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7
|
十八、“红色狂飙”飞来 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狂飙”向知青农场噩梦般飞来。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吃过了晚饭，好多知青们在寝室里闲聊。我帮炊事员整理完厨房后在寝室里清理账目。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个陌生年青人伙同本场的几个场员把大家召集到大殿去开会。 原来他们是在商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埋头做我的事没有去大殿。只听见隔壁人声噪动，歌声激昂，最后“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回荡在农场上空。 一会儿有人拿了一张表格让我填，我挽言谢绝了，他问我的观点是什么？我说我还不了解情况无法马上表态，他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青年们天天开会，串联，写大字报，活路无人干，场长也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自“五、一六”通知发出正式开始，经过“破四旧、立四新”，“大鸣大放”，“火烧百分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派群众组织纷纷兴起，区区的小镇上竟有十六面群众组织的旗号。 各派群众展开反复的较量，进行无休止的“斗批改”使小镇陷入大瘫痪大混乱中。农场也不例外，无人出工不说，知青们有的开始拿农场的东西去换钱，附近的社员也乘机索要财物，什么仓板、拌桶、晒席、小农具被变卖殆尽。 看到这种局面我心急如焚，但仍然坚守岗位，挑水的青年闹情绪不干了，我就挺着大肚子下山去挑。下雨天山路又滑，雨水泪水从脸上往下淌，仍然要把饭煮好给在家的场员吃。 有一天寝室门上“打倒保皇派”五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一个十五岁的小青年在地上大哭大闹，叫我把粮食，户口薄还给他们。晚上还有人往我房内抛玉米棒，有的还威胁我：“把存款本本交出来，不然把被子给你甩到砖窑里去！”真让人哭笑不得，粮食本和户口本均换成了大本子谁拿上也没用，至于存款本我给他们看了说：“我们都是同命人，你们可以不干活去造反，但不可以不吃饭，我每天还得把饭煮好给大家吃，我的家庭情况你们是知道的，我算什么保皇派？”好在平时我待知青们如同弟妹，他们闹一闹撒撒气也就罢了，后来我和几个团员把情况反映给上级，当时的“当权派”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也无能为力。 最后，我们自作主张把剩下的可以搬动的财物用小车推到“宝光寺”大队保管室存放。田里的麦子是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已经熟透不能不收。按县领导的意图我取上最后的余额存款，雇用社员帮忙收割，打下的麦子风晒后和两个团员青年用架子车拉到“万寿宫”仓库里入库。腾出的土地暂交公社管理，我们也暂时回家了。 文化大革命那段日子，父亲在镇上修建社打平工，领导曾召集他们这些有了新头衔——“黑五类”“牛鬼蛇神”的人 开过会，打过招呼：“不准介入文化大革命”，“不准看大字极”、“随喊随到”。不管是当权派或哪个造反派组织批斗什么人就把他们叫去“陪斗”。 回到镇上，作为“逍遥派”的我和母亲在家打毛衣，缝缝小人衣服，七月的一天，姐姐来信叫母亲去广元与她汇合，然后一道去阆中她婆家生第三个儿子。尽管过去因大孙女的夭折闹了些不愉快，但是任劳任怨的母亲只管付出从不要求回报，对于姐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姐生每个孩子她都尽力帮忙照看。六四年腊月三十在我家生的第二个儿子是母亲从满月后一直亲自带到六岁多才被姐姐接走的。这不，她的的二儿子还在家又来任务了。 为了母亲旅途的安全，我只好挺着大肚子送母亲和侄儿去广元，坐了八个钟头的火车第二天凌晨到达广元。还好，早上姐姐也准时从青海到了广元与我们汇合了。四人在车站饭馆里吃了一顿饭，记得当时要了一份回锅肉，还有一大碗汤菜，最后剩下半碗回锅肉和油，我把它倒在饭里三两下就吃了个精光。不知那时胃口咋个那么好，也许是肚子里的孩子能“吃”。 送走了母亲和姐姐，我独自又坐上返程的列车回到家里，和父亲一道打发那动乱和无聊的日子。 过了两月，母亲伺候姐姐满月后带着侄儿又回了家。这时随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群众被发动得痛快淋漓。镇上各种革命组织十分活跃，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四处造反、抄家、揪斗“坏人”，国家进入了红色大疯狂的白热化阶段。父亲每日埋头干活。叫到哪就到哪，叫干啥就干啥，从街上路过时低着头，目不斜视避开那满街的大字报。 九月的一天，一阵慷慨激昂的歌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罢你娘的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声音从长长巷道外飘了进来的“歌谣”和口号声由远而近，由弱到强，终于在我家门口戛然而止。一队身着绿军装，手捧红宝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出现在眼前，他（她）们蜂拥而至进入我家那简陋而潮湿的住所，装不下的人就站在门外助威。 原来是来我家破四旧抄家的造反派，他们开始翻箱倒柜，在家里唯一的一只破旧的大皮箱里他们发现了一本“黄河大合唱”，那是表姐以前从北京“煤矿文工团”给我寄来的牛皮纸封面的歌本。他们说：“封面是黄色的就是黄色歌曲，就是封资修的东西”，硬是连同一些书籍给抄走了。 在我不在家时，红卫兵还来过几次，不知道抄走了些什么东西，总之我后来发现，母亲给我的一些她曾经戴过的耳环、领花和有父母亲合影镶着银边瓷像的鸡心形项链，还有未做成戒子的玉石、红豆及父母亲的像册，祖母的瓷像均不翼而飞。 相册里都是过去的老照片，包括父母的结婚照，全家人的生活照以及父亲英姿勃勃的军官照……。本书前面那张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我是刚回南充的照片。大概是八九年父母都过世了，南充的表姐胥大姐来我家特意带来这张珍贵的照片。看到他真让人喜出望外，要知道这是记录我我童年和少年惟一的一张老照片了。我马上去像馆翻印了好几张，叮嘱自己要好好珍藏。 最可惜的还有父亲在景德镇烧制的几尊瓷像。每尊长7寸宽5.5寸，画工用精湛的手艺把慈祥的祖母，英俊的父亲，端庄的母亲刻画得惟妙惟肖。后来我在表弟家见到了同样是父亲为二姑婆烧制的瓷像，多亏表弟家煞费苦心最终保存了下来。曾经古董商出一万元想收购。我和姐姐见到这尊瓷像就赶紧用手机拍照下来，见到它就像见到我祖母一般，因为他是我祖母的亲妹妹。后来我们又从手机上把照片下载下来妥善保存，以此寄托我们对祖母和父亲的思念。 现在我家幸存的瓷器只有三样——两个茶杯、一个水盂、一个笔筒。两个茶杯都画着菊花、小鸟，只是造型不同，另一面均写着八个大字——“茶余酒后，毋忘国仇”，旁边一行小字是制作年代和我父亲的名字，以及“皖南抗战军次”等字样；水盂是用来装磨墨用的清水的。里面画着水草和三只活泼的小鱼，如果盛上清水那鱼儿就像真的一般游动。同样旁边也有父亲的署名和制作年代及画家邓碧孙的签名、印章；笔筒成菱形体，两面是山水画，另两面是篆体字“佑伯敦铭”，旁边是一排小字——“烈翔先生雅玩，翥山汪小亭（印章）民二十九年三月于珠山平山堂”等字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们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笔筒能以它完整、无暇的本来面目展现在眼前算是最幸运的了。因为它上面作者用了父亲鲜为人知的笔名“烈翔”而逃过一劫。可茶杯和水盂就不那么走运了，为了怕招来麻烦，细心的我在“红卫兵”抄家到来之前用砂纸将上面包括父亲名字那行字使劲地擦掉了。让原本光洁亮丽的釉面留下了既难看又使人难受的瑕疵和伤痕。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它们得以逃脱被抄走的厄运。 1966年10月的一天，我的大儿子在这个非常年代里出世了。早上我忽然觉得身体不适，肚子一阵阵胀痛，到医院一检查，付医生说“还早”我不知这个“早”指好长时间，就说：“万一晚上发作了咋办？”医生说：“那你今天就住在医院里好了”。于是她给我安排了一张手术床让我休息。 我见付医生办公桌旁边有一只毛衣袖子刚开头，于是闲不住的我就拿过来帮她织，坐着也无聊就打着毛衣和母亲上街去购置婴儿用品，肚子痛得厉害时就站在街边歇一歇，不痛了再走，一天下来毛衣袖只剩下袖口了。天快黑了，我坐在手术床上越来越觉得阵痛加快，经医生检查说：“快了！”，这时时钟已九点过。医生们刚开完一个会，付医生招呼大家帮忙找一间单人床铺来安上，她说：“一会儿两母子不能挤在这一尺多宽的手术床上”。