闻许攸投奔，书载：“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一如周公，惜才如命。

       二者，曹公以情带兵，士卒士气高昂。曹操于建安七年，颁发法令，令曰：“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以绝将士后患之忧。又，兴教育化民风，安民心。建安八年七月，曹公令：“丧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

       三者，论功行赏，法纪严明。建安八年三月，曹公颁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军，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四者，执事允中，求贤若渴。建安十年十月，《魏书》载曹公下令，各言其失，以自纠正。令曰：“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所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

       五者，团队受益，不居独功。自古成大事者，非一人之力所为，乃举众人之力而成焉，曹公深知其中奥理。建安十年，曹操颁令，大行其赏，令曰：“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 

       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黄庭坚在宜州九月的一场小雨之中，安详辞世。他到死都没有见到老师苏东坡，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憾事。公元1098年，黄庭坚结束了被贬黔州三年的日子，被发配到戎州，那时候的他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唯一惦记的人就是远在海南岛的老师苏东坡，有一次在戎州与友人游无等院，突然看到老师苏东坡的题字，他的心头像针扎了一样疼痛不已，担心、思念、不平种种情绪袭上心头，使他“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变法旧党人士又被启用，苏轼也在北归的路上，黄庭坚在眉州，是年七月，河南永安县令张浩带着苏轼的《寒食帖》墨稿，在眉州见到黄庭坚。黄庭坚一看是老师苏东坡的字，泪如泉涌，朝思暮想，情不能自禁，挥笔写下了一段跋文：”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想必，他在想不久的将来，他能够见到老师苏东坡。竟没想到，东坡在北归的途中死于常州，再也不能看到黄庭坚的跋文。贞人堂夜读《寒食帖》，锥心之痛，当以苏黄二先生永别来看。

       崖山之战，南宋亡。左丞相陆秀夫在二十万人马葬身大海之后，抱着年幼的宋末帝赵昺，投海自绝。陆秀夫在投海之前，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为国而死，德祐皇帝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万不可重蹈覆辙。”年幼的末帝，根本听不懂陆秀夫的话，他用不停地哭声来回答左丞相的话。最后的话，沉重而悲壮。同样，崖山之战后两年，一位叫文天祥的南宋最后的臣子，在元大都的地狱中，也留下最后的话《正气歌》，然后慷慨就义，事实上他所孝忠的朝庭已经不存在了。天地间只留下他那荡气回肠的正气之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垂丹青！” 

       壬寅秋九月廿六日，贞人堂读稼轩主人辛弃疾之《去国帖》，笔迹沉稳隽秀，一派书卷气，与先生平生之伟业，完全判若两人。先生生于多难之秋，先生生时（宋 · 绍兴十年）金兀术撕毁和平协议，兵分三路进犯南宋，继而山东历城沦为金国之地，岳飞含恨而死。抗击金人，收复河山，乃先生一代人毕生之使命。先生二十岁率沦陷区义军，重返南宋，以雄心报国之志，试图说服宋高宗赵构，北进中原，收复旧山河。岂料，南宋皇帝偏安一隅，只顾一昧讲和，以求苟且偷生，先生自入宋之后，四十余年未曾上战马，杀金贼，故而时常北望中原，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贞人堂读宋史，南北二宋，非财力不济，非国无勇士，实乃重文抑武所致，南北二宋之皇帝，无一人不是书法家，无一人不是文艺爱好者，却独不能独断乾坤，志在家国，以至于靖康之耻，亡国灭种。辛弃疾入宋之后，多受文官猜忌，郁郁不得志，头顶紧箍咒，以至于报国欲死无战场，可怜白发生！其实，何止辛弃疾，自偏安一隅之后，宋的帝王从来没有放心过武将，大敌当前之时，授以兵权委以重任，丧权辱国协议一签，便收回兵权，继而网罗罪名，使其郁郁而终，譬如岳武穆，譬如韩世忠，譬如辛弃疾……以至于很多人等到死，也没有看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壮志难酬，辛弃疾！生不逢明主，壮怀激烈，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