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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在地震的日子里 在农村掉东西的事时有发生。小到田里的蔬菜，饲料，柴草，大到家里的鸡鸭，过年的肥猪，乃至耕牛。 我家也发生过好几次失窃，养在家里的鸡、鸭、兔还有那见人就昂头大叫的追着人啄的大白鹅不知怎么没有听见一声叫声就让小偷给逮走了。 为了防止小偷再来光顾，父亲把床搬到养猪那间大磨角去住，将床安在靠桥头的那一边。从那里可以听到从山上下来或从桥上过来的人的动静。 可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哄孩子睡觉去了，父亲也回他屋里去了，当母亲收拾完毕正要关门时，忽然发现对面父亲房里火光闪闪。她冲进磨角一看只见父亲边扯纹帐边用枕巾扑打着床上的烈火……母亲扑过去帮忙，总算扑灭了大火没让火势蔓延。等我闻讯赶来时，火虽灭了父亲的被子却被烧坏了一角，枕头边的皮袄烧了几个大洞，纹帐烧了一大片，没有烧到的地方也扯烂了，父亲手上还烧了几个大泡。庆幸的是火没有窜上房去，如果真酿成了火灾烧毁了自家的房子不说，要是把房东大娘的房子毁了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次火险的起因，原来是父亲有睡前看书的习惯，不知咋的，可能是风把蚊帐吹到煤油灯火焰上引燃的。事后全家人好几天还睡不踏实，做梦都梦见火烧房子，母亲也不让父亲住在磨角里了。 可是后来又发生一件小偷进屋盗窃的事——那是油菜籽收获后的一天，我把自留地和田坎地边栽的油菜籽打下晒干，装在一个米口袋里大概有二三十斤，放在客厅里准备第二天上街去油碾换菜油。 当天晚上半夜起床给孩子把尿，忽然发现厨房门大开着，叫醒了母亲一看堂屋门也打开了。这时父亲也被惊醒，大家仔细查看，发现厨房里的铝锅，铝壶，水瓶及捎有点价值的东西都没了，堂屋里的那袋菜子也不翼而飞。 显然小偷是冲着那袋菜籽而来的，而且多半是熟人。当时除了粮食而外菜油也相当精贵。城里的居民每月计划四两油票，农村人口每年也仅仅分三斤菜油，人们就利用田边地角田坎种些油菜来补充，这下全家人只能靠分配那点油过日子了。 这年的冬天特别冷，川西平原下起了从未见过的大雪。竹子被积雪压断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院子里、压在房子上，按树也冻死了许多，田野里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积雪。一家人只好躲在家里烤火，可是在我家的茅屋里由于密封程度差，风可以从门缝，墙壁空隙，三花挡头吹进来。火烤到前胸后背却是冷的，转过身来烤后背，前胸又凉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干脆拿上锄头去山边挖地，这个办法还不错，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正如古代一个故事里讲的一样“锄头就是皮袄”。 冬季的严寒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元旦后的一天，从有线广播里突然传来使人心酸、压抑的哀乐，播音员用低沉哽咽的声音播放着“周恩来总里于1月8日上午9时57分病故”的讣告，噩耗让人一下惊呆了，片刻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总理啊！为人民辛劳一生鞠躬尽瘁，他的伟大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周恩来——这是一个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光辉名字。 那些年，家家都安有有线广播喇叭，所以乡亲们在同一时间收听到这震惊的消息，人们个个悲痛万分，纷纷聚集在村道院落，缅怀这位伟大的好人，一位真心实意为中国人办好事的公仆。 第二天， “五七干校”主持了总理的悼念活动。灵堂设置在宝光寺的大殿上，周总理的画像镶着黑纱悬挂正中，下面摆满了苍松翠柏，两旁肃立着警卫。哀乐回旋。村民们扶老携幼，佩戴着白花络绎不绝地从四方八方来到这里参加悼念活动。纯朴的老农泪流满面：“敬爱的周总理您咋就这样离开我们了。”仰望总理遗像人们鞠躬再鞠躬，抽噎声，痛哭声充满了整个大厅。总理的去世，人民少了一位贴心人，中央少了一根顶梁柱，这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不幸吧？不久，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天安门悼念总理受到镇压的消息，让我们这些远离首都处在穷乡僻野的人困惑不解。 七月初又传来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中国又失去了又一位襟怀坦荡，功勋卓越，亨有盛誉的老革命家。在动乱的年代，一个又一个革命先躯有的惨遭迫害，有的竭力奋争死而后已，让人感到多么凄凉和心酸啊！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怎么就乱了套，怎能不叫人忧心和焦虑呢？ 政治动荡，大地也在颤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地震恐慌波及全国，成都地区也处在地震的恐慌中。有人在公路上走着走着忽然感觉到电杆在轻微晃动，脚下的地好象在摇，有一天母亲说她上厕所时觉得草棚在晃动。 政府也给出了地震的预报，每天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地震的预防知识，城里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在公园的广场、学校操场中央，凡是远离建筑物的地方都搭起了防震棚。在农村虽说大多住草房，但也不敢在屋子里住，好多人都在院坝里搭棚过夜。 由于我家院坝太窄不够开阔，房屋后又是山崖，门前是一遇下大雨转眼就会变成大河的山溪，找不到一个更保险更安全的地方，最后只有选定紧靠我家房屋北面一小块较平坦的土墩上，该处也是我家日积月累慢慢平整出来作为我家晒场使用，背后紧靠山崖是较缓的斜坡，前面离小溪也较远，相对开阔，并与房屋保持了安全距离。