于是医生护士七手八脚忙开了，忙完了就围在产房外看我生小孩。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手术室也没遮栏，只觉得门口窗后人头晃动，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在付医生的帮助下终于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孩子顺利地呱呱坠地，乐得医生护士争相来看，都说快称一下有多重。除了包裹衣物“八斤八两”，由于孩子太大，付医生给我缝了好几针。 在医院里住了五天，三天头上凑巧我表嫂也来医院生第二个孩子，隔着一个病房传来她那嘶声力竭的叫声和付医生的训斥声：“你表妹生第一个孩子都不像你，再动，滚下床来我不管你了！”。听声音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同病房的一个幼儿园教师也说自己出够了洋相，不象我那样无声无息就过关了，他们不知道我平常是怎样好动的，大着肚子还挑着百十斤的蜂窝煤过门槛，在农场几次跌倒也平安无事。也许人们说的“命贱”的缘故吧！由于是非常年代，我也赶时髦给孩子取了个带“文”字的名字。 月子里的四五十天总算过了一段清静的日子，没有什么人光顾，大概是忌讳的原因吧。满月后每天的事情就是带孩子，有时抱着儿子去知青的“兵团”看看。 《知识青年造反兵团》醒目的牌子挂在北街上两个门面大的铺子前，里面摆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办公桌，长靠背椅，还真象那么一回事。兵团成员们除了串联，走访，开批斗会外就聚集在这里闲聊，写大字报。 知青们造反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回城，要工作。他们把镇上的“当权派”戴上高帽子游街，为两个跳水的知青鸣冤。曾经押着“当权派”去挖开死者的坟，拣尸骨，然后装在黑漆的大棺材里摆在镇礼堂里祭奠，还写了催人泪下的祭文进行悼念，然后游街下葬。可是不久又被另一造反派挖开坟墓撬开棺材将尸骨抛在柏条河里，说知青为地主阶级的狗崽子翻案。 “知青造反兵团”确实也红火了一阵子，他们走到哪，吃到哪，不过在大串联中，全国都一样，只要你胆子大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到哪里都有人管吃管住不花一分钱。后来知青年们来到县委大院，要求县革委把户口粮食关系给知青迁回城镇。“当权派”们对小将非常客气，除了安顿吃住外据说还发给每人几元钱津贴。 后来，兵团小将又去省革委静坐，终于要回了户口、粮食关系。这些事情统统是后来听知青们说的，当时我已和母亲带上孩子去了青海。因为我没参与，不能白沾光，于是在给我父亲粮食户口本时，叫父亲出了伍元钱，说是跑路的报酬。 十九、插队落户 1967年春节，丈夫从青海回家探亲，我们到像馆里照了一张双人照片充当结婚照片，因为在青海结婚时连一张正经的合影也没有。 看到长得十分健壮的儿子，当爸爸的自然很高兴，但是他不象一般人那样激动和热情地从表情、语言上表露出来。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缺乏幽默感的人。有些时候还有点“识古不化”让人生气，但是相处久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忠实厚道，容易相处，对朋友，对家庭，对事业都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人，你就会原谅他的不足。 分别一年的丈夫向我详细讲述了别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六六年四月，他被上级调到机关工作组去“尖扎”搞四清，工作组的成员都是从各单位借调的，他所在的中学抽了两人参加。工作组的任务是对所有的乡干部从“政治、历史、经济作风”诸方面进行“内查”“外调”。对工作组成员的纪律要求也很严，必须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进饭馆，不准购买运动中所退赃物。 作为工作人员，丈夫住在尖扎滩乡负责外调。白天，骑马到下面村寨了解情况，写材料有时还带上会藏话的翻译，别上手抢（以防万一，因那些地方58年曾发动过叛乱）；晚上，回乡上汇报情况。 有一次，丈夫准备去找一个曾经当过尖扎副乡长的人谈话，由于此人平时对群众过于粗暴，打群众还鸣枪威胁过群众，后被下调到一个公社，可是还未见上面，此人已经悬梁自尽了，而那条自尽的缰绳恰好是从我丈夫马脖子上解下来的，为这事差点脱不了干系，丈夫写了澄清事实的材料，并有人加以证实，才未受到牵连。 有一次，天下暴雨，山洪陡涨，我丈夫要回黄南去隆务镇对一个干部的材料进行取证。由于渡船过不了黄河，只好坐“铁牛”从架在河上的溜索滑到对岸去。在那里遇上其他四个工作人员同路，又因路基被冲坏，不能通车，一行五人滞留了两天，身上的钱和粮票也用完了，大家只好步行。这时丈夫身上一直还背着一个校长夫人请他带回学校的大西瓜，走了几十里路，脚也瘸了，肚子也饿了，大家建议：干脆把这个西瓜分吃了，开始他还不同意，最后经过一番犹豫终于同意才解决了这个“负担”。几人好不容易走到了黄河大桥，向守桥的解放军要了些馒头和水，吃饱了继续上路。最后到了保安公社，那里离目的地只有十几里路了，丈夫给学校去了电话，校长派了两个老师骑上自行车轮换着将他搭回学校。 暑假到了，工作团组织全县教师，也是对全体教师进行一次政治、历史、经济、作风各方面的全面清查，实施的是大家“背靠背”互相揭发，学习文件提高认识。通过学习检举后进行排队。按好的、比较好的，有错误的，有严重错误的进行划分。一个假期的学习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一些问题载入了个人档案，学习便结束了。 四清工作还未收尾，文化大革命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于是“四清”又草草收场，工作组提前撤离，回到各自的单位。丈夫回到学校只见空荡荡的校园里听不到往日的读书声，校园里到处贴满了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学生和大部份老师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在学校也没事干，正好寒假到了，丈夫就照例回家探亲了。 在家呆了一个多月，探亲假一结束丈夫就按时回校了。后来他来信说：学校已搬到了新修的校舍，学生们也回校复课闹革命。军代表进驻学校，成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他当了“临委会”主任，副主任由军代表和造反派头头“八一八”司令担任，委员由教师和革命小将担任。 说是复课，实际上还是成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批、改”批判上至中央下到基层的“走资派”。 六七年四月份，正是“知青造反团”闹得最厉害那段日子，我带着母亲和儿子去了青海。可是吃饭成了大问题，我和孩子没有粮食关系，母亲定量也低，丈夫每月三十二斤粮其中要搭配百分之三十的杂粮---豆面或高梁面、青棵面，因此每月要买许多高价粮，丈夫每月78元的工资维持四个人的生活非常拮据，于是我决定去打工，经多方联系就去一建筑工地打平工（那里叫当小工）做一些平整地皮，搬运土砖的杂活，每月能挣五六十元。干了几个月到了十月份北方天寒地冻，一般在室外的工作都要停工，我也没工作干了，于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和一位成都的四川老乡——学校一位老师的大嫂结伴回川了。 当时成都武斗闹得很厉害，一下火车看见车站外的气氛很紧张，大嫂的老伴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坐上大哥的货三轮赶紧离开车站。沿途看见一队队红卫兵唱着语录歌、喊着口号甚至有的还荷枪实弹，武刀弄棒招摇过市，街上市民人心惶惶，偶尔还听到几声枪响。 我和母亲一行在成都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紧回家，小镇上的形势相比之下要缓和些，一到家父亲就把迁回户口粮食关系的事告诉我。当时我就怀疑这件事不可靠心里一直不踏实，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观望态度。 本来在青海时我们就曾多次向当地公安局和有关部门提出困难，申请解决户口问题。根据支边干部可以带家属的政策我们估计没问题，可是因为我是下乡知青，所以一直得不到解决，现在凭造反兵团的示威居然办到了，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怀疑归怀疑，东西拿在手上是事实，好歹在镇上暂时立住了脚。又过了一年消遥派的日子，六八年十月又生下一个九斤半的儿子。 六九年元月“知识青年回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达后，原来已经返城的知青迁回的户口、粮食关系全不作数，必须下乡插队落户，地点，可以投亲靠友，自己联系，没有地方接收的由革委会安排。于是知青们四处奔走，八方联系寻找落户的生产队，少数实在顽固的拒不返乡，就在街上抄“无粮户”。 这是我预料中的结果，但没想到是下乡分散插队落户。当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接收我就意味着增加三个分口粮的人，在粮食没有过关的年代，在农村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到哪里安家落户？哪里肯接收我？想去想来还是到老地方，凭着在农场时多年的接触和大队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及为大队做出的贡献：给大队编宣传节目，教唱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在迎接“红宝书”时为大队训练方块队；曾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列席代表”……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果然一开口大队就同意了并给我安排了山下一个队，住在老书记遗孀家。 旧历腊月三十这天，为了响应镇上“知识青年下乡去和贫下中农一道欢度春节”的号召，队上派了一个贫下中农代表上街来接我，为我推行李。于是我背上四个月大的二儿子，沿着那条熟悉的机耕道又回到了老地方。 老书记已去世几年了，大娘家有三间正房和一间“磨角”，磨角外还有一个“偏偏”，紧靠山岩面对山沟一字排开。左右两边还有两户人家，右边一家是一个刚转业的军人；左边一户是一地主份子的五口之家。大娘把磨角腾给我住，她和一个十四岁的儿子住在那三间正房。“偏偏”是厕所和养猪的地方。 大概是墙壁坏了，半载土墙上临时用麦草夹上做遮栏。安顿好住处后在大娘家吃过晚饭天就黑了，这天晚上天特别冷，寒风呼啸着从麦秆缝中钻进屋来，点在纹帐里的蜡烛也被风吹灭了。 躺在这陌生漆黑的草屋里，要不是有个儿子壮胆，我真不敢呆下去。听着屋外的风声，想着自己的处境，直到半夜。朦胧中忽然发现儿子有些不对头，用手一模，额头滚烫，肯定是感冒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赶紧背上孩子用披风盖严就往街上赶，连家也没有回直接去了医院。付医生一掀开披风就大声斥责：“鬼女子，捂得这样紧会悟成肺炎的。”解下背带放下满头大汗的儿子一检查，果然患了肺炎，想不到一时的热情却给孩子带来了痛苦，喜庆的春节变成全家人的焦急和奔忙，一会儿父亲冒着风雪带我去乡下找老中医，一会儿母亲又和我到医院去给孩子打针。” 初三那天在医院看完病，打了针。母亲抱着孩子忽然发现孙子大口喘息着眼睛快定了一样，母亲大声呼唤着孙子的名字，一边给孩子喂开水，看着那小黑眼珠终于动了起来，母女俩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孩子经过半个月的昏睡，在我和母亲精心的照料，并结合治疗，终于检回一条小命。由于受到这场大病的折腾，孩子的身高受到一定的影响，长大成人后，不及兄弟们个个一米七几的个头。 等到孩子完全康复后我又背上他下乡了，有时把母亲接来帮我照看，母亲不在时就背孩子出工。有一天，孩子睡觉了，我就把他放在床上后出工去了，到麻地里除了一会儿草。忽然，大娘风风火火跑来叫我：“回来看看，孩子从床上滚下来了”。我丢下活路就跑回家，打开锁着的竹门一看，果然儿子从床上摔下来爬到门边坐在一滩尿里哭得嘶声力竭。幸好门都是锁着的，要不然爬出门来，滚到大娘的粪坑里后果不堪设想。抱起孩子洗换完毕，坐在凳子上一边喂奶，一边还在后怕，从此再不敢把儿子锁在家里，便常常把母亲接来照看孩子。 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和母亲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点上煤油灯抬头一看，可不得了。只见一条两公尺余长的蛇在床的上方屋脊上梭行，那蛇头随着一只逃窜的老鼠而移动，刚才的声音就是老鼠惊恐的叫声。我和母亲吓得不敢睡觉了，抬头死死盯住那条长虫，直到它沿着屋脊追到隔壁消失了身影母女俩才安心躺下。谁知没过多久又传来老鼠“吱吱”的叫声，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坐起来，心惊肉跳地重复关注刚才同样的一幕，深怕那长虫一不小心掉下来落在我们床上…… 后来，上级号召农村办幼儿园，队上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派我到镇上幼儿园参加培训。孩子问题暂时解决了，每天我可以把孩子放在母亲那里，就这样挨到了断奶，托母亲带孩子我才安心在农村干活。 不知什么原因队上的幼儿园始终没办起来，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到了生产队，大队也成立了“贫下中农造反队”。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小头目找上门来，拿来一篇文章要我晚上在社员大会上宣读。我浏览了一下内容，发现文章矛头是指向农村各级干部的，但我也不好拒绝，考虑到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叫你读一篇文章你都不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是什么态度？犹豫之后我还是接受下来。晚上，来到会场在造反派带领下背完语录，再由主持人讲了几句话就叫我读文章，我用平淡而飞快的速度读着字句，并在关键的地支吾过去，结果事后也遭到队干部的非议，说我和落后群众穿一条裤子，造反派又批评我不认真，唉！夹缝里的日子真不好过！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七0年镇上又动员居民下乡，在“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下一大批没有工作单位的居民有的随下乡知青落户，有人全家移居乡下落户。 一天上午，军管会来了一个人找到我说要我接收我父母在乡下一起住，我当场阐明了我的立场：“我一贯响应党的号召，这件事我必须说明，父母下乡我答应接收，但是不要到时候又说我划不清界线，下乡也要把父母特别是‘反革命’父亲拉到身边，还有，队上是不是同意”。后来军管会的人直接找大队和生产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把我父母安置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和我住在一起。 从此，我们一家开始了田园生活，这一住也许就是一辈子，如果说原来我还有一线希望——在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成长，将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的话，现在看来就只有如何面对现实，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接受各种考验和父母相依为命，带大孩子平安度日了。 二十、安居乐业 在那动乱的岁月里，人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更不要说我们家处于政治上的弱势，在今后的日子里要面对太多的无奈。 知青下乡落户政府给生产队拔了一定的安置费，用于购置家具和农具，父母随后下乡也有安置费，可能金额要少一些，考虑到一家老小五口人已经给生产队增添了不少负担，再不敢提过多的要求。但是五口人总不能挤在房东大娘的一间屋子里吃、喝、拉、撒。住房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几经周折后来由于隔壁右边那家要迁到山上去修房子，于是队上把两间曾经是一个五保户的旧草房拆迁到这个地基上，盖了两间和一个“偏偏”作为我家住房。房屋背向原房东大娘的家与山崖和山沟相互垂直。在“偏偏”和山沟之间给房东留了一米多宽的过道。靠山一间是我和母亲的卧室，中间那间就算堂屋吧，父亲在那里安了一间床，堆放粮食杂物也在这里，“偏偏”很窄就作厨房。父女俩又是在山边靠右的地方远远挖了一个坑，盖一个草棚作厕所，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简陋的“家”。 安了居，接下来便是乐业了，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社员们靠挣工分分粮过日子，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每天为工分而奔忙。一年四季的农活都有定额，一个工为10分，强劳动力一天可挣十几分，10工分也就是一个劳动日值三四角钱，年终按工分多少分粮食和现金。工分多的除能分较多的粮食而外，外能分一部分现金，劳动力弱的人家粮食标准低而且还要拿钱补社才能把粮食取回家。 因此人们拼命挣工分，就连在校的学生每天早上也要到田里挣上一分工才去上学，放学回来也要做一两个钟头的农活。但是，那些年田里生产的粮食是有限的，亩产量不高，农业总收入低。劳动日越多，劳动日值就越低，到头来分的粮食还是满足不了需求。 