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这里无疑是最好的避难所了。我们安上一间床，上面用晒席盖住作为临时的地震棚。可是，过了这场危险后一想，这避难所着实不够安全，如果真的地震发生后诱发山体塌方，那小小的地震棚肯定避免不了被埋，想起来都可怕。 地震棚搭起了，父亲比较固执，说没有那么凶，他和母亲就还是在屋内住，这或许是因地震棚太小不能容纳一家大小7口入住，父母找的借口把安全留给我和孩子吧。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母亲在灶后烧火，二儿子靠在母亲腿上打瞌睡，我在灶前做饭，突然感觉地摇晃起来，房子也发出嘎嘎的声响，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生地震了，母亲抱起二儿子就往外跑，我带上其它孩子也赶紧往屋外跑……那晚一家人都没再回屋里睡，印象最深的是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后来听说松潘、平武发生7.2级地震，这次的虚惊就是受此影响。 就这样住了半月，地震毕竟没有给当地造成损害，可崭新的一床晒席报废了。而且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对面的一根田坎的成熟了正准备收获的黄豆一夜之间被人拔了个精光，那是正对地震棚视线能清楚地达到的地方，昨夜还有月光怎么就没发现呢？好一田坎喜人的黄豆，真可惜！从不会骂人的母亲气得在田埂上数落着，无非是“哪个这么没良心，一田坎的黄豆一棵也不留！”“真不要脸，都种有庄稼为什么要偷别人的呢？”之类的废话。我心疼得一头倒在床上哭开了，父亲劝回了母亲转来又批评我：“没出息，丢就丢了，哭有什么用。”听了父亲的话，我擦干眼泪扛起锄头，来又到田埂甩开膀子翻挖起来…… 九月九日下午，队上的喇叭里又传来了哀乐声。我心想该不会哪个国家领导人又去世了吧？我肃立在院坝中央，静静地谛听着……播言员那低沉压抑的语调已让我有所猜疑。当念完讣告，果真是中华人民共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了。这突然袭来的噩号我再次被震惊了，这1976年真是太不平凡了。这一年里，三位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又发生了唐山特大地震！今后国家政权到底会掌握在什么样人的手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将如何？这是每个爱国公民所关心和担忧的。 二十五、人间正道 就在这年十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四人帮被粉碎了！”乡下来了电影队，连续放映了有关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覆灭的专题片。人们从中弄清了十年来困惑在心中的事实真象，拨开了迷雾，深刻认识到“四人帮”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人们深切怀念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深切怀念为坚持真理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的以张志新为代表的普通共产党员；同时为我们的党敢于纠正错误及时扭转局面把国家人民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而庆幸欢呼。事实证明只有党的正确领导才可能换得国家的富强与繁荣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小镇的人民也沉浸在无比的欢乐气氛中，城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心中的喜悦。 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在这以后邓小平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结束了“文革”，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的口号，对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一批长期蒙冤受屈的各界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普通干部的冤假错案加以纠正平反。 但是，从这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这两年中，党的工作仍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中央的政策受到干扰，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得不到落实，明摆着父亲作为起义人员，在抗日战争中还立过战功，刚解放时人民政府把他作为统战对象看待，按照党的“既往不咎”的政策，二十年来本不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由于极左路线，五八年把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强加在父亲头上，判处“管制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从此含冤受屈，低头做人，我们家属也受到牵连，深受其害，是该平反的时候了。 正当全家人满怀希望，翘首等待“平反”的佳音到来之际，队上个别干部却说：“李炎要想平反？不可能”。听了他的滥调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他不相信党的政策，没认清形势还是指我们没有和他搞好关系而从中作梗呢？ 记得那是前两年的事：一个秋收后农闲的一天，父亲请了假背上自己种的高粱和从谷田里捋的稗子，带上酒瓶去城里换酒。去了一整天黄昏时分才见他背着空瓶子回来了。我问他：“您换的酒呢？”他说：“喝完了”我说：“您一人能喝完两三斤酒？”