当时化肥很紧缺，都是供销社分配供应，更多的是用农家肥——人畜粪草木灰，沤草皮树叶等，因此除了要求每家必须养猪投资肥料外，每天早工天不见亮队上的青壮年就挑着粪挑到镇上挑粪，可用钱买，或用蔬菜、大米、柴草和居民换，一担粪值一两角钱，担回一挑粪能挣4工分，从横山到镇上来回近二十里地，一担粪百多斤，没有力气是挣不到这个工分的。 我和父亲就参加一般的农活，父亲当时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由于青年时代炼就一付钢筋铁骨，中年又一直从事体力劳动，所以步入老年后身体照样硬朗，除了插秧和其它强度大，技术性高的农活比如：担粪、犁田、撒谷种之类而外，一般劳作均可对付。 母亲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喂养家禽、家畜、洗衣、煮饭、带小孩，一天也够忙的了。加上母亲身体一直都很虚弱，实在忙不过来我只好放弃出工回家帮一帮。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有二百七十亩水田三十亩山地，水田主要种水稻，冬季用一部分种小麦和油菜，山地用来种玉米、红苕和碗豆。后来发展了果树栽培种了些蜜桔、李子、桃子等果树。一年四季全队五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强弱劳动力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上， 春天到了。油菜、小麦已结束了后期管理等待着收获。 阳春三月，除了一些零星农活如：割苕子，匀麻，挖山地外最热闹的是上山剥豌豆，人们吃过早饭，各自扯上一大堆豌豆藤往土埂上一坐就开始剥起来。但凡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不管是男是女剥豌豆的速度特快，只见他（她）们两只手灵活地拔动，一会儿就剥出一斤水凌凌，圆滚滚绿宝石一样的豆豆。刚参加这样的劳作觉得很轻松又简单，可是要比速度，挣工分就差远了，想剥快而欲速则不达，俗话说“熟能生巧”真是这个道理。 剥上一会儿就有人员负责收集，过了称三斤五斤记下来，然后挑到镇上去卖，卖完了又回来收集。当然卖豌豆的不是一个人，卖豌豆的每卖一百斤能挣十分工，剥豌豆的是一斤一分工，中午好多人都是轮流回家吃饭怕担误工夫一天下来最多的能剥二十斤，收工了各家背上按猪头分配的豌豆藤，拿着工分票，提着空篮子，在夕阳余辉中走下山去。 豌豆地腾出来了，人们又开始挖山地。每亩五十分工，天一亮大家扛着锄头出早工，早上精神好，又凉快。一个早上一个人能挖一两分地，地挖好了有的点玉米，有的直接打红苕箱准备插红苕。 红五月到了，这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小春作物——小麦油菜要收割起来，大春作物——水稻要种下去。 扯菜子，一般都分给各户人，按人头分菜杆作燃料，谁分的菜杆由谁扯不计工分，人们都是利用一早一晚集体出工的空余时间去干。 割麦子的活很累人，会插秧的人宁愿去水田插秧也不愿在旱地里割麦子，割麦的一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几亩大的田大家一字排开，一人割几行，大家头顶烈日挥动着镰刀，你追我赶，一早上就给放倒了，有时候面对割倒的一大片麦子拌不赢就捆起来，运到保管室等腾完田再集中拌，在田里摆起遇到下雨就糟了。 记得有一年，刚割完的麦子还来不及捆就遇到了大雨，没办法队长就派我们几个妇女去田里把麦穗一蓬蓬架起来，麦穗向上使它不浸在水里。尽管这样处理，因大雨在不停地下，麦粒被泡胀了生芽了，那一年好麦子用来上了粮，大家只好吃那粘糊糊的麦芽面了。 麦子割完了，我们就到保管室去拌麦子。大家从家里端上高板凳，在板凳上放石板或磨盘，然后抱上一蓬麦穗在石板或磨盘上使劲摔打，直到把麦粒全部拌下来为此，那时脱粒机很少全靠这个土办法。 麦子拌完了，男社员的秧苗也插完了，于是男女老少齐下田投入了薅秧子的农活中。前面的人在撒化肥或生石灰或泼洒人畜粪，后面薅秧的一字排开，每人负责一翼（五六行秧苗），两脚一前一后拉开架式，手握一丈多长的薅秧耙，让耙齿在秧苗周围薅动，目的是把土薅松，把杂草除掉，并让肥料进入秧苗根底，薅完一个田后，按田亩大小和人数多少凭定额分配工分。 按要求每个田至少要薅两遍，并且要拣掉杂草，扯去稗子。当所有秧苗轮流薅完后，为了提高分孽率有利于抽穗，就开始理秧沟排水晒田，最后就只等收割了。 田里农活忙完了，山上的农活又出来了，雍玉米翻红苕藤，给红苕玉米施肥。 秋收时节到了，掰完老玉米，割谷子，挖红苕又一阵忙碌，大春收完了，水牛，“铁牛”齐下田翻耕土地。田野里一块块翻过的黑土块，鱼鳞般呈现在眼前，等土块晾晒一段日子，才用犁耙耙细再播种小春作物，撒麦种，栽油菜，田野里又是一番景象。从金黄变成油黑，由油黑变成翠绿，劳动者用勤劳的双手给这片土地涂抹着丰富的色彩。 冬天，人们又忙着给小麦油菜施肥，田野里担粪的，挑水的，箭步如梭；施肥的紧握手中的粪勺，扭动着身躯把粪肥准确而均匀地泼洒在一棵棵幼苗根部。人们望着那一天天长高的庄稼，期盼着来年是个丰收年。 我的命运就这样和贫下中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十年来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年复一年一步步走过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二十一、困 惑 “民以食为天”尽管一年四季人们辛勤地耕耘，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大地给人们的回报是不够的，粮食不及“食堂化”那样紧张，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 城市居民按定量供应，经济来源好的生活开得好些，粮食就不成问题，生活水平低的，勉强能过去。农村社员凭当年收成的好坏按工分和投资（投肥）的多少分粮，一年最多的也只有三百多斤，那是包括大小春分的玉米、黄谷和小麦，红苕洋芋也要折合成粮食，因此每年吃不到第二年小春收割。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政府照例要向社员发放贷粮——玉米，小麦。生产队按劳动力强弱进行讨论，制定出贷粮分配方案发放到户，今后在大春收获后扣除还贷。年复一年借了还还了借，人们都习惯了这种恶性循环。 我们家劳动力弱人口多，头两年又没养猪。我和父亲做的工分不够分五口人的粮食，口粮标准低不说，还得用钱去取。在当时这样的人家被称为“倒找户”一个生产队总有那么十来户。一般的农户靠卖家禽，家畜，鸡蛋，千方百计凑足补社款取回粮食。有人在外面工作的就节约开支寄回钱来“找社”。由于我是知青，队上每年都按政策给我减免一部份，其余的靠孩子的父亲年终带钱回来解决。 “倒找户”的粮食存放在保管室里，当取回粮食，过了称，倒在晒坝里时，往往发现那金黄的谷子里夹杂着许多圆滚滚的黄豆大小的泥团，那是老鼠偷运粮食打洞时创出的泥土，一担黄谷里有时要选出好几捧泥，本来就少的粮食就更不够分量了。 川西平原的秋天，常常是细雨绵绵，收获季节遇上这种天气，打下的谷子队上没法晒，就按人头分给社员各家自己解决，不管是“分钱户”还是“倒找户”都有份。这下可苦了我，于是全家老少齐出动，父亲用夹背背，我用箩筐担，孩子们用米口袋扛，竹篮提，一家三代一溜一滑冒着小雨在泥泞的田埂路上来回搬运。谷子好不容易搬到家里，母亲动员了所有的草席，薄模，簸箕乃至被单，小孩的背带，铺在阶沿上，屋子中间晾着。为了避免霉烂，还学人家在锅里用微火烘炒。只要老天一放晴，人们便纷纷去抢占那集体没有晒完的晒坝边角。你一滩我一角地铺开晾晒，有晒席的就扛到公路边上翻晒。 收天好的时候，队上就派人在晒场上集体晾晒。谷子晒干后就先分一部份给“分钱户”，而“倒找户”就靠边站，要等决算下来后再分配或拿钱去取。干部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会分点粮食给“倒找户”救急。 收小春时每户都可以分到平均数，因为一般人都不喜欢小麦，反正大春后要从黄谷子里折合大米扣除小麦分配数。无形之中“倒找户”又吃了亏，其间的道理仔细一想便明了。 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种好自留地。在农村按政策六三年以前出生的人都有一分田的自留地。有的人家自留地多而且种得好每年大小春收起来可以解决全家人两三个月口粮。 按原则自留地要分在林院旁边或“阴山”处。这样能促使社员管理好家禽家畜，避免遭踏集体的庄稼。可是农户之间又经常为畜牲问题产生矛盾。 我家因为门前是山沟，山沟前是冬水田，因此自留地就分在对面高田埂那边的一个院子旁边。那是一块一亩一分大的地，会计把靠竹林一边的分给我，另一大半分给了生产队队长一家五口。我的三分地看起来只有队长家的三分之一强一点，而且还有一公尺宽的“阴山”被竹林遮住了阳光，竹根吸收了水分和营养，还要遭鸡鸭的践踏。每年别人大口袋，一袋又一袋收获粮食，我们最多能打一担多谷物或小麦，虽说种庄稼我们是外行，但也不至于相差这样大。 农村的燃料来源当时主要是生产队分的各种秸杆，如稻草、玉米杆、油菜杆、蔴杆等。由于大多住草房，麦草都用来盖房子，因为农村的草房两、三年就要翻盖一次，农户间经常相互周借调节，实在不够还要用谷草、茅草补充。