于是父亲接着讲了在街上换酒的经过，原来父亲换了酒在街上遇到了队上几个干部和社员，他们看了父亲的酒就约他到饭馆里去把几斤酒全喝光了。听完父亲的讲述我心里好笑，他们当干部的平常立场坚定这时怎么就不怕群众说被反革命拉拢腐蚀呢？父亲从来就尊重干部、惟命是从、接受教育、认真改造，但从不做拉关系行贿赂之事。 父亲的问题悬而未决，可我的工作却有了眉目。一天，镇上把全体知青召集回城开会，传达知青返城的政策。愿意留在农村的也可以（当时有好多知青与农村青年组成了家庭），要回城的，父母有单位的可以接班，自己能找到接收单位的更好，不然就由居委会安排街道服务行业。然后进行登记、填表，按自己意愿提出要求。鉴于我全家都在乡下，父亲的问题还未落实，工作也不好找，本来有一个亲戚帮好些个知青解决了工作问题，但我和父亲一样从来不会拉关系、送礼，人家是不会帮我的，我决定暂时不返城，等等再说，实在不行就到丈夫那儿去。 “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轨，邓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提出“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议。”在乡上一位老书记的推荐下，七七年九月我应聘来到本村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虽说当时民师的待遇很低，每月8元钱的津贴，年终能评上三百个左右的劳动日，比起一般社员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何况当教师能发挥我的潜力，把知识奉献给农村的孩子们，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 这时丈夫写信来说他们单位按政策报请当地公安局，同意把全家户口从农村迁去。但我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父亲还没落实政策，我也暂时有了一个较理想的工作，所以决定不迁户口，安下心来搞好工作。 当了民师每天上班虽然够紧张的，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唯一牵挂的是父亲的问题。而且“文革”已结束快两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农村还在继续，父亲在政治上仍然受到责难。 一天放了晚学，批改完作业我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从公路上下山刚走上小道，在夕阳余辉中迎面走来对门院里的么婶，她着急地说：“哎呀！大姐还不快去保管室看看，你又把你老汉儿整惨了！” 一听她这个“又”字，我脑海里立刻把不久前收大春发生的一件事联系起来：那时公社下令为了颗粒还家，各生产队的社员在收割时必须带上簸箕，割下的稻谷要一蓬蓬放在簸箕里，负责打谷子的人就从簸箕里取。 那天上午父亲出工后按要求又返回家取簸箕。刚好我已经用簸箕盛上海椒晒在葡萄架上了。我一时拣懒顺手递给父亲一个装孩子的大摇蓝，扯了一条孩子的背带铺在里面，反正达到不让谷粒掉在地上为目的，谁知这件事竟让父亲又受到一次批判，说他故意和干部唱反调，破坏农业学大寨。 今天又是什么事呢？我顾不得回家吃晚饭直奔保管室，只见父亲和队上的两个“坏份子”站在晒场中央，一打听，原来是说我家自留地栽的油菜秧是生产队大田里扯的，是“坏分子”故意损害集体利益。 平时这类事情比比皆是，我都看不惯，比如：偷割队上的苕藤子呀，扯集体的萝卜呀，队上育的油菜苗集体还没栽，有人就去拣好的扯来栽自己的自留地。我常常教育孩子们割猪草要老老实实地割，不要去沾集体的东西。凭自己的觉悟我决不会去干这种事。 那么，我种的油菜秧又是哪里来的呢？那是家住山上学校附近一民办教师自己育的苗，栽不完送给我半背。我把这个情况向干部社员当场讲明后并请他们去实地查看，把种下的菜苗扯来看看，如果根部带的黄土就是山上的，如果是黑土便是队上的。于是队长派了两个人去看，回来后说菜秧根部带黄土，的确不是从坝头集体田地里扯的，看来真象已经大白没有问题了。可是又有干部说：“就算你没扯队上的菜秧，但你种的沟边那块地是你自发开出的荒地，乱占公家的地也不行还是不能种！” 听他这样说无非给自己找台阶，开点沟边河沿荒地的大有人在，我才不管，第二天我又把拔起来的菜苗拣来重新栽上，可谁也没说什么，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这类事过去经常发生，还记得一次，那是在“反击右倾案翻风”运动中，队上下来工作组，在一次大会上，一个从五七干校来的工作组组长针对父亲发话了。他说：“李炎是历史反革命，可是生产队每年还要给他减免部分补社款，不是让反革命继续剥削贫下中农的血汗吗？李炎必须把减免的钱款退出来！”他的号召没有唤起多大的反映，我可沉不住气了，稍为冷静一下，我用平和的语气要求发言。我说：“组长同志，你刚下来可能不了解情况，事实并非你说的那样，我父亲到生产队是军管会安排的，本来我是不同意，我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这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大干部、社员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关心我，支持照顾我，使我非常感激，并且父亲认真接受改造积极出工，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他挣的劳动报酬足够分回他的口粮。队上减免那部份不是针对他的，那是党和人民以及贫下中农对知青对祖国下一代关怀的体现。怎么能说贫下中农敌我不分对反革命实施仁慈与恩惠呢？”听完我的话，这位组长再没有说什么了。 我坚信我们的党既然能从危难中解救了人民，挽救了革命，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颁布的政策迟早会一一落实，父亲的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现在贫下中信任我把孩子交给我，我决不辜负党和人们的重托，一定要搞好工作教好学生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乡村教师。