所以一般烧柴都不够，加上当时喂猪的猪草都要煮熟，柴草就更不够了，连田里收庄稼后的麦茬和乱草队上也按人头划分，大人小孩在自己划分的田里抢在淹水和犁田前弄回家。 油菜壳是随菜杆一道分给各人的。打完菜籽后必须在淹水前背走。由于菜壳轻，数量又多，有人就发明编了一人高直径一公尺有余的大背篼来背。更有胜者把这样大的两个背篼装满后，口对口扣在一起用绳子系牢一两次就能背完所分的菜壳，节省了许多时间，少跑了许多冤枉路。 有一年，因为分菜杆的田离家太远，我就去借了两个这样的背篼来尝试过。那种感受真是辛苦，虽然不太重但由于体积大又高背上好象背了一座山，很难掌握平衡。只得一手死命抓住胸前的背篼背绳，一手紧紧扣住背上的背篼边，幸好没有风，遇上起风可能就寸步难行，非摔跟头不可。经过竹林和树下时，还得半蹲着躲过那低垂的竹条和树枝，仅管这样难，人们还是乐于采取这个办法。 为了筹集燃料，队上的小媳妇，大姑娘，老太太常常背上背篼，手握竹耙走出家门到野外“找”柴。 那时宝光寺山上有成片的青杠树。大家来到林中各自为阵占据一片山坡捞耙枯枝败叶。只见一个个用竹耙从上到下象梳头一样不放掉一片树叶，耐心地给山坡“梳理”，只听见林中一片“咵咵”的捞柴声，中间还夹杂着妇女们的谈笑声或抱怨声，也有惊飞的乌鸦“哇哇”的叫声，别有一番风情。每收集好一堆柴火就按在背篼里换一个地方，再干。半天可捞一背柴，回去又可以煮好一锅猪食了。 我家房后有一片山林，但那是属于房东大娘的林园。只是在房屋右侧小河上游有一狭长的山坡，经队上同意我种下几簇竹子，那还是干妈的大儿子从家里挖来帮我栽的，还有几棵水冬瓜树、按树，下面有少量的茅草我可以割来做柴烧。由于山坡与河的距离陡，我和父亲割柴时十分艰难和小心。为了那几蓬茅草一次父亲不幸从山崖上摔下来，被树枝划破了手脚，鲜血淋淋。不过，这点伤父亲不以为然，一抹血迹，撒上点白药又继续爬上山崖干开了，好在伤口几天就愈合了。 在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物资匮乏，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粮票，布票，油票，煤票，糖票……成为“第二钞票”。 就拿蜂窝煤来说吧，那是当时居民的必备燃料，每月按人口配给。一个三口之家就配给一百二十个，计划得好每天三四个也够煮三顿饭了，管理得好还能节约一二十个。农村人口没有供应，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我除了和村妇们拾柴而外更多的是向城里的老邻居和同学求助。特别是原来和母亲一块织毛衣的孃嬢们，他们常常把节余的煤票给我，隔一个月推着鸡公车上街购得百十个蜂窝煤也可抵挡一阵“无燃之急”，对于那些曾经帮助我渡过难关的人我永远铭记在心。 为了完成投肥任务，每家人必须养猪，刚下乡时也没地方喂养，买来小猪就栓在树干上，但是这也起不到积肥的作用，何况猪长大了也拴不住，必须关在猪圈里。于是我和父亲抽空沿着山崖平整出两间屋的地基，然后拌了些土砖，再从山上砖窑附近拣些半截红砖，买上点竹木，请乡亲们帮忙把原来靠山那间屋改造成磨角，再转拐沿山崖延伸出一间正房，再修一个磨角。于是一个“枷担弯”的大小五间屋的农家小院就初具规模了，基本上解决了人畜的安身之处。 在新修的磨角里我们自己修了个猪圈，开始正经养猪了。但是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接踵而至，饲料又成了当务之急，队上按猪头分的红苕藤，豌豆藤，胡豆杆，苕子……这些季节性的“家饲料”根本不够喂，我只得跟着农妇村姑们背上背篼，手握片刀去打猪草。夏天，顶着烈日下河沟，钻玉米林，冬天，冒着寒风上山坡、跑田坝。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玉米地里暑气蒸腾快要割满一背猪草的我，忽然头一晕栽倒在玉米行中。同路的村姑们赶快跑过来把我扶出玉米地在一棵树下坐下来，经凉风吹拂才慢慢清醒过来，刚才肯定是中暑了。 在那困难的年代，大地也好象特别吝啬，连野草也不长。在一个腊月寒风刺骨，遍地白霜的一天，望着嗷嗷直叫的可怜的猪儿，一点饲料也没有了。我只得背上背篼沿河边往下游走去，在一片坡地上用冻僵的裂着血口的手耐心地铲那一寸来长的“爬地草”。好不容易铲了半背赶紧背回家，胡乱宰儿刀，从河里打了半桶清水，烧上大火煮好后为猪儿充饥。那个年头猪和人一同受罪，人都不够吃哪来的粮食喂猪呢？一头猪养了一两年还是光架架，千方百计搞点米糠，麦麸，酒糟、到地里去拣红苕根催一催，让它长点肉。好不容易长到百十斤还得托人情，开后门让经营站收购了。在我的记忆里十年中就卖过那么三四次“肥猪”那都是喂了一两年或更长时间勉强合格的。 喂猪这个经历在当时是我最大的心病，很长时间还心有余悸，要不然会几十年过去了常常在睡梦中还回到那山边小屋， 那瘦骨嶙峋的猪饿得从圈里翻出来，四处逃窜寻找吃的东西的情景。醒来时，刚才赶猪的那种又累又急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二十二、世事冷暖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运动环境下，凡是“黑五类”分子都是被斗争和批判的对象。由于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下乡后自然要被管制监督劳动，外出要请假，开斗争会、批判会要到场接受斗争和批判，并要参加义务劳动。每逢大队和生产队开批斗会都要同十几个“黑五类”分子一同到场，戴上尖尖帽、胸挂罪牌、站上高板凳接受批斗。当然，在“家常便饭”的批斗会上，父亲一贯都是老老实实虚心听取贫下中农的批判，低头认罪。在严肃的阶级斗争大会上虽然人人都厉声直呼其名、打倒某某某、直指罪行，表现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和一切反动势力划清界限的阶级立场，但批斗会下大家又都亲切地叫我父亲“李大爷”，并且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一位邻居曾对我讲：“你父亲好有军人风度啊！六七十岁的人只要一点到他的名‘拍’地一个立正姿式站得端端正正（但也不忘低着头），真令人佩服！” 父亲每天坚持出工，他挣的工分基本上能够分回他那低标准的口粮。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还常常和公社的“黑五类”一起集中监督参加义务劳动——修电站，挖穿山河，表现都不错。 母亲为人贤淑厚道和邻里关系也相处得很好。 在大的原则下，队上干部还能按政策办事，如解决往房问题，每年都要为我减免一部分“找社款”。但在一些具体小事上也有些干部做事不尽人意。 像前面说的分自留地的问题明显是对我不公，关键是队会计的问题，社员们对他意见也大，有人背地里对我说：“你我那块地哪有三分嘛，叫他重新给你丈量。”碍着队长的面子我谢绝了好心人的提议。 还有我们的出纳，他还是我的团小组长。平时对我也客客气气的，有一次因为我考虑到马上分粮食没地方装，何况父母下乡也有安置费买个黄桶要求也不为高。征得队长同意后我去找出纳谈。他满口答应：“你先买上把发票拿来报帐。”当时没钱我就在邻居大婶那里借了十块钱，买回一个黄桶能装两挑谷子。当我拿着发票去报帐时，他却说：“今晚开社员会后再说。”我想：报个帐跟开会有什么关系嘛。 晚上社会大会快结束时，出纳突然提出我买黄桶的事，征求社员的意见讨论：“到底是报还是不报”。大伙沉默片刻，有人说：“既然人家都买了就给报了算了，钱也不多。”看来事情好象有了答案，可是会后他还是不给报。无奈之下我只好原价把黄桶让给了邻居。我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人，本来借钱时就许诺报了账就还钱不能不守信用。十块钱对集体而言算不了什么，可对当时社员来说，不知道要卖多少鸡蛋。谁知道遇上这种说话不算数的人，还想运动群众来整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知道由于父亲的缘故，这类事今后还可能发生，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后来，这位出纳又到横山小学教书，我的大儿子就在他班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社余书记（后来听人说的）推荐我去当民师，替换他，让他到社办企业——砖厂负责，由于此人能说会道很适合对外跑业务，曾一度很红火，人越来越富态，后来因患癌症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虽说队上有些个趋烟附势的人，但大多数贫下中农对我还是不错的。直至后来落实政策搬到镇上后都还忘不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曾和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已让我魂牵梦萦。隔段时间，我都会下乡去走走，这家坐坐，那家看看，摆摆龙门阵。不管男女老少看到我都很热情。每当谈及我父母时，除了回味我父亲的“红烧肉”、“熊掌豆腐”等美味佳肴外，说到我父母的为人都会用“蒋好一个人”（当地的土话，意是：“很好”或“非常好”）来评价。这时我心里的感激、欣慰之情油然而生，也为父母感到骄傲。