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结束了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看来父亲的平反已经为时不远了。 二十六、三喜临门 在希望和等待中我们迎来了1979年的春天。父亲的问题暂时没有消息，可喜的是我的工作问题却有了进展，转民办为公办教师有了希望。 这天，接到了教委下达的在全县民师里招考十八名公办教师的通知，乡中心校帮我报了名，村小也支持我参加考试。参考条件是：一、吃国家供应粮的民办教师。二、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民师，我是符合第二条的，于是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就抓紧时间把丢了的书本找出来复习，一共只考三科：语文、数学、政治。我教学的是小学语文，经常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因此问题不大。政治方面主要是结合时事，范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也没什么问题，主要难在数学，因为丢开书本快二十年了，好多数学公式，定律都搞忘了，甚至连解题的格式都记不准确了，又怕现在的要求与过去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信心还是有的，因为参加考试的两三百人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大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民师，即使有少数年轻民师，那都是在“文革”中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的中学生。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应考时间到了，十多个考室里坐的大部分是我们这些老考生，考试开始后时间才近一半，好些考生就放弃了离开了考场，我暗自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竭尽全力决不放弃，把握这次机会。” 三科考完后感觉还不错，最理想的当然是语文，特别是作文我非常自信，其次是政治，最差的是数学，但最难的一道方程题解我做对了，仅这一题就是24分。总的说来把握较大，就安心在学校等消息吧！ 就在这时我的同窗好友，就是那位在我失学时为我背回书包的女生王正碧找到我说：“你怎么规规矩矩在家里坐倒等，人家好多人都到县上去跑关系，找门路，你也不去走访走访，至少让领导了解你的情况，不要到时候上了线也被别人挤下来。” 涉事不深，思想单纯的我一听这话颇有道理，但是我的弱点是有求于人时不善言辞、羞于启齿，特别是在领导面前，这使我犹豫不决，要不是好友的再三鼓励和催促我是不会前往的。 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不辜负好友的劝说我终于鼓足勇气，在一个早上顾不得吃早饭，骑上自行车到镇上去赶早班车，到了县城人们还没有上班，我找到了当时主管人事的教育局长家，开门见山地讲了我的处境和来意。谈到由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牵连时不免伤感落泪。谁料这位局长非但不同情反而插话说：“你这样说是共产党虐待你了？”听了他的指责，我出乎意料，在当时好多报纸上都有文章公开承认过去那些年的左倾错误，承认亏待了一部分人，难道我不就正是这样一类的受害人吗？失学，失业，失去美好青春，难道是公平合理的吗？我按捺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向局长说明：“我今天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向领导讨个说法，这也不关您的事，我也不是想受到什么特殊优待，而是让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在考试问题上如果我分数上了线，别把我挤下来；如果没有上那没有什么说的按政策办事。”说完，我谢绝了领导留我吃早饭的好意，如释重负转身出门赶车回校上课去了。 几天后考试成绩单下来了，那是我们中心校校长在教师集中学习会上给我的，他告诉我上了体验线，成绩是前几名，表示向我祝贺。他把这个好消息向老师们通报，鼓励全体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勉励民师积极争取在今后的机会中考取转正。 这天，全县十八名上线的民师到县医院参加体检。看着这些三四十岁的人中年才找到工作，医生们都十分同情。体验结果是全部合格。于是将近四十岁的我在人生坐标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事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决心要履行好我在参考作文试卷上的承诺：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贡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报答党对我的关怀，报答第二故乡养育我和我的孩子的贫下中农，一定要把他们的孩子教好。 也就是这一年又一喜讯从远方传来。我丈夫要从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西北高原调回我的家乡了。那是七八年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看了青海省省委组织部关于高原工作多年的一批内地支边干部不同程度患了高原病要求内调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召开了全国各省组织部长会议，调查、讨论了这个报告，并批准了报告，要求内地相关省市妥善作好安置工作。 我丈夫也向学校提出内调请求，开始学校不同意，自治州体委也竭力挽留，提出建议把我调去青海，因为我丈夫是自治州业余体校的教练，常常带队参加省级足球比赛屡次获奖，成绩卓著，他还取得田径，篮球国家二级裁判，排球国家三级裁判员资格，在学校是体育研究组长、教学骨干，所以都不愿放他走。