如果父母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的。 每年大小春种自留地，播种、播秧和收割，社员们都喜欢来我家帮忙，七手八脚三分自留地的活一会儿就解决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倾其所有热情款待乡亲们。 1970年4月，我快要生第三个孩子时，前一天该我们队上供应腊肉。那是每年“红五月”前政府专门为农民朋友额外按人头供应的。我挺着大肚子和社员们到几里路外的战旗大队供应点购肉。排了半天队购回4斤腊肉，到家后迫不及待地煮了一块来吃。因为生了孩子就不能吃咸肉了。 第二天吃过午饭，社员们扛的扛晒席、拿的拿连枷，担的担箩筐出工了，准备去打分给我菜杆那块田的油菜籽。我也扛着捆菜杆的一大卷竹篾，背着装菜壳壳的背篼向地里走去。可是兴冲冲地来到地里刚抱了几蓬菜杆就感觉肚子一阵阵疼，可能是要分娩了，于是赶紧托一位农妇去邻村请接生员，然后交待了请乡亲们邦我收菜杆的事就急忙往家里赶。 一会儿接生员到了，准备好一切生产事务后我顺利地生下了又一个大胖小子。一称重达十斤。因为一直想生个女儿心里不免有些婉惜，但有什么法子呢？大人小孩平安就算幸运了。 这时突然雷声隆隆，原本晴朗的天空霎时乌云密布，一会儿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只听见姑娘小伙，大伯大娘们嘻嘻哈哈，背的背，扛的扛帮我把菜杆菜壳全部搬回来了。第一个听见婴儿啼哭的还大声地说：“我逢生了！”躺在床上的我想象着乡亲们在大雨中帮我抢运烧柴的情景，心里万分感激，深感乡音乡情的难能可贵。 由于那时还未修猪圈房，母亲就请乡亲们把烧柴随便倒在当时平好的地基上。因为家里太窄大家谢绝了母亲的邀请水都没喝一口就冒雨回家去了。几天后，当我下床一看：阳光下满地的菜杆全变成黑色的了。这样的柴火一进灶膛一燎就化为灰尽，跟本不经烧。但是这丝毫不能影响我对乡亲们“雨中送柴”的那份感激之情。 在这十年中与乡亲们同呼吸共患难，发生的故事很多，接触的人也不少。但最令人难忘的有三个人。 一是房东大娘，那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婆，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和邻居骂上半天，甚至骂一些不堪入耳的怪话。据说她生过11个孩子，但前面十人全都夭折了，现在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是她与第二个丈夫生的，孩子身体也很单薄，在中学上学。可是后来在十八岁时因肠梗阻也病逝了。人们传说是老太婆太自私让孩子饥一顿饱一顿造成的。虽说有时和她也会产手矛盾。但我还是同情她的。 刚下乡时我和大娘相处很好。后来从她家搬出来后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受到大娘的责难。比如：她不要我们在屋前路边倒水或漱口，说那样会把竹子给他淹成“火眼泡”可那有什么法子，我家房前屋后都是她的林园，院坝里的水总不会飞过她家竹林流到河里去。喂的鸡到她院坝里她也要打骂撵得鸡飞狗跳的，骂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常常让着她，与她心平气和讲道理他又不听，并说：“你们是知识分子，说不赢你们。”即便这样每当大娘哮喘病发作时，我还给她送去丈夫从青海带回的西药“安茶硷”。有人劝我说：“不要给她，万一有个好歹，还说你谋害她。”听了这些话我们也不在意，逢年过节也请她吃顿饭，没有事时请她过来坐一坐。 后来她认领了一个从川北来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作儿子，不久娶了个老家也在川北的媳妇，后来还添了个胖孙子，儿子媳妇和我的关系也好。再后来我们返城后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夫妇带着孩子回老家了。生产队动员了好久大娘也不去敬老院，最后还是去了。在我当教师后带着学生去慰问敬老院的老人时在那里见到了她。那时她都八十岁了只要哮喘病不发，精神还很好。 另一位是胡子大爷，住在我家对面我的自留地旁边。一家四口，一位老妈比他只大十几岁，刚下乡时我们还以为他们是两夫妻，后来才知道是两母子。大爷有一个儿子一个媳妇。 胡子大爷是个谆朴忠厚的老农民，生产队的老把式，什么农活都精通。对我们刚下乡的一家人十分关心，不会的农活他耐心教，还向我们介绍一些农村生活的经验。我们十分感激他，每当我们吃什么好的东西，母亲就要把两位老人请来，或盛上一碗给他们送去。他们家推豆花，做豆浆馍馍也少不了请我们。 有一年胡子大爷担任了看守保管室的任务，一天晚上狂风大作，保管室的屋顶塌了。这位可敬的老人以身殉职了，全队人十分悲痛，为老人举行了追悼会。许多年过去了，老人家的慈祥面容，走路的身影常常浮现在眼前，亲切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 最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个小青年。他就是我们队长的大儿子，十几岁，刚中学毕业。高高的个子，容貌英俊，浑身充满活力，办事也稳重踏实，受到社员们的赞誉。 红五月的一天，忙碌一整天的人们成群集队兴致勃勃去宝光寺看坝坝电影“红楼梦”这是县上派来的电影放映队专门为农民朋友巡迥放映的。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刚巧我要在半夜前将分得的一个田的麦草捆起来搬回家，因生产队马上要淹水，犁田，枪插秧苗。我又不能象个别知青那样让麦草烂在田里，没烧的到集体牛栏去抱，住的是队上的保管室不用盖房。我有一大家人要盖房，要烧柴，因此只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放弃这早就盼望看到的影片奋战在麦田里。 一个田的麦杆快捆完了，但还要一捆捆往家里运。天已经黑了，好在月朗星稀，朦胧中又显明亮，远处空中飘来了电影插曲的旋律，近处声声蛙鸣，陪伴着忙碌在田间的父女俩。 忽然，一个人向我们走来，原来是队长的儿子，手里还握着一根长长的纤担，他是主动来帮我担麦草的，我真是喜出望外。三个人忙了几个钟头终于搬完了所有的麦捆。小青年连口水也没喝就回去了，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才好，望着月光下远去的背影真是感慨万千。 可是，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早上，这样好的一个年青人突然在上工的路上被掉在马路上的高压电线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手里还拿着秧凳和捆秧子的稻草。乡亲们个个为此惋惜，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想到前几天小伙子还生龙活虎地帮我担麦草的英容笑貌、矫健身影，我百感交集，痛惜万分“为什么好人命就不长呢？老天真是不公啊！” 二十三、苦中有乐 七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还在深入进行。大姨妈突然带着三岁多的外孙来我家避难。原来是在南充的表姐夫妇都参加了造反派，那段时间川北武斗相当激烈，为了祖孙俩的安全表姐让母亲带着小儿子投奔我家，等武斗平息后再来接回去。 母亲意外地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姐姐，高兴的心情不言而喻。我们全家都欢迎祖孙俩的到来。远方的客人给小院增添了喜庆，我当然尽力款待。农村生活虽然清苦，大姨妈却过得十分开心，远离闹市，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是姨妈的感受，每天和亲妹妹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更是姨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 小侄儿到了农村对什么都感到新奇有趣，特别是看见兄弟们打着赤脚到处跑十分羡慕，非要尝试尝试。可是脱了鞋袜后脚不敢触地，慢慢地，总算把脚后跟放下地了，却把脚指拇翘起小心往前走，一次又一次随着时间的考验，小家伙居然和兄弟们一道赤着脚山上山下疯跑，也不怕那满山的茅草尖。短短几个月人长得又黑又壮，个头也长高一截。 就在这年十月上旬，天外飞来林彪的死讯。事实到底如何？当时我们搞不清也没必要去搞清。 大姨妈要回去了，母亲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亲姐姐，我们心里也有一种失落感，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可这一去竟成了永别，几年后大姨妈病故，我们也顾不上去看一眼。 本来我们家的亲戚就不多，远的太远好多年都难见上一面，近的也因为父亲成分的缘故渐渐也疏远了。在当地只有姑母当父亲生日到来时便下乡给兄长“祝寿”，每次来住上两天塞给父亲两元钱作为生日礼物。当姑父生日时，再困难作为亲侄女我都会千方百计给他扯上几尺布或买上一双鞋以表孝心。