但是丈夫谢绝了挽留，领导也考虑到多年两地分居一直未给我们解决，终于批准了丈夫的申请。 对于“内调”，中央和省市自治州以及内地相关地区均十分重视。青海省动用了大批人力到内地和内调人员的家乡联系落实安置工作。经济上也给予优惠政策，每人配给半方木料，提前发给三个月工资，旅途费用一律报销。总之“一定要安置好”这些曾经为高原的发展建设付出了青春的同志的工作和生活。 历时两年，从青海调回的两千多人都安置得很满意，光四川就回来二百多人。临行前两天，学校为我丈夫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州体委全体干部也到会参加。大会上体委主任和校长代表单位发言，对丈夫的工作加以肯定，对他的离开表示婉惜，祝贺他到内地身体健康工作更出色。 十二月二十五日，学校派人把丈夫从自治州送到西宁火车站，帮助托运行李，为了省钱丈夫把配给的木料让给了别人，仅带回了按规定处理给他的自己寝室里所有的旧家具，经过四天两夜的旅途劳顿回到成都，回到了小山村，结束了十三年的分居生活，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也就在十二月的一天，父亲的平反通知书也下达了，捧着那一纸名为“刑事判决书法更（79）字第128号”的判决书，看着那包括“原判不当，撤销1958年12月15日的判决”对我父亲按起义人员对待的文字内容，父亲老泪盈眶，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顶“反革命”帽子终归不会戴到棺材里去了。 还是这个十二月里，我办理了转正手续正式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原来寒气袭人的严冬，三桩喜事同时降临，简陋的农家小院如沐春风。 难忘的1979，可喜可贺的十二月。这个十二月好象与我父亲有难解之缘，他过去起义是1949年12月，判刑是1958年12月，现在平反也是12月。后来去世是1982年12月，可那却是个悲哀的十二月了。这是天意还是巧合谁也说不清。 父亲平反后政府在他下乡前的工作单位——修建社办了退休手续，每月领取二十八元退休费。本来在前两年平反的“右派分子”和其它人都多少补发了工资，但到父亲平反时，由于国家经费困难就没有了这笔开支，对此父亲没有丝毫怨言，只要不戴“帽子”他就心满意足了。 落实政策后，全家户口都转入城镇，但由于一时还找不到住房，就暂时还住在乡下。 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一家老小扬眉吐气，父亲更是精神焕发。这天父亲一时心血来潮，竟提出要骑我的自行车上街溜达。此言一出可把我和母亲吓坏了。母亲说：“你几十年没骑过自行车，不怕摔跟斗？”父亲不以为然笑着答道：“想当年在大上海繁华的闹市上我都随便骑，这么宽的马路不在话下。”我接着劝说：“那是你年青的时候现在已七十多岁了，你不怕我们还担心哩！”父亲坚持要骑我们也不好扫他的兴，只好叮嘱他小心别摔着，让他把车推走了。 我和母亲放心不下，于是爬上山坡站在高处翘首远望，目送他吃力地上了车，歪歪扭扭几下后，端正了“龙头”径直地把车骑走了我们才下山。母女俩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牵挂着，深怕父亲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到路边的电站河里去。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盼到父亲平安归来，两颗悬着的心才落定下来。父亲向我们讲述了他的骑车经过和感受：“人老了，骨头关节僵硬了，果然不如从前，好不容易上了车，小心翼翼把住龙头终于到了镇上，可是怎么也下不了车，没办法最后瞄准一根电杆，抱住它才下了车，又费好大的劲才把车骑回来，最后只得把车弄倒才下了车。”听了父亲的艰难骑车之旅从此再也不让他去冒险了，父亲也没敢再提骑车的要求，看来年龄不饶人，不服气不行。 八O年经大队同意我们把家搬到山上学校去住。那是一幢两屋楼的红砖校舍，是七五年建设“五七干校”，便拆了原是学校的宝光寺建设偿还给大队作校舍的。校舍上下共有十四间大教室，还有数间小办公室和寝室，在当时算是够气派的农村小学校了。学校里大多是民办教师，多住在家里，空房子有的是，我们搬进去住在二楼的一端大小三间寝室，在过道尽头隔了个厨房，即使这样学校还空着三四间大教室和好几间小屋子。 我把山下原来住的地方让给了一个丈夫去世多年，独自带大四个孩子的农妇，她是生产队的照顾对象。多年来凭自己辛勤劳动：做工分，养母猪，起早睡晚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了，现在孩子该成家了，住房就显得紧张。我对他十分同情和佩服，因此把队上给我修的房子送给她，生产队也没意见。至于我自己修的那两间房子他一定要付钱我就让他分几次给了一百多元钱，房子分给他大儿子住。 三十八个春秋的坎坷历程算是告个段落，我和我们伟大祖国一起步入了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一参加工作我就担任毕业班的语文教学，外加上高年级音乐课，每周一共24节课，还兼班主任。工作量大、任务重，但精神上却是从来未有过的充实和乐观。由于没有教学经验，面对一门新的课题我必须虚心向老教师学习，认真钻研教育理论，深钻教材教法，努力学习心理学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由于住在学校里成天与学生接触，有利于教育教学，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提高，没有后顾之忧轻装上阵，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在教学，教育中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语文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的尝试，按照“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努力端正教学思想，注重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启发学生思维，开辟第二课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特别抓了“作文”这项教学上的薄弱环节，带学生走出课堂、观察大自然观察生活，进行丰富的课外活动：开故事会、读报课、用课文编剧让学生表演等寓语言文字教学于活动中，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了思维，提高了作文能力。