在那个物质贫乏生活艰难岁月里，亲戚间的相互信任、依靠无疑是对心灵最大的慰藉。 由于我家的房子是倚山而建，房子背后紧靠山崖，后檐沟只有20公分宽。每当雨季就要面临考验，倾泻的暴雨浸透了山崖，雨水夹杂着泥石滚滚而下，甚至发生山崖塌方，塌下的泥土常常堵在狭窄的檐沟里甚直至漫上阶沿，如果不及时清理疏通檐沟，雨水就会漫上阶沿灌进屋来，甚至会堵毁本就不坚固的土墙壁。每遇此情，哪怕是雷电交加的夜晚我和父亲都得冒雨排险。在情况紧急时还会叫上家里的孩子一道抢险，一家老老小小齐上阵，小孩用锄头把泥巴刨进箢篼，大人用担子挑上运走......一点一点将塌下的泥土清理，直至疏通为止，有时刚清完或清理中又有塌方，为了保证房屋的安全，再累再苦也只得继续排险……面对疏通了的檐沟虽然已精疲力竭，但一家老小却有种胜利的喜悦。 暴雨过后，门前清澈的小溪已一夜间变得面目全非。小溪的河堤已不复存在，大水漫过了河堤淹没了傍边的冬水田，一直泛滥到高田埂为此，形成了一道30-40米宽的大河，浑浊、湍急的河水奔流向下，横在我家门前。“大河”阻断了出门前往田里劳作的道路。失去了与对岸的联系我们只能从屋后爬上泥泞的山路，上山绕行20倍以上的路程经公路大桥到达对岸。 雨过天晴，洪水渐渐退去，小溪上的小桥自然也是损毁了。本来门前的小溪是没有桥的，出门需到下游200米处过桥，为了方面出门，我和父亲就用大石头砌桥墩，几根树木用抓钉连在一起做成桥面后放在桥墩上，自建的简易桥便有了。洪水过后小溪上的桥冲得不知去向，我便和父亲重新搬来大石头砌桥墩。然后去山上从坟地里拣来别人启坟后抛弃的棺材板，那都是些六七寸宽四五寸厚两米多长的柏木板，十分结实，用它作桥面比树木拼接的要宽些、平整些，太合适了，也顾不得那是死人睡过的东西不吉利的忌讳。重新建起了小桥，为了防止来年洪水再次冲走桥面，父亲找来绳索、铁丝等捆上系在岸边的大树上。有一年洪水过猛，硬是冲断了绳索将桥面再次冲走，幸运的是洪水过后，在下游1公里处找到了卡在树根处的桥面。父亲和我请来邻居帮助搬回家，再建好了小桥。就这样每年洪水过后，修桥就成为第一要务。 洪水过后，都是捉鱼的好时节。冬水田的水位慢慢降低，田埂亮出来了，孩子们知道洪水会将河里的鱼冲到田里，便拿上家里的筲箕、箢篼放在田埂排水的沟渠处，任由田里的水慢慢泄去，田里的鱼跟随水流的方向自然就进了挡在出水口下的筲箕、箢篼里了。每年这个季节，收获颇丰的孩子们都会叫婆婆做香酥鱼吃。 门前的小溪又恢复了原貌，清澈的溪水依然养育着岸边的人们。在那个年代因条件有限，很多家没有水井，小溪的水就成了当地人的生命之水，村民们不仅用溪水灌溉，生活上的饮水、洗漱、洗菜、洗衣等都用小溪的水。我家自然也不例外，每天用水桶挑到家的储水缸里，放上白矾沉清后使用。当孩子稍大了，每天挑水的任务就交给孩子们，孩子们挑不起水桶，就叫他们用铝锅端，要盛满一缸水，需要孩子们从家里到河边30米的距离来回跑上10多20趟，这也算给孩子们锻炼毅力的机会吧。 在今天人们会质疑溪水的卫生，但在那个年代没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水也不会随意排放，人畜的排泄物是那个年代宝贵的肥料，洗衣洗头都用的树上的天然皂角，所以人们也很少因饮用溪水而生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那个生产落后、物质贫乏的年代，粮食都不够吃就更别说吃肉，要吃上一顿猪肉几乎一个月才会有一次，但大自然却给了很多的馈赠，各种野味成了填饱肚子的辅食，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都靠这所赐。 春天来了，门前的竹林和后山的树丛里的画眉、麻雀等鸟儿又开始闹喳喳起来。孩子们知道这个时节鸟窝里有鸟蛋，就顾不了大人的安全提示，爬上树梢、攀上竹笼、拨开草丛去寻找鸟窝。当把手伸进鸟窝寻得鸟蛋就顺势塞进嘴里咽下，当然蛋壳是会吐出来。这个时节也是抓雏鸟和逮笋子虫的时候，发现树上有雏鸟孩子们就使劲的摇晃树干将雏鸟摇晃下地，雏鸟翅膀不硬，飞不高，捉到后的雏鸟拿回家用火烤上又成了一道美食。院落里成片的慈竹在生长竹笋的季节会引来许多靠吃竹笋生存的笋子虫，它长相奇特，像电钻一样的长嘴能伸进坚硬的竹子里觅食，孩子们捉到后拿回家就用火烤熟，香喷喷的味道真还是一道美味佳肴。 雨过的夏日，空气清新，天空中挂着彩虹，大人们又该出工了，小孩也有他们要干的事，他们提上竹篮爬山入林去寻野蘑菇，每次回来都会有一篮子，什么当地人叫的青杠菌、刷把菌、鬼打青、红雀儿等等，捡回来的野蘑菇父亲要经过挑选，凡是不认识叫不出名字的都要丢掉，防止有毒蘑菇。然后放上大蒜、姜、葱经炒煮后，又是一顿美味的菜肴。 五月，是队里最忙碌的时候。抢收抢种不能错过了时节，天已经黑了而当天的插秧任务还没完成，村民们就在田坎四周插上“火把”照亮田地继续栽种。大人在田里干得如火如荼，孩子们就在田埂上围着玩耍，夜里呱呱的蛙鸣提醒了玩得无聊的孩子们，他们取走了一只“火把”说是去捉黄鳝。干完田里的活回家没好久孩子们也回来了，我听见他们提着的口袋里有青蛙的叫声，才知道他们还捉回了青蛙，我赶紧把袋子捂严实，生怕青蛙的声音传出被外人听见了，若有人举报捕杀益虫，这又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上升到政治高度进行严厉的批斗和处罚。在诚惶诚恐中我本来想把青蛙放掉的，可孩子们苦苦央求留下，见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期盼的表情，最后还是决定满足孩子们。一家人赶紧关上门，偷偷的连夜宰杀，烹饪出一锅红烧“田鸡”。一阵狼吞虎咽后碗里的美味已经一扫而光。看着孩子们安然的入睡，心里泛起一丝慰藉。但回头想想又有份自责，爱护青蛙、保护益虫是国家的号召，可自己的行为分明是违背了。无奈中只能为自己开脱：在生存的压力下、在饥饿的驱使下又有多少人坚守了呢？其实，队里的很多人也有过同样的举动，大家都心照不宣。 夏夜，闷热的天气还没退凉，无法入睡，一家人围座在院坝里，母亲用蒲扇为孩子们驱赶着蚊虫。无聊的时光慢慢消散，孩子们提出要去门前的沟里去钓夜鱼，母亲拿出丈夫探亲时买来的钓具，穿上蚯蚓，来到门前的桥上钓鱼玩。去后不久孩子开心的跑回来，鱼钩上还勾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父亲赶忙叫孩子到煤油灯下去取鱼钩，孩子刚蹲下只听到一声尖叫，我凑上去才发现孩子不小心被鱼扎了，原来这是一条“黄辣丁”，鱼鳍有毒，扎到后会很痛。即使被鱼扎了的手还在痛，依然挡不住收获的快感和诱惑，取下鱼钩上的鱼放到水缸里，再次给鱼钩穿上蚯蚓孩子们又去了河边，过一阵子当孩子开心的跑回来时，又有了收获，就这样孩子们来回的跑着……夜也深了，天气渐凉，当我叫回孩子睡觉他们还意犹未尽不愿回家。 清晨，门前的水稻田里还飘着薄雾，孩子们都提早起床了，分明是昨晚钓鱼收获的快感还未散尽，他们又开始准备鱼竿饵料了。母亲空闲时也要到河边去钓鱼玩，有时四五寸长的鲫鱼，鲤鱼都能钓上来。我家的水缸里随时都有养着钓回来的鱼，当积攒到够一家人享用时，父亲就会做上一顿豆瓣鱼或红烧鱼，一家人又会享受到一顿美味。 秋天来了，收获的季节到了，后山上队里种的花生、桃子、李子已经成熟，队里组织了收摘。刚收摘完毕，老老少少的村民们又返回去了，上的上树、刨的刨地，他们这是在树上寻找漏摘的桃子、李子，在花生地里寻找漏收的花生。那场景好不热闹，每棵树上至少都有两人，看谁眼疾手快，就会有收获。花生地里遍地是人，蹲下埋着头刨着土，好像都在寻找地下的宝藏。当隔得近的两家人刨出了花生往往会是谁刨出的该谁的归属，争得面红耳赤。孩子们终于回家了，手里提着一包刨来的花生，母亲洗净后，烧上水放上盐，做了一顿煮花生，孩子也是第一次尝到煮花生的美味。 冬天里，门前的小溪清澈见底，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河底追逐。孩子们用筲箕盛上饭粒放到水里去逗引小鱼，往往能捞起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儿。 生活的艰苦并没有消磨掉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为了把院子打扮得漂亮，改善居住环境，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到附近砖窑上收集一些废砖头砌阶沿边，然后买上石灰，到窑上运回炭花，把阶沿和院坝都打成三合土，在院坝里安上石桌。说到石桌，它也有一段来历：一天在山上割猪草时发现了一截废水泥电杆，有一尺多长。于是我把它吃力地搬在背篼里一步一挨地背下山，同行的村姑们笑我傻，我说：“我有用场的。”回家后我用水泥卵石做桌墩，把电杆断的不规则的那头嵌进园形的桌墩里，然后在电杆内沿往下插上两根钢筋，把钢筋从平整的上沿弯曲九十度对称着伸向两边，石桌的脚架就完成了。另外又用钢筋水泥在父亲的帮助下做了个桌面，在桌面底部挖两道凹槽，便于今后刚好扣在脚架的两条伸出的钢筋上，使桌面不至于滑动。 接着又在临溪边留一米多宽的过道，砌上一排花台，两头是长方形的里面种花草，中间向里一边是半园形的做水池，里面磊了个石山——那是用砖窑废炭花堆里选中的一块大炭花做成的。烧化的岩浆和着炭渣凝结成一个状如背上驼着一只青蛙的卧狮，安放在水池中栩栩如生，那只“青蛙”好象随时都准备从“狮”背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在石山上种了一棵小柏树，还有一些虎耳草。