原来对作文产生畏惧心理的学生也喜欢作文了。我坚持当面给学生批改作文，那怕占据了很多时间，这样更提高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人人主动来老师面前修改自己的作文，经过反复修改，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学生劲头更大了，作文成绩明显上升。有的作品被选进了县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在思想教育方面，遵循“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原则耐心教育学生，从而达到学风正、班风好的标准受到家长的信赖和学生的尊敬，实践了自己对贫下中农的承诺。 二十七、战胜病魔 我的工作一步步走向顺利，父亲在政治地位上也有了新的提高，这年十月他当选了县政协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郫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此父亲更加老当益壮，信心十足常常步行十里上街参加会议，撰写材料，满怀激情投入到祖国四化大业中去。 一天，父亲接到通知，到镇上去参加县政协分区会议，中午进餐时，同桌的委员们突然发现父亲手里的筷子掉了，嘴也歪了，口水直流，眼看身子就要倾倒。于是大家赶紧丢下饭碗七手八脚把父亲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确定是高血压诱发脑溢血，因枪救及时父亲暂时脱离了危险。在中学上课的丈夫首先得到消息，安顿好父亲后马上骑车来乡下通知我。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恶讯，我和母亲焦急万分。从来没有发现父亲有高血压的症状，因为他人又不胖，在艰苦的那些年也难有过头痛脑热什么的，只得过一次“胃出血”经过医治很快就痊愈了。七十岁左右的人每天和大家一道参加劳动，爬坡上坎从未感到体力不支，从不叫苦叫累。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一天上街赶场，一位拖拉机师傅好心搭他回家，父亲刚坐下拖拉机就发动了，由于惯性作用，父亲一个倒栽葱从车上翻下来，可是在目击者惊魂未定之时，父亲却稳稳当当地站在拖拉机旁。吓坏了的拖拉机手把父亲扶上车，让他坐定了后叮嘱了一番才慢慢启动机器，小心开走了。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父亲都毫发未损，更不用说“中风”。而在严寒过去，美好的未来才刚开始的今天，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受到病魔的袭击，怎么不让人感到意外和悲切呢？ 我让丈夫先回医院照料，自己安排好家里的事和学校的工作后赶到医院。只见处在昏睡中的父亲满面红光，鼾声阵阵但就是叫不应。在以后的几天中我和丈夫轮流守护，白天，丈夫上了课就去医院看护；晚上，我一下班就驱车进城在父亲病床前陪护。 五天后父亲终于醒过来了，可是左半身却失去了活动能力。取了吊针后倔强的父亲坚持要下床，我和丈夫说服不了他试图扶他起来，被医生发现了遭到一顿狠狠的批评。 后来，姐姐夫妇闻讯从青海赶回来，大家商量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还是回家休养，于是我们借了一辆架子车，铺上棉被让父亲躺下推的推拉的拉，把父亲接回学校。 几天后，父亲当兵时的同事也因落实了政策得到解放，一高兴想起了许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两人邀约上兴致勃勃地从成都赶来，想约父亲一块去青城山开心开心。谁知到了我家见到的故人是半身不遂，无法同行。六目相视百感交集，千言万语道不完的衷肠。最后两位伯伯无心去游玩扫兴而归。回到成都后他们找到我母亲娘家的一位么姑的爱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名中医，因年事太高不便走动，就按二位伯伯介绍的病情开了一张药单寄来。就是这付神奇的方子，把父亲从病床上振救起来。父亲连吃三剂奇迹出现了：手脚能活动了，左边身子也不僵硬了，躺了一个多月的父亲下地走动了。 大病初愈的父亲不甘寂寞，又开始了他的工作，按时参加政协组织的会议、学习、写“镇誌”等从不缺席。 八一年镇上给父亲找了一套三居室的平房，就在西门外的马路边，我每天上班也很方便，不用穿城区，一出家门就上了去学校的公路。 两个大孩子已在城里上中学，只有老三小学还没毕业，因此每天我就载着他骑车往返在学校与家之间。 有人问既然你们家都搬到街上，为什么不申请调回城里教书，免得每天来回跑，我感谢人们的好意，借口自己不想麻烦，又要写申请又要去求人，每天跑的人也不只我一个，其实与第二故乡的感情难舍，不愿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才是我的真实想法。 从六四年到八一年我在农村生活了十七个年头，耗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养活过我家三代人。这里的父老乡亲与我休戚与共，渡过了那艰苦的动乱年代，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勤劳俭朴，善良纯洁，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别林斯基说过：“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对这句名言我深有体会。我要把有生的年华和埋没多年的聪明才智全部奉献给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下一代。 