池中养上了孩子们从小溪里捞上的小鱼。这山，这水，这花，这草还有水里游动的小鱼，给简陋而宁静的小院带来了无限生机，给艰辛的生活带来了几许乐趣。 夏夜里，忙了一天的二老坐在石桌旁，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和蛙鸣，看着孙子们和小猫嘻戏，忘记了一天的劳累和烦恼。父亲免不了哼几句京腔，母亲也喜欢唱歌，最爱唱的是“送别”，但是在文革期间每当她：“送君送到大路上”一出口，我便立即制止她：“别唱、别唱”母亲的歌声便嘎然而止。因为曾有人告诫过：这首歌是歌颂刘少奇的，谁唱这首歌就是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翻案，就是反革命。于是改唱样板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 父母基本上没有大的病痛，这是最大的幸事。孩子们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再到蹒跚学步，进而活蹦乱跳地去上学，其中有我和父母付出的艰辛，但也收获了生活带来了乐趣。下乡后母亲从来不上街，父亲也很难赶集。因为外出必须请假，回来还要销假，太麻烦。但是如果一旦上街爷爷总会给孙子带回惊喜：一包红枣、一把花生，着实让孩子们高兴一阵子。 孩子们六七岁时就跟着我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下水田除杂草，扯稻田里稗子，上山割猪草，田埂上挖土等。让他们从小去体验劳动的辛苦和生活的艰难从而培养毅力。 丈夫虽然远隔千里，但无时不在牵挂着全家，他省吃俭用按时给家里寄回零花钱，我们就靠这些钱来买油买盐，还要积攒一定数量的经费作为年终家里补给生产队的“找社款”。每年春节一放寒假他就搭上那十分拥挤的火车，风尘仆仆往家里赶，还带回节省下来的粮票，以及孩子们很少吃到的水果糖。总之除了工作外一心一意牵挂着这个家。孩子们一年能和父亲相处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全家最喜庆的日子，三代人尽享天伦之乐。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于是全家人又要经受一次别离之苦。每个孩子出生，丈夫都不在家，当初生的孩子第一次见到父亲，从陌生到刚熟悉，探亲假又满了，第二年丈夫回来时孩子又感到陌生了。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乐。 七二年春节过完，丈夫返校时把大儿子带到青海去，培养培养父子感情，体会体会带孩子的苦与乐。后来信上得知孩子在幼儿园染上了“腥红热”但由于孩子先天身体素质好，加上他父亲的精心照料，不久就康复了。 第二年春节大儿子随父亲回了家，开始上小学了，这一年冬天我和姑父带上老二老三又去了青海，一为陪姑父去看看高原风光，看望他老人家的大侄女——我姐姐。二来让两个小孩也和父亲多接触接触，让他们看看父亲工作的地方，开阔眼界。 有一天，接到母亲的来信说大儿子上学时被同学欺负，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带头冲着儿子喊我父亲的名字骂“反革命”，言下之意可想而知。儿子不服两人打了起来，孩子小些打不赢，被对方抓破了脸颊，看着满脸是血痕的孙子哭着跑回家，我母亲心疼死了，带着孩子找家长讨说法去。好在家长还算讲理，代表他儿子向我母亲道歉，并表示他儿子回家后一定好好教育。既然这样，母亲也不再追究了。 第二年春夏之交，我和姑父结束了探亲之行回到家后还能看到儿子脸上的伤印，心痛之余只有好言安慰，谁叫我们生在“反革命”家庭呢？要别人尊重自己只有好好做人，有出息才能让别人瞧得起，说这些七岁的孩子未必会懂，只有教他：“好好读书，老师同学才喜欢你。” 说到读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读好书谈何容易，在那个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苗，不要资产阶级的草”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的年代，成天大搞“批林、批孔”，学校正常秩序被破坏了，老师没有心思教书，学生不认真读书，八九岁的娃娃公然在课堂喊老师“孔老二”。作为家长也无力抵制这种思潮，更不说每天还要忙于生计，自己学了知识不同样无用吗？因此对孩子的学习也没过多的过问，好在孩子不调皮，后来“文革”结束了，儿子小学毕业升中学时，虽然双科才考120分，还名列全校第一，可见当时教学质量之低劣。 七四年，我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本打算到医院去做“人流”，但又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万一是个女孩多可惜。 这个时期已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按规定这个孩子要生下来就必须做“结扎”手术，凭证明才能报上户口。 刚好，这年夏天丈夫参加青海体委组织的十五人“体育工作参观团”赴内地学习取经，先后到过河南、湖南、浙江、广西几省的十几个体育先进城市参观学习。完毕后正值暑假到了，组织就安排丈夫回家休息。为了我和孩子，丈夫利用这个机会到医院做了手术。 九月的一天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很正常，不过是前置胎盘，我也不懂这是啥子意思也不愿追问，总之是不好的情况，但也无大碍，不然医生会告诫的，本来每次生孩子都很顺利，但越生越胆小，所以决定还是到医院保险些。 母亲提前把我送到姑母家住下，果然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就有了动静，大家赶紧起床，母亲准备用品，姑母给我煮了一大碗面并倒上许多生菜油，听老人说吃了这样的面生起来快些，也不知道有什么科学道理，反正每次生孩子前都要吃这样的一大碗面，我忍着痛大口地把面吃完了，就同姑母一道往医院赶。到了医院，见大门紧闭，姑母大声叫开了门，医生忙给我检查，然后说：“还是等我把这盆里的衣服洗完再说吧”。这时，又来了一个产妇，只见她一会儿用桌边顶住腰，一会儿又转身趴在桌上呻呤，看着她那坐立不安的样子，我为自己不出洋相而感到庆幸。 一会儿，我感觉得支持不住了。医生丢下衣服，洗净手，戴上手套，换上白大褂赶紧扶我上产床。这时那个产妇也送上了另一张产床，几乎同一时间两个婴儿一起降生了，一男一女，可惜我又生了一个儿子，重达十一斤。姑母开玩笑说让两个婴儿互相交换。只听那产妇的丈夫说：“我就想要个女儿呢？”原来他已有了两个儿子，也正想生个女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夫妇俩十分高兴。 本来我曾和干妹妹商量过，如果这次我生个女儿就算了，要是儿子她又生女儿（她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就互相交换。然而，因小姑没有孩子丈夫决定把孩子给小姑，恰好干妹妹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我却失约了，不过她也很理解。 孩子生下后我们马上和小姑联系，办好了手续，直接把户口报在小姑名下， 她每月寄十块钱作为孩子生活费，直到四岁孩子该上幼儿园了我才把孩子送到她身边。在离开孩子的那天早上，我很早起床趁孩子还睡着时偷偷地走掉了。在回家的汽车上想到孩子醒来后见不到我将会发生的状况，心里一阵阵发酸但又不得不作此决断。 为此事常常被母亲责怪：“自己的孩子要送给别人，再困难大人过一天孩子过一天，还不照样长大”。我只好向她解释：“小姑又不是外人，我们也不是怕养不起，主要是为了孩子今后作想。我们不能让四个孩子都在农村。”因为在当时“工人”是许多人向往的职业。在孩子两岁刚会说话时，村里人就爱逗他：“小钟长大接哪个班。”孩子就会用稚嫩的声音脱口而出：“接姥子的班。” （这里的人把姑妈叫姥子） 谁知，时过境迁，母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小姑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刚开始才领二百多元的退休费。儿子也下岗了到处打工，对我也存在误解，搞不懂为什么偏要把他给姥子。如果母亲在的话，不定怎样埋怨我哩！可是，当时的确是为孩子的前途作想。为了弥补我们决策的失误，儿子婚后生了个女儿，因经济困难我们把孙女的户口迁来我家，帮他们抚养，从断奶到现在，都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小儿子两口也回到郫县在“西华大学”招了工作，照顾孙女也方便。我老俩口甘心情愿地操劳为儿孙们发挥余热。 |
|
|
|
|
|
2024-02-23
2024-02-21
2024-02-11
2024-01-31
2024-01-30
2024-01-23
2024-01-16
2024-01-12
文化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