虽然每天在路上要耗费我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仍然一如既往早出晚归，从不迟到早退，家里交给父母和丈夫，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 母亲上街后也闲不住，她很难出门，除了料理家务外为了替我们增加收入就用姐姐每月负担她的十块钱买些小鸡，小鸭来喂。可是城里不比农村，地方窄放不开，河沟又隔着一道公路，赶鸭子下河很不方便，又怕小鸭丢失，曾经就丢失过三只下蛋的母鸭。小鸭天生就是要在水里放的，关在笼子里，混身羽毛不但没光泽而且粘在一起还散发着腥味，三天两头发生病死现象，小院的环境也污染了。我怕邻居不满劝母亲不要喂了，停止这劳命伤财的买卖，可母亲就是不听，母女俩常为这事闹得不愉快，好在邻居们都是下乡返城的老知青，对母亲的作为十分理解，从不抱怨。 由于多年的劳累和思想压抑，母亲的性格逐渐变得孤僻，特别不愿去会见原来的好友，即使生病了也不上医院，我只好请医生上家里来诊断。由于生活的重压原本高挑，清秀，端庄，娴淑的母亲现在背也驼了，脸也黄了还布满了皱纹，头发也花白了。有一次在街上偶然遇到了一位姓马的老教师，见了母亲现在的形象十分吃惊，背着母亲她对我说：“想当年你母亲是多漂亮的一个人啊！你父亲从部队把她带回来时，小镇上谁不夸你祖母有福气，娶了个象画儿上一样好看的儿媳妇，想不到现在磨成这个样子，真是遭罪。”听了这番话，我想这可能是母亲不愿见故人的原因吧！ 后来，母亲自己对饲养小动物失去了信心。不光是花光了姐姐每月给她寄来的十块钱，那可是父亲落实政策后在表姐的积极争取下好不容易得来的。为了买饲料还常常叫我拿钱补贴，一分钱没赚到，还要面临那些小鸡小鸭死去的可怜惨象。母亲终于放弃了这项操劳后重操旧业，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打打毛衣，给我绣绣床单枕套之类的用品，混个时间。 为了让二老消遣，我和丈夫精打细算总算凑足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的款项，去县广播站买回来让父母空闲时间守在电视机前打发日子。 那时丈夫每月工资60元，我只有30多点，加上父亲每月交的10元钱，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勉强能维持。有趣而可气的是父亲每月领到工资或粮票后老是被扒手光顾。因为他的钱、粮票都揣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大概是小偷欺负他老眼昏花手脚不灵，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吧。掉了东西父亲不生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都不把钱看得那样重。 父亲的性格坚强，与母亲不同的是好动、豁达、不卑不亢。战胜病魔后的父亲尽管左脚不十分方便，走路时抬不高，脚底和地面发生摩擦，但仍然爱走动。每天早上他是全家人中第一个起床的，在街上或城郊转一圈后回来吃早饭。星期天谁想睡个懒觉都不行，父亲转了回来煮好饭就大声地叫每个人的名字“起来，吃饭了”的声音全院乃至临近的院子都能听见。 每天傍晚我下班归来，自行车骑到城郊结合处，第一眼就会看到父亲那高高的身影，慈祥的笑容，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到时候就站在镇口接我和他的孙子。 父亲喜欢唱京戏，也喜欢看川剧。一段时间镇上组建了小川剧团在文化馆里演出，父亲常常去观看。有一天晚上，时钟已敲过12点父亲还没回家，我和母亲不放心于是我披上衣服走出家门，站在街尾焦急等待。微弱的路灯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四周一片寂静。等啊等啊忽然从街头传来“嚓、嚓、嚓……”的鞋底摩擦地面那熟悉的声音，我急忙迎上去把老人家接回去，免不了叮嘱一番，让他今后注意别看得太晚，别叫全家人担心。 二十八、父母相继而终 看见父亲身体恢复得很快，红光满面，神秋奕奕，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1982年12月25日这天父亲过了七十七岁生日不久就再次倒下去，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是个寒冷的大雪天，早上到处覆盖着积雪，一片银色的世界。母亲还没起床，父亲也破例躺在床上，我煮好早饭把饭菜端到二老床前，他们在两间对面安的床上一起吃早饭。我们上的上班，上的上学去了。 中午我得到消息，说父亲病犯了，不行了。我赶忙给学校请了家回到家里。 见父亲躺在床上，嘴里发出鼾声，但已经没有了意识，奄奄一息。人们说不能搬动，找来医生也无济于事，就这样父亲慢慢停止了呼吸，象睡着一样，安祥地躺在床上。 我向邻居打听情况，听说我走后不久，父亲在去离家不远茶馆打水的路上，倒在中途的一个铺门前，店铺的老板吓坏了，赶紧把他背回家，然后应母亲的请求去中学通知我丈夫，我丈夫见父亲不行了，赶紧托人到学校通知了我。 父亲突然病逝让我悲痛不已，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本来上次知道父亲有高血压病，就常常在家里备了医生开的降压药，叮嘱父亲每天按时服用。由于每天早出晚归就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按时服用没有。平时也没发现什么症状。父亲喜欢喝酒，但是自从得病后这一点我们是密切控制住的。连前几天过生日也没让他喝酒。啊？是不是父亲偷偷喝过酒了？想到这里我忽然连想到昨晚的状况有些异常： 吃过晚饭我在外屋辅导孩子作业，丈夫去了学校，父亲在床上休息，母亲在里屋看电视，好像是一出戏曲片里哭灵的悲切唱段声从屋里传出，我也没有在意。可是一向平和的父亲突然大发脾气，母亲又坚持看，我只好劝母亲把音量开小些。还听见父亲说：“哭！哭！我死了你们慢慢哭” 。现在想来十分后悔，父亲的红光满面是不是就是血压升高的显现，昨晚的大发脾气是不是发病前心情烦燥。一定是发病的前兆，听发现我父亲倒下的店铺老板讲，父亲倒下时，手里只捏着一个温水瓶盖，却不见温水瓶。父亲是像平常一样去茶馆打水的，打完水却只拿走瓶盖，证明他已经神志有些恍惚了。都怪自己一时疏忽！如果当时心细点，问问父亲哪里不舒服，或送他到医院检查就会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真是后悔莫及。 我含着眼泪为父亲换好衣服，取下那间丈夫从青海带回的活佛床榻的栏杆，放在外屋中央让父亲的遗体安放在上面，四周摆满了青翠的松柏和我亲手扎的白花。看着父亲安祥的面容我想他一定是为了终于实现了他那刻骨铭心，梦寐以求的愿望而瞑目了。为此全家人在万分悲痛中仿佛有一丝安慰。 按父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没有给他的单位添麻烦 ，没出讣告，没有开追悼会，只接受了政协和他们单位送来的花圈，领了两百元抚恤金，父亲的遗体在家里放了三天后送去火化。骨灰盒就一直存放在家里。 因为情况突然家在青海的姐姐最终没有赶回来，一切后事都是我和丈夫在姑父母的帮助下简单操办的。 父亲勤劳、正直、刚强、英武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物质财富上可以说没有留下一分一文，他的崇高品质和谆谆教诲将使我永远铭记、终生受益、世代相传。每当怀念父亲时我都会想起并哼唱“红灯记”中铁梅的那段唱腔:爹爹给我无价宝。以寄托我的哀思。 大约在父亲逝世几个月后，一天镇上通知我去政府礼堂开会，走进会场一看全是些老人，就我一个女的。会上讲些什么我根本没听进去，一直沉浸在对亡父的思念和悲哀中，会后发给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颁发的“起义人员证明书”大概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来发这个红本本的。捧着它我不禁热泪盈眶，父亲啊！你为什么不多活几年，半生戎马、一世辛劳，正当好日子才开头，您却离我而去，拿着这个红本本又有什么用嘛！ 回家后，我把证明书交给母亲，母女俩不免又一次伤感。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当年的镇武装部长，他说关于抄家一事代表政府向我道歉，说抄走的东西均失散和损坏，问我值多少钱按政策将给我以赔偿。当时，我说具体有些什么东西我也记不清了，关于首饰之类的东西我从不佩戴只觉得好玩、好看。就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也不羡慕那些金戒指、金项链这类的饰物。至于像册、瓷像这些东西对别人来说一文不值，对我说来就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永恒的纪念。记忆犹新的是像册里有我父母的半身结婚照。父亲身着军装，腰扎武装带。母亲穿着布料素色旗袍，一个英姿勃勃，一个端庄秀丽，最突出的是那两双大眼睛非常相象。那条镶银边的瓷像鸡心项链也就取材于这张照片。 祖母的瓷像是父亲在景德镇特意为慈母烧制的，那可是出自名画家和能工巧匠之手的杰作。 这些东西是我家的家珍至宝，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最后我拒绝了赔款，一分钱也没要。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看来，当时我好象很傻，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我就是这样做了，现在也不后悔。 又过了半年母亲身体越来越不行，因肺气肿常常出现心力衰竭，住了好几次医院，最后一次医生说母亲的肺部肿得氧气都进不去了，给她安上氧气枕她又喊“受不了！”硬叫拔掉。大便也排不出，用肥皂塞也不管用，我只好用手给她掏，医生尽全力也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最终于1983年11月25日与世长辞了。离父亲去世刚好十一个月。 在母亲病重时，我问她要不要叫姐姐回来，她说不用，只是不断地念叨姐姐的二儿子，那是母亲从满月一手带到六岁的最疼爱的孙子。由于没好好读书连初中都没有毕业，是母亲最放心不下的人。让我最感到遗憾的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天，邻居给我送来了已经在附近一个药店放了几天的信，原来就是这个孩子写给我母亲的，来信向外婆报喜说他参军了，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婆婆，我今天已穿上了军装，明天就要到部队去了，所以今天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高兴，激动得想哭，高兴得想跳，想跳到你老身边吻一吻您那满是皱纹的脸，和那劳累了一辈子的手。婆婆我再一次感谢您，感谢您为我们一代一代费尽了心血。” 信中还提到外爷对他的教诲和未能见老人最后一面的遗憾，以及对我给予的抚育和关怀表示感谢。 看完侄儿的信我为孩子的出息而欣慰，同时为母亲没有听到好消息，没有听见她唯一牵挂的孙子发自内心的话语而感到婉惜，如果来信早一天送到母亲手里对老人将是何等的安慰，而不是带着牵挂离开人世，母亲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母亲去世时才60多岁，她的一生就是为下一代操劳才患上这不治之症，在农村是她照顾着我的四个孩子外加姐姐的二儿子，每天晚上要哄着孩子们孩子睡觉，后还要洗衣、缝补衣服、收拾家务，经常干到凌晨1-2点钟才休息，因为她对孩子们无微不至关怀，孩子们与她的感情最深，许多年过后孩子们成家立业了经常还忆起童年时与婆婆一起的往事。 母亲去世后，姐姐回来了，面对二老的两盒骨灰痛心疾首，姐妹俩合作写了长长的悼词，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型而隆重的悼念仪式。 哀乐声中，父母一世的坎坷经历使在场的亲友无不动容。父母高尚品德无不让人称颂和敬佩。作为子孙我们将以他们为榜样，循着长辈的足迹献身四化报效国家。 父母的骨灰盒一直供奉在家里，母亲去世前中学已给我们分得了三室一厅的楼房，但还在粉刷中，我们为父母一生都没住过象样的房子而内疚，因此搬迁时也把二老的骨灰盒请到新房子里去，让他们多陪陪我享受享受，待条件成熟了一定让二老入土为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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